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年轻人评论李光耀（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
新加坡年轻人评论李光耀（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他后来解释说，新加坡人如果想要在世界上立足，必须要有卓越的表现，要么有超出一般水平的效率，要么有超出一般水平的创业精神。 李光耀领导新加坡人开始了发展经济的努力。1965年，他在公开场合说：“这个世界不欠我一碗饭吃。反过来，我也不欠这个世界一碗饭。” 每十年经历一次转型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取得民族自治。1959年，李光耀出任自治政府总理。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196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28美元，2010年是46570美元，如今在“亚洲四小龙”中也是领跑者。 早期的新加坡虽说是一个港口，但基本上是一副落后破旧的面貌，街道的脏乱显而易见。那时的新加坡，经济基础和资源仅限于扼守马六甲的港口，以及英军撤退后留下的少量工业基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家当”，以至于李光耀认为，要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环球》杂志记者/陈济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3月23日病逝。作为新加坡建国总理，他带领新加坡在短短的50年里，从第三世界跨越到第一世界，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转型。
如今，提到新加坡这个地图上的“小红点”，人们想到的是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万多美元，几十年来政治环境稳定，政府廉洁高效，几乎人人有房住，同时，它也是一个管得很严的花园城市……而这些成就，几乎每一项都与李光耀几十年执着的坚持和强势的领导推进密不可分。
晚年李光耀说，“我不希望人们想起我时说我是一个政治家。我不自视为政治家，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决心、恒心和毅力的人。我认定一个目标，然后坚持追逐这个目标，直到取得成功，就是这样……”
每十年经历一次转型
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取得民族自治。1959年，李光耀出任自治政府总理。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196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28美元，2010年是46570美元，如今在“亚洲四小龙”中也是领跑者。
早期的新加坡虽说是一个港口，但基本上是一副落后破旧的面貌，街道的脏乱显而易见。那时的新加坡，经济基础和资源仅限于扼守马六甲的港口，以及英军撤退后留下的少量工业基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家当”，以至于李光耀认为，要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李光耀领导新加坡人开始了发展经济的努力。1965年，他在公开场合说：“这个世界不欠我一碗饭吃。反过来，我也不欠这个世界一碗饭。”
他后来解释说，新加坡人如果想要在世界上立足，必须要有卓越的表现，要么有超出一般水平的效率，要么有超出一般水平的创业精神。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必须秉持开放的思维，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这样新加坡人才能有工作，才能挣到薪水。最早吸引到的外资是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时至今日，新加坡仍有不少日本企业的身影。
裕廊工业区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位于新加坡主岛西南侧的工业园区，由最初几个相邻的小岛逐渐填海相连而成。裕廊工业园区的发展以最初的启动区开始，循序渐进，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已颇具规模。
为吸引外资，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也注重改善投资环境。从新加坡机场到市区的马路宽阔笔直，两边绿树成荫，红花点缀。李光耀视之为展示形象的“脸面”。花园城市的建设也与此不无关系，在早期缺水需要从马来西亚买水的年代，李光耀也坚持让新加坡人定期洗刷街道，他也曾亲自参加街头的清扫活动。经过几十年的坚持，这些“投资”早已被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做法。
“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业是新加坡最早发展的基础。坊间流传的看法是，新加坡的经济每十年左右就经历一次转型升级，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如今则是强调创新型的经济。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和没有纵深的局限，产业无法在国内转移，转型升级也意味着新加坡必须将原来已经不符合发展需要的产业淘汰。
然而，经济的转型升级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环球》杂志记者在2010年底至2015年初常驻新加坡期间，对于新加坡最新的指向创新型的产业升级印象深刻。政府发现企业多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不愿意花大力气提升技术水平和员工的生产力，因此决定收紧外劳政策。
但在现实中，一些行业想要提升生产力并不容易。比如餐饮服务业，一般认为离不了人手，不少企业难以适应，只好关门大吉。看政府不为所动，餐饮企业被迫想办法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如采用机器人做刀削面，使用平板电脑让顾客点菜等。
对于普通劳动阶层来说，这样的经济转型意味着要坚持不懈地跟上经济发展转型的步伐，难免有点辛苦。虽然也会有人觉得不满，但新加坡的发展变化有目共睹，这成为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施政方针最有力的支持。李光耀也说，他不会因为受到指责而退缩，作为领导者，不要理会人们想什么，做该做的事情。
牺牲憧憬
李光耀曾说，作为执政者，要么给人富足美好的生活，要么给人富足美好的憧憬，两者只能做一样。
李光耀一直认为，有产的社会会比较稳定。有产者为了避免自己的房产贬值，会避免胡乱投票。为此，新加坡后来将公共住房改为以出售为主，并结合强积金制度，将公共住房的覆盖率提高到超过八成，一家只能拥有一套，这也成为举世闻名的组屋制度。
组屋按需投放，以折让价出售，可以平抑二手房价，但定价水平也不妨碍收回成本。在组屋市场之外，则是私人开发商开发的地产，对于个人拥有多少套没有限制，但价格也远高于组屋，算是高档地产。
在花园城市建设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当初从美洲引进雨树，只因其树冠大、不易折，适合作为行道树。李光耀也曾发起植树活动，直到年近九旬，只能在别人的辅助下铲上几锨土，他也还是坚持出席每年一次的植树活动，也曾就大学校园的遮荫等细节写字条给主事者……
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以不养懒人为原则，避免陷入福利社会的窠臼。政府强调个人应该与政府一样，也分担一部分责任。比如只有强积金制度但没有一般的退休金，推迟开始支取强积金的时间，因此普通老人也会尽可能工作。强积金后来也可用于购买组屋、医疗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从而成为新加坡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保障网。
为了保证企业的竞争力和灵活性，新加坡给予劳动者的保障相对较少。在提前一段时间通知员工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很容易地解聘员工，赔偿也不会很高。同时，工会的力量也受到很大限制。实际上，新加坡历史上也曾发生飞行员等罢工的事件，但都以李光耀的强力弹压而告结束。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企业灵活调整以应对经济形势，也可以提高新加坡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竞争力。
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加坡也曾实施计划生育，在生育率迅速下滑之后改而鼓励生育，但却发现为时已晚。为此，政府采取了大量吸收移民的政策。外来劳工以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分为不同档次，优秀人才是新加坡致力吸引入籍的对象。
不过，人口的快速增加也成为2011年选举的热门议题之一，并与住房和交通等民生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挑战。政府在选举之后也被迫慢慢收紧移民政策，放慢吸收移民入籍的节奏。
三千精英治国
李光耀的性格中显然透着一股倔强，这也体现在反腐上。
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宣誓，内阁成员身穿白衣白裤，象征要保持清白。这样的努力坚持到了今天，让新加坡在全球廉政观感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理顺了反腐机制，将公私领域的反腐职能全都集中在贪污调查局，直接向总理公署汇报工作。其次是修法赋权，让贪污调查局具备查案所需要的法律权力，没有掣肘。
在总体策略上，一方面坚持打老虎，几十年来不曾松懈。其中不乏位高权重者落马的案例，如曾担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另一方面，则明晰罚则，约束基层执法人员的权力。
也许与李光耀深谙法治和经济杠杆效果有关，新加坡加重了对于贪腐的处罚，有则必捉，如此，有机会贪腐的人也会计算成本利弊。在制度上，贪污调查局也负责审查各部门的规章制度，找出其中有可能诱发贪腐的漏洞。
新加坡也在条件允许之后开始提高公务员的工资，让他们的工资与私营行业同样资质的员工薪水基本相当。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上私营行业薪水的提高，新加坡政府采取大胆的做法，将高级公务员和政治任命岗位的工资提到令人惊叹的水平。
目前，新加坡一般部长的薪水也超过了欧美一般国家领导人的薪金。李光耀认为，这样才能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政府，因为新加坡秉持的是精英治国的思路，坊间流传有三千精英治国的说法。不过，他也坚持“裸薪”的原则，部长也没有住房和专车，甚至连总理自己也不分给住房。
实用主义至上
新加坡继承了来自英国的议会宪政架构和普通法体系，但也对其进行了一些改变，以求政府、国会和司法体系之间良好的协作关系。
律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很高，但政治参与度并不算高，政府施政要按章行事，但又不会受到司法的过度干扰。
李光耀对于法律秉持极其务实的看法。他曾以训练小狗来比喻新加坡国民的素养，认为新加坡人缺乏教养的基础，因此只能适用严厉的法规来规范社会风气，比如吐痰和扔垃圾。
新加坡至今仍施行绞刑，而且，脱胎于英国刑法典的鞭刑至今仍没有废除。另一项广受争议的，则是源于特殊时期的《内部安全法》，如果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它赋予强力机构在不经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将嫌疑人直接逮捕关押的权力，虽然动用得并不多，但却令人生畏。
李光耀还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让媒体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使自己的职责权力。新加坡的媒体主要负责人只能是新加坡国民，对于境外资本的介入和个人控股都有严格限制。新加坡的媒体要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但同时在许多报道上也要谨慎行事，务求证据充足。
有西方评论人士认为，李光耀的政治行事方式结合了马基雅维利的权谋和儒家的一些特质，极其重视实用。这种评价道出了部分的事实——李光耀的务实是出了名的，他会坦白说出一些别的政治家努力避免的言论。《环球》杂志记者曾目睹他作为嘉宾的对话会，他直言人的智商和情商大部分是遗传，认为只有大概三成依赖于后天的教育，找配偶要找聪明的……
严格治党律己
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一直在国会选举中占据绝对优势。当然，人民行动党的施政记录也让该党有傲视其他政党的资本，政党内部的良好治理也使得人才向人民行动党积聚，从而使其在人才深度上占尽优势。反对党相形见绌，根本不具备上台执政的能力，即便如今的工人党领袖也承认这一点。
李光耀以极其严格的标准要求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对于党员的私生活，不会容忍婚外情的情况，有离婚史的党员也被认为有人生或者政治“瑕疵”。
对于其政治对手的打击，李光耀可谓严厉，但也会依法行事。他在英国修读法律毕业之后，回新以律师身份开始职业生涯，曾为工人运动提供法律支持。后来与一批人共同组织人民行动党，从而登上政治舞台，1959年以36岁的年龄出任自治政府总理。
不过，与左派决裂之后，李光耀在1963年以铁腕手法，通过“冷藏行动”逮捕关押了左派骨干，也使得左派从此一蹶不振，人民行动党从此以后也没有再发生大的分裂。
有些人会觉得李光耀令人害怕，他也承认这一点。但李光耀也认为，如果没有人害怕他，他就是一个一无所用的人了。其人格魅力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能够吸引人才团聚在他周围。在人民行动党第一代元老中，聚集了不少接受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如后来担任副总理、被认为是新加坡经济总设计师的吴庆瑞，曾担任人民行动党主席和内阁多项要职的杜进才，以及担任外交部长的拉惹勒南。
李光耀曾说：“我的同僚并不怕我，一点都不。他们有话就直说，也没怎么样。但如果我们任由他人恶意攻击，整个制度就会遭到破坏。”
在私生活方面，李光耀一生与妻子柯玉芝相敬相爱，个人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瑕疵，让即便不支持他的人也心存敬佩。对于没有事实依据诋毁他名誉的人，他曾多次选择以起诉来处理，将对方杀得落花流水。
1990年，李光耀卸任政府总理，但仍任国务资政，并在后来改任内阁资政，对于新加坡政局和发展方向保持显而易见的掌控力达半个多世纪。2011年的国会选举之后，李光耀退出内阁，对于决策的干预也越来越少。
不过，他表示，看到新加坡出现方向性的错误，仍会指出来。对于新加坡的未来，李光耀也不时提醒国民要有危机感，不可将新加坡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个小岛国一旦陷入平庸，未必长久存在。
来源：2015年04月0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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