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五星级公厕在哪里（重庆公厕史话）
重庆五星级公厕在哪里（重庆公厕史话） ▲“公厕市长”张笃伦
作者|杨耀健
▲清末民初的朝天门码头
▲“公厕市长”张笃伦
▲修建在青年路的“西哈努克茅司”，厕所在二楼，现已拆掉。(杨耀健拍摄)
▲较场口马路边设立的简易厕所，注明收费五角。(杨耀健拍摄)
▲整洁的小区公厕(杨耀健拍摄)
得名与沿革
溯至清代，重庆的公厕的美名为“东池”，俗称“松活堂”，也就是指方便后轻松快活。由于这些公厕是由官方拿钱修建的，外形为土墙加茅草顶，十分简陋，重庆人俗称它为“官茅司”。这些厕所数量很少，归街坊保甲管理，夜间照明只有一盏油灯，老百姓还由此编出歇后语：“官茅司的油灯——各照其事(屎)。”
当时居民多在家中自备便桶或茅坑，每到傍晚时分，就有近郊农民挑桶进城沿街收粪水，大公馆、大商号及官茅司则由农民承包清除。那时市区面积小，七星岗通远门外就是菜地、稻田，城内空地也准许养猪、种菜，例如现渝中区戴家巷有一段街，旧名就叫韭菜园。种菜需要肥料，官茅司少，所以每天掏得干干净净，居民倒便桶后即当街清洗，污水倒入阴沟。全城污水的总出口，上半城从大阳沟流向香水桥(现沧白路)，泻下洪崖洞，毁坏了素有美名的“洪崖滴翠”景观。
外地人找不到厕所，或本地人夜间打牌不愿去公厕怎么办?对不起，他们就在深街陋巷随处方便，搞得遍街都是“财喜”，即本地人开玩笑所指的粪便。
老重庆原地属巴县，清末耿宝奎任巴县知县时，南纪门居民杨金山看准经营粪便可以变废为宝，有利可图，乃邀约星相士周光福，一道向耿宝奎申请承包。他们获得官方批准，负责揽运下半城粪便事宜，并同意他们在南纪门长江边辟建粪码头，重庆的粪便这时候才有了集散处。与此同时，上半城也在临江门嘉陵江边修建粪码头，并有一个小地名叫粪塘湾。
既然有人承包，有码头，便有组织规章，还有把头恶霸，而且势力不小。
杨金山把持南纪门粪码头几十年。临江门粪码头大大小小的把头则不止一人，其中之一的李某，会些拳脚功夫，为特务充当过打手，是临江门大恶霸连绍华的兄弟伙，连绍华也吃经营粪便的钱，解放后被镇压。粪把头不论大小，都被重庆人呼之为“粪脑壳”。
把头在码头搭篾席棚，招收流浪苦力做挑夫，到大街小巷去掏粪，各有自己的地盘，不得逾越。码头备有专用木船，从城内搜集的粪便在这里装船运往四乡，售给农民。为了增加重量，把头还要往粪里渗沙注水。掏公厕是挑夫的义务，居民要求帮忙掏私人厕所，必须事先与把头协商报酬，如果谈不妥，待到家中粪坑满溢，再去求人便要层层加码。
把头赚的钱，除开支挑夫的工资，还要向有关卫生部门纳税进贡，但仍然大有油水。虽说重庆没有上海那样的肥料公司，也没有大腹便便的粪老板、粪小开，但粪把头也的确发了财，例如连绍华养有马匹骑坐，李某则购有手枪。
20世纪20年代，曾有人在半边街(现群众艺术馆附近)设立沼气电灯厂，这本是一桩新生事物，但这家灯厂规模太小，电力不足，市民不满，又嫌臭气难闻，未开多长时间就宣布停业。
1929年2月重庆建市，当局颁布了组织社会团体、同公会的法规，把头们组织挑粪工也成立了重庆市运肥业职业公会，会址在厚慈街，推选杨金山为理事长，共有会员1000余人。他们按行帮规矩取名“五花帮”，意为排泄物乃五谷所成，并将农历十月初一牛王生日订为会期，祀奉牛王及关帝君，因为把头们都是袍哥，必须供奉关帝君。
运肥业职业公会势力颇大，如果他们罢工，重庆城的卫生状况不堪设想，因此当局一般不去招惹他们。当时普遍实行壮丁制，但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工人不当壮丁，而挑粪工属于工人。有一年，兵役局无意中将一名挑粪工误抓为壮丁，由此引起冲突，导致挑粪工罢工，全市公厕私厕告急，纷纷到市政府抗议，兵役局只有乖乖放人，才将事态平息。另一次因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各客户应缴的除粪费未缴，再次引发挑粪工罢工，警察当局对此亦一筹莫展，只有转告各客户，说是水涨船高，请大家多包涵，免得事态继续扩大。
藏污纳垢之所
清代的官茅司也罢，民国的公厕也罢，都是搭建一间简陋平房，地下挖一个大坑，上面搭几块石板就算落成，冬天臭气熏天，夏天更是蛆虫蠕动，令人作呕。因此路人经过公厕或遇见挑粪工，莫不掩鼻而走。然而俗话说得好：“水火不留情，屎尿胀死人。”普通老百姓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忍受下去。
清代的官茅司没有女厕所，民国后官茅司改称公共厕所，虽增设了女厕，但公厕照例不装门板，女厕也只用一块破席遮羞，良家妇女不敢去。那时妇女上街前主动少饮水，实在有内急，往往向就近居住的女房东求助。
抗战话剧《民族万岁》中，便有这样一个细节：救亡女青年搞宣传，想上厕所无处可去，只好向吴菌饰演的居民老太太请求：“请您让我看您家杀鸡……” 一时间，“杀鸡”成了方便的代辞，有点像现时的女士大大方方地宣布要去“一号”。
重庆公厕长期无人打扫，挑粪工只管挑粪，不管冲洗。30年代前山城没有自来水厂，1932年3月建起自来水厂，但管网少，用水成本高，也不冲洗。人们一跨入厕所，尿骚味熏得人睁不开眼。厕所墙角处还常蜷伏着已毙或待毙的乞丐，较场口公厕内几乎每天都有。更可怕可恶的是有些人尚未咽气，衣服就被人剥光，叫做“剥鬼皮”。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吸毒者常躲在公厕墙角，弄两块臭石头，或者干脆用尸体挡风，摆出自己的锡箔、残烛，就在那里吸毒过瘾，直到有一天他也在这里倒毙被别人剥去衣服。
公厕也是死猫、死狗、死婴乃至活的私生子被丢弃之地。活婴不乏慈心人收养，倒毙的烟鬼、烂娼，则如死猫死狗一样无人问津。
打更匠是保甲委任的公厕管理员，他的主要责任是呈报公厕内的死者人数，监视挑粪夫工作，每晚点亮厕所内的檐灯。
旧时代，民间有随处供奉土地菩萨的习俗，因此在一些公厕里也出现了“屙尿土地”。就是在公厕小便槽内，凿出倒立的人形、金钱形或梅花形，人们对其撒尿，称之为“屙尿土地”，据说人形是传说中的大盗“赛昆仑”。有的公厕尿槽边，还特地雕有石龛呢。
《大公报》及一些大商号的厕所采用木质的“毛斗”，颇清洁，当然不对外开放。当时能用抽水马桶之家极少。
重庆建市时修建的中山公园(现人民公园)，特辟有女厕所。许多游乐场地如“陶园”、“生生花园”等花园式餐厅，也设女厕。剧场、影院更不消说，门口还有女服务员索取小费。
入厕收费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中山公园的公厕开始，凡入厕者均送手纸，便后可用一瓢水冲干净，收费低廉，而且自带手纸者不付费。
“公厕市长”的德政
重庆公厕的恶劣情况拖了若干年，即使定为陪都时也无显著改变，直到张笃伦任重庆市市长时，才花了很大的力量，修整下水道及公共厕所，并禁止白日运粪，制作运粪专用板车，以维护市容。由于山城坡多，板车去不了的地方，挑粪桶的情况仍然存在。但从此市内有了砖墙加水泥地面、隔离式蹲坑、通风良好并设有自来水管的公厕。女厕也有了门户遮掩。
市民颂德，将张笃伦称之为“公厕市长”，这不是贬辞，而是赞美。张笃伦的继任者杨森则被称之为“奠基市长”，因为杨森光唱高调，派款加税说是要建这修那，拆民房，占公地，立一块石头奠基，结果却卷款逃往台湾，啥也未建成。
国民党搞所谓的“普选”时，政客、党棍为了拉运肥业职业公会的选票，大宴连绍华、杨金山等把头，结果闹出笑话。在选“立法委员”时，杨金山竟说：“我们公会一致推选何济公为立法委员。因为何济公先生真是活济公，他能包医脑壳痛。”
这段话被当时《巴渝晚报》作为笑料刊出。何济公是何许人也?原来是广东制造的一种速效止痛药的药名，根本没有这个人。
公厕命案
成都曾发生“枪毙风流小生”案。“风流小生”是一个妓女的绰号，她将养女虐待致死，弃尸厕所。一位军人仗义呜冤破案，查出是“风流小生”所为，当局将她绳之以法。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赵荣华任重庆卫戍司令时，有人在商业场某印刷厂闲置厕所内被谋杀碎尸，久无人知。直至暑天臭气弥街，蛆虫爬出，好心人催粪夫掏厕，始见尸体。经侦查，凶手刘悦南、丰子清，诱骗某钱庄职员收款后图财害命，杀人后大卸八块扔进厕所内。赵荣华以酷刑对残忍，也将两个杀人犯处以大卸八块的肢解极刑。
令重庆人难忘的，还有高级工程师自杀于公厕中的要闻。抗日战争胜利后，爱国工程师郝贵林，抛下在法国的产业和妻子、儿子，满腔热情归国，参加战后建设。哪知道贪官污吏只知捞钱，视人才如草芥，不给郝贵林安排工作，使他生活无着。郝贵林报国无门反遭白眼，忍无可忍，在中央公园的厕所内自杀。消息传出世人震惊，当局虽百般掩饰，仍难免为千夫所指。
厕所闹鬼
半夜三更的公厕灯光昏暗，一些乞丐、烟鬼装神弄鬼谋财的故事常有所闻，但不久总会被人识破。但闹鬼的事多半会引起市民恐慌，最有趣的两则闹鬼轶事，就发生在厕所中。
有一个木匠姓万，手艺很好，惟因酗酒很少被人雇用。一次，陕西街一家商号雇他制作“毛斗”，即木制的坐便器，开出的报酬少。万木匠心怀不满，暗中设置机关，只要有人入厕刚蹲下去，木槽内便会伸出一只木手，猛然给你屁股上一巴掌，接着又缩回去，毫无痕迹，结果吓得无人敢去厕所。后来商号特请有名武师熊熊舟勘察，他拆开木板发现机关，万木匠少不得被暴打一顿，最终倒毙在陕西街公厕内。
山东人孙燕彪，武师，曾任官员保镖，抗战时来重庆，被安置在市商会做房产管理员。其时他已近六旬，有妻有女，住在商会内。商会房屋一半属于《商务日报》，房客多与商会有关系，都赖着不交房租，因此偌大房屋缺乏修缮，破破烂烂，落瓦掉砖，虫走鼠蹿。
孙燕彪有武功，不信邪，有天半夜去入厕，经过一排没有路灯的廊房，其中两间是《商务日报》勤杂人员宿舍，室内电灯未熄，听得见男女嬉笑。孙燕彪眼尖，发现有一个黑影趴在宿舍窗外，从窗缝偷窥室内之事。他认为偷看别人隐私不道德，上去就拍偷看者的肩膀。哪知他的手刚落下，黑影突然消失，还猛然刮起一股冷风，把他吓了一跳。是眼花么?他本待搜寻，却内急难忍，走进厕所方便。不料他解裤下蹲，裤子却自行升起，他再解开，又自行升起，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挡路，硬不要他蹲坑。孙燕彪惊得毛骨悚然，拉了一裤子稀，一边飞跑一边大叫：“有鬼!”
报馆的编采人员当然不迷信，认为是孙燕彪半神智不清。但勤杂人员和住户却当了真，连镖师都撞了鬼，一般人哪个保险?所以大家夜里都不敢上厕所，而且越说越玄。
建国后的公厕轶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庆公厕状况逐年有所改善，首先是数量增加，每个地段都设置了公厕，安装了自来水龙头，便于冲洗。在1950年代的“除四害”运动中，大力提倡爱清洁、讲卫生，定期用生石灰、漂白粉消毒，环卫工人也不辞辛劳，经常打扫。所以，尽管公厕仍然不尽如人意，却比旧社会好得多。
“文化大革命”爆发，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城市环保处于无政府状态。市中区的厕所常常污水外溢，市民路过无处下脚，怨声载道，而且旧社会才会发生的死猫、死狗、死婴被丢弃在公厕内的事情，这时又出现了。
臭不可闻的厕所对所谓的“新生红色政权”是一个讽刺，掌权造反派想出的对策，就是强迫被指责为“牛鬼蛇神”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各自包干打扫各单位和地段的厕所，那些人迫于淫威，也只好卖力去干。著名作家沈从文，回忆起当年被迫打扫女厕所，老泪纵横。我也曾亲眼见到一位头发花白的“反动学术权威”，自己走路都困难，还要拎一只大水桶去冲洗厕所，实在可怜。
那时市民要求不高，有个地方能解决问题就行。有经验的市民，一早就争先恐后去上厕所，因为公厕是每天清早才打扫，去晚了就有异味。因此在各地段的公厕都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厕所门前总有人在排班，犹如等着抢购紧俏商品一样。市中区最打挤的厕所有二，一是29中对面大同路口的厕所，因为设在1路、2路电车起点站，来往乘客川流不息。其二在八一路口，也就是如今的“好吃街”口，众多食客必然要去光顾。
有一年，说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重庆，陪同者还有周恩来总理。这一下“革命委员会”着慌了，万一贵宾车队经过解放碑要上厕所怎么办?总不能到那些黑灯瞎火的臭厕所里去吧?于是当局紧急下令，在“东方红”(现“国泰”)电影院那条街上修建一座两层楼的厕所，限期完成。
厕所落成之日，大家都去开张，果然高级，地面有从未见识过的瓷砖，地上有不知怎样使用的抽水马桶，墙上有不锈钢的卷纸筒，定时还有白花花的自来水自动冲洗。对比之下，它与一般公厕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解放碑附近的居民和进城来购物的群众，理所当然把这里当作入厕的首选，一天到晚人满为患，并将它戏称为“西哈努克茅司”。
但贵宾还没来，厕所就日渐损坏，于是从限制人数下手，规定入厕者每次交费5毛钱。那时一个烧饼3分钱，一碗小面才8分钱，哪个群众舍得这种高消费?很快，“西哈努克茅司”门可罗雀，生意一落千丈，收费员无精打采。
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环卫工人在改造大同路厕所时，发现了成百上千只活乌龟，一时传为奇闻。原来大同路附近的夫子池在清代是重庆学宫的泮池，与魁星楼、文庙是配套的建筑群。废除科举制后，市民把夫子池作为四月初八佛祖诞辰的放生池，买了许多乌龟放入池内。乌龟寿命长，适应力强，挖掘出地下暗道，躲到大同路公厕下，历经几十年繁殖，所以为数众多。
重庆的公厕都与下水道相连，下水道曲折蜿蜒，四通八达。有一年，已被判决死刑的杀人犯周循祥，从监狱厕所逃脱，潜入下水道。全市发出通缉令，发动各单位派民兵搜寻下水道，闹得满城风雨。两天以后，又饿又渴的周循祥从下水道钻到地面来透风，被几个孩子发现，重落法网。
总之，在人口众多的重庆，公厕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龙门阵也不胜枚举。直到改革开放，以人为本，大多市民家中配备了卫生间，人们才真正过上了干干净净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