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开卷文人与种菜（艺术开卷文人与种菜）

艺术开卷文人与种菜（艺术开卷文人与种菜）徐熙以落墨小品画出尘之趣，与北宋初年以赋彩精丽著称的后蜀翰林待诏黄筌齐名，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当时就有谚语“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沈括形容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徐熙的野逸，不是那种荒疏的感觉，而是因为脱去了赋彩重敷的俗气，生发出活泼泼的生命灵意。不过，在黄庭坚眼里，这幅画显然不只是一种写生的趣味，其中凝结着士大夫对个人的修身和天下的安平之间关系的深切理解，这句画跋甚至可以作为宋朝士大夫人生的座右铭。“此色”，菜色也，指饥馑之色。《后汉书》说“尧遭洪水，人无菜色”，意指尧治水有道，百姓无恙。如果说“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表达的就是士大夫的社会使命的话，那么“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却着实有些令人费解。做官者一向被称为“肉食者”，为何士大夫“不可不知”菜味呢？《中庸》言：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知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句话后面朱熹又 说

李溪

在北宋以来的文人画传统中，“菜”这一题材一直受到别样的重视，尤其是元代以来，画菜成为文人画中主流的形式。北宋苏东坡是少有的一位“知菜味”之人，其少年时代在田间的自养生涯，令他一生尤其在颠沛的谪居生活中得以安处。

近期，《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文人的诗里、画里、生活里，琴有真音，亭有真趣，石有真风，砚有真手，古董有真赏，清茶蔬食有真味……“清物”，不只是文人玩赏取用的对象，更是一个点亮人心灵的意义世界。本文节选其中《种菜》一节。

一、最爱天真味

在一般的印象中，重视吃食的人，也便是过日子的世俗人，而文人以笔表达的清高世界似乎离这口腹之想很遥远。然而在北宋以来的文人画传统中，“菜”这一题材一直受到别样的重视，尤其是元代以来，画菜成为文人画中主流的形式。徽宗主持的《宣和画谱》中，已专门设有“蔬果”一门，其中言：“灌园学圃，昔人所请，而早韭晚菘，来禽青李，皆入翰林子墨之美谈，是则蔬果宜有见于丹青也。……诗人多识草木虫鱼之性，而画者其所以豪夺造化，思入妙微，亦诗人之作也。”诗人所识之“性”并非色、形等简单的物理特征，更非单纯为了果腹的生存之需，而是日常之中涤洗尘心，体味生命滋味的法门。（图1）

（图1）许迪 野蔬草虫图扇面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庭坚题南唐画家徐熙的一幅《画菜》曾云：

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徐熙以落墨小品画出尘之趣，与北宋初年以赋彩精丽著称的后蜀翰林待诏黄筌齐名，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当时就有谚语“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沈括形容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徐熙的野逸，不是那种荒疏的感觉，而是因为脱去了赋彩重敷的俗气，生发出活泼泼的生命灵意。不过，在黄庭坚眼里，这幅画显然不只是一种写生的趣味，其中凝结着士大夫对个人的修身和天下的安平之间关系的深切理解，这句画跋甚至可以作为宋朝士大夫人生的座右铭。“此色”，菜色也，指饥馑之色。《后汉书》说“尧遭洪水，人无菜色”，意指尧治水有道，百姓无恙。如果说“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表达的就是士大夫的社会使命的话，那么“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却着实有些令人费解。做官者一向被称为“肉食者”，为何士大夫“不可不知”菜味呢？《中庸》言：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知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句话后面朱熹又 说：“道不可离，人自不察，是以有过不及之弊。”不知味不是由于感官尝不出食物的味道，而是由于离于道而不自知。在中国的士人看来，口味最淡薄的蔬食中，存有的是关于生命之道最悠长的况味。（图2）

（图2）恽寿平 蔬果册八开之三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

在北宋士大夫中，对黄庭坚这句话最有启迪的无疑是苏东坡。东坡一生为民尽心尽力，甚至还有两次出色的抗洪经历。他也是一位“知菜味”之人。这种“养”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苏家在眉州并非豪门大户，仅是有田产的中等之家，后来东坡尝言自己来自“田家”“寒族”。他的母亲程氏夫人出身富贵人家，却“甘此蔬枥”，不求于娘家。元丰元年的春天，东坡在徐州做太守时，看到园中初生之菜，写了一首《春菜》诗，其中有句“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感叹这些菜经历了苦寒的一冬，还如铁甲一样生起。他又不禁想到了蜀地那宜人的气候，说“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黄庭坚与他唱和的《次韵子瞻春菜》也言“北方春蔬嚼冰雪，妍暖思采南山蕨”，还说“万钱自足宰相事，一饭且从吾党说”。黄庭坚自嘲为“吾党”，这一“党”非共同攫利之党，实乃对蔬食同样“知味”之党。甚至在晚年被流放广东时，东坡仍会在诗中回忆：“我昔在田间，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蔓菁。”（《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正是少年时代在田间的这种自养的生涯，令他一生尤其在颠沛的谪居生活中得以安处。宦海沉浮，他又在同诗中感叹“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人到中年，在奔波劳碌之中，失去的不仅仅是不能种菜的生活，还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故乡的“味道”。

（图3）苏轼 寒食帖 绢本（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 寒食帖 绢本（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东坡当然不是天生的只偏好食菜，他被后世称为美食家，且以“东坡肉”而闻名，从不讳言天性喜欢肉。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孔子。孔子和东坡一样爱吃肉，弟子来拜访他，需要专门携带“束脩”，他在齐国听到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然而《论语·述而》言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雍也》中，孔子又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就是周敦颐心中儒学的根基之一——“孔颜乐处”。然而，从“孔颜乐处”两句话中的“亦”和“也”字的语气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全然享受这种口腹清素的生活，但他选择了“道”。《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 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当“肉食”成为一种欲望和身份的象征的时候，一位君子拒绝了用不义的方式对名利的追逐，反过来去通过“节制”来实现“克己复礼” 的泰然之感。

不过，东坡的“知味”并不只是源于对“道”的信仰和对“礼”的恪守，而是作为一位士大夫基于敏达的知觉在颠沛的生涯中逐渐养成的。真正令苏轼开始体尝“菜味”正是在失去了“肉食者”身份的流放生涯中。苏轼写《春菜》的第二年，就因得罪朝中得势的新党诸人而引发“乌台诗案”差点死于狱中，后获恩赐以戴罪之身贬黄州团练副使。他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是“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二首》）。（图3）即使在这种落魄中，他依然想念着家乡的味道。他托眉州的友人元修从家乡寄来二人都非常喜爱的一种豌豆的菜籽，在自己开垦的东坡上随意播撒，因为元修说过“使孔北海见，当复云吾家菜耶”（《元修菜》），他便向当地人介绍这种菜叫“元修菜”。他在给元修的诗中说：

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种之秋雨余，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虫。是时青裙女，采撷何匆匆。烝之复湘之，香色蔚其。点酒下盐豉，缕橙芼姜葱。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春尽苗叶老，耕翻烟雨丛。润随甘泽化，暖作青泥融。始终不我负，力与粪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变儿童。此物独妩媚，终年系余胸。君归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张骞移苜蓿，适用如葵菘。马援载薏苡，罗生等蒿蓬。悬知东坡下，塉卤化千钟。长使齐安民，指此说两翁。（《元修菜》）

他对这种圆圆的豌豆的生长观察得如此细腻，记得刚结骨朵时就像青虫的样子，还记得结豆荚时如同穿着青裙的少女。“此物独妩媚，终年系余胸”，离家二十载，他心里始终怀有对这种菜柔美样子的记忆。他煮菜的方法又如此讲究，要先蒸再湘（烹煮），用酒兑豆豉，再放陈皮丝、姜、葱。在异乡经年的流离中，这家乡的味道育化出一种无限的满足来。

这一年他还发明了一种“骨董羹”，南岳应纯禅师称为“东坡羹”。这种羹不用酱醋，也不用鱼肉五味，而以多种杂菜烹成，东坡说其味有“自然之甘”。来黄州探望他的应纯在即将归庐山之际，向东坡求取这种羹的制法，以分享给山中之人。在《东坡羹颂》的小引中，东坡很详细地讲述了烹饪之法，并写了一首颂偈云：

甘苦尝从极处回，咸酸未必是盐梅。问师此个天真味，根上来么尘上来？

这是一个颇有禅意又语带双关的提问。佛教中有“六根”，又有六根所对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根”是人的本性，而“尘”则是附着在本性上的各种感欲，这些感欲如尘垢一般皆为梦幻泡影，将之祛除后才能澄洗出生命的本来面目。而减少欲望的素食便是洗除尘的法门之一。王维在《戏赠张五弟三首》其三中说“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蔬食可以替人摒除这世情中芜杂的尘垢，使人在这简单中体味到生命的清净无碍。如果从佛理出发，东坡之问的回答似乎应该是，蔬食的天真之味，既不从根上来也不从尘中来，因为“根”和“尘”本来就是空无的。但是，东坡既然有此一问，却又暗示着他并非作此解。此时生活困顿的他，对于朋友送来的豆粥无限感激，写《豆粥》诗云：“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缠心已醉。身心颠倒不自知，更识人间有真味。岂如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正是在这种此身如寄、身心颠倒的状态之中，他的口舌和心灵，都更能够体察到人间的“真味”。受到南宋禅尤其是云门宗的影响，在苏轼眼中，乾坤、大地、微尘、诸佛，同那茅屋、晨烟、鸡鸣、粥熟，皆为世界真实的显现，而自身的根柢就在对这如寄世界的“着处”之中。（图4）

（图4）金农 蔬果花卉图册十六开之二纸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他在晚年再次绝望地被流放至遥远的海南儋州时，黄州时期对“真味”的体会依然陪伴着他。到儋州不久，他借王参军的半亩地来种菜，供养自己和儿子苏过。在为此写的《撷菜》诗序中，他说：“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其诗云：“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在那简陋的小房子里，吃着自家种的蔬菜，却体尝到其中的“味含土膏，气饱风露”，尝到那从大地的尘土中而来的天真之味。他说过“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临江仙·送钱穆父》），这生命的天真之味，恰由此根与尘中孕育而来。他不仅不贪恋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涯，还能在清淡的蔬食中，体会到风物之喜悦；他也并非离世厌俗之人，在这土膏风露中，安享着在世界中生活的滋味。

东坡去世前不久，终于从海南遇赦而归，途中路过韶州，专门为给他做东坡羹的州守狄咸写诗道：“中有芦菔根，尚含晓露清。勿语贵公子，从渠醉膻腥。”（《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在他看来，菜中这含着晨露的清新之味，是那沉醉于腥膻的贵公子很难体会的。他再次作了《菜羹赋》云：

嗟余生之褊迫，如脱兔其何因。殷诗肠之转雷，聊御饿而食陈。无刍豢以适口，荷邻蔬之见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叶与琼根。爨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汤蒙蒙如松风，投糁豆而谐匀。覆陶瓯之穹崇，谢搅触之烦勤。屏醯酱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初耗而釜泣，火增壮而力均。滃嘈杂而麋溃，信净美而甘分。登盘盂而荐之，具匕箸而晨飧。助生肥于玉池，与吾鼎其齐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傅说而策勋。沮彭尸之爽惑，调灶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乐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计余食之几何，固无患于长贫。忘口腹之为累，以不杀而成仁。窃比予于谁欤？葛天氏之遗民。

这篇文字，将一位士大夫的“知味”表达得荡气回肠。在颠沛困顿的生活中，东坡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以平和的心境，用细致的笔触，来描绘如何制作这道“东坡羹”。这烹调的方法，已经摒除了“醯酱之厚味”“椒桂之芳辛”，令其回到一种原真的味道中来。在这菜味之中，他忘记的不仅仅是口腹之累，还有那浮世的繁华美景；就如那上古的遗民，他以虔敬之心体会着上天的馈赠。

二、微物观不足

对平淡天真之味的体察，不只在菜的味道中，更在种菜的生涯中。种菜一事常让人想起《论语》中樊迟问稼的故事，孔子答：“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樊迟因这次提问，被孔子斥为“小人”，因孔子认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皇侃《论语义疏》又解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迟在孔子之门，不请学仁义忠信之道，而学求利之术，故云‘小人’也。”皇侃的意思是，耕田种菜都是为了从土地中获利，君子不应该从事这种活动，而应该求取仁爱之心、圣人之道。不过，孔子对于樊迟的“问圃”，并没有说那是“喻于利”的，而只是说那是“劳力”的。在孔子的时代，贵族出身的人大多是不需要“劳力”的。然而，到了唐代以后，对于无官俸的士人，在田间种地艺圃常常是必需之事。二苏在入仕以前，曾在东京怀远驿旁经营了一块他们称为“南园”的小圃。在那里，他们种了野菊、萱草、牵牛花等，也有葡萄、石榴、芦笋、秋瓜等菜果，还有芎䓖、白芷等草药，当然更不能缺少的是竿竿翠竹。对于苏轼来说，这个小园有别样的意趣。在《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一中他回忆说：

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群彦。嗟汝独何为，闭门观物变。微物岂足观，汝独观不倦。牵牛与葵蓼，采摘入诗卷。吾闻东山傅，置酒携燕婉。富贵未能忘，声色聊自遣。汝今又不然，时节看瓜蔓。怀宝自足珍，艺兰那计畹。吾归于汝处，慎勿嗟岁晚。

这一小园并不单纯是一处自养之所，而是一个在熙熙攘攘的皇都之内闭门“观物之变”的所在。其中的“物”在世人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苏轼却观之不倦。在苏轼的时代，如何“观物”乃是士大夫们所谈论的一个命题，这后来也成为理学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与苏轼同时的儒学家程颢《秋日偶成》诗中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之语，《宋元学案》中还记载他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除去，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他还曾置盆池蓄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苏轼同苏辙咏南园草木，也有这一功利之外的“观物”之趣。只不过，在观物之时，苏轼似乎并没有想到道通天地、风云变态，他所喜观的不是天地“万物”，而是“微”物。

观“微物”同观“万物”有何分别呢？体会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和苏轼“吾归于汝处，慎勿嗟岁晚”这两句诗的差别，便可明了：程颢乃是以“我”作为主体，万物对他而言是一个作为“他者”的“全体”，在此，每一棵草、每一朵花，都是这个全体的宇宙的一分子，人乃万物之理中的静观者。而“万物”是属于四时的，同这四时之中的全体之物一样，人心的道德法则亦作为一个全体而统摄着宇宙。而苏轼所说的“微物”，却并非这“万物”的一部分。当心的关切在于每一个“此物”时，所“观”者乃是生命当下的“此刻”。“此刻”中存在着一个在此的唯一的“汝”。当庄子对惠子说出“吾知之濠上也”的时候，鱼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万物”的一分子，而是此时此地在此与我共在的鱼之乐。宇宙天地作为那个绝对的存在，而万物尽循守于宇宙无情无欲的逻辑，是不可能成为或者容纳眼前这一独特的“汝”的。可以说，唯有面对生命中的“微物”，我们才能够称之为“汝”。“汝”意味着同“我”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也正由于这一“汝”的显现，庄子知道了鱼的乐处，苏轼寻到了他的“归处”。当他在“时节”中看到瓜蔓时，在这极细弱身躯中体会到的是让自我归于“此物”之生命的“汝处”。用现代的话说，便是“我回到你那里去”。

在“汝处”中，无论是眼前的瓜蔓还是自我的生命，都不是永恒的；也由于生命并非永恒，物的此在才显得尤“足珍”。程颢甚至在盆池养鱼时，所念想的依然是“万物”；而苏轼心之所系，就在于眼前。但恐怕也只有作为诗人的他可以“看见”这一缠绕“在时间中”的纤细瓜蔓。苏轼又说东晋名士谢安的隐居生活看似惬意，实际上也并没有忘记富贵，只是以声色生活聊以自慰。而他所选择的是在这小园之中看瓜蔓的生长“时节”。在他看来，正如谢安看不到陶渊明曾看到的那东篱边的小菊，心怀富贵之人也看不到这缓缓生长的瓜蔓。在观物之中沉浸于“物”，才能尽忘富贵和声色而得到在此的安栖。

对此时的苏轼而言，深入于“汝”所获得的安顿并不能完全解除他对生命拘缚于时俗的感慨。在《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二中，他便以一种“常情”的视角写物的盛衰：

荒园无数亩，草木动成林。春阳一以敷，妍丑各自矜。蒲萄虽满架，囷倒不能任。可怜病石榴，花如破红襟。葵花虽粲粲，蒂浅不胜簪。丛蓼晚可喜，轻红随秋深。物生感时节，此理等废兴。飘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

诗中他可怜那生病的石榴花残破的红瓣，感慨葵花虽然灿若明霞，盛开时却花蒂较浅而不能簪于头上，说蓼花夜晚盛开时轻红虽美，但随着秋意渐浓颜色也要加深。“物生感时节，此理等废兴。飘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万物皆难免有兴废，这是一种“常理”，而在时节中对其有所感伤，也是一种“常情”。由于这一生命时间的有限和物之盛衰的必然，草木看起来便陷入了一种“不自由”之中，就如海德格尔笔下的“被抛”状态，苏轼这里的用词是“飘零”。

但从根本上说，这种不自由的感受并不是由于“生命”的有限，而在于人对物的喜恶之情。喜健全而恶残病，喜可用而恶无用，在这种“常情”中的人自然常常感到被盛衰所束缚。于是当苏辙在一首诗中对苏轼说园中杂草比种下的草木生长得还好，苏轼在和诗中说：

种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种丛彗，春种秋可倒。阴阳不择物，美恶随意造。柏生何苦艰，似亦费天巧。天工巧有几，肯尽为汝耗。君看藜与藿，生意常草草。(《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三)

苏轼笑言与其种那百年的苍柏，不如种一岁便长成的丛彗。在阴阳造物者眼中，世间之物无所谓工与巧，也没有美与恶：万物天成，随意而造；草木芸芸，本无所分。以此而观之，似乎比起长时间等待其“成”的苍劲的松柏，那不引发人功利之心的低微的藜藿却常常“生意草草”。在这里，苏轼实际上道出了他一生的一种喻示：他觉得比起那有目的的“成材”，似乎只是做一个最平庸无用的人更能常为自在——这正是他对自己由于超拔才华而人生常有坎坷的感叹。

此时，年轻的二苏对物中所见的年华之逝仍存有一种哀婉之心。不久后，苏辙因种菜久旱不生，又寄诗一首给兄长，苏轼亦和诗。二人的唱和中又提到了“时间”的问题。苏辙诗云：

久种春蔬旱不生，园中汲水乱瓶罂。菘葵经火未出土，僮仆何朝饱食羹？强有人功趋节令，怅无甘雨困耘耕。家居闲暇厌长日，欲看年华上菜茎。（《种菜》）

苏轼和诗云：

新春阶下笋芽生，厨里霜虀倒旧罂。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羮。园无雨润何须叹，身与时违合退耕。欲看年华自有处，鬓间秋色两三茎。(《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

苏轼的感叹“身与时违合退耕”，正是北宋士人的一种普遍心境。苏辙此时尚且不知入仕后争名逐利的苦楚，长居闲暇乃至有些烦恼这种生活，只得将心绪归于这个小园，盼望着春蔬可以“年华上菜茎”，快快生长。但在宦海中操劳的东坡，却对他感到几分羡慕，感慨不觉中年华已在鬓间留下了两三茎“秋色”。在一个功利的世界中，人更容易感受到人生的有限、岁月的催迫，更容易悲慨于自己的衰老。对苏轼而言，艺圃不但不是“喻于利”，并且还是远离名利场的一处暂时的安顿之所。在凤翔的苏轼，自己也曾修葺了一座小园。他在《新葺小园二首》其二中写道：“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暂赏不须心汲汲，再来惟恐鬓苍苍。应成庾信吟枯柳，谁记山公醉夕阳。去后莫忧人剪伐，西邻幸许庇甘棠。”在“种树穿池”的忙碌身影中，暂就这样欣赏小园美景，此刻的内心不再处于一种汲汲营营的功利之中，他仿佛又寻到了故乡。小园对心怀的安放，同辗转人世而老去的焦虑形成了一种对比。

而苏轼后来自有他的开解之道。几年后苏轼在密州任上所写的《超然台记》中，对前半生“观物”的体会作了一个总结：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他在密州“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又想象自己如隐君子“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于是苏辙为此台取名为“超然”。人之观物，常常足具“美恶之辨战”“去取之择交”，这是一种“外物”的目光，将物作为对象而观察其形与性，又根据自己对形制的偏好而作出拣择。儒家“格物”所知物之理，虽不能说以自己的喜爱去判断物，却是以普遍的社会道德去判别物，亦不能跳出此一“去彼取此”之心。理学言“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天理”之存岂非亦是一种人欲？在如此的观念之中，“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庄子·德充符》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郭象注：“夫因其所异而异之，则天下莫不异。而浩然大观者，官天地，府万物，知异之不足异。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则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无而无之，则是非美恶莫不皆无矣。”当以一种平等去观物时，便会免除对物去留的欲望和美恶的判断，如此方可有“浩然大观”，获得“超然于物”的自由。

三、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

当人处顺境之时，此一不别美恶祸福的“超然”心境尚易道出，而处逆境之时的超然，才是一种真正的解悟。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无疑是苏轼为官生涯中第一次重大的波折，其后在黄州四年的躬耕生活，让苏轼心底对“菜味”以及“观物”的态度有了至深的体会。后世最为熟知的他的号——“东坡”，本来只是他在黄州居所旁的一处高低不平的坡地，他刚到这里不久便拾瓦砾、种黄桑，次年又在边上的荒地建成了“雪堂”。这平淡无奇的所在，不仅仅是他幽赏野花之处、“隐几昼暝”之所、拄杖散策之地，也是他耘耔躬耕之圃。他在给李常的信中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亩，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十七首》其九）在给好友王子安的信中亦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七首》其一）从早年看到蔬菜生长而感叹年华易老，到如今将种 菜作为一种“聊以忘老”的方式，苏轼在此间经历的不仅仅是年龄的变化。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作为时间中存在的向死而生者，其存在本身并不意 在对最终完成者的形塑，而总在对周遭世界的操劳中，他将这种状态称为“Sorge”（Care，牵挂，又译为“烦”）。苏轼早年为官时，回忆小圃间草木生长所感受到的是对变老的忧患。但是，当他经历了为官生涯最大的打击而到了黄州，种菜真的成为一种必需的自养方式时，在这种同样可以称之为“操劳”的艰辛生活中，却寻找到了一种同他在官场全然不同的生命体验。他发现，唯有在这耕作的生活中，真正不必考虑葆全、谋取官场的位阶，甚至不必计较琐事中的得失，他终于得以忘记这种忧患，因而忘记世俗时间的流逝。此时，他不但在耕作之时，甚至在“观物”之中，都能真正无碍地体察到生命的平淡而又绵长。

苏轼的这种感受，很大程度上出自读陶渊明的诗文时所产生的共鸣。在元丰五年他写下《江城子》词：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词前有注云：“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尽管早年就喜欢阅读陶诗，但是在黄州流谪时期，他才开始体察到陶渊明的田园的真切含义。当种菜从年轻时的“观物”进入一种“躬耕”的经验中，他方始觉得陶渊明才是他的“前生”。尽管看上去是不得不耕耘以自养，可是“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这句话道出了：这是他经历了世事的沉浮后自我的回归。在如此的“躬耕”生活中，他的诗中并不见苦闷与消沉，在东坡上，他看到那润物的春雨，听到雨后初晴的乌鹊之鸣。当他回到雪堂，聆听着西边隐隐的泉水声，回首南望又看到一段青山隐于城前，正是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诗境。在如此的风景中，他说“吾老矣”，这“老”却不是一种伤怀，而是终于可以安居于此的平宁。

在耕作的安然中，这一年七月一次赤壁之游后，苏轼写下了闻名于世的《赤壁赋》，道出了一段旷然天地的“观物”至言：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他不只超然于物外表和性质的“美恶”，而且超然于物的时间与存在。“自其变者而观之”是儒家以“我”作为不断变换的四时之全体去观物，所谓“思入风云变态中”，那么“每一物”的存在就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瞬间；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是忘记物外之“我”，当领会了世界万物在时间之中皆非“我”能占取，甚至连“我”自身也非“我”能占取，于是便以物去观物，那么物不只不再有因“判断”而生的大小美恶的分别，它自身的存在也不再受有限之时间的拘缚。而此“以物观物”之人，不必再因这种差等去羡慕或欲取，他自身也便于那“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与那令人共享自由的“造物者之无尽藏”相遇了。

黄州数年，他饱经流离和贫苦，也从自养的生活中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元丰五年他终于得到敕令，赴汝州的途中遇到广陵吕申公，在游览其屋后小园后为其题扇云：“露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净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广陵后园题扇子》）园林固然有诸多美好形式，但在苏轼心里，绿阴风露之间，最“可人”的是陶渊明诗中所咏的田园境界。“绕屋扶疏”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在被贬谪的几年中，苏轼已领悟到陶渊明才是林园真趣、生活真意的发现者。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被认为发现了“自然美”，《世说新语·言语》载梁简文帝在华林苑说“会心之处不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庄子·秋水》的境界更为后世园林的旨趣定下了基调。然而，看似自然的所在，营造的方法其实并不那么自然。据《邺中记》记载，梁武帝的华林苑乃是石虎命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回数十里，又筑长墙数十里”，后来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又凿北城，引漳水于华林苑。虎于园中种众果，民间有名果，虎作虾蟆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如此的园林和庄子那“曳尾于涂”的逍遥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南朝大诗人谢灵运虽推崇古代隐居生活，但他的始宁墅也是“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涧，森疏崖”。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庄园的主人而不是耕作之人。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在谈到18世纪英国自然美和风景时曾说，自然之美在人与风景分离时方可体会到，而土地上的劳作者是看不到风景的，风景本身是对土地的塑造和解读。18世纪末的画家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笔下的自然风景园林中，有着蜿蜒的道路和宽阔的湖水，于其园中近景，必有绅士或淑女，暗示着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和不劳作的“欣赏者”。这同中国中古时代的山水诗描绘远方的奇谲山景或自家的富丽园林的感受是相似的。

陶渊明的小园并不是梁武帝的华林苑，也不是谢灵运的始宁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菜园，疏落的林木、寻常的果蔬、僻陋的深巷、老旧的马车，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乡间景色了，甚至比《诗经》中“淇水”“蒹葭”诸篇的景致更为简单。他在这里的生活也是极平淡的，或引壶自酌，或临流小憩，或植杖耘籽，或琴书寄傲。真正动人的并非一种感官中的“美”，而是把酒欢颜、俯首摘蔬的生活中所流露的静素平宁。此时陶渊明的生命是真正“自然”的，他既不需要像儒者一样执意去做君子的“劳心”之事，也无需如《庄子》中那个灌园老叟为排斥技术性的方法而刻意劳力。他或许早已接受了水利技术，但这并不妨碍他采摘园蔬时的欣喜和惬适。这个小园是他作为自身的“吾庐”，是将全体的世界容纳于自身，又将自身寄予这一作为全体的世界的所在。在这里，最平常的事物、最平淡的生活中，上古的历史和四海的风物作为一个此在的世界展开了，他在俯仰间盘桓于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之中。

同样，苏轼的世界也不是理学家那远及宇宙的万物，而就是他耕作的这片东坡。在“日涉”于东坡的步履中，没有对世界纷扰的关心，唯有与物相处的平淡与悠长；在“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的生涯里，没有富贵与“帝乡”的身影，却处处都是自我安栖的所在。陶渊明的这种小园境界，到了唐宋时期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其时，做官几乎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选择，尤其是一位平民子弟，在这条必然之路上所经受的名与利的考验，是贵族社会无法想象的。《东坡志林》卷十二记载，在黄州期间苏轼曾经说起他对归田的想法：

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况于致仕而归，脱冠佩，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余出入文忠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他人或苟以借口，公发于至情，如饥者之念食也，顾势有未可者耳。

士人做官之际，能够没有诽谤又不愧于心，便已是颇为难得了。倘若可以致仕归田，更是“平生无恨”的乐事了。在苏轼交往的人中，他认为只有欧阳修是真心诚意地想要“释位归田”，而其他人都只是将其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借口罢了。在苏轼的时代，无论是出于仕途的需要，还是出于“为生民立命”的理想，想要体会到陶渊明的田园之乐，洵为不易。后来元祐年间知杭时苏轼还在《跋李伯时卜居图》中说：“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吾若归田，不乱鸟兽，当如陶渊明。”“不乱鸟兽”是他儿时慈母所教，也是他在后来人生的流离之中反复读陶诗而得来的识见。在此后的颠沛人生中，和陶几乎成为他“归安”天命的一种方式。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在无法解除世间缧绁的苏轼身上是不可即的，他甚至根本没有立场去说“不为五斗米折腰”，没有立场去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苏轼经历的两次长途流放，看起来乃是人生大坎坷，实则为他的心灵开辟了一个领域。伴着对陶诗的记忆，他在流离中时时回味并营建着如此的“小园”。

绍圣二年（1095），年近六旬的苏轼又被贬惠州。从开封到广东，尽管一路已颇疲惫，但一到驻地，他便又开垦了一块小圃。看着菜圃中的小苗慢慢冒出土地，他写下《雨后行菜圃》诗：

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桨。天公真富有，膏乳泻黄壤。霜根一蕃滋，风叶渐俯仰。未任筐筥载，已作杯案想。艰难生理窄，一味敢专飨。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养。

晚年被流放南方瘴地，东坡无所抱怨，反而在诗中流露出看到雨后菜苗生长的喜悦，感叹造物慷慨的馈赠。吃菜的时候，他尤其记得留香齿颊时清脆声响的欣愉，体会到对眼前事物“真赏”的清安；然后再回到田间观察那慢慢出土的小芽，终于领略种菜中“自养”的滋味。事实上，他此时并不是只想到自己。处在贫患交加的流放生涯中，已经没有官职责任的他，不忘托在当地任职的表亲教农民们《秧马歌》以改善生产。他并没有改变自己作为一位士大夫对百姓之“养”的关心。但得以“自养”的他，或许比起食君禄时更加平静和真实，这里没有政绩没有赞辞，只有一颗真正热爱世界，包括那菜甲和生民的心。

就在他刚刚建好白鹤山的新居，以为要在岭南终老时，命运再起波澜：他又收到了被贬海南的命令。这一次，所有人都明白六十岁的他可能永远无法再回归了。到海南后，他买好了棺木，在永远无法回归的心境中，取陶渊明诗言及草木蔬谷五篇分别和之。在《和陶下潠田舍获》中，他写道：

聚粪西垣下，凿泉东垣隈。劳辱何时休，宴安不可怀。天公岂相喜，雨霁与意谐。黄菘养土膏，老楮生树鸡。未忍便烹煮，绕观日百回。跨海得远信，冰盘鸣玉哀。茵蔯点脍缕，照坐如花开。一与蜑叟醉，苍颜两摧颓。齿根日浮动，自与粱肉乖。食菜岂不足，呼儿拆鸡栖。

陶渊明在“为五斗米折腰”时感叹“田园将芜，胡不归”，东坡流放海南，耘籽和食蔬的生活虽然也需要身体上的辛劳，但对他的心灵而言却是一种平宁的归处，在本质上更是他寻求个人自由的方法。他依然不倦地书写着自己品尝带着土膏味的青菜，听着齿颊里清脆响声的体会，依然说此处是一种真正的“安居”。当“客死异乡”的感受如此迫近时，这种安居并没有一个可追的来者，但东坡却在这平淡的味道里获得了自由。他后来说：

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书影

“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这是陶渊明毕生的反省，苏轼在多年的官宦生涯中尤有所感。真正的“俗患”并不是世俗的樊笼本身，而是自我在世俗之中同“物”相悖逆、役使之心，是将自我作为衡量和利用世界的唯一尺度。苏轼说“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渊明”，其实在他的时代入仕实在是比陶渊明的时代更为普遍而必需的。在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在对陶渊明逐渐的体悟之中，在一种“安蔬”的存在方式中，内心方存下了这真正的慰藉。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全文节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一书，澎湃新闻刊发时有编辑。）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