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当一个成熟姐姐（果然独家当一个女孩成为姐姐）
如何当一个成熟姐姐（果然独家当一个女孩成为姐姐）周琦理解父母，也对姐姐的身份有了潜移默化的认知：要照顾弟弟，让着弟弟；认可弟弟更重要，因为他是男孩。从小到大，“你是姐姐，你应该……”是周琦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她和弟弟相差两岁，对于周琦而言，“姐姐”这个称呼，赋予了她无限多的责任：和弟弟争吵时，姐姐必须要让着弟弟；买东西时，姐姐不能跟弟弟争，也不能跟弟弟比；弟弟犯了错，可以原谅，因为还小，但是如果姐姐犯了错，那可能就是一顿打骂，因为“大的带坏了小的”……一包麻花父母又一次在电话中让周琦为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弟弟找工作，她终于没忍住发飙了：我也是自己找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行？父母对周琦的愤怒感到莫名其妙：你是姐姐，你工作早，你帮他找工作不应该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如同专为“姐姐”们设置的情感出口，女性题材电影《我的姐姐》的热映，让众多的姐姐从主人公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
电影中的姐姐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成长过程中总是被忽视、被打击、被牺牲。父母遭遇意外事故身亡后，留下还在读幼儿园的弟弟。作为姐姐，是承担起亲戚希望“姐姐”承担的责任，还是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姐姐的选择，引发广泛的争议，牵涉出了公众对女性“自我”定义的巨大讨论。
《我的姐姐》在豆瓣上评分7.2，有123101个网友在影评版块留言。12万条留言中，众多女孩们并没有发表影评，而是在介绍自己——当一个女孩成为姐姐，她在生活中的牺牲、退让和收获。
一包麻花
父母又一次在电话中让周琦为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弟弟找工作，她终于没忍住发飙了：我也是自己找的工作，他为什么不行？
父母对周琦的愤怒感到莫名其妙：你是姐姐，你工作早，你帮他找工作不应该吗？
从小到大，“你是姐姐，你应该……”是周琦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她和弟弟相差两岁，对于周琦而言，“姐姐”这个称呼，赋予了她无限多的责任：和弟弟争吵时，姐姐必须要让着弟弟；买东西时，姐姐不能跟弟弟争，也不能跟弟弟比；弟弟犯了错，可以原谅，因为还小，但是如果姐姐犯了错，那可能就是一顿打骂，因为“大的带坏了小的”……
周琦理解父母，也对姐姐的身份有了潜移默化的认知：要照顾弟弟，让着弟弟；认可弟弟更重要，因为他是男孩。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爸妈其实还好，就是没有特别的偏向。比如说如果有三个苹果，那我爸妈可能会给我弟弟两个，给我一个，所以我还能接受。”周琦说，察觉到被轻视的源头，是一包麻花。
周琦念初中时，有一天父亲赶集买了包麻花放在了柜子里。“我以为这么多麻花，我爸会给我一点，让我和弟弟一起吃，但是没有，我爸压根就没有告诉我，只给了我弟弟。”
因为这包没有吃到的麻花，周琦第一次对“姐姐”这个身份产生了质疑：我也是父母的孩子，为什么就一定要处处让着弟弟？
周琦开始在意生活中隐性的不公平：和弟弟读一所高中，弟弟的零用钱永远比自己多；大学毕业后想考研，父母要求周琦“一边工作一边考”，因为“你弟弟还得上学，不能只供你”，但弟弟考研的时候，父母则嘱咐他去报昂贵的考研学习班；工作后买了新手机，父母看到后要求给弟弟也买一个……
作为农村出生的女孩，周琦读完了研究生。虽然师范类大学不收学费，研究生用奖学金也没有花学费，但和身边很多初中没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的“姐姐们”相比，周琦已经改写了人生，也正因为如此，父母觉得对周琦可谓“仁至义尽”，并以此为由要求周琦反哺弟弟。弟弟要毕业了，父母要求周琦给弟弟找工作，同时父亲会在有意无意中说，“我们都老了，你弟结婚还得靠你”。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周琦都会反驳回去，她反驳的理由是“他是男孩，更要靠自己”，但周琦心里想的理由是“他只是我的弟弟，不是我的儿子，养他是你们的责任。”
周琦从来没跟父母提过梗在她心里的那包麻花，“这实在是一件小事。”她以为会放下，但长大后的周琦，买的最多的零食就是麻花，只要看到不同口味的麻花就会买，“其实我不太爱吃麻花，就是觉得应该补偿自己”。
在父母从小到大的灌输中，弟弟也觉得自己“很重要”。周琦发现，很多时候弟弟将她的照顾和帮助视作理所当然，“因为我是男孩，我很珍贵”。
“有一次我们俩吵架，他说让我滚出去，说这是他的家，以后都是他的。”周琦说到这，笑了一下，“但是一家人，这些事没办法计较。”
没有选择
电影《我的姐姐》揭示了女性的一个普遍困境，那就是“母亲”、“妻子”、“姐姐”这些身份大于女性自身。一些女性一辈子活在种种身份中，而她们个人的意志、选择、欲望却被剥夺了。
王梅的小名叫“招娣”——作为姐姐，家里希望她能招来一个弟弟，但王梅只“招”来了两个妹妹。第二个妹妹出生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的罚款，父母把妹妹送了人，并且希望能够继续生出一个弟弟，但是没有成功。
虽然最终家里只有两个女孩，但王梅依然要承担起一个姐姐的责任——王梅比妹妹大三岁，在父母外出躲避计划生育的日子里，妹妹基本都是王梅在照看。作为姐姐，大孩子去照看小孩子，这种情况在王梅身边很普通。她印象里，童年的小伙伴中，当姐姐的身后都会跟着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反之，如果是哥哥，则可以自由地玩耍。因为大人会觉得“男孩子粗心，不会照顾人。”
实际上，在没有选择的成为姐姐之后，“姐姐”就成为了奉献和牺牲的理由。
今年36岁的夏菲是被“牺牲”掉的姐姐。她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计划生育罚款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在初二下学期交学费的时候，父母说，“你上到初二也能拿初中文凭，省钱让你弟弟妹妹读。”
退学后，和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夏菲成了深圳电子厂车间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电子厂招工要16岁，夏菲只有15岁，妈妈带着她去找“工头”改大了一岁年龄。组装电子零件是重复动作，日复一日。拿着电焊，在电子板上焊接小小的二极管，拿着电焊的动作有点像拿着笔，但两者又是如此不同——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45分到下午5点30，中午休息一个小时。有时遇到着急的订单，加班会到凌晨以后，这种强度令她头昏。
除了工作累，夏菲还想家，向家里人抱怨“太累了”。但在她印象里，大人们只会说，“其他人都能做得到，你怎么就做不到呢？”
在电子厂一个月能挣1000元左右，除了女孩所需要的基本用品，夏菲几乎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家里。那时候，一年拿回一万块钱，是村里一个打工女孩“合格”的标准。村里的打工女孩们基本都是清一色的“姐姐”，包括夏菲在内，没有人觉得“姐姐”出去打工有什么不妥——既然是姐姐，是老大，就必须要付出，这是姐姐的责任。
打工一年后，夏菲曾经想过重新回来读书——在电子厂，高中毕业的就能当“班长”，大专毕业的就可以不在流水线，工作轻松挣得还多。夏菲计划着，哪怕回来考不上高中，也可以读个职专。跟父母谈起此事之前，她挣扎了很久，在心里预演了很多遍，想在父母面前硬气一点，“毕竟我要回来读书会耽误挣钱。”
据夏菲依回忆，当她提出这个想法后，爸爸问她，“你一年没上学，你还跟得上吗？”夏菲依然表示，“我想读书”，并且举了不同学历在电子厂的待遇和收入，接着爸爸就耷拉了脸:“上什么学早晚都得打工。”
最后，夏菲带了几本初中的课本到了电子厂，准备自学——然而脱离了学校的环境，她缺少自学的毅力，也缺少专业的指导，在外面打工大概4、5年后，夏菲回老家相亲，并很快结婚，有了孩子。丈夫是邻村人，双方知根知底，父母也不允许夏菲在外面谈恋爱远嫁。弟弟妹妹都没有走读书这条路，弟弟参军入伍，妹妹在打了几年工之后也嫁人了。“每年过年，那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小孩回来后，我爸就感叹我们家没能出一个‘秀才’。”夏菲说，“他用棍子打我弟，我弟都不上学。我想上学，我爸却不让我上。”
“你怨恨父母吗？”
“不恨，那时候太穷了，没办法。”夏菲说，她会让小孩好好读书，“敢不上学我就揍死他。”
一件件的小事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在自己依然是孩子的时候成为“姐姐”，首先被教育的往往是“姐姐的责任”。
在电影《我的姐姐》影评中，有一条高赞的评论：女孩小时候因为心肌炎治病，用激素药成了一个胖子，而父母则通过孩子的病情向社区申请，获得了生二胎的资格。在孩子大病初愈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弟弟。
“弟弟出生之后，我原本就不高的家庭地位更加一落千丈。当然了，作为一个懂事的姐姐，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接受，也尽可能站在一个‘七岁大孩子’的立场上去接纳这一切。”因为爸妈工作忙，奶奶身体不好，所以女孩读大学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弟弟黏在一起，作为姐姐，被教育着学会了任何东西都要先考虑到他，再考虑自己，而这一切女孩一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甚至以为全天下所有的姐姐都和我一样。”
“我花了非常多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克服这些大众所谓的‘甜蜜的负担’。我并不恨它，但也请不要逼我一定要去感激它！”女孩在评论里用了一连串的感叹号，“我认为作为姐姐确实应该要在某些时候负起责任来，但也请不要因此而去绑架所有那些无法负起责任的姐姐们，她们没有错啊！”
知乎上网友对于“作为姐姐”的一些感受和评论
责任，意味着压力，往往也夹杂着委屈。知乎中有一个高关注度的话题：“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还是女孩儿，下面有弟弟妹妹，你是什么感觉？”
在网友们举的例子中，很多都是极其微小的事：父母给了弟弟或者妹妹单独的零食；看电视时永远不能调到自己喜欢的电视台；要辅导弟弟妹妹的功课，学习下降了会被父母说教；父母无意中说，“你早晚会嫁出去，我们将来还要靠你弟弟”；姐弟或者姐妹吵架时，父母拉偏架，一味地要求“姐姐让着”……
1996年，导演李玉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取名《姐姐》，讲述了一个小女孩被迫成为姐姐的故事——一对龙凤胎在同一天降生，为了让女孩更好地照顾男孩，父母将女孩确定为姐姐，男孩为弟弟。
有网友对《姐姐》评论：“现实才最残酷，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时时刻刻发生在生活之中。姐姐的委屈与束手无策，妈妈的笑和微妙的表情，爸爸的苦口调解，哦，还有调皮的弟弟，他们太真实。家庭和教育说不清谁对谁错，但这是比生活更沉重的话题。”
让女孩成为自己
采访中，很多姐姐也表达了成为“姐姐”身份的甜蜜：有暖心的弟弟妹妹，是长大之后最大的支撑。
“我们姐弟三个，虽然弟弟最小，但是父母都支持我们读书，尽量一碗水端平。”在家排行老二的王月告诉记者，父母跟大姐一起生活，给大姐看孩子。自己和弟弟目前在外地工作，弟弟现在还没结婚，目前是一家人的“重点打击对象”。
“之前我爸摔到腿，我们姐弟三个轮流伺候着，请了护工基本也没用到，这时候最能感觉到兄弟姐妹的好处。”王月说，他们家的家庭结构是：父母最疼弟弟，但比自己大两岁、性格霸道的大姐在家是绝对的“老大”，自己跟小一岁的弟弟结成“一伙”，反抗大姐的“统治”。
“小时候我大姐确实照顾我们很多，但是我觉得父母做的很好，小时候喝娃哈哈，一板有4个，我们仨一人一个，剩下一个剪子包袱锤，谁赢了谁喝。”王月说，长大工作后，姐弟仨凑钱给没有退休金的父母买了保险，平时父母也不会开口让她们两个姐姐去格外照顾弟弟，“当姐姐的会忍不住主动去多照顾他，也会给他一些钱或者买衣服等，他放假也会给外甥买东西，都是一家人，不用算清楚。”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姐姐”，在不公平的家庭环境中争取自己的利益——家里拆迁分到了两套房子，33岁的小丁，在弟弟的反对中争得了自己应得的一套。
“两套房子一套是90多平方，一套是82平方，我弟弟两套都想要，我没同意，跟我爸妈争了很久，最终这套82平方的给了我。”小丁说，父母重男轻女，一直以来，自己都是“要让着弟弟”的姐姐，但是这一次她不想再让着弟弟。
从小到大，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是“值得”的孩子，她总是很努力地“听话”，并且考上了大学，而弟弟读书不好，只读到了职专。她毕业后在外地工作，而弟弟一直在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时常需要父母接济。
“父母之所以能够同意把这套小房子给我，一方面是这些年我对家里付出很多，而我弟弟基本都是在索取；另一方面可能是发现我弟靠不住，将来养老还要靠我。”小丁说，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比较“出息”，父母也渐渐改观了一些重男轻女的看法，尤其是弟弟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父母一直期盼的孙子，这让父母也“看开了”。小丁说，自己希望将来结婚后能有一个女儿，“我希望她能自由自在，不必成为任何人，不被任何身份束缚，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她自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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