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博物馆现古代书画（唐东都洛阳履道坊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研究）

苏州博物馆现古代书画（唐东都洛阳履道坊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研究）发掘报告所说题记，就是LT45②∶18和LT45②∶22 第六面的三行小字部分。残存的文字云：“唐大和九年〼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〼及见幢形、闻幢名者，不问胎卵湿化，水陆幽明〼悉愿同发菩提，共成佛道”。此部分“记赞在下”，叙述造幢的时间、目的、造幢人的籍贯、官职等。 发掘报告中所谓的“经文”即咒语，就是梵文音译部分。清代学者叶昌炽认为唐代经幢“单刻咒者，不过十分之一。至唐末尚然”。观察该经幢，属于“单刻咒者”。其中第一面至第三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咒语，第四至第六面刻《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咒语。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53岁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届满后，被皇帝召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宦海沉浮多年的他，开始了“吏隐”生活，“老爱东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尘”，并于同年秋在洛阳购买了宅院。宅院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是“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此后白居易又短期外任。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 58岁的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回到洛阳履道坊宅院，“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生活期间，正值文宗、武宗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唐王朝统治者内部矛盾重重，斗争异常尖锐，牛李党争十分激烈，朝政愈加混乱。白居易和牛僧儒、李宗闵的关系均十分密切，易被牵连，他害怕卷入党争的旋涡，故欲远身避害，隐居洛阳即是其主动选择。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盖乐天既以家世姻戚科举气类之关系，不能不隶属牛党。而处于当日牛党与李党互相仇恨之际，欲求脱身于世网，自非取消极之态度不可也”。

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白居易在《序洛诗》中真实地记录了晚年生活，“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 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它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大和五年秋初，白居易60岁时其独生子阿崔不幸夭亡，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谁”。祸不单行，同年七月二十二日，最知心的友人元稹也病逝。这些变故给白居易精神上很大的打击，坐禅斋戒成为唯一的自遣方式。

”一句中，其中“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〼”就是幢名的残存部分。“尼”后面还可能有“经幢”二字。

发掘报告中所谓的“经文”即咒语，就是梵文音译部分。清代学者叶昌炽认为唐代经幢“单刻咒者，不过十分之一。至唐末尚然”。观察该经幢，属于“单刻咒者”。其中第一面至第三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咒语，第四至第六面刻《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咒语。

发掘报告所说题记，就是LT45②∶18和LT45②∶22 第六面的三行小字部分。残存的文字云：“唐大和九年〼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〼及见幢形、闻幢名者，不问胎卵湿化，水陆幽明〼悉愿同发菩提，共成佛道”。此部分“记赞在下”，叙述造幢的时间、目的、造幢人的籍贯、官职等。

题记中记“开国男白居易造此”幢，可明确两点。一是指明此幢由白居易建造，二是当时白居易的封爵为“开国男”。可惜经幢题记中“开国男”前面文字缺失。在《东林寺白氏文集记》中有“太和九年夏，太子宾客晋阳县开国男太原白居易乐天记”的题记。查阅史料可知白居易在大和五年至大和九年九月封为晋阳县开国男，“（大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除太子少傅分司、封冯翊开国侯”。所以造此幢时间最迟不晚于大和九年十月，很可能就在大和五年以后。题记中“开国男”前可补“晋阳县”。

“盖闻怀罪集福，莫急于尊胜陀罗尼、大悲心真言”，丧子逝友的白居易造“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经幢，其目的就是“为亡故亲人而修功德”。讲求功德是白居易晚年的佛教追求目的之一。他在自述重修香山寺之目的时，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应归微之（元稹）。必有以灭宿殃，荐冥福也”。经幢具有超荐亲人或亡者的作用，也正适合于白居易丧子逝友的处境。经幢题记中“及见幢形、闻幢名者，不问胎卵湿化，水陆幽明……悉愿同发菩提，共成佛道”，恰好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相吻合，“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

综上，白居易宅院的经幢刻文由《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和题记三部分组成，其幢名应为“佛顶尊胜大悲心陀罗尼经幢”。经幢的第一至第三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由经名、咒语组成，咒语中有标注断句和注音的侧注文字。其中第一面经名占一行，咒语占四行，第二面、三面全部为咒语，均为五行。经幢的第四至第六面刻《大悲心陀罗尼经》和题记。《大悲心陀罗尼经》由经名、咒语组成，咒语中仅有标注断句的侧注文字，没有注音。经名应位于第四面，尽管文字无存，但自成一行的位置仍可看出，咒语占五行，第五面全部为咒语，占六行，第六面咒语占四行，题记占三行。

从发掘报告所刊发资料来看，照片仅部分刻文清晰，将拓本和释读的刻文相对照，发现多处不一致，容易造成误解。其一，两块经幢残石刻文各自释读，没有拼接，不能形成整体。其二，由于经幢六面所刻文字大小、数量不同，形成每面刻文的行数不同，释读刻文行数标志不清楚。其三，经幢刻文部分文字释读错误。错误主要有三类：（1）侧注文字释读错误，“反”误释为“及”。在梵音汉译时，采用借字、旁加侧注，“侧注中有以反切、四声注音者，也有‘二合’、‘长声’、‘漫音’、‘引’、‘重’这样的字样，以帮助读者能更精确地掌握梵音”。（2）咒语断句的数字释读错误，均在第三面，断句的“廿一”、“廿二”应该为“卅一”、“卅二”。（3）将咒语断句的数字误释读成咒语文字。第五面咒语第三行“佛罗舍耶”后断句的数字“卌”误当成咒语，字号变大。

咒语文字释读存在的错误，严重影响到对咒语版本的判断。因此首先必须对发掘报告所释读经幢文字进行校正，还原其本来面貌。为还原经幢本来面貌，我们对经幢重新捶拓新的拓本（图一），在发掘报告录文的基础上，重新识读文字。在尽可能忠实原来咒语书写体例的情况下，笔者对白居易宅院出土的经幢文字进行了重新整理，作为研究的基础。

二

经幢刻文由《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和题记三部分组成，每部分的文字大小均不相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名的字形最大，侧注的字形最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语共15行文字，《大悲心陀罗尼经》咒语共16行文字。题记部分共3行文字，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咒语的第13～16行同处在经幢的第六面。

按照刻文内容不同，本文将整个经幢的文字释读分成三个部分。以下按经幢文字的行文顺序，将经幢上残存的文字抄录如下，为区别文字的大小，不同部分设定不同的字号。

（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阿拉伯数字序号代表分行，经名及咒语用五号楷体，侧注文字用六号楷体）：

（二）《大悲心陀罗尼经》（阿拉伯数字序号代表分行，咒语用五号楷体，侧注文字用六号楷体）：

（三）题记（阿拉伯数字序号代表分行，题记文字均用五号楷体）：

三

“尊胜经幢兼刻他咒者，以刻《大悲咒》─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为最多”，且“时代愈晚，这种情形就更普遍”，其原因在于“盖闻怀罪集福，莫急于尊胜陀罗尼、大悲心真言”。白居易大和九年所造经幢恰好证明这一点。

《尊胜咒》即《佛顶尊胜陀罗尼》咒语，也称真言（mantra），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重要内容。此部分内容的翻译，是造成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版本不同的关键，“此咒比多翻译，传诵者众，然于声韵字体未能尽善，故更重勘梵本，一一详定”。

陀罗尼经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断句也不尽相同。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例，佛陀波利译本断为三十四句；杜行

译本断为三十五句；地婆诃罗译本《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为四十八句，其译本《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为三十六句；义净译本为五十三句。在敦煌遗书所存佛陀波利译本的陀罗尼经中，以三十四句者为最多，也有断为三十五句的，如斯3368、5344；还有断为三十六句的，如斯2728、583、2272等。另外，由于不同译本的陀罗尼经需要人传授，不同经师在传授过程中，或也作了更改。加上诵持、传习者的不同，在流传的过程中，加字、掉字及随意更改的现象很普遍，也是造成不同版本的原因。

唐代八种译本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各家所译“陀罗尼”咒语在文字、注音和断句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一定的混乱。“翻译文字有异，遂使学者多疑不决”。因此“盛唐始有‘定本’加以统一”，温玉成认为就是依据“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的译本，由“东都福先寺西律院”所勘定的“定本”。关于“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古代文献没有明确记载。近年在龙门石窟所藏的“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孙信奴为李婆造幢”的经幢上发现“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佛顶尊胜陀罗尼》。该经幢“柱高96厘米，面幅宽10厘米，八面顶部线刻仰莲座佛像各一躯，文字楷体……第4行次题：《佛顶尊胜陀罗尼》（下小字注）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第5行至第19行刻咒语，有注音，计分36句”。将龙门石窟所藏经幢的“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经咒部分和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经咒文字进行对比，发现仅有一处稍有不同，即白居易经幢第一面咒语第二行“多缚父何反下同婆娑”之后没有侧注“七”，而“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此处有侧注“七”。其余包括文字、注音及断句都完全相同，可以推定白居易经幢的陀罗尼经咒就是“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此勘定本计314字，分36句，可知白居易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也是如此。

温玉成认为白居易宅院经幢所刻的陀罗尼经是“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关于“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归属，温玉成认为是佛陀波利译本，王振国则认为是地婆诃罗的《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译本。

唐代刻经建幢，打本散施，以方便佛典的流传。“由于寺院本来就是一个传布佛教的场所，树立在寺院中的经幢也容易为信徒瞻仰嘱目，而有传播此经的功能；特别是有些置于寺院中经幢制作之目的原是为了让人拓拓，广为流传者”。东都福先寺为唐代东都名寺，据《唐会要》卷四八记载，“（东都）福先寺，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为福先寺”。武周时代，福先寺已有藏经浮图的建立，武氏还为寺中浮图撰写过碑文。中外高僧菩提流志、宝思维、地婆诃罗、善无畏、义净、志辩、道丕等皆在此寺译经或弘扬密教，阐发律学。

目前共发现四种不同名称的东都福先寺幢本。（1）“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见于《八琼室金石补正》所录唐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河南县黄顺仪为其女所造的尊胜陀罗尼经幢上，根据《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收“黄顺仪尊胜幢记”拓本，此经幢题“佛顶尊胜陀罗尼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2）“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见于原洛阳存古阁所藏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残幢，根据《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9册第45页所收“大悲心陀罗尼经幢”拓本，此经幢在尊胜陀罗尼咒后刻有“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字样。（3）“东都福先寺玉石幢勘定本”，见于在洛阳关林发现的“唐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王氏造幢”，在第21行下半行小字注有“东都福先寺玉石幢勘定本”。（4）“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见于洛阳龙门石窟所藏“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孙信奴为李婆造幢”，经咒保存相对完整。

以孙信奴幢的经咒为底本，与其他福先寺“勘定本”经幢的咒语比对，在断句、音译用字、侧注等方面均相同。可以确定上列“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东都福先寺玉石幢勘定本”实则为同一底本，都与“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咒语完全相同。为行文方便，现将诸版本名称统一为“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时代，史无稽考。太原寺在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名福先寺，那么“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时代应该在天授二年以后。而在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就已经有“东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的经幢出现，可以推定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形成的时间在公元691～809年之间。此期间的大历十一年唐代宗曾颁布诏令，命“天下僧尼令诵佛顶尊胜陀罗尼，限一月日诵令精熟。仍仰每日诵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贺正使，具所诵遍数进来”。此诏令使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超越了宗派，成为佛教界最为通行的经典，将此经全面性地推广至各地寺院，加速尊胜经幢建造之风气。推测正是因为《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传抄中错讹以致混乱不堪。作为唐代东都名寺的福先寺在此时推出玉石幢勘定本，“打本散施”，加以纠正。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非奉诏的国家行为，而是寺院行为，故有“福先寺律仪首冠天下”之美誉。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于唐高宗时期传入中国，终唐之世，此经共有八个译本，而以佛陀波利奉诏的译本“比诸众译，此最弘布”。佛陀波利译本的经咒，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有三个版本，其中甲本与其后所附的宋本、明本“大异”，故不在讨论的范围。宋本和明本均为34句，有侧注，宋本306字，明本308字，显然此两种经咒没有根本的差别，可能是同本。将福先寺的勘定本与佛陀波利译本对比，区别仍很明显，后者在断句、字数等方面与勘定本是不同的。

将福先寺勘定本与地婆诃罗的《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译本比对，吻合度相当高。首先是均为36句的断句，其次均有反切和长声的侧注，再次地婆诃罗的译本为310字，勘定本为314字，相差不大。地婆诃罗为中印度人，宋《高僧传》卷二《地婆诃罗传》说他“洞明八藏，博晓五明”，可见其知识渊博，学通内外。他于唐高宗仪凤初年（公元676年）来华。仪凤四年（公元679年）上表，请求翻译带来之梵经，获朝廷许可后，即组织译场。《开元释教录》卷九载地婆诃罗“以天皇仪凤初至天后垂拱末，于两京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译大乘显识经等一十八部”。现存的福先寺勘定本可能就是该寺存留的地婆诃罗译本。地婆诃罗的译本先后有两种，仅《最胜佛顶尊胜陀罗尼净除业障咒》为36句。尽管仍存在一些不同，但可以断定，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是以地婆诃罗的36句《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为底本。

四

《大悲咒》在唐代盛行一时，皆为音译本。当时流传的译本非常多，有智通本、伽梵达摩本、善无畏本、不空本、金刚智本等，其中伽梵达摩本是最流行的译本。《大悲心陀罗尼经》全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最早的记载见于《开元释教录》：“沙门‘伽梵达摩’，唐云‘尊法’，西印度人也，译《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然经题云‘西天竺伽梵达摩译’，不标年代，推其本末，似是皇朝新译，但以传法之士随缘利见，出经流布，更适余方，既不记年号，故莫知近远，‘升’亲问梵僧，云有梵本，既非谬妄，故载斯《录》”。西天竺的伽梵达摩在于阗翻译该经之后即回国了，因此该经是从于阗地区通过传抄而进入内地的，直至收录进《开元释教录》。这种非官方组织的译经，完全依靠民间传抄流传的过程，是该经的最大特点。

《大正新修大藏经》是目前学术界颇受重视的佛经集录，其中第20卷收录《大悲咒》音译本十二种，各本文字，长短不一，最长的译本如NO1061共有113句，最短的译本如NO1056，仅有40句。NO1060为伽梵达摩的译本，仅有汉语音译，共82句，正是我国佛教徒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大悲咒》音译本。我们现在常见的伽梵达摩84 句译本，正是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82句译本为依据，将其中的第81句“唵悉殿都曼哆啰钵默耶”拆分为“悉殿都”、“漫哆罗”、“跋驮耶”三句。至此，后世《大悲咒》通行本的基本内容才得以完整呈现，但这已经是很晚的版本了。

将白居易经幢的《大悲咒》与《大正新修大藏经》中伽梵达摩的译本加以对比，两者明显不同。与前者相比，后者出现多次加句的现象。（1）“娑婆诃”加句的出现。两者第1～55句基本对应，从第56句开始，后者分别在第56、63句出现了“娑婆诃”的加句，导致断句不对应。（2）后者最后两句“唵悉殿都曼哆啰钵默耶”、“娑婆诃”是前者所没有的，属于加句。后者为82句，与前者相比，共出现四处加句，所以前者为78句本。

78句的《大悲咒》在敦煌写本中也有保存。据笔者粗略统计，在敦煌藏经的写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78句的《大悲咒》且咒语部分完整的有3件，分别为S0231号、S1405号和S4512号。将白居易经幢的《大悲咒》分别与敦煌写本的S0231号、S1405号和S4512号进行对比，吻合特征比较明显，断句均为78句，每一断句均对应，进一步说明白居易经幢所刻为78句的《大悲咒》无疑。敦煌各写本也多属唐代，时间上大致与伽梵达摩译经的公元730年前后相当。在人为抄写的情况下，即使是短时期内的同一类型的写本也会有很大变化；而对于一篇咒文长期、不断地传抄、传递，并且还不是单一传承，而是向着四面八方各自繁衍式的传承之后，这其中的错综复杂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各写本中“无（無）”字的变化。早期的各写本中全都使用“无”的写法，像敦煌卷子S4512，其书体与一些文字的写法都表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后来出现了“无”与“無”的混合书写，像敦煌卷子S1405和S0231。再后来则全都是“無”的写法，像《新修大正藏经》NO1060，并且此时由78句增加到82句。所以，这种文字的变化及字句增加的过程，也是存在变化规律的。按时代前后，可将78句的《大悲咒》粗略分为“无”字本、“无、無”并用本和“無”字本三种。

在弄清略本《大悲咒》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所刻《大悲咒》，该咒为78句，从目前来看应无问题。在残存的刻文中，出现了“无”和“無”并用的情形。其中第4、15行均采用“無”字，而第16行采用“无”字。由此可推断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上的《大悲咒》采用的是78句“无、無”并用本。白居易宅院经幢上用“無”字的地方，敦煌写本此位置均采用“无”字，可见白居易宅院经幢的版本晚期特征明显。

与敦煌写本中78句“无、無”并用本比对，白居易宅院经幢上《大悲咒》的文字运用，还表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1）第四句中的“哆” ， 在敦煌写本中均为“跢”字。（2）第十六句侧注“十六”前的“迦”字，在敦煌写本中均为“伽”字。（3）第二十三句“摩诃菩提萨□萨埵廿三”中有加字现象，“萨埵”两字在敦煌写本中没有，显然是抄写中笔误所致。（4）第四十句“佛啰舍耶卌”中的“耶”字，在敦煌写本中均为“㖿”字。（5）第五十一句“婆夜摩那”中的“婆”字，在敦煌写本中均为“波”字。可见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上的《大悲咒》，相对于78句“无、無”并用本，明显有改字、加字的情况。这种加字、改字现象正是78句“無”字本的特征。所以说白居易宅院经幢上的《大悲咒》属于78句“无、無”并用本中最晚的版本，也具备78句“無”字本的特征，处于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阶段。

五

本文以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上经文的文字释读结果为研究基础，探讨经幢所刻经文咒语的内容构成和版本。总体上，可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刻写的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咒语部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经咒是“东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是以地婆诃罗所译36句《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为底本。

第二，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所刻经咒第二部分为78句的《大悲咒》，是伽梵达摩在于阗翻译的较早版本，此种译本在敦煌写本中有保存，但首次在经幢上发现，应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

第三，白居易宅院出土的经幢，是有关白居易居洛期间的重要实物资料，进一步证实了白居易晚年在履道坊生活的宅院遗迹。出土的经幢，是白居易为“同发菩提共成佛道”而建造的，是研究晚年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及其生活、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诸多学者先贤探讨白居易的思想变化，多限于文献的互相考证。而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则是真正反映白居易佛教信仰的实证，但对所刻经咒内容的释读研究甚少。本文对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的经咒内容进行全面释读，判定其版本，希望能够对白居易的政治取向、佛教信仰、晚年生活等方面研究有所帮助，并对了解佛教经典的流传与版本情况有所裨益。

附记：白居易经幢的拓本由郭忠运制作，本文写作承蒙龙门石窟研究院王振国、路伟先生的指点帮助，赵超、段鹏琦二位先生审阅了全稿，谨此致谢。

文章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作者：韩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17年第6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 http://kaogu.cssn.cn/zwb/xsyj/yjxl/qt/201901/W02019012354672626588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