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岛战役的战略战术原则（从马拉松战役到中途岛战役）
中途岛战役的战略战术原则（从马拉松战役到中途岛战役）马拉松战役是公元前490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雅典方面参战的一万一千人全部是重装步兵，他们按照惯例在马拉松平原的西侧排出八行纵深的密集方阵。此时正值雨季，马拉松平原只有中间地势较高，两边都是泥沼地，雅典利用地形靠智谋获得了胜利。战后的统计表明：雅典一边损失了192人，而波斯军队却一共损失了6000多人（也有说雅典损失1000人，而波斯损失3000人以上）。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就已经在蹂躏全世界，至今仍是如此。西方军队的强大，除了武器上的优势之外，他们在理念上、在组织上是否也有胜人一筹的优势可资借鉴？对我们个人、对一个企业是否也会有启发呢？“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是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
1860年9月21日上午12时，八里桥，清军将领僧格林沁丢下1000多具尸体，仓皇撤退。10月6号晚7时，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10月7日，英法联军劫掠并火烧了圆明园。
回头再看八里桥之战，据俄使伊格估计，当时清军投入约5至6万人，其中3万骑兵，损失1000人（清朝自己估计为3000人）。法军死亡3人，受伤17人，英军死亡2人，受伤29人。指挥战斗的法军将领孟托班回国后，被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还让他当了参议员。法皇提议再给他年金五万法郎作为奖赏，但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
“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
十九世纪的欧洲军队在面对世界各地的封建军队作战时，基本上都是压倒性的胜利。虽然僧格林沁率队战斗勇猛，法军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清军的英勇作战做了详细的描述：
“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是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误，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是一大谬误。”
但是清军与英法联军几乎100:1的战损比，说明这场仗注定打不赢。曾经叱咤欧洲的蒙古骑士如今面对昔日的战败者显得如此的狼狈不堪。
八里桥战役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就已经在蹂躏全世界，至今仍是如此。西方军队的强大，除了武器上的优势之外，他们在理念上、在组织上是否也有胜人一筹的优势可资借鉴？对我们个人、对一个企业是否也会有启发呢？
马拉松战役——公民兵组成的希腊方阵，西方军队“决定性战斗”的战争方式的起源马拉松战役是公元前490年强大的波斯帝国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雅典方面参战的一万一千人全部是重装步兵，他们按照惯例在马拉松平原的西侧排出八行纵深的密集方阵。此时正值雨季，马拉松平原只有中间地势较高，两边都是泥沼地，雅典利用地形靠智谋获得了胜利。战后的统计表明：雅典一边损失了192人，而波斯军队却一共损失了6000多人（也有说雅典损失1000人，而波斯损失3000人以上）。
擅于长跑的费里皮德斯奉命返回雅典报捷
希腊最终赢得希波战争，靠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兵，和著名的希腊长矛密集阵战术 (希腊方阵)。希腊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他们的装备包括青铜打造的头盔，胸甲和肩甲，躯干的其它部位着鳞片甲；一面浅碟形圆盾直径约一米，表面是一层青铜蒙皮；主要兵器是一支长约三米的矛，辅助兵器是一柄六十公分长的短剑。希腊步兵战斗时组成密集的方阵，通常有八行纵深，前四排士兵持矛水平向前，后排的长矛叠在前排长矛之上，而后四排则将矛竖立。希腊的密集阵战术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战术素养要求非常高，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需要负重四十公斤，进行长距离的奔跑和高强度的冲刺。一个希腊方阵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队形紧密，步调一致，这需要长时间的队列训练才能达到。
希腊密集方阵的正面攻击锐不可当，其弱点在侧面，因而往往需要散兵或骑兵在两翼保护。希腊的密集阵战术在希波战争中被证明是波斯步兵方阵的克星。
战争爆发（日期可能为9月21日左右），雅典军与波斯军各自在卡拉德拉河与小沼地间的马拉松平原上摆出阵形，按照当时的常规，两军在相隔不到1英里的地方横列了两排长长的方阵。不同的是，雅典的方阵是中部减为四排，两翼则维持为五排；而波斯的方阵则从左到右都维持为五排。如此一来，兵力布置不均等的雅典军方阵在受到波斯军的均等攻击后，雅典的方阵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相对于两翼，方阵中部的进攻速度显得迟缓，并且不一会儿就开始呈现溃散之势，而使波斯军能够长驱直入。深入敌阵的波斯方阵的两翼开始收缩，就像倾倒的沙漏一般陷入雅典军。两军原本横列的阵形开始纵向的发展，雅典军中部方阵后退的兵力补充在两翼上，使得两翼向前的进攻速度更快，并开始在波斯军的尾部向中心收拢，形成了两边包围的局面。
被迫挤在雅典军当中的波斯军，受到雅典军左右两面的夹击，阵形大乱，无法有效攻击，恐慌的波斯士兵最后放弃了战斗，转身往岸边的波斯战舰奔去，而雅典军此时一鼓作气的乘胜追击。到此时，这场战役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波斯军的败局已经无可挽回。在海岸边，来不及逃亡的波斯军不得不与追击来的雅典军再次战斗，已经毫无招架能力的波斯方面这次更是败得惨不忍睹。在损失了四成的兵力和7艘船后，大流士终于带着残兵逃到海上。
马拉松战役
希腊的重装步兵方针的军事思想起源于古希腊人的“决定性战斗”的战争理念。那么，西方文明对于决定性战斗的特殊理念又源于何处呢？关于寻求面对面与敌人交战，抛弃一切阴谋诡计和伏击陷阱，在白天决一胜负，在平原上要么彻底毁灭敌军、要么光荣战死的观念，又是从哪里得来？决定性战斗最早见于希腊，早于其他任何地方。在更早的年代中，埃及人曾经和近东人在公元前2000年展开大规模较量，但他们之间的战役并未使用重装步兵进行冲击作战，而是利用战车、骑兵和弓手，在战场上进行大规模机动来争取上风。决定性战斗这理念诞生的环境，始于公民身份的小地产主们之间的战斗，这些人投票决定是否交战，然后亲自上阵参加战斗，由此产生的战斗显得极为激烈。只有具有投票权、享受自由的人们愿意亲身参与这种可怕的步兵较量，因为冲击式作战被证明是一种较为经济的方法，能够简单明了地解决纠纷——有时这种方法也会异常致命。
从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倘若一个小型希腊人聚居区能够自给自足，同时由其周围的私有地产主们联合管理，那么重装步兵风格的决定性战斗就比固守工事或者扼守要冲显得更为明智：这样可以集结起最多、武器装备最好的自耕农士兵，用最迅速、费用最低廉的方式，进行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斗来决一胜负。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保卫土地，和征税并使用税金来雇佣无地佣兵守卫要冲，相较之下，前者显得更为经济和行之有效。突袭、伏击与烧杀抢掠仍然是战争的普遍形式——这些事对于人类而言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至于选择何种军事手段来贏得战争、保卫土地，则取决于公民的选择，拥有地产的步兵需要自己投票决定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决定性战斗以外的方案都显得漫长无期、耗费巨大且不能一锤定音。
早期希腊时代，重装步兵在小谷地中的冲击式交战标志着西方军事体系的萌芽，并发展为一种定型的理念，渗透于法律、伦理与政治的方方面面。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几乎所有在希腊的“一天战争”，都是在缺乏耐心的自耕农之间进行的陆上步兵较量，而这些战争的目的更主要地是在边界纠纷中保持土地所有者的尊严，而非因为垂涎肥沃的耕地。按照习惯，无论是阿戈斯、底比斯或者斯巴达，任何一个城邦所属的军队，都会在白天列下堂堂之阵，用步兵方阵迎接对手——同时按照一系列规定的程序进行，这些程序使得战斗血腥残酷。
对于战斗时可怕的场景，在希腊文学中存在着一整套对应的词语，由此可见冲击作战模式在希腊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远非其他文化中的任何战斗方式能够比拟。比如重装步兵之间的交战英文单词是“Carnage”翻译成叫杀戮，这种杀戮不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那种屠杀，屠杀在英文当中还有一个词叫“Massacre”，“Massacre”的意思就是当我已经获得了绝对的优势，我不分战士和平民，一概给你杀掉。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长平之战，秦国人一次性坑杀赵国40万降卒，这叫“Massacre”。可是“Carnage”这个词在中文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俩两对阵，一个都不跑，就在这儿互相砍杀，砍杀到最后一个人为止，这叫“Carnage”，所以翻译成只能叫杀戮。
希腊城邦的人民认识到，在他们时代诞生的决定性战斗方式，与以前的战争大有不同。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详细描绘了希腊战争艺术进化的路线，他也同样强调了以步兵为主的战斗方式与重装步兵体系的崛起。根据他的说法，起源于君主制度的早期希腊城邦其实是由马上贵族所治理。这样的国家在战争中也主要依赖骑兵，原因在于当时重装步兵在战场上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他们既没有“井井有条的阵形”，也没有“对于部队列阵所需的经验与知识”。而在此之后，重装步兵变得更为强大，最终导致社会变革，以及共识政府的崛起。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暗示，早期希腊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由骑兵部队来承担，但随着城邦政治揭开序幕，战争的方式也转变为重装步兵部队之间的较量。因为这个兵种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也可能是由于重装步兵的战斗方式，最终把他们推上了城邦政治的统治地位，由此对于共识政府政体的传播产生了推动作用。
公元前331年，来自半个文明世界的军队，集中到两河流域北部的高加米拉平原。他们不仅分头为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三世的军队作战，也将在此彻底终结当世第一的强国波斯。
从公元前334年开始，亚历山大率领他的马其顿-希腊联军登陆亚洲，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浩大远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走了整个半个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控制权。无论是波斯贵族的骑兵，还是希腊与腓尼基人的舰队，都没能挡住马其顿征服者的步伐。以至于像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孟菲斯这样的本土大城，都在对方的先头部队抵达后就宣布投诚。
作为征伐核心的马其顿人，实际上正统领着一个由泛希腊文化成员所组成的国家联盟。除了马其顿王国本部，还包括了依附于他们的北希腊地区和大片色雷斯人部族。就算曾经多次聚兵抵抗的各希腊城邦，也在胁迫和利诱面前选择了妥协。他们一同为亚历山大提供了远多于马其顿本族部队的军事力量。帮助大帝在身处前线的同时，不至于后院着火，失去同本土的联系。
尽管波斯输掉了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但并没有失去继续抵抗的实力。加上亚历山大沿着地中海南下时，被提尔的腓尼基人和加沙的阿拉伯人拖延了很久，给了波斯帝国以继续招兵买马的时间。他们的总基地就设在两河北部的亚述平原，依靠河道水运和巴比伦尼亚的农业产出进行补给，也可以通过去往米底的古老道路输送兵员。至于空旷的地貌本身，也是聚拢大规模部队和进行决定性会战的理想场所。
伊苏斯战役局势图
在具体的部队构成上，大流士尽可能使用各地的精锐，避免因兵员素质太差而造成不必要麻烦。由于此前的战损和走失，作为精锐的希腊雇佣军只剩下了2000多人。但依然有大量已换装希腊武器的本族步兵和不死军可供差遣。同时，曾由他担任总督的亚美尼亚与卡帕多西亚人也继续忠于波斯，为其提供了很有战斗力的分队。加上从叙利亚等地撤出来的贵族士兵与姗姗来迟的东部驻军，足以同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再次大战。
大流士甚至还从印度河流域征集了骑兵、战象，并制造和集中了200辆战车，以便在平原战场上发挥巨大威力。虽然其总兵力不可能达到古代作家笔下的百万之众，但保持对马其顿人的2:1优势也并不困难。
大流士三世
公元前331年的夏季结束，马其顿大军度过幼发拉底河，朝着大流士所在的方向前进。亚历山大此行的目的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巴比伦城，却更希望直接找到波斯主力军决战。当然，考虑到大流士能筹备了不亚于伊苏斯战役时的部队规模，亚历山大也通过各种办法扩充了自己的兵力。除了将从本土赶来的援军分配到各分队当中，他还破天荒的将大量希腊同盟军集中起来，用于正面交战。同时，一些新募集的雇佣军也逐步从欧洲赶到，有利于他筹划更精妙的战术布局。于是，在高加米拉战役前夕，马其顿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约1/3，包括40000名马其顿、希腊和色雷斯的轻重步兵，7000名同样来自以上地区的各色骑兵。
之后的数日内，诡异的月食现象让两方都暂停了战争行为。在看重天象与启示的古代，月食属于典型的不祥之兆。亚历山大为安抚士兵而宣布全军休整，大流士也胆战心惊的阅读着巴比伦祭祀们的占卜结果。
10月1日，厉兵秣马的两军正式向着对方位置前进。亚历山大率全部由马其顿贵族组成的伙伴骑兵，习惯性出现在主力阵线右翼，也引得波斯方面重点关照。
当大帝指挥着全军向右翼发起斜行机动后，大流士也让自己的左右两翼开始分头夹击。分散在三个正面的200辆战车，也几乎同时向着眼前的目标发起冲击。至此，决定亚洲未来数百年命运的高加米拉战役，全面爆发！
高加米拉战役
战争过程，双方互有胜负，难分高下，直到亚历山大发现整个波斯左翼已经被完全挤压出原有位置，才下令一直没有参战的伙伴骑兵和3000名近卫军步兵加速前进，转向大流士应该所在的左侧。在迟钝的波斯二线部队就位前，发起了决定整场战役胜负的致命一击。
于是，在大流士等人的惊恐注视下，亚历山大和他精英骑兵们拍马杀到。负责保卫大王安全的万名不死军也立刻转头迎战，但面对大量居高临下的3米长枪刺击，只用2米长矛的他们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伙伴骑兵的高速冲锋，更是让适合远距离作战的复合弓迅速失效，战斗完全成为了血腥的近身肉搏。
相比此前在伊苏斯时的逃跑，大流士选择战斗到底。但一支乱军丛中射来的标枪，击毙了为波斯大王驾车的驭手。由于场面混乱和视线不清，不少士兵以为是大王本人遭遇斩首。恐惧迅速在全军中蔓延开来，致使不少人开始逃跑。事已至此，大流士也只能在左右人的要求下离开，在亚历山大渴求的目光中没入尘烟。
已初步获得胜利的亚历山大，准备继续进行追击，可来自战场另一侧的消息却打断了他的原定计划。
只有两个步兵团为依托的帕曼尼奥，向亚历山大发出了求援，表示自己已被马扎亚斯的部队所完全包围。此外，印度骑兵攻击临时辎重营的消息也一并抵达。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让马其顿国王不得不调头冲向自己的左翼部队。
波斯军队中的象阵最终没有发挥作用
随着高加米拉战役的分出胜负，波斯帝国失去了最后击败马其顿人的机会。大流士三世不得不撇下重要的巴比伦城，逃往更东方的米底地区避难。整个富庶的巴比伦尼亚也完全陷入了无防御状态，在稍后被亚历山大的军队所轻易征服。
但由于高加米拉战役的失败，大流士失去了作为帝国经济核心的巴比伦和主要的国库资金。大批来自不同省份的部队，不是按原路逃回家乡，就是因为长期失败而对抵抗不再抱有信心。贵为叙利亚总督的马扎亚斯，就是在战后投降的众多波斯贵胄之一。因此，大流士的波斯军队实际上是被亚历山大所完全瓦解。
到了10月2日的早晨 尘埃落定 这场战役也落下帷幕 可怕的高加米拉平原战场上一片狼藉——按照狄奥多罗斯的说法，“整个战场处处塞满尸体”。古代文献提到波斯有30万人战死的说法不太可信，真实情况也许是四万名波斯士兵死在战场上，亚历山大方面战死1000人左右，40:1的战损比也是令人震惊的。
马其顿的崛起及其军事思想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于公元前336年遇刺之后，亚历山大摧毁了底比斯城并迫使希腊诸邦屈膝臣服。此时，这位年仅20岁的国王继承父志，开始了入侵波斯的计划，在格拉尼克斯河战役中的第一场杀戮中，亚历山大建立了一种战斗模式，我们从中可以粗略地辨别出一系列亚历山大式的战争要素，在每场战斗中，马其顿骑兵会在敌人战线的某一点上集中力量，发动雷霆一击，在穿透敌军阵形之后，把尚未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的敌军挤压向方阵密集的枪尖；至于取胜之后不知疲倦的追亡逐北，则体现出亚历山大的战争旨在消灭而非仅仅击败敌人的意图。在所有战例中，亚历山大的主要方案便是：找到敌人，向着敌人冲锋，并且彻底消灭之。——胜利并不属于人数更多的一方，而属于能够在战场上维持阵列，以完整的阵形粉碎对手的那一方。亚历山大麾下的军队从未超过五万人——这主要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不得不在希腊留下至少四万马其顿驻军来保证后方稳定。
马其顿方阵
对于亚历山大而言，和拿破仑一样他并不在乎敌人有多少数量，他只会专注于突破敌人战线上一小部分，而他父亲的老将军们会在战线的其他地方顶住敌人的进攻。至于马其顿预备队，则是用于防止敌人包抄到他的背后。亚历山大本人在关键一刻来到之前会一直等待，寻找理想的突破口，在合适的时机将他的骑兵和重步兵作为楔子插入突破口并撕开敌人的战线。他带领土兵进行的冲锋，会在数以千计缺乏纪律的波斯士兵中掀起巨大的恐慌。敌军中不同的部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语言和习俗，谁愿意先被疯狂的马其顿人杀死，好让波斯大王的其他军队蜂拥包围亚历山大呢？
亚历山大是希腊人吗？从语言上来说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相去甚远，希腊中部和南部城邦的人们大多不能理解马其顿语，后者只是希腊语中一种与正统的多利安语、爱奥尼亚语关系疏远的方言，对希腊人而言，他们和马其顿之间的纠纷并非因为其刺耳而难以理解的语言，也不是因为种族问题，而是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确切地说 在希腊-特萨利边界以北，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城邦，这里要么是穷人的小村庄，要么是少数属于富人、能够供养马匹的大型农场——这一切都由一些好战的小国王来统治，这些国王的宫殿与陵墓遗迹大多成为古马其顿王国留存至今的考古对象。菲利普二世将这些地方领主们统一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下，他为马其顿带来了希腊的艺术家、哲学家与科学家，用抢来的战利品和偷窃来的金钱延揽希腊最有学识的人，为他所用。
最终，数以千计的希腊科学家和工匠们，伴随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其顿军队远征东方，提供压倒阿契美尼德王朝军队的技术优势和组织保障。
马其顿人还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南部希腊人充实自己的军队，一些是雇佣兵，另一些则作为科学家进行服务，他们跟随亚历山大都是为了一份稳定的薪水，以及王室的垂青。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中，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交战双方为了争夺希腊的正统主导权而兵戎相见，这场战争几乎毁灭了既有的希腊诸邦。
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及其盟国由于自己不成熟的民主制度而功败垂成
马其顿藉此机会崛起。
菲利普二世与亚历山大对引进的希腊传统加以划清界限的是“地方政治”，原意即为“城邦的事务”。菲利普二世年轻时曾经在底比斯做过人质(公元前369~前368年间)，菲利普二世对于方阵战术非常喜欢，他学习了大规模步兵的征召、决定性的正面作战、讲求纪律的行列规范以及初具雏形的真正意义上的战术机动。在希腊期间，他对于个人主观能动性从了解到认同，还采纳了将集体主义置于个人英雄主义之上的做法，后者盲目追求杀敌数目，远不及前者铁一般纪律下所能达到的杀戮效果。菲利普二世回国后招募并且训练了他自己的长枪方阵部队，他们在国王的命令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对于公民军事，以及普罗大众对于军队的控制，或是给予麾下士兵绝对的政治自由，菲利普二世就没有任何兴趣了——正是这些拖累并削弱城邦国家的实力。菲利普二世对政治自由的不信任，对亚历山大而言不啻是一种言传身教。
对亚历山大而言，在战略层面上，战争的目的并非击败敌人，双方交换战死者的尸体，建立胜利纪念碑以及解决既有的争端；事实上，就像菲利普二世曾经教导他的那样，倘若有人胆敢用军事手段来对抗马其顿帝国的统治，那么因此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便是杀死所有的敌人，并毁灭他们的文化。因此，亚历山大在战争中运用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方式，例如穷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以及一旦取胜就让对手亡国灭种，这在几十年前还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格拉尼克斯河战役(公元前334年5月)中，亚历山大彻底摧毁了战场上的波斯军队，并包围了波斯方的希腊雇佣兵，然后几乎把这些希腊人屠戮殆尽——大概只有2000人幸存并被送回马其顿作为奴隶。对于希腊雇佣兵的伤亡数目，现存的资料众说纷纭，也许在此次战斗胜负已分之后，马其顿军队杀死的希腊人数量在15000-18000之间。仅仅在一天之内，亚历山大杀死的希腊人数量，就超过了希波战争时代几场大战中希腊阵亡人数的总和——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外加普拉提亚，这四大战役中死亡的希腊战士数量加起来也不及格拉尼克斯河一役！同一场战役中，波斯人的阵亡数目也超过了两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两个世纪以来希腊本土上任何一场重装步兵战斗的死亡人数。
格拉尼克斯河战役
亚历山大对于西方军事发展的贡献在于，彻底抛开了道德规范的约束、人民的监管，在决定性战斗中用杀戮解决一切问题。亚历山大将冲击作战模式的威力释放出来，使之成为消灭敌人的利器。对整个希腊世界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像亚历山大一样如此深远地影响文明发展的进程。
亚历山大最终摧毁了希腊人的自由与政治自治的理念，由此揭开了希腊化时代( The Hellenistic Age，公元前323年~前31年)的序幕。因为他的关系，希腊军事文化被传播到了爱琴海以外，而此前深藏于波斯国库的贵金属则在东征过程中被散播流通于整个希腊世界，成了政治压迫与经济不平衡的源头—一然而，这个经济动荡的时代，同时也将文学和艺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巅峰。亚历山大用独裁君主的统治方式取代了希腊式的自由城邦政治——但仍然保留了西方传统中理性至上的思想和冷静审视的态度，由此孕育出伟大的城市、瑰丽的艺术，以及精耕细作的农业手段与精明睿智的商业理念。
亚历山大大帝
从古至今，独裁者的事业最终都会以失败收场一一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解体，分裂出的继业者国家之间争斗不休，最终统统被并入罗马版图。这警示着欧洲人，决定性战斗风格、技术优势、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超越对手的军事纪律都只能给西方军队带来一时的胜利，倘若没有西方式自由、个人主义、人民监督以及共识政府制度作为基础，一切辉煌的军事成就与过眼云烟无异。
第二次布匿战争——为什么罗马打不垮？公元前216年8月2日的傍晚，对被围困的罗马军团士兵而言，身边空间狭窄，难堪战斗，脚下无立锥之地，唯有一死。筋疲力尽的战友们互相挤压着，进退不能，逼仄的空间甚至不足以挥动短剑。在他们面前是身披白袍、狂热好战的伊比利亚人和半身赤裸的高卢人。久经战阵的阿非利加雇佣军突然出现，包抄了军团的侧翼。同时，罗马人的身后也响起了吼声，凯尔特、伊比利亚和努米底亚骑兵断绝了任何逃脱的希望。汉尼拔麾下的佣兵，成千上万，无所不在，这位声名显赫的将领是罗马的部落死敌之一。此时的罗马人，却没有足够的骑兵和预备队化解攻势，从而避免厄运。一群组织落后却得到出色领导的士兵，将兵力两倍于己、多达七万人的英勇的罗马军团，包围在意大利西南部的一处小平原上。
暮色将近，士兵们盲目地向各个方向推挤着，渐渐将同袍压向敌人的利刃，而混乱与恐惧也渐渐渗入每个人心中。罗马人拥挤队形的纵深达到了35人或更多，转动不灵的密集队列本身就导致了军团的覆灭。这样一支原本排兵布阵极具灵活性的优秀军队，因为以僵硬的纵队接敌而寸步难行。在意大利，罗马人从未在一场战斗中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
坎尼会战
罗马人庞大纵队的前方是漫天烟尘，间或夹杂着高卢人和西班牙人垂死的呻吟；他们的两侧是2万名阿非利加佣兵，而背后则遭到了超过1万人的锐气正盛的骑兵的包抄。场面混乱，敌友难辨，炎炎夏日下这块狭小的战场成了屠场。三个小时前，庞大的罗马军队，如同一股铜铁坚木的洪流，一排排头戴羽冠头盔、手持大盾和致命标枪的军团士兵气势汹汹地前进，面对汉尼拔的杂牌雇佣兵，坚定肃穆的罗马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傲慢和蔑视。而三个小时之后，曾经骄傲地迈进战场的罗马军团只剩下破碎的武器、淌血割裂的肢体，以及成千上万爬行挣扎、半死不活的伤员。
公元前216年7月2日，在坎尼击败罗马军团为止，在历次战役中汉尼拔杀死或者俘虏了8万~10万名罗马军团士兵，其中有数以百计的元老院成员、骑士阶级成员，包括两名执政官以及为数不少的前执政官。在24个月的时间里，罗马三分之一的线部队中，超过30万士兵在一系列的战役中被杀死、受伤或者被俘，战场包括提西努斯、特雷比亚河和特拉西美涅湖，以及坎尼。由此可见，坎尼的惨败并非偶然。
使罗马军团在坎尼惨遭屠戮之后，汉尼拔并没有向罗马城进军，这一点令很多军事专家惊愕不已，对此反对者众多，从同时代、服役于他麾下的副官马哈巴尔开始（他曾经对汉尼拔说:“汉尼拔 你知道如何获得胜利，但却不知道如何利用你的胜利”—李维，《罗马史》），一直到英国元帅、二战名将伯纳德·蒙哥马利，都持类似观点。在接下来的14个春秋中，汉尼拔将在意大利继续作战，在一系列战役中或胜或负，而这些战役的结果，对于改变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进程几乎毫无战略意义。直到他被召回迦太基本土，抵御西庇阿·阿利加努斯所率领的罗马入侵军，这才结束了他在意大利的征战。公元前202年，在距离迦太基城不远处的扎马，西庇阿率领罗马军团击败了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老兵，迦太基不得不接受罗马苛刻的城下之盟，从此不再作为地中海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存在。而此时，距离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城的灭顶之灾，也不过半个世纪而已。
汉尼拔在公元前219年离开迦太基，进入欧罗巴，至此他已经在一场漫无止境、毫无结果的旅途中斗争了整整20年：他转战地中海、西班牙，进入阿尔卑斯山，又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最终又回到自己出发的原点，在那里用数以千计士兵的阵亡作为谢幕。然而最终，罗马人还是得以再一次自由出入地中海，将一支大军投入到迦太基本土，向汉尼拔的母国进军。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总结了罗马在坎尼之后快速恢复实力的过程，以及迦太基对此的反应:“取得战斗胜利的汉尼拔非常愉悦，然而，发现罗马在绝境中所爆发出的伟大精神，他显得更为震惊和沮丧。”
坎尼战役令世人惊异的一点在于，尽管在战场上数以万计的罗马人被轻易屠杀，但迦太基对罗马造成的惨重伤亡，却似乎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在这场战役仅仅一年之后，罗马就能够重新派出素质极高的军团士兵，他们的战斗力丝毫不逊于那些在上年8月惨遭屠戮的同袍。事实上，在坎尼战死的许多士兵，原本就是罗马在特雷比亚河战役和特拉西美涅湖战役中损失惨重之后重新征召过来的士兵。坎尼之后的罗马军队，同样由元老院任命的将领统率，但这一次罗马将军们已经学会改变过去战术中的愚蠢行为。
学者们将罗马人强韧的恢复能力归功于罗马政府对于重组军团、动员公民的高效表现，以及其立宪政体下的民心所向，即便是最底层的农民也会坚定地支持罗马的政权。进军意大利的汉尼拔会发现，和他麾下的佣兵相比，罗马军队在装备、组织度、军纪以及精神面貌方面并不见得有什么优势，但在潜力上却更胜一筹。即便经历了最惨烈的失败，罗马人也能重新振作，学习模仿他们的敌人，士兵和军官们依然愿意加入军队，通过最艰苦的训练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承接他们父辈的精神继续奋战。虽然坎尼的战殁者们早已腐朽在土壤中，但是他们的后辈会接过战斗的旗帜，并于不久的未来击溃并战胜汉尼拔。
罗马人的天才在于，他们发展出一套体系，将普通农民训练成军人，而由这些罗马人组成的军队，在战斗力上则远胜任何地中海地区的雇佣兵。无论军团在哪里作战驻扎，其步兵总人数通常为4000~6000人，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期，军团在编制上由大约30个松散的“中队”( maniple 拉丁语称之为“手指”)组成，每个连队下辖两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的实际人数在60-100人不等。每个百人队由一名久经战阵的职业军人——百人队长率领。每个百人队长都精通罗马军团的战争艺术，能如臂使指地率领自己的百人队进军、作战。当一整支罗马军团开进战场时，其下属的60个百人队分布在三条漫长的战列线中，根据地形特性和敌军的情况，每一条战列线既能合并形成一条绵延不断的人墙，也能分散成多个小单位各自为战。罗马军团在战术构思上，尽力避免与敌军的庞大纵队直接碰撞，从而摆脱被敌军包抄攻击的厄运，同时也防止被大纵深敌人冲破阵形的情况发生。
罗马人通过三次布匿战争毁灭了迦太基
罗马军团和它的原型——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有灵活性，军团在前进时的阵形易于变换，士兵们在整齐划一的阵线中前进，首先向敌人投掷标枪，然后挥舞着致命的短剑冲向敌人的军阵。臭名昭著的罗马短剑是一种双刃剑，由西班牙钢锻造而成，在致命性和适用性方面都大大超过超过马其顿式的长枪。军团士兵装备的大方盾一般被作为武器而非防具使用，士兵们通常单手持盾，用盾牌中央凸起的金属钮猛击敌人。通过结合标枪、大盾和双刃剑的使用，罗马人成功解决了常年来困扰军队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关于远程与近战孰优孰劣，以及阵形的灵活性和冲击力怎样兼顾等。军团士兵投掷的标枪，在远程杀伤方面可以比肩亚洲人的远程部队，而他们的大盾以及双刃短剑，在肉搏冲击力方面也能做到与希腊人的重装步兵不相伯仲。而且相比希腊方阵，罗马军团使用三条战线轮番上阵的模式 一方面能够保证足够的预备队，同时也能随时在敌军战线的脆弱部位集中兵力，攻其一点。
在对抗马其顿方阵时，罗马军团土兵投出雨点般的标枪，能够击晕或者击伤方阵内的士兵，等到马其顿方阵的阵形遭到削弱时，单个的中队再挑选对方战线的薄弱之处进行肉搏冲击。而在对抗欧洲的那些蛮族部落时，军团则会使用另一种战术，全军以一面盾牌和短剑组成的长墙稳步推进，那些蛮族缺乏纪律的散兵线在面对军团士兵充满纪律、整齐划一的冲击时显然没有任何胜算。面对以上两种敌情况，除了第一排(青年兵中队)已经交战之外，后两排的各中队(主力兵和老兵中队)也在后排待命，静观其变，随时准备扩大战果或者上前增援以防止一线部队崩溃。
罗马方阵
战场上的罗马人，在战斗中毫不喧哗。士兵们镇定地步行在战场上，直到最后两军相距30码的无人地带才开始奔跑。到了预定的距离，第一排士兵开始有节奏地怒吼，同时向对方投掷出七英尺长的重型标枪，形成凌空齐射的局面。在标枪的死亡之雨下，几乎是眨眼间，就有数以百计的敌人被刺穿，那些用盾牌挡住标枪的敌人也会因此不得不丢弃已经损坏的盾牌。此时，第一排的士兵已经短剑出鞘，趁着敌人被震慑的机会冲进敌人的军阵中。军团大盾的中央有一个铁质的保护钮，士兵们将它用作撞锤，猛击敌人，同时，装备精良的罗马人会在对手晕头转向时用短剑砍下对方的手臂、大腿和头颅。一旦敌军的阵线中有人受伤或者战死，罗马士兵就会涌进这个缺口。每个士兵都在寻找机会，一旦对面的敌人受伤或者阵亡，他们就会推挤进入 扩大突破口。几乎是在转眼间，罗马军团的整个第二线军队，后排的主力兵，如潮水一般加入战斗，撕开敌军的防线。他们投出一波标枪，越过那些在前面厮杀正酣的同袍头顶攻击敌人，重复第一排士兵冲锋、投掷而后挥剑杀人战场的动作，而在他们身后，还有第三个梯队的军团士兵严阵以待。
罗马人在进军时特意保持的冷静、准确估算的标枪齐射 长期研习的剑术以及每个连队精心调控的同步进退，才是战场上令敌人闻风色变的东西。真正的恐怖在于，罗马人将人类不可预测的激情和恐惧变为可控的事务，在科学冷酷无情的指引下，将肌肉力量和手中钢铁的杀伤力发挥到极致，尽可能多地屠杀敌军。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共和国之后的罗马帝国时期，总结了罗马军团那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勇猛:
“对罗马人而言 训练便是不流血的战斗，而一旦战斗，必定见血。”
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并不只是一部杀戮机器而已。军团真正强大之处在于，其干劲十足、坚忍顽强的意大利自耕农步兵。这些农民出身的军人在乡镇和社区的公民大会上行使投票权，和其他那些身形高大的欧洲人相比，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得更为残忍无情。从宪政管理国家的传统来看，即便是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也会惊叹于罗马共和国立宪治理体制的优越性，在他看来，罗马人改进了希腊城邦——人民之间双向的权利义务模式，将整个国家组织成为一支由自由公民构成的庞大军队。罗马人深受之前希腊人“决战定胜负”思路的影响，他们和亚历山大大帝麾下的方阵步兵一样，很少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计谋和伏击上，更不要说仰赖弓箭手、骑兵或者轻步兵来获取胜利了。倘若罗马人喜欢阴谋，他们早就会听从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的提议，面对汉尼拔这样出色的战术家，继续进行一场消耗战而非歼灭战。倘若罗马人能像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建立一支能够冲击敌军的重骑兵 并将其与步兵部队有效结合，就能抵消汉尼拔的骑兵在机动性和冲击力方面的优势，并在战场上发挥得更好。然而，拖延战术、焦土式战争方式和培养贵族骑兵的文化，与罗马式的步兵正面冲撞作战方式是背道而驰的。
罗马军团
尽管罗马军团的作战方式简单直接，且偶尔会招募缺乏经验的新兵，但总的来说，罗马军团的纪律性是其他军队难以企及的，意大利本土士兵作战时表现出来的强悍和勇敢也是毋庸置疑的。罗马元老院和其之前的希腊公民大会、马其顿精英的贵族联席会议一样，从形成传统开始，就希望面对面迎战敌军，通过步兵部队在几小时内给对方决定性的雷霆一击，彻底摧毁抵抗。很少有罗马将军因为能力不足招致失败而被起诉，绝大多数吃官司的将领都是被认为在决定性的战斗中避敌怯战。坎尼战役中生还的执政官瓦罗，在巨大的军事灾难发生后回到罗马，反而得到了罗马方面的热情接待。尽管他的错误战术导致了数以千计罗马人的死亡，但他毕竟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已希望率领一群年纪尚轻、未经战争考验的罗马自耕农迎战汉尼拔，并且愿意奋战至死。
全民皆兵的理念在过去 希腊城邦偶尔会接纳新的公民，但这种公民权的授予一般是荣誉性的，而且相当少见。在希腊城邦中很大一部分商业事务都由城中的外国人把持，相比公民，这些人显得更有才干，也更加勤奋，但他们却没有在公民大会上投票的权利。希腊人过于吝啬他们自己享有的自治和自由，同时又非常自私地仅仅关心市郊乡村的权益，因而不愿大规模地向外国人和外来移民授予公民权，即便是来自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也不能享此殊荣，只有本地人才能作为吃苦耐劳的农民，耕作在继承自祖辈的土地上。
随着君主制马其顿帝国的崛起，希腊城邦维护独立自主、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双向权利义务关系的进程也被打断。古典时期希腊军最主要的问题便在于军事人力资源的缺乏，因为重装步兵团体的每个士兵都必须具备公民身份，但并非城邦中所有的居民都有资格成为公民，为国效命。举例而言，在萨拉米斯大海战中，许多雅典的穷人作为桨手，为了自由而战。然而，还有相同数量的奴隶和外国人同样应该在雅典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希腊城邦狭隘的公民权理念，很快就注定了它们将失去独立自主的权利。
反观罗马，与汉尼拔斗争的时期，恰恰是关于“什么是罗马”这一理念经历革命性变化的时期。面对汉尼拔，罗马需要得到整个意大利的帮助，需要征募更多的人手加入军团，需要防止盟邦的叛变，所有这一切都促成罗马人在公民权问题上对盟友的让步。在共和国晚期，以及随后的帝国时期，罗马治下的被释奴隶和地中海地区的非意大利裔人会发现，他们在罗马法中所获得的权益，几乎和罗马贵族无甚差别。
西方世界中革命性的公民权理念，较之以往具有更多的权利与义务，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之下，不断扩张的军团将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同时，公民权概念还提供了法理框架，使得服役的公民感到自己为国效命的行为处于规范约束之中，具有明确的保障。古代西方世界对于其所覆盖范围的界定，很快将会从民族、肤色、语言的区别转为由文化认同来区分，这种进步将会对战场上军队的表现产生直接的影响。
早在布匿战争时期，奴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释放，作为土兵参与战争，根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他们也可能会被授予罗马公民权。在坎尼战役失败之后，就有数千名奴隶被释放，并参与到军事行动中。简言之，罗马人接纳了城邦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改进为“国家”，从此之后，罗马人的界定彻底不再由种族、居住地和是否自由出生来进行区分。
取而代之的是，即便是那些不说拉丁语、出身农奴或者是居住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人们，在理论上同样能获得公民权。只要一个人能让相关审核机构相信，他有着罗马人的精神，同时能够承担罗马的军事义务，也愿意缴纳税款换取罗马法律的保护以及自由的商业化经济所带来的保障，那么他就能够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
希腊人缺乏眼光直接导致了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治下皇家军队的崛起，马其顿君主们并不在意士兵的身份，作为雇主他们只关心手下的佣兵是否能全力以赴投身战场，为自己服务。马其顿人和之后的继业者王国并非民主制的国家，但他们欢迎一切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进入军队服役，并在薪酬上一视同仁。一群渴望荣耀与战利品的亡命之徒聚在一起，不以语言、地域或是民族自尊心作为区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一个极端平等的共同体，这种情况在任何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中都是难以想象的。在希腊化时期，强有力的希腊精神指引下的雇佣兵式军队(公元前323年~前31年)暂时解决了由来已久的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但这种解决方法的代价是对城邦式民主体制的抛弃。这种两难的局面，曾经困扰过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在有生之年眼看着自己理想中的大规模公民兵走向衰落和消亡。
解决上述公民自由与募兵规模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以公民军队的模式保证兵源数量足够庞大，同时采取希腊化王朝对于社会各个阶层都来者不拒一并招入军队的宽容态度。罗马人的民族观和他们对于扩大公民权问题的激进理念，在之后的岁月里最终都得到妥善解决。面对希腊人，他们保证了自己的军队在规模上占据优势，而且相较于希腊君主麾下的佣兵团，罗马军团的爱国精神远在前者之上。
“全世界的统治者”公民军事体系的遗产罗马共和国体系的优越性，在坎尼大败之后的数天里就得到了体现。此战之后，罗马政府和统治文化都在根本上遭到了动摇，李维在坎尼战后的总结中写道:
“除了罗马城曾经被蛮族攻破的岁月(公元前390年)之外，罗马的城墙之内从未有过如此的恐慌和混乱。因此，我必须承认我无法完成叙述这段历史的工作，也不会尝试进行完整的描述，因为这只会偏离真相。”
坎尼之后，许多南意大利的城市叛变，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向罗马提供人员和物质支援。富庶的卡普阿城直接投向了汉尼拔，而像坎帕尼亚和阿普利亚这样的南意大利城市很快也竞相效仿。
那么，罗马人对于这样的国家灾难反应如何呢?一旦街头巷尾的人们恢复平静、一旦恐慌的情绪得到控制，元老院的集会就重新开始，并发布一系列的法令。马赛卢斯被派往西西里，稳定那里的局势，所有通往罗马的道路和桥梁都有士兵驻守警戒，罗马城中每个身体健康的男人都被组织进民兵团体，参与到防御城墙的工作中去。马库斯·朱尼乌斯被任命为独裁官，且被授命以任何可行的方式组织起更多的军队，而他也以行动证明自己确实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罗马人在他的领导下，很快组织起四个军团，总兵力两万人，其中不少士兵的年龄尚不满足17岁的最低年龄要求。此外，罗马政府以公款赎买了8000名奴隶，武装他们参加战斗，并允诺只要他们在战斗中奋勇杀敌，就能获得自由之身。朱尼乌斯自己还释放了6000名囚犯，并且亲自挂帅担任这支传奇性的“囚犯军团”的指挥官。罗马人向所有的意大利同盟者下令，要求在年内再提供8万同盟军支持与汉尼拔的战事。在此后的战争进程中，平均每年都有两个军团被组建以补充战争的损失。除此之外，罗马人的武器装备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迦太基军队在之前的十年中，缴获了大批意大利本土打造的武器装备。为了获得更多的金属以供武器之用，罗马人将神庙和公共建筑中奉献给神的祭品取出，充作刀剑盔甲之用。在坎尼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马海军已经在西西里转守为攻，之前惨败的损失得到了弥补，而先前接连三败的罗马军团早就恢复了实力，罗马人在数量上是汉尼拔的两倍，后者只能在南意大利的冬营里无所事事。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马人颁布了紧急法令，组建新的军团，而汉尼拔手下的老兵只能日复一日打扫战场，他们的天才统帅则试图说服迦太基本土那些谨小慎微的贵族，派出更多的军队来援助自己。
公民士兵传统的延续从罗马帝国取代共和国，直到罗马帝国轰然倒下(公元前31年一公元476年)，共和制度将从欧洲这片土地上例底消失。和它的对手一样，西方军队将会逐渐沦为一支雇佣军队，而在某些地方甚至是部落军队。尽管如此，将所有选民纳入军事体系这一理念，以及当选将领在宪法指导下全力自由投入战斗的文化氛围，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永远不会被遗忘。在帝国末期的黑暗年代与之后的混乱状况中，战兵即公民的理念仍然存在，而且依旧有人认为，走上战场的战士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体，享有合乎法律，有时甚至是超越法律的权利与义务。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中，公民军队的末日看似已经到来，但那些所谓的帝国职业军人却与几个世纪前的共和国士兵一样，依旧接受着传承了五个世纪的军事法典的约束。这就意味着每个士兵都有权拒绝强制征召，入役后能够获得稳定的薪水，执行任务时遇到危险也会有契约保障，享有固定的退役时间，而且服役年限不会被延长—一没有强拉壮丁，没有多次征募，也没有随意处罚。
即便是在共和制度逐渐消亡的岁月里，无论是在政府官僚和宗教阶层的精英们中间，还是在底层人民那里，直接传承自古典时代的公民军事火种依旧得到了保留。这种理念，仅仅见于西方社会中。每个战士即是公民，而整支军队则作为战士的集合，享有公民所有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肩负起所有的义务，这样的理念在欧洲之外是难觅其踪的。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居民，并没有传承希腊罗马的理念和文化，因而也就无法接受罗马特有的共和体制，包括公民大会投票通过或者否定决议，以及公民士兵的概念。
罗马人在坎尼学到的真正经验教训，并非包抄攻击的战争艺术，也非汉尼拔天才般的战术秘诀，因此这些经验长期以来直被军事历史学家们无视。在战争的课堂中，学生不能满足于学习如何让人们去战斗，而必须了解士兵为何而战，更进一步包括战斗为何发生。战争的悖论在于，勇敢的战士在激战正酣时，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战场上的勇气、胆量和英雄主义，但这些都不是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决定胜败的因素往往更概括、更抽象也更隐秘。技术、资本、政权的性质，士兵征募和付薪的方式（而非肌肉力量的强弱） 才是不同文化相互交锋中决定胜负天平倾向的砝码，这也决定了哪些人能活着离开战场，哪些人会永远倒下。
结语：从希腊的重装步兵到古罗马的公民兵，西方军队的战争方式不论如何演化，起战争理念自始至终围绕两方面演化：
首先，战争方式强调“Carnage”即杀戮，他们不屑于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计谋和伏击上，强调采用“决定式战斗”一口气决定出胜负。
笃信在原地直面敌人的冲击式作战是唯一能够决定胜负的战争方式，这解释了为何美国人认为轰炸利比亚的行为乃是对抗后者对欧洲发动恐怖袭击的光荣而有效的方式；类似的，美国人为了报复巴勒斯坦人曾“懦夫般地”使用炸弹杀死睡梦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而在海上使用战列舰将雨点般的炮弹倾泻到巴勒斯坦村民头上，这也被他们认为是一种直接而“公平”的方式。而中国人有时候习惯将胜利寄托于奇谋诡计。按照《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诸葛亮弃新野、走樊城、奔当阳、逃夏口，即使这么狼狈还要有火烧博望坡之类局部胜利，那都是要用计才能获得一点点的胜利。《孙子兵法》里也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就是如果我的兵力是对方的十倍，那我够尝试把他围起来，饿死他；如果我只有五倍兵力，就往前攻，我觉得还有点把握；如果我只有对方一倍的兵力，那就要很谨慎了，这叫战之，这已经是最激烈的一种行为了；如果能敌之，“敌”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如果我跟他兵力差不多，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分兵，让自身获得人数上的优势；如果我少呢，对不起，我能逃之就不错了。
作为我们个人或者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从西方军事理念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就是事业的成功究竟是“守正”重要还是“出奇”重要。
2017年小米公司打了一场翻身仗，小米手机的出货量重回全球前五，年底时还抢先苹果发布了全面屏手机，小米的线下店也成绩不错，成为新零售的标志性公司之一。而在2016年夏天时，雷军还说“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一个谷底”。
小米是怎么从谷底爬出来，度过最难的时刻呢？雷军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说：“大家希望用奇招来逆转困境，这是错的。遇到困难一定是某个基本功出了问题，尤其对像小米上千亿营业额、上万名员工规模的企业来说，守正比出奇更重要。”
所以，雷军为小米确定的2016年战略是“补课”。这种补课，包括供应链上的，也包括管理上的。是从供应链、创新和质量开始，提振手机业务。这些工作都是雷军自己来抓。
2016年年初的时候，雷军在公司内部牵头成立了一个质量委员会，并且制定出一套详细的质量标准。小米手机之前总是缺货，有人说是饥饿营销，但本质上其实就是产品交付出了问题。产品交付出问题，原因是供应链管理没做好，重要的元器件供应商供不上货。这也是雷军自己承担并且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尽管此前一直以颠覆者面貌出现，但是雷军和小米公司在2017年业绩扭转，靠的是对基本功的补课，靠的是“守正”而不是再出一个奇招。
其次，西方军队战争理念的底层逻辑是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亚里士多德”。
美国二战大片《血战钢锯岭》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道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拒绝学习使用武器而被推上军事法庭，在庭审过程中，道斯的父亲闯进法庭为自己的儿子递上其可以免于起诉的证据，他在陈述自己的一站经历时说：
“我是为了捍卫我们的法律而上战场的，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是为何而战。”
当时看到这个片段，我还觉得美国人矫情，什么事情都要上升到捍卫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但是读通了希腊、罗马史，才真的明白西方人那种自由公民意志的理念。
《血战钢锯岭》剧照
我们经常抱怨员工的不敬业，没有奋斗精神，不肯“996”，但作为最高管理者、创业者，是不是要考虑清楚我们所追求的与员工所捍卫的是达成了统一还是形成了对立。
第三，罗马对希腊的公民权发放制度进行了改革，使用对特定族群发放罗马公民权的办法，一边征服一边融合，推动了这个大帝国的融合。
公民权是一种荣誉，是联合经营阶层的粘合剂，就如同中国的科举制一般，保证帝国的上下流动性，让上层人士有荣誉，让下层人士有盼头。
公元212年，安东尼努斯皇帝颁发了安东尼努斯宪令，普发了公民权，这就相当于全中国人民都有了北京和上海户口。结果造成罗马帝国的崩塌，崩塌的原因即：罗马人没了荣耀，外省人没了奔头，军队没了底线。
安东尼努斯敕令
所以说，对员工的激励制度应着重于荣誉感，有时候罚未必是好办法，还是要聚焦于“奖”与“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