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夫妇和他们的子女（李克农夫妇和他们的子女）
李克农夫妇和他们的子女（李克农夫妇和他们的子女） 1931年5月下旬的一个黄昏，李克农与赵瑛母子三人在黄浦江边见了面。此次会面是阿英通过上海泰东图书馆精心安排的，当然也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会面时间很短。在深情地吻了吻两个儿子后，李克农告诉妻子自己要到苏区去，因白色恐怖，路上困难很多，妇女小孩不便同行，请她携二子回安徽。赵瑛就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芜湖。 李治还记得，那年他刚九岁，弟弟李伦才四岁。他牵着弟弟的手，跟在妈妈后面踯躅前行，今天夜宿这个菜场，明天夜宿那个菜场。钱快用光了，一人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即便如此，年幼的兄弟俩没有叫一声苦。后来赵瑛想到上海四川北路熟人关系多，便让李治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一天，眼尖的李治一眼看到在酱园里买酒的宫乔岩，几声“宫伯伯”的乡音呼唤，让这位化名为王少春的中共秘密战线斗士惊喜交加。赵瑛和孩子们当即被安顿到四川北路的一家民宅内。宫乔岩又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内弟阿英（钱杏邨）。阿英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
姚永森
1941年李克农一家在延安
赵瑛，原名赵彩英，是芜湖光华照相馆老板赵筱舫的独生女。赵筱舫比较开明，将女儿送进芜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赵瑛便成为当地第一批进入该校读书的学生之一。1917年9月，18岁的赵瑛与同龄的李克农结成伉俪。从此，两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44年。
李克农夫妇的五个子女都出生在芜湖，马家巷1号曾是他们在芜湖的家。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原名李凤修，后改名李宁，1918年10月12日出生。第二个孩子也是个女孩，1920年5月13日出生，取名李双风，后改名李冰。第三至第五个孩子都是男孩，依次为李治、李力和李伦。李治，原名李治修，生于1922年8月。李力，原名李潜修，生于1924年8月19日，四岁时被过继给舅舅，改名为赵宗李，到延安后恢复原名。李伦，原名李润修，生于1927年10月6日，是李克农夫妇最小的儿子；他在父母身边待的时间最久，曾被中共老一辈领导人戏称为“小把戏”。
1931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出卖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的所有机关。幸得地下党钱壮飞趁周末徐恩曾不在，译出密电，李克农打破常规找到陈赓，将紧急情报迅速传达到周恩来那里。一场灾难性的后果被减小到最低程度，而李克农等人的身份却暴露了。
时间紧迫，李克农难以脱身顾及妻儿。中央特科派人前去通知赵瑛转移。赵瑛当即问道：“撤到哪里去？李克农在哪里？”来人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你们先暂避一下。”说完就迅速离开了。于是，赵瑛只好牵着两个儿子匆忙离开上海的家，开始了流浪生活。
李治还记得，那年他刚九岁，弟弟李伦才四岁。他牵着弟弟的手，跟在妈妈后面踯躅前行，今天夜宿这个菜场，明天夜宿那个菜场。钱快用光了，一人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即便如此，年幼的兄弟俩没有叫一声苦。后来赵瑛想到上海四川北路熟人关系多，便让李治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一天，眼尖的李治一眼看到在酱园里买酒的宫乔岩，几声“宫伯伯”的乡音呼唤，让这位化名为王少春的中共秘密战线斗士惊喜交加。赵瑛和孩子们当即被安顿到四川北路的一家民宅内。宫乔岩又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内弟阿英（钱杏邨）。阿英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当李克农被告知“他们母子平安”时，压在心头的石头这才卸下。
“赵先生”1931年5月下旬的一个黄昏，李克农与赵瑛母子三人在黄浦江边见了面。此次会面是阿英通过上海泰东图书馆精心安排的，当然也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会面时间很短。在深情地吻了吻两个儿子后，李克农告诉妻子自己要到苏区去，因白色恐怖，路上困难很多，妇女小孩不便同行，请她携二子回安徽。赵瑛就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芜湖。
家中的生活每况愈下，只得靠借债和赵瑛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维持。一家人几乎断炊，李宁姐弟读书更是成了问题。李宁经人介绍，先后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合作社和当涂民众教育馆当职员；李冰经人作保，来到芜湖弋矶山医院学习护理；小学刚毕业的李治被送到照相馆当了学徒。
在与丈夫分别六年的日子里，赵瑛以微薄的工资赡养公婆，抚育五个子女，被李克农的父亲敬重地称为“赵先生”。
李伦的信1931年8月，李克农悄然离开上海，几经周折，于12月底踏上了去往江西瑞金的路。
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母亲将李伦从床上叫醒，一脸神秘而欣喜的神色，低声对他说：“润修，你爸爸来信了，很想叫你写封信给他。”年仅六岁的李伦一骨碌爬起来，在灯下写了一封令李克农永生难忘的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爸爸：我现在已上小学了，在妈妈和姐姐、哥哥的督促下，认得不少字了，所以能给你写信。我们全家人都很想念你，我更是如此，经常在梦中哭醒。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搀着上学，给他买纸买笔，而我们家穷，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些是姐姐和哥哥用剩下的，有些还是在路上捡的。但我从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也好，请放心……
李克农读到李伦的信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红军高层的一些领导传阅了李伦的信，不少人也掉了眼泪。后来，当11岁的李伦有一次跟着母亲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时，李涛、周兴、刘志坚、刘少文等都摸着他的头问：“这就是那个写信的小子吧？” （摘自《党史纵览》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