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夏朝更早的朝代（比夏朝更早的王朝）
有没有比夏朝更早的朝代（比夏朝更早的王朝）首先，《竹书纪年义证》：“蒲版，舜旧都，其北有长版，为邑之险要，故曰蒲版。”唐朝李泰的《括地志·蒲州·河东县》记载：“河东县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井及二妃坛。”唐时蒲州，就在今天的山西运城永济市，两者高速相距178公里，当然陶寺遗址与舜都的具体距离或短一些或更长一些。舜都到底何在，不妨看看古今的考证，比如以下三点：以当时交通条件来说，舜与尧必然大致处于同一时空，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即舜族距离帝尧之都不远，否则无法这么交流。根据考古发现，位于山西临汾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与史书记载的尧都，时间与空间都高度相似，因此如今普遍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既然如此，帝尧禅位之后，舜都也在陶寺遗址？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转述应劭的观点，认为“尧舜并都之也”！或者说，帝舜在自己地盘另建都城，距离陶寺遗址不远？
所谓“尚书”，追述上古事迹之书，由四个篇章组成，后三篇为《夏书》、《商书》、《周书》，但第一篇却是《虞书》，讲述尧舜禹皋陶伯益后稷等人，比如《尧典》、《舜典》等。换言之，四个篇章对应的是虞夏商周，即尚书认为“虞”是与夏商周并列存在的王朝，比夏朝更早的中国第一王朝。
无独有偶，翻开先秦典籍，常常可以看到“虞夏商周”的表述，《国语》讲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吕氏春秋》记载“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商鞅曾说“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等，都将虞朝与夏商周并列。
问题在于：史记将“夏”定为中国第一王朝，近代古史辨派直接否定虞朝，现代人大多认为虞朝是传说，那么虞朝到底存不存在？其实，随着现代考古的深入，如今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发现。
根据史书记载，舜年轻时活跃于冀州的历山、雷泽、河滨一带，帝尧将二女嫁给他时，“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经过考验与考察后，舜辅佐帝尧二十年，最终帝尧禅位于舜，“舜摄政八年，尧崩”。
以当时交通条件来说，舜与尧必然大致处于同一时空，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即舜族距离帝尧之都不远，否则无法这么交流。
根据考古发现，位于山西临汾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与史书记载的尧都，时间与空间都高度相似，因此如今普遍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
既然如此，帝尧禅位之后，舜都也在陶寺遗址？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转述应劭的观点，认为“尧舜并都之也”！或者说，帝舜在自己地盘另建都城，距离陶寺遗址不远？
舜都到底何在，不妨看看古今的考证，比如以下三点：
首先，《竹书纪年义证》：“蒲版，舜旧都，其北有长版，为邑之险要，故曰蒲版。”唐朝李泰的《括地志·蒲州·河东县》记载：“河东县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井及二妃坛。”唐时蒲州，就在今天的山西运城永济市，两者高速相距178公里，当然陶寺遗址与舜都的具体距离或短一些或更长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括地志》中曾经提到，夏都斟鄩“在洛州巩县（如今郑州巩义市）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在此大概方位，考古果然发现二里头遗址。
其次，学者考证认为：“古冀州”大致在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晋南地区，距离陶寺遗址不远。后来，可能随着先民迁徙，就将“冀州”称呼带到了河北。上图，是今天的汾河地图，陕西与山西的边界是黄河，但古代汾河有过改道。
总之，帝舜大致活跃于晋南汾河一带，与括地志中舜都永济市的区位比较一致。史书又记载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此位于永济市的舜都，应该是尧禅位之前的舜都，之后帝舜入主陶寺遗址。
第三，在山西运城地区，商周时期分别有过两个虞国，反映出“虞”与此地的关系。纣王释放姬昌之后，姬昌回来先是解决“虞芮之争”，芮国大致位于陕西大荔，虞国位于山西运城。武王灭商后，将族亲（古公亶父第二子的后代，泰伯奔吴的主角之一）分封在虞地，建立了虞国，就在今山西南部运城夏县和平陆北一带。
除此之外，汾水以西的区域，保留了很多与帝舜有关的文化，远远超过其他区域，比如地名上有妫汭、历山等，其中妫汭沟一直有制陶制缸手工业，历山上有一座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小型遗址等。
可见，史料与考古的迹象表明，舜更应该在山西运城一带，位于陶寺遗址统治区域的一方诸侯（与帝尧或有血缘关系，属于分封的诸侯），建都于永济市一带，后来帝尧禅位帝舜，就迁都于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考古显示，该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具有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统率周围广大的区域，被誉为“最早的中国”。
其中，位于洛阳的王湾三期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时，突然攻入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遗址，同期毁掉石家河文化遗址20座城池，并以王湾三期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这一现象与史书上的“禹征三苗”高度相似，因此王湾三期被认为是禹都所在。
换言之，由于大禹是帝舜臣子，因此帝舜的陶寺势力，至少延伸到了河南洛阳一带，甚至史书上也说过“尧舜征三苗”，可见陶寺遗址的势力范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除此之外，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持续200余年，考证对应的是帝尧时代，中期持续长达百年，即距今4100——4000年左右，考证对应的是帝舜时代，因此帝舜建立的政治势力，大约统治了陶寺遗址百年左右。（注，尧舜或是部族、势力名称，或是延续很久的政治势力中的两个有名首领，不然帝王尧舜不可能统治那么长的时间）
由此可以判断，帝舜建立的政治势力，自身无比强大，在当时统率了很多部族，统治了庞大的区域，持续时间长达百年。因此，也就难怪先秦史书认可“虞朝”，将之与夏商周并列了。
最后，既然先秦将“虞”与夏商周并列，为何司马迁却认为“夏”是中国第一王朝？
原因在于：首先，春秋之后文献散失，有关虞代的史料大量失传，战国之后的虞朝史又被诸子加工改造，可信性大大下降，司马迁很难了解、描述虞朝；其次，先秦儒家将夏朝之前的历史，描述为禅让制，比如唐虞时的尧舜，理解为两个帝王尧舜禅让，司马迁深受儒家影响，自然就不会将之视为“王朝”。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司马迁写就千古巨著，但不代表他全是正确的，以陶寺遗址与先秦文献来看，原始王朝——“虞朝”大概也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