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戈麦个人资料（纪念戈麦犀利的汉语之光）
作家戈麦个人资料（纪念戈麦犀利的汉语之光）我梦见他在梦中向我讲述一面镜子可以称作是一位多年忠实的友人戈麦诗选天 鹅我面对一面烟波浩淼的景象
戈麦（1967—1991.9.24）
戈麦，原名褚福军，祖籍山东巨野，出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场，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时年仅24岁。
戈麦的诗歌写作时间不足六年，却写下了不少高质量的诗篇。戈麦和海子一样才华横溢，海子变成了现代诗歌的偶像，成了现代诗歌的神话人物，戈麦却依然少为人知，戈麦的诗作质量不下于海子。
在一篇《关于诗歌》的短文中，戈麦这样写道：“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必将照亮人的生存。”
戈麦诗选
天 鹅
我面对一面烟波浩淼的景象
一面镜子可以称作是一位多年忠实的友人
我梦见他在梦中向我讲述
我的天蝎座上是一只伏卧的天鹅
他的梦境被我的诗歌的真理照亮而趋于灭亡
因而那些景象同样也适合于我的梦境
我在梦中竟也梦见我的诗歌
我亲手写下的文字之中棉朵一样的天鹅
一只天鹅漂浮在光滑无波的水面
闪光的毛羽 那黑夜中光明的字句
我的诗歌一点点布满典籍应有的灰尘
它华丽的外表将被后世的人清声颂唱
当我郎声地读过并且大胆说出
那只天鹅振动神仙般的翅膀扶摇直上
我的诗歌仅剩下消匿之后的痕迹
一行行隐去 透彻但不清晰
梦中的诗歌 你向我讲述了什么
它曾在我的脑海中彗星一样一闪而过
永恒不适于展示 神思不适合述说
我诗歌的天鹅振翅飞往遥旷的深渊
除了梦幻 我的诗歌已不存在
有关天鹅也属于上一代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们日夜于语言之中寻找的并非天鹅的本质
它只是作为片段的花彩从我的梦中一晃而过
鲸 鱼
我只望见你浪头后隆起的尾部
手掌一样翻起的水面像一片片涌起的屏风
而你的尾部像一座消逝在海中的山
我的目眸稍有疲惫，就在那一瞬间我失去了你
你这海上不平凡的事物
未来人们不可捉摸的海上奇谈
你滑过这一片绿色一样的水面
像一卷落帆，用不上一个崭新的理念
从闪现到消逝，这个过程缓慢得有一个钟点
我等待它重新从水面露出
我的内心从微凉滑到冰凉
像一个慵倦的形象
你水晶一样的黑洞和头部柔缓的曲线
无边的身躯和黝黑的皮肤，我从未遇见
你属于我们时代正在消逝的事物
我幻想着，耗尽每一个平凡的夜晚
界 限
发现我的，是一本书；是不可能的。
飞是不可能的。
居住在一家核桃的内部，是不可能的。
三根弦的吉他是不可能的。
让田野装满痛苦，是不可能的。
双倍的激情是不可能的。
忘却词汇，是不可能的。
留，是不可能的。
和上帝一起宵夜，是不可能的。
死是不可能的。
誓 言
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
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
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
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
对于我们身上的补品，抽干的校样
爱情、行为、唾液和革命理想
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全部煮进锅里
送给你，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
但我对于我肢解后的那些零件
是给予优厚的希冀，还是颓丧的废弃
我送给你一颗米粒，好似忠告
是作为美好形成的据点还是丑恶的证明
所以，还要进行第二次分裂
瞄准遗物中我堆砌的最软弱的部位
判决——我不需要剩下的一切
哪怕第三、第四，加法和乘法
全部扔给你。还有死鸟留下的衣裳
我同样不需要减法，以及除法
这些权利的姐妹，也同样送给你
用它们继续把我的零也给废除掉
刊登在1991年第6期《诗歌报月刊》上的照片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草生长的时候，我在林中沉睡
我最后梦见的是秤盘上的一根针
突然竖起，撑起一颗巨大的星球
我感到草在我心中生长
是在我看到一幅六世纪的作品的时候
一个男人旗杆一样的椎骨
狠狠地扎在一棵无比尖利的针上
可是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这就和
没有人站在草坪的塔影里观察一小队蚂蚁
它们从一根稗草的旁边经过时
草尖要高出蚂蚁微微隆起的背部多少，一样
但草不是在我心中生长
像几世不见的恐慌，它长过了我心灵的高度
总有一天，当我又一次从睡梦中惊醒
我已经永远生活在一根巨草的心脏
红果园
家乡的红果园
心灵的创伤连成一片
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家乡，火红的云端
一团烈焰将光滑的兽皮洗染
炉火中烧锻的大铜
如今它熠熠生辉
我手捧一把痛楚，一把山楂
把一切献给广阔的家园
想给燃烧中灼热的胸怀
收殓着苍白的遗骨
家乡，家乡，大河照常奔流
这是烧红的夜晚
夜晚，发亮的血癌
红野鸡嗉子在火光中溅出烈焰
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
圣马丁广场我水中的居留地
在雨水和纸片的飞舞中
成群的鸽子哭泣地在飞
环绕着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圣马丁广场，你还能记得什么
在雨天里我留下了出生和死亡
在一个雨天里，成群的鸽子
撞进陌生人悒郁的怀里
那些迷漫在天边的水，码头和船只
不能游动的飞檐和柱子
在天边的水中，往何处去，往何处留
在湿漉漉的雨天里，我留下了出生和死亡
我不愿飞向曾经住过的和去过的地方
或是被欢乐装满，或是把病痛抚平
中午和下午已被一一数过，现在是
雨水扩充的夜晚，寂寞黄昏的时刻
老 虎
我感到我腹内的震吼
已高过往日
高过黄金的震吼 骨头的震吼
巨石 山洪的震吼
我感到我邪恶的豹皮
就要在今夜起死回生
在这红日高卧的黑夜
老虎 你复生于一座恒河的谷地
在这个古中国的城市 我想起你
千万颗主星照耀下的梦境
在这个迦太基的庭院 我想起你
教徒心中恐怖的神坛
年的光辉将覆盖整个印度
也同样覆盖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文明
丰收的是你 是口中狂吐的巨石
是南印度文化倾圮中不灭的金子
黄 金
我不能在众多元素中排斥的 是你
你这唯一的一个 黄昏天边的锦绣
是麦子 是古树苍天 大地的母亲
猿类颈项上那颗火红的星辰
唯一的 但又是敲不醒的山峦 山峦的锤子
当落日敛尽所有的恩典
我在冥界的蒲垫上苦思冥想
黄金使天女的裙幅飘扬漫天
亚马逊平原 黄金铁一样的月光
流满这昂贵而青色的河
阿斯特克人灰白的废墟
远处 大森林虎豹的怒吼一声高过一声
这桑切斯国王的魔杖
和所有殆尽的荣华 留在庙堂
一吨吨大质量的原子
使世界沉沦 又让万物回响
天 象
草木遇见羊群，蚂蚁途遇星光，夜的云图
在天上闪亮。瞻望永恒的梦抵达以太之上
以太之上，大质量的烟，大质量的柱子，棋局
缜密而清晰，什么样的数学，什么样的对弈者
小红马驰过天庭，四个礼拜日，四个乘法
十二宫，十二个荷马，抱琴而眠
什么意志推迟了王冕，铸造成鹏鸟的形状
一只空瓶安坐于内，像大熊的胃，大熊的脚掌
信仰之书，玄学之书，安放于暗蓝色的盘面
蜜样的鼠拖拽着一只龟和一只大眼的蟾蜍
星和星，α和β，物质的主呵，猩红的胆
散落于星座之上，相同的蒙古，相同的可汗
九星图上仪器的轴是两个空洞的支点
星官的起始从何而来，向内，向外
天鹅绒上的勋章，神奇的蘑菇，莹绿的小龛
一只钟表应着节拍，时辰从何而来
这定数引诱着每一颗星辰，那蔚蓝色的眼哟
古代、神迹和北方，人人都能仰望
一只镇定的豹子在轩辕座上如此悠缓
它带来启示，七颗星，羽林军的荣光
星象如此灰暗，如此悠缓
一个崭新的纪元在飞旋的星云中歌唱
那些直指心灵的是约伯、祈祷和假象
那些兀立在镜上的是元素、责备和梦想
陨石击中观象仪的头颅，一颗头颅就是
一座莹绿的骨架，一张云图告慰着
大雨落下斗笠与刀枪，这是抖动中玉的耳朵
一颗青春的胸怀已将宽广的命运容纳
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
臧 棣
1
一种语言越是接近整体的成熟，越是要求它的操作者付出个体的代价。这要求被付出的代价，就像那迫切的成熟一样，是无法避免的。而诗人作为一种语言的最权威的操作者，他付出的代价尤其悲壮和惨烈。戈麦的死，像海子的死一样都属于一种典型的诗人之死：就他们所从事的诗歌写作的职业特点来看，并不能完全或主要归之于他们所遭遇的生存境况，而应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汉语（我们在这里所谈及的显然是现代汉语）在80 年代中国诗歌中迅速成熟时所凝聚的一种对个人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存在是如此普遍，我们可以从当代诗歌对语言的包容性、语言的可能性、语言的自足性的追求中明显地感觉出来。海子的诗歌突出地追求语言的包容性，戈麦的诗歌则眩人眼目地纠缠语言的可能性。
在戈麦抑或海子的死中，最令我们惊愕的是一种焕发的艺术才气的突然中断。我们之所以惊愕，是因为这两位诗人的死：主要不是由于我们的目睹才成为一桩事件的，而是由于它作为一桩事件赤裸裸地发生在我们的体内。这绝非仅是一种夭折，而是一种坚定的艺术精神在释放过程中所必然要带走的痕迹。究其原委，“时代的悲剧”这样的评语未免太过于轻松了，并且也高抬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从诗人之死中过多地引伸时代的种种缺陷，那并不表明批评的洞识，相反它意味着批评的无能。而且，戈麦和海子这两位诗人短暂一生所做的主要的工作是避免诗歌和所谓“时代的悲剧”产生密切的联系。总之，不管这是他们的弱点也好，还是他们的傲慢也好，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诗歌不是抗议（虽然把它用作抗议，常能奏效），诗歌是放弃，是在彻底的不断的抛弃中保存最珍贵的东西。诗歌也不是颠覆和埋葬（虽然它常常要去摧毁和埋掉一些事物），诗歌是呈现和揭示，是人类的终极记忆。从戈麦和海子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的理想的因素进入了汉语的躯体；其中最惹眼的是汉语诗歌首次集中显露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欲望。
那么，“个人的悲剧”这样的说法就能引出恰当的解释吗？同样不能。因为对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不存在所谓个人的悲剧。诗人性格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脆弱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难以严格地称之为“悲剧”。诗人之死的助推力主要不是由性格和心理因素产生的，而是对语言的欲望产生的。在一个写作被干预、被规范、被利诱、被蔑视的历史境况中，诗人和语言的关系趋于严密和紧张，变得像一种命定的契约。在诗人的信仰和感觉中，不仅是诗人自己的生命本质，甚至于整个民族的本质都有赖于写作来完成。于是，一种语言的焦虑融进了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渗透了生命的旅程，显然，诗人之死，如果非要用悲剧的眼光来看待的话，那么它的实质是语言的悲剧。就戈麦的死（包括海子的死）而言，它是汉语的悲剧。
戈麦的写作生涯，按他的友人西渡披露的，只有短短的四年（从1987 年到1991年），这差不多也是兰波陷入诗歌的时间。其间，汉语把它在20 世纪的生长过程中首次接近的整体的成熟，散播到戈麦这一代诗人的意识深处。一种隐蔽的空前的语言的竞争操纵着每一个当代中国青年诗人的写作抱负。汉语的成熟，不仅表现为它展示了一个巨大的语言的机遇，而且表现为它显示了一种汲取和整合语言的可能性。对一个诗人来说，这首先构成语言的压力，他愈有天赋，这种压力所唤起的征服的欲望也就愈强，因为在诗人的传统天性中存活着一种不可救药的追逐建立语言的权势的冲动。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年轻诗人，他的语言的悲剧在于他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个性来应对砸向他的压力，他没有伟大的典范可供依循。
诗人可以回避生，但无法回避他所陷入的语言的命运。如果写作是生命中一种神秘的诱惑，那么语言天赋越是卓异的诗人，他困于语言的贪婪和语言的欢乐的程度就越是艰深。
他会感到他的天赋并不单纯，他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比起人世间的任何债务，天赋之债都是最难理喻的）。戈麦在《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中说，他的语言天赋“像一笔坚硬的债，我要用全部生命偿还”。一种被散文精神浸透的人是难于理解“用全部生命偿还”这句话的：因为从散文的角度看，世界上没有什么其实值得用生命去偿还；相反，生命倒是时刻需要其他事物对它进行各式各样的补偿，诸如幸福，爱情，性……
戈麦（左二）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典礼上
2
我们年轻的诗人戈麦，最初也像他这一代汉语诗人一样，喜欢从美学的19 世纪里汲取艺术的灵感。汉语同美学的19 世纪的紧密结合是80 年代后期中国诗歌中的一个最奇特的精神现象。的确，以前没有哪一代中国诗人，能像戈麦这一代诗人具备如此完备的艺术素质来汲取美学的19 世纪的精华。汉语的成熟所释放出的一种对诗人的压力，以及一个具备了完整的现代感性的汉语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孤立的位置，使得年轻的戈麦自然地去亲近一个被迫接纳过凡·高、荷尔德林、波德莱尔的19 世纪。有那么一段时期，美学的19 世纪几乎变成了汉语的安慰。
和海子一样，戈麦也写过一首以凡·高为主题的诗：《凡·高自画像》。这首诗最初的艺术动机，显然萌发于对画册上的凡·高的几幅自画像的凝视。但在诗行的推进中，这首诗的动机变得复杂起来，其原因在于作为汉语诗人的戈麦试图发明一种作为荷兰画家的凡·高的语调来讲述普遍性的事物。在诸如“在脑髓和粘膜之间充满紧张”，“它自上而下，压迫着我”，“我的一生已彻底干涸（像镜子上积存的秽物）”等诗句中，戈麦自己的声音已巧妙地融进对凡·高独白语调的逼真模仿（戈麦曾在许多诗中对他感兴趣的人物如古代迦太基女王狄多进行语调仿造）。在凡·高的那些自画像中，戈麦发现他作为诗人的命运和作为画家的凡·高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是种族的差异和一百年的间隔所难泯灭的。“它自上而下，压迫着我”这句话中所透露出的因专注而感到的艺术压力，在凡·高那里指的是色彩（进入到人的感官中心“光线的弯曲”），在戈麦那里指的是汉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也可以理解为汉语的自画像。
语言对个人的压力常常转而表现为个人对语言的贪婪。从操作技术上说，《凡·高自画像》所使用的语言不够精练、纯粹，装饰性和分析性太强，过于密集的意象瓦解了这首诗形成它自身的富有表现力的风格。然而当我们过于挑剔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意识到戈麦的诗歌一个显著的特征：由于看似明显的缺陷过多，这反倒构成了他的卓异的一面。他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品质，有时这使我们想起托马斯·艾略特在论述布莱克时说过的一句话：伟大的诗具有一种不愉快感。就戈麦而言，他诗歌中存在的不愉快感，源于他对诗歌语言的认识：他始终运用一种可能性意味浓郁的汉语来写作，而没有像大多数诗人那样直接使用日常汉语。
戈麦的诗歌态度，那几乎是一种典型的汉语诗人在进入青春写作时所流露的诗歌态度，在《凡·高自画像》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诗的结尾虽然横陈着“我的一生已经彻底干涸”这样的句子，但诗行在推进到它的前沿时，绝无一丝一毫的自我怜悯和伤感的溢漏。这意味着戈麦确实理解了凡·高所陷入的艺术境界：对一个深入地专注于艺术创造的人来说无所谓胜利还是失败。这与精神麻木和无动于衷迥然不同，这种诗歌态度的核心是要创造出一种有所节制又不失深刻有力的语言节奏。
像骆一禾和海子一样，戈麦也是一位有幸进入到一种语言的青春写作中的诗人。虽然他感到艺术上的孤独，但他仍然有着一种十分强烈而又独特的时代感。他多少认识到我们时代语言的堕落在本质上表现为语言的贫乏，甚至连精神生活异常丰富的人都难以完全避免语言的贫乏的侵害。在他最受非议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意识到我们时代的语言的弱点并意图创造新的语言元素来加以矫正的诗人。语言的弱点，有时表现为缺少语言的良知，有时表现为缺少语言的智慧，有时表现为缺少语言的敏感；对戈麦来说，它更多地表现为缺少语言的个性和强度，以及语言的自我繁殖能力。
以一种昭然若揭的方式，戈麦遵循了玛丽亚·里尔克在那封著名的《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信中劝说青年诗人应暂时回避爱情的忠告。年轻的戈麦以罕见的诗歌态度禁止爱情溜进他的诗行，爱情的主题让位于青春的主题。这种遵循，就其严格的程度而言，反映出作为诗人的戈麦在艺术气质上的冷峻与执著。虽然我们不能十分肯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心智上的成熟，但无疑这显示出他在诗歌态度上的成熟。对一种语言的青春主题的关注，是戈麦，也是他的两位校友骆一禾和海子最区别于他人的地方。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都强有力地展示出汉语的青春。汉语在保持与时代的传统关系的同时，更多地发展了同生命个体的新型关系，以及同历史文化的神秘的先验关系。
戈麦进入汉语的青春写作的方式带有新古典主义的味道。他对艺术的敏感是完整而丰富的，他既对我们时代的诗歌所缺少的品质敏感，又对我们时代的汉语所匮乏的元素敏感；更主要的，他还对我们时代的写作本身非常敏感。但这些艺术上的敏感并没有被滥用，而从它们自身的升华中投靠向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张力。在他试译了博尔赫斯的若干诗作后，他的敏感主要表现为对一种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想象的理性”的神往。他的写作方法并不时髦，与他同代的许多青年诗人相比反而显得有点保守：他主要凭观察、经验、想象、沉思、诗意理性进行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在品质上缺少现代感性、直觉的力量、非理性的魅力、生命体验的真实性。一般地说，一个诗人的写作方式主要源于他对他所使用的语言的认识。戈麦之所以选择一种貌似保守的写作方法，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性格上的、心理上的、趣味上的、学识上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他对汉语所迫切需要的某些元素的敏感。只有对汉语的良知、汉语的道德、汉语的洞察力、汉语的表现力怀有卓异的抱负的人，才会像他那样写作。
戈麦的一些诗歌肯定可以被归入他这一代汉语诗人所写下的最具个性的抒情诗的行列，但他却宣称：“我逃避抒情。”这种艺术上的恐惧针对的是他同代许多诗人对情绪和情感的迷恋，这是一种丧失了最起码的诗歌自我批语能力的迷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诗人要是立志让他的作品比他全人伟大的话，他必然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知道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所说的“逃避感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戈麦对节奏的控制能力上，我们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有激情的诗人，但他有效地节制了情感，专注于诗歌的审美效果，从而使他的诗歌洋溢着一种汉语的抒情性。是的，他并不缺少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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