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阳水平如何（不只是站在舞台上的指挥）
陈燮阳水平如何（不只是站在舞台上的指挥）在作曲家朱践耳的家中，老先生对记者说，“没有陈燮阳，就没有我的作品”。《第一交响曲》 从1978年开始构思，是对“文革”十年的反思，对狂乱景象、人心扭曲的抨击。说起《第一交响曲》，朱践耳的夫人舒群讲起一个笑话，“有人第一次听到《第一交响曲》就说‘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因为第一次接触现代作品，无法接受”。然而1984年陈燮阳指挥的《第一交响曲》在北京首演后，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代的创作手法震惊了当时的交响乐坛。在合作过的中国作曲家中，瞿小松，叶晓刚，谭盾的作品陈燮阳都喜欢，但他最熟悉和敬佩的作曲家还是朱践耳。他告诉记者，“无论从技术、艺术、内容，在中国的交响乐作曲家的第一块牌子就是朱践耳，因为他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探索。从1986年开始排演录制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后，陈燮阳陆续录制了全套 《朱践耳交响曲集》、《朱践耳管弦乐曲集》。今年11月1日，在陈燮阳从艺5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当唢呐协奏曲
11月1日，在陈燮阳从艺5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 蔡磊磊 摄
■本报见习记者 吴桐
今年76岁的陈燮阳，登台指挥已50年。半个世纪一挥间，他是著名的指挥家，也是中国作曲家的代言人，曾是上海交响乐团一代人的“大家长”，是上海交响乐团乃至中国音乐史上的变革者。2008年卸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的陈燮阳，仍然十分活跃，四处巡演。今年从艺50周年纪念音乐会刚一结束，他就飞去了郑州演出。12月27日晚，他还指挥了上海民族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上演的新年音乐会。
代言人
今年11月1日，在陈燮阳从艺5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当唢呐协奏曲《天乐》演奏完毕，一位耄耋老人从观众席上起立，向台上的指挥家竖起大拇指，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这位老人是《天乐》的作曲家，93岁高龄的朱践耳。而《天乐》的名字却来自于陈燮阳，意思是“天上的音乐”，或“天然的快乐”。
那场音乐会后，记者拜访了陈燮阳，和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食堂吃了顿午饭。问起他与朱践耳先生的关系，他告诉记者，“我认为一个指挥家应该是作曲家的代言人”。他甚至曾对他的前辈，已故的前中央乐团团长李凌说过更绝对的话：“指挥者应该是他们（作曲家）的仆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裁判官。”
陈燮阳有这样的观念，大概因为他曾经也是学作曲出身的，理解作曲家的苦衷。《中国乐评》主编邵奇青曾统计过，在陈燮阳执掌上交23年中，演出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国内作曲家134人，是排演中国作曲家新作最多的指挥家之一。
在合作过的中国作曲家中，瞿小松，叶晓刚，谭盾的作品陈燮阳都喜欢，但他最熟悉和敬佩的作曲家还是朱践耳。他告诉记者，“无论从技术、艺术、内容，在中国的交响乐作曲家的第一块牌子就是朱践耳，因为他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探索。从1986年开始排演录制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后，陈燮阳陆续录制了全套 《朱践耳交响曲集》、《朱践耳管弦乐曲集》。
在作曲家朱践耳的家中，老先生对记者说，“没有陈燮阳，就没有我的作品”。《第一交响曲》 从1978年开始构思，是对“文革”十年的反思，对狂乱景象、人心扭曲的抨击。说起《第一交响曲》，朱践耳的夫人舒群讲起一个笑话，“有人第一次听到《第一交响曲》就说‘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因为第一次接触现代作品，无法接受”。然而1984年陈燮阳指挥的《第一交响曲》在北京首演后，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代的创作手法震惊了当时的交响乐坛。
朱践耳十分感激陈燮阳的理解，他说，“没有陈燮阳，我的音乐是死的，是他将五线谱化作交响之声”。每次新作品试奏排练，陈燮阳总让一旁的朱践耳上台直接给大家讲作品的内涵和情感。朱践耳也万分信任陈燮阳，去音乐厅演出的车上，他每次都要和陈燮阳挨着坐，抓紧最后的时间把自己最新的想法跟他说一遍。到了音乐厅一演出，朱践耳在车上提到的细节都有了让他满意的改善。
今年9月，朱践耳63年前在前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英雄的诗篇》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舒群说，“没有陈燮阳，《英雄的诗篇》不可能演出。”为了准备这场音乐会，陈燮阳跑到上海图书馆，找到朱践耳当年的手稿，熬夜写伴奏谱和合唱谱。
大家长
陈燮阳从艺5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首席圆号手郭忠宝充满感慨。
在上海交响乐团的咖啡厅，郭忠宝给记者讲述了陈燮阳在他心目中如何从一个“偶像”变成一个“父亲”的过程。对琴童郭忠宝来说，陈燮阳曾是电视上的一个“英雄”。他高高的身材、颀长的手臂、方框眼镜以及“地中海”式的发型，全都那么独特，让郭忠宝觉得“指挥家就该是这个样子”。然而如今在舞台上，他们之间的距离这么近，76岁的陈燮阳仍然像郭忠宝初次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背谱指挥，充满激情。郭忠宝已经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了11年，陈燮阳看着他一步步的成长。“陈老师做音乐总监的时候我们还在湖南路的院子里，大家在一起就像个大家庭，他就是大家长。”大家长要操心的事情特别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外地刚毕业的演奏家没地方住，住在湖南路后面搭的简易棚里，这让陈燮阳一直放心不下。这段日子后来被陈燮阳看作“上交最困难的日子”。经过多方筹措，“大家长”终于让“家人”有了安居之所。
长笛首席胡喆，18岁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就进了乐团。那时候团里正好有一位长笛手离开，胡喆去面试，陈燮阳破格把他招了进来。当时的上海交响乐团有点像欧洲的老牌乐团，乐手普遍年龄偏大。问陈燮阳凭什么如此信赖这个18岁的少年？他说，“凭实力，我认为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有水平的演奏员就应该进好的乐团，到重要的岗位”。郭忠宝说，这种破格录取并不是陈燮阳一时的任性。陈燮阳对音乐学院每一位学生都很了解，他常常做功课，通过专业老师去了解最优秀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加入上海交响乐团。正式考试虽然只有短短十分钟的时间，但通过专业老师的了解，可以知道一个学生长期的表现和潜质。
少年胡喆就这么进了团。陈燮阳的形容是，“整天吊儿郎当的，排练总迟到，话还特别多”。问胡喆后来是怎么“洗心革面”的，他说，“多亏陈老师的包容”。
刚进团，胡喆是第三长笛手，前后都是外籍演奏家。有一次去国外演出，胡喆有一整段独奏，排练时出了些问题。排练结束后陈燮阳去了胡喆的房间，让胡喆把独奏吹给他听，他一句一句指导细节。有一次去韩国演出，初来乍到的胡喆还没轮到吹长笛，而是负责中音长笛和竹笛。演出前他跟陈燮阳提出，能不能让自己吹长笛。陈老师爽快地给了他机会。在加演的 《拉德茨基进行曲》中，他终于吹奏了一段长笛。他说，“结尾时我特别享受观众鼓掌的那个瞬间，像是终于找到了存在感”。胡喆成长很快，进团不久他就通过一级级考试成为了长笛首席。当时乐团里其他声部的首席年纪都跟他的父辈一样。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食堂里，周围往来的学生见到陈燮阳，目光里都是景仰。当年郭忠宝和胡喆在电视机前看到陈燮阳时也一定是这样的眼神。记者问他，对于一位指挥家、一个音乐总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陈燮阳说，重要的有三样，技术、艺术、人品。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人品尤其重要，因为你要与许多演奏家、与社会各方面打交道，只有尊重了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
变革者
1981年，还在上海芭蕾舞团担任指挥的陈燮阳，得到一个去美国考察学习的机会。
那段经历对他来说非常宝贵。他的足迹遍布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十几个城市，先后指挥过纽约现代音乐演奏团、布鲁克林交响乐团、檀香山交响乐团。在波士顿，他和大名鼎鼎的指挥家小泽征尔见面了。在阿思本，他在音乐节上指挥了中国作曲家奚其明的芭蕾组曲《魂》，大获成功。
在美国的日子里，陈燮阳最大的收获除了指挥水平的提高，就是熟悉了国外一流的交响乐团科学完善的管理方式。1984年，陈燮阳到上海交响乐团担任指挥，1985年，他成为上海交响乐团团长。
陈燮阳的前任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指挥家黄贻钧。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贻钧就曾梦想，要推出音乐季，邀请国际指挥大家，同时积累一批经典交响乐作品，将上交打造成为亚洲一流、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乐团。在当时，这样的梦想遥不可及。然而到了陈燮阳的时代，一切都慢慢变得不一样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人们对交响乐有一种狂热。陈燮阳说，“人们总是排着长队来买贝多芬的票子”。陈燮阳觉得，变革的时机成熟了。
观众虽然多，但真正懂交响乐的并不多。1985年，陈燮阳集结忠实听众成立了交响乐爱好者协会，首批88位成员。30年来，协会培养和引导了一批又一批忠实而专业的交响乐观众。
同样在1985年，陈燮阳还主导成立了上海市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是上海交响乐团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前身。最初基金会成员只有四五家企业，现在企业数目和基金总量都大大增加了。基金会对乐团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撑作用。
1986年，上海交响乐团改团长负责制为音乐总监负责制，这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在美国期间，陈燮阳发现国外的交响乐团由音乐总监和总经理分别负责艺术和行政。他不擅长行政，觉得过多在行政上分心会影响自己作为指挥的艺术生产，便着手于推动变革，成为首任音乐总监。
1993年，陈燮阳打破文艺院团的“铁饭碗”，推行了全员聘任合同制，根据职称决定工资。陈燮阳争取到一笔启动资金，当时的乐手每个月平均能拿到1500元，在同行业内工资算高的，大大提高了演奏家们的积极性。
1997年，上海交响乐团在全国率先引进“外援”。当时音乐学院培养的学生也比较少，乐团有些声部人员紧缺。从美国引进小号手克里斯等管乐手，弥补了中国交响乐普遍存在的管乐短板。陈燮阳记得当时克里斯的工资是一千美元一个月，是中国演奏家的好几倍。但他觉得很值得，“外援来了以后提高了乐队的整体水平，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