所有的情节（任何一个情节的设置）

所有的情节（任何一个情节的设置）对于小说家而言，生活趣事、精巧思考，两者必不可少，相得益彰。韩石山以自己的经历举例：“好多年前，我病了一场，有人在外面说这说那，好些人觉得，我应当为自己辩解，我也确实有这个想法。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怕了，我笑笑说：‘我不能给他们的后人留下祖上曾有过跟韩某人交手的家族荣誉。’”为了实现这句话，韩先生好多年没有回应过一个字。“写一对老夫妻一边散步，一边探讨‘榆钱斗斗’？”老伴问。“要是那样写，就把这个好材料‘糟蹋’了。要写，得写成一对男女，避开人来河边幽会，又风流又风雅，就有意思多了。”韩石山回复。为了达到“写自己满意的长篇”之目标，韩石山的准备分两手：一是研究长篇小说的写作艺术。最切实的办法是，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来，若有长篇小说，过后总要买上一本，看看现在的长篇小说有着怎样的新趋势；再就是积蓄材料。爱用毛笔写字的他，特意备了一个宣纸竖格簿子，名为《嘉言懿行录》，好像要记什么好人好事似的，实则

近日，当代著名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韩石山创作的长篇小说《花笺》付梓。

谈及《花笺》的写作历程，韩石山坦言：“几乎是个奇迹，一是突如其来，一是速度之快。”

速度之快怎么讲？翻阅原稿，在第776页末尾有记载：2019年12月12日开笔，2020年4月16日写完。满打满算，不过四个月零几天。“不是我‘英雄’，多半是‘时势’造成的。”韩石山说，开笔才写了两章，疫情来了，小区封闭，五十天未下楼。“也不是一天不停地写呀写，那样肯定持久不了。我的做法是，周一到周五写，周六周日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在互联网时代，韩石山还在“刀耕火种”。“我没有用电脑，是用中性笔，写在16开稿纸的背面，一天下来，也就是五六千字的样子。停笔的时候，以纸面字数算，也就三十五六万字的样子。这样说，好像我的天分多高似的。不是这么回事，说开了也稀松平常。写一部自己满意的长篇，蓄此心志，少说也有二十年了。”韩先生说。

为了达到“写自己满意的长篇”之目标，韩石山的准备分两手：一是研究长篇小说的写作艺术。最切实的办法是，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来，若有长篇小说，过后总要买上一本，看看现在的长篇小说有着怎样的新趋势；再就是积蓄材料。爱用毛笔写字的他，特意备了一个宣纸竖格簿子，名为《嘉言懿行录》，好像要记什么好人好事似的，实则是记生活中遇到的趣事，还有自己的一些精巧的思考。

比如，有一天晚上韩石山在电视上见到费玉清和金星的一个节目，费玉清唱歌，金星伴舞，费唱的是徐志摩的一首诗，名叫《月下待杜鹃不来》。唱词中有两句：“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当时，韩石山没有听清楚，特意翻开徐志摩的诗集看了，觉得“榆钱斗斗”的说法令人费解，是说形状呢，还是说动态，拿捏不准。第二天早上，跟老伴去小区附近的凉水河畔散步，适值春末，韩石山看到路边的榆树上还挂着榆钱，随手捋了一把，展开手心细细察看。老伴说：“你看这心儿鼓鼓的，多像个斗。”“是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里，引用旧诗说‘荷叶田田’，也是说的荷叶的形状。这样的情节，是可以写进小说的。”韩石山说。

“写一对老夫妻一边散步，一边探讨‘榆钱斗斗’？”老伴问。“要是那样写，就把这个好材料‘糟蹋’了。要写，得写成一对男女，避开人来河边幽会，又风流又风雅，就有意思多了。”韩石山回复。

对于小说家而言，生活趣事、精巧思考，两者必不可少，相得益彰。韩石山以自己的经历举例：“好多年前，我病了一场，有人在外面说这说那，好些人觉得，我应当为自己辩解，我也确实有这个想法。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怕了，我笑笑说：‘我不能给他们的后人留下祖上曾有过跟韩某人交手的家族荣誉。’”为了实现这句话，韩先生好多年没有回应过一个字。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皆被韩石山记录下来。时间久了，他的《嘉言懿行录》写了四五本。韩石山曾对老伴说，等写够二百条，就可以动手写长篇小说了。

“机会来得太突然，才写了一百多条，就写起了长篇小说。”韩石山说，这个契机可谓“突如其来”。2019年11月26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赵白生邀韩石山到北大举办讲座，时间是晚七点到九点。韩石山以为来听讲座的全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

不料，韩石山一进教室，遇见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首席编辑姚宏越。韩石山以为姚宏越是来京办事，凑巧赶上讲座。一问才知道，姚宏越是当天上午得到消息，从沈阳坐高铁，专程赶来的。姚宏越此行的目的，是专程请韩石山为出版社写一篇小说。“这种追踪式约稿，在他，已不是第一次了。多年前我去大连开会，他也是闻讯后，从沈阳赶了过去。”韩石山说。

讲座过后，姚宏越与韩石山同行。车上，姚宏越又说，明年无论如何要给一篇小说稿子，且说，只要有上十几万字，就能出一本很漂亮的书。当时，在长篇历史小说《边将》出版后，韩石山还没有再写长篇的打算，只是偶尔会冒出这么个念头。“那天也怪，不知哪根神经抽了筋，叫宏越先生这么一说，竟满口应承下来。”韩石山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2019年12月中旬，韩石山开笔写作。写完时，正是疫情严重时，他不愿意将手稿寄出，便让家人拍照发给出版社。姚宏越是个有心人，见韩石山的手稿是用黑色中性笔，竖行写在稿纸的背面，整整齐齐，很是喜爱，便让印刷厂制作了一套仿线装书，四册一函，每本都是墨蓝封面，左上角的白框上印着韩石山的手迹“花笺”二字。

“作品再好，也只是个粗坯子；精心打磨，尚有赖于姚宏越这个责编，还有于文慧这个校对。”韩石山说，自己看校样时，已是2021年5月。“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校对是男是女，只是从娟秀的铅笔字上，猜出该是个女同志，年龄且不会小了。她这个校对，不光是校对字句，更重要的是，还留意到情节的设置。”

韩石山举例说，在小说中，耳东小姐是如何来到曹竖的东关细木作坊的，前面说是耳东小姐受到当地土豪的欺负，曹先生打抱不平，之后耳东小姐就到了细木作坊。后面又说，耳东小姐是招聘来的，起初曹先生不要，临走见她的长相酷似初恋的情人，才录用她。

“我写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里面不合理的地方。看了两遍，还是老样子。”对此，韩石山心里的解释是，打抱不平是打抱不平，曹先生并未见过耳东小姐本人。最后的校样上，于文慧在旁边批了一句——“前面是英雄救美”。

写长篇小说，韩石山一直秉持的观念是：这是作家与读者智力的较量，也就是作家与读者“斗心眼”。任何一个情节的设置，都不能让读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英雄救美”是个俗透了的情节。于是，他毫不犹豫，将这一段文字全部勾掉。类似的地方，还有两三处。

“应当说，这部作品最后的完成，是作者与编者共同努力的结果。”韩石山说。（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