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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习康有为书法怎么样(康有为云峰刻石圆笔质疑)

临习康有为书法怎么样(康有为云峰刻石圆笔质疑)康有为在这里提到的云峰石刻,即郑道昭任光州、青州刺史期间在云峰、大基、天柱、玲珑四山上主持刊造的系列刻石。自包世臣第一个确定刻石作者为郑道昭之后,后人大都尊崇这一说法。康有为将云峰石刻定为“圆笔之极轨”,郑道昭自然成了魏碑圆笔书法的代表人物。郑道昭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55岁时出任光州刺史,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调任青州刺史。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光州辖内的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和青州辖内的玲珑山上共主持刊造刻石多达40余处。刊刻之后,数百年间无人问津,北宋末年赵明诚《金石录》第一次将《郑羲上、下碑》、《东堪石室铭》等刻石收入,亦未引起重视,直到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之后,方显名于世。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大力提倡北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进一步构筑了“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书学理论体系。他将魏碑分为三种类型:“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

—兼论郑道昭书法为方笔

作者:待核中

【内容提要】:北魏郑道昭任光州刺史、青州刺史期间,在今山东平度天柱山,莱州云峰山、大基山,青州玲珑山上组织刊刻了40余处刻石,传统上称为云峰刻石。自包世臣首肯,这组刻石的作者确定为郑道昭,历史几成定论。康有为著《广艺舟双辑》,称云峰刻石为“圆笔之极轨”,郑道昭自然成了魏碑圆笔书法的代表人物。

综合分析比较云峰系列刻石,笔者认为,这组刻石有些是圆笔,有些方圆结合,而有些完全是方笔,风格相差悬殊,不是出自郑道昭一人之手,康有为云峰刻石圆笔说显然是不成立的。笔者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属于郑道昭书丹的刻石并非圆笔,他的书法有些方圆兼备,有些则是典型的方笔。

【关键词】:康有为 云峰刻石 并非圆笔 郑道昭 方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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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郑道昭(?-公元516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北魏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中书令郑羲次子。《魏书》称其“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历官秘书郎、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平东将军、光青二州刺史等。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

郑道昭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55岁时出任光州刺史,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调任青州刺史。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光州辖内的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和青州辖内的玲珑山上共主持刊造刻石多达40余处。刊刻之后,数百年间无人问津,北宋末年赵明诚《金石录》第一次将《郑羲上、下碑》、《东堪石室铭》等刻石收入,亦未引起重视,直到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之后,方显名于世。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大力提倡北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进一步构筑了“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书学理论体系。他将魏碑分为三种类型:“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

康有为在这里提到的云峰石刻,即郑道昭任光州、青州刺史期间在云峰、大基、天柱、玲珑四山上主持刊造的系列刻石。自包世臣第一个确定刻石作者为郑道昭之后,后人大都尊崇这一说法。康有为将云峰石刻定为“圆笔之极轨”,郑道昭自然成了魏碑圆笔书法的代表人物。

二、云峰刻石书法风格分析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云峰刻石的书法风格。为行文方便,先将四山刻石罗列出来:

天柱山刻石有:

1、郑文公上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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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郑文公上碑》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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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公上碑》拓片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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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郑文公上碑》拓片 局部

2、东堪石室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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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东堪石室铭》拓片

3、上游下息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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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上游下息题字》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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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柱之山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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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天柱之山》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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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天柱之山》拓片

云峰山刻石有:

1、郑文公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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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郑文公下碑》拓片 局部

2、论经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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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论经书诗》拓片

3、咏飞仙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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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咏飞仙室诗》拓片

4、耿伏奴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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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耿伏奴从驾》拓片

5、观海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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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观海童诗》拓片

6、右阙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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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右阙题字》拓片

7、九仙之名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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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九仙之名题字》拓片

8、安期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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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安期子题字》拓片

9、王子晋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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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王子晋题字》拓片

10、赤松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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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赤松子题字》拓片

11、浮丘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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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浮丘子题字》拓片

12、羡门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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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羡门子题字》拓片

13、神人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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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神人子题字》拓片

14、鸿崖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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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鸿崖子题字》拓片

15、列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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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 《列子题字》拓片

16、赤□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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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 《赤□子题字》拓片

17、云峰之山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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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 《云峰之山题字》拓片

18、当门石坐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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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 《当门石坐题字》拓片

19、山门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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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四 《山门题字》拓片

20、左阙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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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五 《左阙题字》拓片

大基山刻石有:

1、南山门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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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阳台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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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烟寺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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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玄灵宫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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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山门题字

6、白云堂题字

7、置仙坛诗

8、中明坛题字

9、青烟里题字

10、岁在壬辰建题字

11、仙坛铭告

12、郭静和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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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和题字》

13、双钩白云堂题字

玲珑山刻石有:

1、游槃题字

2、白驹谷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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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字

4、百峰山诗

比较一下刻石拓片,很容易就能发现,云峰四山刻石风格大不一样。有的疏宕豪逸,气势磅礴;有的谨严庄穆,一丝不苟;有的萧散飘逸,洒脱自然;有的紧峭奇崛,锋棱逼人。造成个体书家书法风格的差异,固然有书写环境、书写工具、书写心态等因素的影响,但在短时间内一个人的审美思想、结字习惯、用笔技巧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书法风格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不会超出个人的风格范围。云峰刻石是在短短四年时间内完成的,风格差异如此之大,说明这组作品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包世臣得出云峰刻石“书出一人”①的结论,显然是受时代的局限。云峰四山刻石地域范围大,分布散乱,不宜找寻,更不好槌拓。坊间所见,有很多是复制本。以包世臣所居的时代,几乎不可能看到所有的拓本真迹。一个时代的书写风格自然有其共性,人们一般容易被共性所左右,比较注意刻石风格的共同点,忽视了风格上的差异。

从结体类型和用笔习惯上看,青州辖内的玲珑山4处刻石属紧峭奇崛类,纯属方笔。

光州辖内的天柱、云峰、大基三山刻石可划分为圆笔、方笔和方圆兼备三大类。

圆笔以《郑文公上、下碑》为代表,包括《东堪石室铭》、《观海童诗》、《九仙之名题字》、《赤松子题字》、《王子晋题字》、《浮丘子题字》、《安期子题字》、《羡门子题字》、《神人子题字》、《鸿崖子题字》、《列子题字》、《赤□子题字》、《咏飞仙室》、《左阙题字》、《置仙坛诗》、《北山门题字》、《南山门题字》、《青烟寺题字》、《白云堂题字》、《朱阴台题字》、《玄灵宫题字》、《论经书诗》中间部分共24石。

方笔以《上游下息题字》为代表,包括《右阙题字》、《当门石坐题字》、《山门题字》、《论经书诗》开头和结尾部分,共5石。

方圆兼备的一类有《天柱之山题字》、《云峰之山题字》《中明坛题字》、《青烟里题字》、《岁在壬辰建题字》,共5石。

三、以《郑文公上、下碑》为代表的圆笔类刻石,恰恰不是郑道昭的作品。

其实已经有人对《郑文公碑》的著作权问题提出过怀疑了。但包世臣的理论体系太过于权威,太过于肯定,太过于武断,把人的思维框住了。他很自信地认为:“以《中明坛》题名、《云峰山五言》验之,为中岳先生书无疑。碑称其‘才冠秘颖,研图注篆’,不虚耳。”②之后康有为、叶昌炽等推波助澜,在理论上制造了一个“北方书圣”,来自权威的强大的声音把这些怀疑的声音淹没了。

而很清楚的事实是,南北朝时期,至今还没有见到儿子为老子书丹碑文的先例。儿子为老子撰写碑文,在汉魏六朝个人文集中也极少见到,即使有,也应该使用第一人称,而不是《郑文公上、下碑》中的第三人称。一个出身豪门大族、身为从二品高官的郑羲,死后竟无人为之撰写碑文并书丹上石,还得由儿子亲自为其颂功扬名,既不符合郑道昭的身份和地位,也有悖世俗。这种遭人讥议的事情,决非郑道昭所为。

《郑文公上、下碑》均刊刻于永平四年(公元511年),上碑中,郑羲字“幼麐”,下碑却变为“幼驎”。二字虽音义一致,但写法迥异,古人名字用字极为考究,不能随便代替。上、下碑刻于同一年,从书法风格上看出自一人之手,若是郑道昭书丹,写错了先父的名字,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南北朝时期,避家讳之风甚盛,闻讳必避,动辄得咎。郑道昭出身名门望族,自幼饱读诗书,又常年担任文职官员,熟知礼仪。如为先父撰写碑文并书丹上石,直呼父亲郑羲大名而一点不避家讳,有悖常理。料想郑道昭不会干这等遭人唾骂之事。

郑羲卒后,尚书奏谥曰“宣”,诏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改谥“文灵”。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灵”乃无道之谥也。《郑文公上、下碑》中公然纂改了谥号,将“灵”字删去,变成了“郑文公”。郑道昭作为朝廷命官,又熟悉本朝典章制度,未必敢冒欺君之罪而亲自为文书丹。

北魏时期,光州辖东莱、长广、东牟三郡,郡辖十四县,辖区包括今整个胶东半岛,光州刺史是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尽管郑道昭雅好山水,热衷于求仙访道和吟咏题镌,但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一年之内完成如此高质量、高难度的煌煌巨制。《郑文公上、下碑》刊刻时,郑道昭已近花甲垂暮之年,在如此险要的摩崖上书丹上石,不仅不符合郑道昭的身份,其体力也未必能够胜任。

笔者曾力图找寻包世臣将《郑文公上、下碑》的书丹人定为郑道昭的依据,结果一无所获。史书中不仅没有其亲自书丹的丁点线索,甚至从未提及其工书。查《魏书》和《北史》,仅称郑道昭好为诗赋(云峰四山共刻其署名诗作5首,可证史书所记不诬)、长于吏治,但找不到其善书的只言片语。第一次将《郑文公上、下碑》收入《金石录》的赵明诚,亦仅指出郑道昭“为其父摩厓石刻二碑焉”,主持刊造而已,未明确指定作者,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赵明诚治学之严谨。云峰四山刻石中,亦无提及郑道昭工书,只在《郑文公下碑》中,有道昭“才冠秘颖,研图注篆”的句子,好像与书法沾上一点边,为后人认为郑道昭工书引为重要证据。其实“研图注篆”与上碑“研图注史”含义一致,是指郑道昭做过典籍、文书之类的工作,并通达经史古籍,不能望文生义解释为善于篆书,或穿凿为善于书法。

郑道昭于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调离光州,52年之后,其子郑述祖于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复为光州刺史,在云峰山、天柱山上先后留下了《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天柱山颂》等隶书刻石。在这一组刻石资料中,郑述祖亦未明确指出《郑文公上、下碑》是由其父郑道昭书丹。《重登云峰山记》中有“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然泪下”,“此山正南四十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号……其山上之阳,先有碑碣,东堪石室,亦有铭焉”;《天柱山颂》中有“泣观遗碣,号诵余篇”等句,有人从这些句子入手分析,断定《郑文公上、下碑》的作者是郑道昭。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是经不住推敲的。郑述祖“自幼游此”,52年之后旧地重游,见到了祖父的碑记和先父的遗迹,睹物思人,难免生出些感慨,不一定非是先父亲自书丹的碑记才能触发郑述祖的情怀。

其实,关于《郑羲上、下碑》的作者,碑文中已透露出一些信息,在上碑第15行和下碑第40行均有“于是故吏主薄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的记述,碑文的撰写者应该是郑羲的门生故吏程天赐等人。至于由谁书丹,则较难确定,照常理推测,一般也应该是程天赐一班人。但碑刻刊造时,郑羲已故去19年,其门生故吏垂垂老矣,为文尚可,亲自书丹恐怕已力不从心了。书丹者一般应是郑道昭的光州幕僚或朋友。青州玲珑山的刻石风格与云峰三山刻石风格差别很大,说明玲珑山刻石书丹人已换成了青州的僚佐。

四、哪些刻石出自郑道昭之手

《右阙题字》刻在云峰山西峰的东壁上,刻石内容是:“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郑公之手书。”细审此刻,位于刻石末尾的“郑公之手书”5字,字较前面小一些,刻石方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像是一个人的作品,显然是他人补题,那么,前边的题字毫无疑问应出自“郑公”郑道昭之手。

这则刻石是较为典型的方笔书法,“右”之“口”字笔画方折,棱角分明,“阙”之外框和“栖”之“西”部结字方整,运笔也纯以方笔为之。天柱、云峰大基三山刻石,与此风格类似的另有《上游下息题字》、《当门石坐题字》、《山门题字》、《论经书诗》开始和结尾部分。这一组刻石应该都是郑道昭的作品。

方圆兼备的另一组5种刻石,书写风格和结字习惯与方笔类一组接近,而且云峰、天柱两山是郑道昭命名的,他本人题写山名更合乎情理,因此,这一组刻石,也应该出自郑道昭之手。

这一类刻石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字数都比较少,位置比较平缓,这也符合郑道昭的身份和年龄。

五、结论

云峰刻石风格相差悬殊,有些是圆笔,有些方圆兼备,而有些完全是方笔。康有为云峰刻石圆笔说显然是不成立的。云峰刻石不是出自郑道昭一人之手,属于郑道昭书丹的刻石恰恰不是圆笔,有些方圆兼备,有些则是典型的方笔。

注:①②包世臣《艺舟双辑》。

附:云峰四山北朝刻石作者分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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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山刻石历代集评】

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劗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褚、虞、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古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

——叶昌炽《语石》

云峰山为大观,结体奇肆而神态静漠,笔笔舒畅,字字安适,观行行流动。观第一笔则不知其第二笔如何着手而始可。观第一字则不知第二字如何位置而始安。及观其全则又若随意出之而无奇。不求异而人自不能同之,不求工而世自不能过之,此真人力天工各臻神妙。而世人乃犹敢就形迹以求之,譬如和陶潜之诗,真妄人矣。云峰诸种中,郑文么上下碑最俗,然学之者犹有倾侧之病,何也?以其笔划之舒徐也,惟其舒徐,故神全而形似曲,今之学郑文公者,有不中曲之画乎?方且以为郑文公之画,皆曲也,如此又不安能窥其堂奥耶?

——张宗祥 《书学源流论》

写《郑文公》,当并参《鹤铭》、《阁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气。形质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气盛,则长短高下皆宜也。又云:云台山皆道昭书,而碑体谨严(案谓《郑文公碑》)摩崖较纵,其超逸蹈跹,真令人对之飘飘然有凌云气也。论韵格,恐在《鹤铭》上。

——沈寐叟《与谢复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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