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给我做饭幸福吗（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妈你给我做饭幸福吗（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我总不喜母亲这样的唠叨。菜值几个钱？就算是涨了，我们又能吃去多少钱是在菜上？叶子落尽了的秃树，是丑的。树梢的乌鸦是不吉利的，倘若它叫得声音太吵，我许会扔酒瓶子吓走它。即使，它还会飞回来。母亲哀叹，怜惜白菜时总要喊几句：老天爷作怪嘞，这下子吃个球的菜。这白头霜一打，明个儿市场的菜成倍的长价钱……光秃秃的树是忧郁的美，停在树梢怪叫的乌鸦是悲呛的歌，就连园子里冻焉了的白菜也在此刻的回忆里变成了艺术品。而冬真正来的时候，我就变了脸。我终日只缩在昏暗的房间里，腿上盖一床厚厚的毛毯。伏在桌前看秃树，老鸦，和一地萎靡的白菜。
前几日便立秋了，我却不能道一句：天凉，好个秋。
因为天还是热，很热。
屁股下生了密密麻麻的红疮，热毒攻在皮肤上，透不出气。空气里，也难寻到一丝凉意。这教我不住的怀念起隆冬来，隆冬的风，隆冬的雪，隆冬的人。
我总在夏天的时候怀念冬天，觉得冬天无论是怎样也是好过夏天的。
光秃秃的树是忧郁的美，停在树梢怪叫的乌鸦是悲呛的歌，就连园子里冻焉了的白菜也在此刻的回忆里变成了艺术品。
而冬真正来的时候，我就变了脸。
我终日只缩在昏暗的房间里，腿上盖一床厚厚的毛毯。伏在桌前看秃树，老鸦，和一地萎靡的白菜。
叶子落尽了的秃树，是丑的。树梢的乌鸦是不吉利的，倘若它叫得声音太吵，我许会扔酒瓶子吓走它。即使，它还会飞回来。母亲哀叹，怜惜白菜时总要喊几句：老天爷作怪嘞，这下子吃个球的菜。这白头霜一打，明个儿市场的菜成倍的长价钱……
我总不喜母亲这样的唠叨。菜值几个钱？就算是涨了，我们又能吃去多少钱是在菜上？
可她总这样唠叨，凡事都要唠叨，说些让人觉得没意思的话，填充那冬的无情，冬的决绝。
可对于我命运的不幸，母亲却从未多说过一句。
我父亲离世得早，她一个人拉扯着我和妹妹两个女儿生活。我从幼年起，亦从未听见她抱怨一句，她的不幸。
但我知道，母亲，从来都不容易。
春夏秋冬，于母亲都是忙碌的。她用忙着来逼迫自己不空闲，不闲得发慌，想起诸多命运的不公来。
即使过了农忙的季节，母亲也从来不肯闲。她终日牵一头黄牛荡在田间地头。母亲脾气暴躁，又要强。最见不得别人岂她的田边地角便宜。父亲去后，有人对母亲说：“大嫂子的地这多，就娘俩几个吃粮，何不交给我们耕种，也不算荒了这好的田地咧！”
母亲站在门前，脸气得通红，半晌才跑进里屋去。屋外打趣的人露出两排烟熏黄的牙，眯着眼睛，抖落草鞋的一滩烂泥在我家门口，又仰起泥垢的脖子，如醉酒般，慢悠悠的晃在我家门口。
不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她端着我和妹妹夜里尿尿的木桶，走到门口，对着那汉子，冷笑一声，便将小半桶尿泼在他的身上了。
母亲发狠的朝着周围看热闹的人喊：“人在做，天在看！谁要欺我孤儿寡母，就不要怕半夜鬼敲门！”
“做人做狗，举头三尺都有神明看着！”
我的母亲，从那时起，就不再是一个柔弱的母亲。她站在黄土地里，只身面对世界的攻击。连她娘家的亲人，背地里也喊她寡妇。
她的娘家给她介绍了人，那人家条件又好，又不嫌弃她的人。那家男人的老婆命不好，生了三个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儿子生出来，她却死了。倒教我母亲捡了便宜，不用再生儿子了，只教她嫁过去，做别人的后娘，享福便是了。
我母亲有些拿不定主意，她如何讲，她还舍不下一个死鬼，一个只有一块黑漆漆牌位的“人”。
她娘家的人好脾气，挨个的上门来劝解她。说这个男人，是个好男人，还识得字，写得文。脾气秉性又好，定不会亏待她。我的母亲在夜里，对着堂屋父亲的灵牌说了一整夜的话。就像我的父亲还活着一样，同他温声细语的商量，商量着要嫁给别人。可怜我的父亲，他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倘若他能说的话，他定会同意鼓励我的母亲这样做的。
哪怕，他也会哭泣。在地底下哭泣。
这话是我的母亲说的，她替我不能说话的父亲说的。我的母亲，也正是因为替我不能说话的父亲，说出来这番话来时，才哭得不成人样。她抱着我父亲的灵牌，一声一声的喊他的名字，怪他早早的死，又怪他死得早。
第二日，我的母亲便同意了嫁去她娘家说的好人家。她娘家人握着她的手，说了些贴心的话，也为着她即将好起来的生活挣一分功，让我母亲以后好了，莫忘了今天她们费下的一番口舌。母亲知道，她们倒不图别的，图个热闹罢了。
寡妇再嫁的热闹，嫁寡妇的热闹。
母亲领着我和妹妹去与那人见面时，那人却嫌指着我和妹妹问年龄。
母亲老实的答大的快十岁了，小的小两岁。
那人也不说别的，扳着指头算着什么，好一会儿才对着我母亲说：“那还好，不妨事，两个加起来也养不了几年便可以嫁人的。”
我母亲瞪大了眼睛，问他：“什么嫁人？”
那人答：“我们那十四岁就可以嫁人的。虽然现在的法律说嫁不得，但从古就是这样嫁的。不碍事。”
母亲当场就炸了，只插着腰，咬着牙，淬出唾沫，带出爹妈，脏话，把那个男人骂得狗血淋头。他脸涨得黑紫，杨一只手指，指着我妈骂：“泼妇！”
“泼妇！”
从那以后我的母亲，再不许别人提，再不提，再嫁。
她只是一点点伏在地底，等粮食从地底长起来，等我和妹妹长起来，等粮食黄了，等我和妹妹大了。她的腰杆，才一点点立起来。
黄牛捡地边最嫩的草吃，母亲捡田地长势最喜人的庄稼看。牛吃得欢，嘴巴磨出青色的草汁，大大的舌头一扫，又干净了。
母亲总笑它，像个人一样，还晓得擦个嘴巴。母亲喜大黄，喜看长势爱人的庄稼，更喜看我和妹妹快乐的长大。
她和那头黄牛一样，吃进去草，吐出来鲜白的奶哺育我和妹妹，供养我和妹妹，读书，识字。我的母亲，她是有所期望的。她总在我和妹妹偷去别人家看电视，野玩时，大骂着捏我和妹妹的耳朵，恶声恶气讲难听的话。她说：“你们这两个背时砍老壳的！老子累死累活费钱给你们读书，不是喊你们耍起！”
“滚回家看书！”
“没出息的！”
“没出息的货……”
我讨厌这个时候的母亲。我和妹妹都讨厌。
她不像别人的母亲那样温柔，她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她不会像别人母亲那样会收拾打扮我和妹妹，整日只胡乱给我们套上半旧的衣服，头发永远是梳不通的，袜子一样一只也是常事。她永远只会对我们姐妹凶狠的教训，要出息。要本事。
她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化作动力。她的动力便是让我们姐妹去出息，去本事为她挣来贴面的“金”。
所以，很长的时间，我都厌学。学习是为她学的。学她的出息面子学的。我都不喜和她讲话，就连吃她做的饭，也总觉得没有味道，做得清汤寡水。
诚然我知道，我的母亲，为了等我和妹妹从学校回来吃上肉，她自己总只吃咸菜和干胡豆对付着。这也不能改变，我不喜她。有时候，爱，不见得是有回报的。
在我看来，我回报我的母亲最好的礼物，是那张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的母亲，从我手上接过那张通知书的时候，将她粗糙，满是沟壑的手，在她的蓝布围腰上来回的搓着，仿佛要搓掉一层老皮，搓出一层新的皮肉，来捧起它，来捧起她的骄傲和得意。
可最后，母亲还是没有接过那张通知书。她缩回她搓得发红的手，瑟缩的退了退，只留眼睛死死的盯着那张通知书说：“我不认字，你念一遍给我听。”
“一个字也别漏了啊。”她又慎重的嘱托道。
我的母亲，她一定是忘了。我所认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汗水换回来的。并不是我，从天上学来的。
而我那时候，也是忘了这点的。忘得干净，忘得彻底。我只记得，我吃过的苦，过得不太好的生活。记不得，我母亲为我，为她的孩子们，留下的冰凉泪，滚烫汗，和鲜红的血。
后来，我离开了家，去了大学。母亲那年，把那头陪伴她多年的大黄卖了。换成的钱，装进我的口袋，我的嘴里。
母亲说：“都是值得的。”
我后来总想，若母亲能料到我的结局，她还会不会说，都是值得的。
我大三那年，随着很多同学一起选择去了偏远山区支教。一是青年热血，报效社会。二是新鲜有趣，美好向往。三是回来有福利，有可能毕业后分配好一点单位。
你看，我活得多现实。我不像我的母亲，我知道，怎样是未来的选择。
而我的母亲却说：“老大做得对！妈妈为你骄傲！”
“做人，就得有良心，有责任感。”
我的母亲，她将她最有文化的两句话，为我送行。
后来，到了山区的时候，那些孩子，她们的眼睛发光，看着我。喊我：“老师好！”
我原以为，我的童年便是苦的，不快乐的。我没想到，这里的孩子，更加苦。
留守儿童，她们的父母，终年不回来。她们很多，连父母的长相都记不清楚。她们孤独，没有归属的活在大山里。
我们支教的老师，总埋怨那些父母，舍得这样丢下自己的孩子。甚至很多的母亲，走出大山后几年，便和孩子的父亲离婚了。永远不愿意，再回来这片大山。这些孩子，没有选择，没有人过问，便失去了完整的家庭。
同事都愤愤不平的声讨那些不负责任的母亲时，我只是沉默。
我想起我的母亲，谈了一次心。我的母亲，依然像以前一样。唠唠叨叨，东说西说。
山雀落在山坡，牛羊扭着肥硕的身体，甩着尾巴扇走苍蝇，我站在老树下，对着话筒，和母亲说：“妈，谢谢你。”
“谢谢你。”
这么多年，不曾放弃过我，和妹妹。
我妈沉默许久，声音哽咽说：“傻姑娘，我是你们妈妈。”
“你们是我孩子，都是应该的。”
从那以后，我和母亲的关系，就变了。我时常给她打电话，寄点小物件。她却和以前差不多，唠唠叨叨，东说西说。
我却不在意了，耐心的听她讲那些琐碎，或者敷衍的陪她讲一些琐碎。我从不曾想过，我与她，还能这样过。
从山区支教结束后，我和母亲打电话说，要回去吃她做的饭了，又要瘦了。这么多年保持良好身材的秘诀在于，吃她做的饭。
母亲在电话那头羹哧的呼气，嘴里骂着：“死丫头！”
可我知道，母亲一定，一定在等着我。做好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
大巴车穿过弯绕的山路，沿着大山的脚下爬行。天气阴沉，近来连日大雨。外面的空气极凉爽，车里的空气却像是假的，一呼一吸都是一股子过期食品的味道。我推开了窗，看枝头蹿起的鸟，张开翅膀，拥抱蓝天白云，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我闭上眼睛，矫情的闻空气里的青草泥土味。
我的耳旁穿过风的声音，还有突然而至的山石滚动的声音。
大巴车弯扭着冲向左侧，那是悬崖峭壁。
车内一片尖叫惊恐的声音，我耳朵发懵，依稀听见有人喊：“滑坡了！滑坡了！”
窗外的飞石砸在车身，发出刺耳的轰鸣，巨响。司机大喊：“蹲下下！躲在座位后面！”
滚滚巨石，男人，女人，撕心裂肺的喊声，久久回荡在我的耳旁。
我蜷缩着趴在座位后，双手抱头，一动也不敢动。可车身剧烈的晃动，让我没有选择的能力。我被狠狠的摔在狭小的空间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突然腰上传来一阵麻木，我没有感觉到痛。就像是忽然，睡了过去。
当我醒来后，已经躺在医院里了。母亲红肿的双眼，惊呼去喊医生。
我撑起手，试图扭动身体，却怎样也无法挪动双腿分毫。沉重，无力。
后来我才知道，滑坡导致车内三人当场死亡，而我，被一块较大的飞石，砸断了我的尾椎神经。
医生说，我再也无法直立行走。
我躺在床上，疯狂的捶打我的腿。我没有哭，我只是不信，不信我，就这样瘫痪了。
母亲抱着我，一声不吭。她老了，埋着脸，头伏在我腿上，头顶的银丝，根根分明。
她用轮椅，推着我，一步一步，走回家。
我把自己，蜷缩着，一点一点，死了心。
我终日待在昏暗的房间，从不见人，也极少说话。母亲却还像以前一样唠叨着，只是她变得小心翼翼了。唠叨的时候，避讳着，躲藏着，不大声笑，也不曾落泪。
母亲从不劝我，她知道，她说不赢我。我用毕生的心血付出学来的知识，让她词穷，让她无言。仿佛我的不幸，是她的错。我所怪的，所恨的，只是我自己罢了。
窗外的景漫长的定格，我终日只伏在桌前看一方小小的天，听风起风落。没一样是新鲜的，彩色的。
也没一样不是新鲜的，鲜艳夺目的。
那年冬天，春看似来得早，园子里的秃树，早早的发了嫩芽，许多的燕子也飞来树梢，喳喳叫嚷。乌鸦大概是飞走了，在美丽燕子来之前便逃走了。它多有自知之明啊，绝不在燕子来时再烦扰我们。
母亲在一个黄昏落尽的下午，坐在我的桌旁，轻轻抚摸我伏在桌上的头，杂乱的发被她粗糙的手摸得树立，摸得乍起。母亲说：“你要站起来才是。”
我回她：“你不懂瘫痪什么意思？”
母亲的眼睛红了，但泪没有落下。她继续坚定又温柔的说：“腿死了，人没死。活着，就要有个活着的人样。”
“活个人样出来，就是站起来了。”
我的母亲，想出这些话，不知是多少个夜里辗转反侧时，浮现在她脑海的。我却只是挑头，摔碎手上的杯子，冲着她喊：“又不是你瘫痪了！所以你才可以不痛不痒的说出这些话来！”
母亲抓过桌上的另一个杯子，摔在我的脚下！她一字一句的说：“你父亲死的时候，我也不想活！可我得活！因为我还活着，活着就得活个人样！”
“我女儿遇见意外瘫痪的时候，我也不想活！恨不得，是我，是我死了！可我也还得活，因为我还活着，我得带着你，活个人样出来！”
母亲说完就走了，一个晚上，她再不同我说一句话。
到第二天下午，母亲摔倒在街上，经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母亲，已经病了很久了。心包炎，心肌水。
她一直瞒着，装作没事一样的照顾我。
母亲的骨灰，葬在园子的一角。坟堆只偏偏的占了些弯拐处，不好种菜的地方。每每从窗外望去园子，我总忆得母亲原来蹲在那里，拿着锄头，背篼，忙碌在园子的身影。
还有她不停不歇的唠叨。
葬在园子并不是母亲要求的，但我知道，倘若母亲真的得知的话，她一定是开心的。
风水先生定下阴宅位置的时候，母亲已经成了一捧骨灰了。她倒下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就会这样离开我们，永远的离开。她并没有为自己准备好棺材，准备好那些寿衣之类的。
她总想多活些时间。倒不是她活得多快乐，多不舍这人间。只是她始终放心不下我，放心不下她成年的孩子，残废的孩子。她只是担心，我要怎样活。
我实不想说我。我最痛恨的不是命，不是老天，不是任何其他旁的。
我恨的，终归也只是我罢了。
母亲下葬那日，春天突然变脸了。它收起它的风和，日丽。
它阴沉着脸，刮起刺骨的寒风，吹跑白色的云朵，卷起的尘埃，直直的冲去天顶。
灰蒙蒙间，我坐在轮椅上，腿上依然盖着那条母亲为我做的灰色呢毛毯。人群里，大家都凄然的望着母亲黑漆棺材，一点点落进挖好的新鲜的黄土坑中。
白色的雪砸下来，落在秃树的嫩芽上，园子里自已发起的一团团小白菜苗上，橘子的拇指果上。还有母亲的黑漆棺材上。
我伸手，握住一片雪花。贴在掌心感受它冰凉温柔的融化。它化在我的掌心，像一滴泪。一滴母亲的眼泪。
我知道，这漫天的雪，都是我母亲，最后为我留下的眼泪。
我的母亲，她再也不能看一眼，她牵挂的孩子。
我的母亲，我再也不能喊她一声，为她做一顿饭。
我的母亲，如果有来生，千万不要再做我的母亲，我也不做你的孩子，来将你拖累至此。
作者：木琵琶
來源：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