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或许野蛮大多殊途同归（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

文明或许野蛮大多殊途同归（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雾社事件的起因是日本殖民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当地高山族进入马赫坡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依靠狩猎与农耕为生，将森林视为圣地，将巨木奉为守护神，日本人的命令使他们惊恐万分，恐怕遭受神的惩罚，且当地山高路险，日本人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行，强迫当地居民肩抗手抬，稍不顺意就用鞭抽打。巨大的心理负担和沉重的劳役让当地居民内心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一贯对日本人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鲁道也终于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莫那鲁道（左二）在征服原住民后，日本殖民者对他们标榜自己是“文明统治”，并实施“理蕃政策”的高压统治，意图用自己的“文明”来管理他们眼中原住民的“野蛮”，而他们的管理方式为警察统治，当地的警察对台湾人民的一切生活日常领域都有干涉的权力。在平地的警察虽然凶恶，但是多少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的“文明统治”的限制。而在山地的警察就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了，他们没有经过任

2009年，由台湾导演魏德圣拍摄的电影《赛德克巴莱》悄然上映，电影以雾社事件为背景，讲述了80年前，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的故事。

电影《赛德克巴莱》海报

这一切都要从中日甲午战争说起。1894年，大清帝国输掉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全部割让给日本，台湾被迫进入长达50余年的日据时代。

在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这段时间内，日本人将台湾原住民称为“蕃人”，并将他们看做“野蛮人”。由于台湾原住民所生活的山林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日本殖民者所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在日本占领台湾不久后，便开始了压迫台湾原住民的行为。从1905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设置地雷、电网等措施来对付原住民，而后又于1910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讨伐”。经过数年的血腥征服，日本殖民者对原住民所居住的地区建立起统治，并开始对这些地区的人民及资源进行残酷的剥削与掠夺。

在征服原住民后，日本殖民者对他们标榜自己是“文明统治”，并实施“理蕃政策”的高压统治，意图用自己的“文明”来管理他们眼中原住民的“野蛮”，而他们的管理方式为警察统治，当地的警察对台湾人民的一切生活日常领域都有干涉的权力。在平地的警察虽然凶恶，但是多少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的“文明统治”的限制。而在山地的警察就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了，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筛选训练，更没有什么限制，在自己管辖的区域，他们可以对“蕃人”随意搜身，辱骂甚至毒打，强迫他们无偿从事修路，建桥等繁重的苦役，而对于受雇从事的原住民，他们还会克扣工钱。好色的警察更是可以随意欺辱奸淫当地妇女，有的警察娶原住民妇女为妻，而一旦调任则立即将妻子抛弃。这些警察的无法无天使原住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也为以后的雾社事件爆发埋下了伏笔。

雾社位于台湾中部，属于台中州的能高郡（今南投县），它东部环山，西南方向离日月潭仅几十公里，这里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是个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区。这里世代居住着高山族中泰雅族谢塔喀的分支，有包括马赫坡在内的12社500多户，2000多人口，这一带的原住民骁勇善战，具有光荣的抗日传统，日本当局为了征服这一地区，出动了1000多名警察才成功镇压住当地人民。

由于雾社资源丰富，日本殖民者便修建了公路与铁路，对这一带地区进行了开发，直到1930年前后，雾社已经发展为山地上的一个小镇，也是当地警察对这一带高山族聚居地的统治中心，在这里设置了能高郡警察课分室（相当于公安局），还设有邮电局、交易所、蕃童公学（招收高山族学生的小学）、医院、旅馆和杂货铺等，在当地住有日本人36户，157人。为了同化当地居民，日本人将当地的孩子们送入“蕃童教育所”，给他们灌输奴化教育，将其中的优秀青年送进平地的中等学校，把他们培养为当地青年教师和“巡查”。殖民者还将当地部落的年轻人及头目送去日本参观，接受所谓的“文明洗礼”，后来雾社起义的领导者莫那鲁道便是其中之一。

莫那鲁道（左二）

雾社事件的起因是日本殖民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当地高山族进入马赫坡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依靠狩猎与农耕为生，将森林视为圣地，将巨木奉为守护神，日本人的命令使他们惊恐万分，恐怕遭受神的惩罚，且当地山高路险，日本人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行，强迫当地居民肩抗手抬，稍不顺意就用鞭抽打。巨大的心理负担和沉重的劳役让当地居民内心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一贯对日本人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鲁道也终于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

导火索出现在1930年10月7日上午，这一天是莫那鲁道的长子达拉奥结婚的日子，居民们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恰逢日警吉村路过，达拉奥处于当地尊敬客人的礼节，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没想到吉村嫌弃脏，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人。达拉奥怒不可遏，与弟弟巴沙奥一起将吉村狠狠打了一顿。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对达拉奥拘押拷打。莫那鲁道害怕日警乘次制造事端，便携带礼物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说要严办他们。出于对日警的恐慌，吉村的一番话让莫那鲁道一家觉得大祸将至，于是便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

莫那鲁道在周围的各社颇有名望，在下定决心起义后，就开始秘密联络各社，他们的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起义决定，而起义日期定在了10月27日，这一天是日本占领台湾的过程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遭受义军重创死亡的日子，日本当局将这一天定为“台湾公祭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在小学举办运动会，周围的日本人都会被要求参观集会，利用这次机会可将当地日本人一网打尽。起义行为分为两步：先袭击当地的警察驻地，再聚集到雾社进攻小学运动会会场。

1930年10月27日凌晨三点，起义民众先是按计划袭击了各社的警察驻地，杀死了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日本警察，并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早上8点之前，起义人民就已埋伏于雾社周围，而雾社的日本人一点都不知道大难将至。8时，运动会准时开始，全体人民正在进行升旗仪式，突然一个原住民青年提刀闯入会场，只见他冲进“来宾席”，手起刀落，就将台中州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砍下。还没等在场日本人反应过来，埋伏于四周的起义民众便杀进操场，刀光剑影之间，日本人纷纷倒下。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小学的日本人全部被杀光，而起义军的另一支人马则杀进了雾社派出所、邮局等地，很快解决了战斗，与此同时起义军还破坏了附近铁路，并在经过雾社的必经之路上设置防御工事。这次战斗总计杀死134名日本人，缴获步枪130余支、子弹2万多发。

临近中午起义才被日本当局所知，该事立刻震动了总督府。第二天，总督府组织1000多名警察，800多名陆军以及1300多名军夫开赴雾社。31日双方展开激战。当局还将此事报告至日本政府，日本本土派出多艘军舰以及几十架飞机进行增援。日军在飞机大炮的加持下，对起义军进行狂轰滥炸，起义群众利用断壁残垣为掩体，与敌人殊死搏斗，激战到11月3日，各社相继沦陷，起义群众被迫转移至山地继续战斗。

山地是起义军的主场，他们在丛林中居高临下，对试图爬上山的日军进行射击，有效阻碍日军推进脚步，日军被迫用山炮对着山头狂轰滥炸，飞机也漫无目的地投放炸弹，顿时森林燃起熊熊烈火，日军还对起义军释放了毒气，让起义军损失惨重。虽然莫那鲁道指挥的群众拼死抵抗，但由于兵力及武器装备的差距悬殊，只好向更深的山区撤退，起义军的老弱妇女为了鼓励亲人战斗到底的决心，依照风俗，纷纷在丛林中自缢，人数之多甚至将巨树枝干压弯。

而后起义军退至岩窟中防守，这里易守难攻，日军的重武器无法得到施展，一时间无法取得进展，于是派人前去招降，但被莫那鲁道拒绝，而后日军挑拨其他部落居民，希望其他部落进攻，但也没能奏效。就这样僵持了一个月，日军见久攻不下，便利用飞机先后投下了800多枚毒气弹，致使起义军死伤惨重。12月1日，莫那鲁道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他将代表自己部落头领的围巾交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人走进密林深处自杀，尸体在几年后才被上山的日本人偶然发现。而剩下的起义军战斗至最后一刻，见胜利无望，最后纷纷自缢于密林中，雾社起义至此失败。

这次的起义使日本统治者大为震惊，他们报复式地将起义的各部地区夷为平地，还对无辜民众进行屠杀，各社原本1400多人口，在日军的屠杀下仅剩500余人，即使这样日本当局还要赶尽杀绝，1931年4月25日深夜，陶珠亚部落携带日本当局借给的枪械，冲进这六社残余部众的栖息地。六社余众手无寸铁，面临突袭，只有束手待毙。结果又有250余人被杀。经此屠杀后，六社仅剩298人。这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雾社事件是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者残暴统治的一次大爆发，人数虽少，却勇于反抗，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充分展示了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台湾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而此事件对殖民当局也打击巨大，当局使用毒气的行为遭受到了岛内外的一致谴责；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当时的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辞职。

现在的雾社已经重建为“大同村”，在雾社入口公路左侧有一座“观樱台”，是春天赏樱之极佳眺望点。观樱台畔竖起一座高大石坊，名为“褒义坊”，额题“碧血英风”，坊柱刻对联两副，其一曰：

　　　　　　抗暴歼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

　　　　　　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

雾社原住民抗日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