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的婴儿（日本女子到大宋）

南宋末年的婴儿（日本女子到大宋）在海上航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日本学者统计，整个遣唐使时代，日本渡唐的人数有4500多人，其中死于海难的944人，占到了总人数的1/5。而遣塘船是日本朝廷专门为远航来定制的大船，所以更不用说日本的那些民间船来中国了。总结一下，日本人此时是相当开放的，而宋代的国际地位又不错，可以说属于高帅富。但这还是解释不了一个问题，如果要找宋人借种，为什么不就近找在日本的宋人，而要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中国呢？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人是比较开放的，这从他们现存最古老的诗集也能看出来，奈良时代的日本的《万叶集》里写到了一种祭典活动，内容就是男女对唱山歌，听起来跟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很相似。而这个祭奠，本质是一种社会公认的杂交派对，参加人可以自由配对，不管婚否，不管是邻居还是亲人，可以说百无禁忌。诗人高桥仲马吕还在作品中写到过“人妻与我欢，我妻亦诱人”这样的句子。所以，在这样的开放观念之下，日本女子如果想跟南

几年前，街头巷尾经常出现很多借种求子的广告，而在南宋的韶熙元年，也发生过一起借种怀孕事件，日本女子到中国找高富帅侍寝，他们把他叫做“渡种”。

记录这件事的人是南宋词人周邦彦的儿子周辉。周氏家族跟皇室交往甚密，所以周辉能够见多识广，所著《清波杂志》也是一本重要的宋代笔记。

那么这次借种事件是真有其事还是误会？如果是真的，那么日本女子为何千里迢迢要来到中国借种？如果是误会，那么误会又是怎么产生的？周辉这样的学者又为什么会弄错？

先说时代背景。南宋是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中后期，这时候日本女子的发型确实是披发的，也就是原文所说的女子皆复发。此时日本人的性观念非常淳朴，跟外来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很严重的行为。在说《金瓶梅》在日本作为教科书的这期提到，宋代的陈朱儒学简称朱子学，虽然在宋代经过禅僧传入了日本，但在日本的民间普及开来，是在江户时代才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些讲三纲五常的大道理，是经过了800多年才对日本普通大众产生约束的。

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人是比较开放的，这从他们现存最古老的诗集也能看出来，奈良时代的日本的《万叶集》里写到了一种祭典活动，内容就是男女对唱山歌，听起来跟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很相似。而这个祭奠，本质是一种社会公认的杂交派对，参加人可以自由配对，不管婚否，不管是邻居还是亲人，可以说百无禁忌。诗人高桥仲马吕还在作品中写到过“人妻与我欢，我妻亦诱人”这样的句子。

所以，在这样的开放观念之下，日本女子如果想跟南宋男子相结合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宋代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的衣食起居自然也开始讲究起来，比如牙膏、牙刷、冰淇淋、冷饮，这些原本贵族用的东西，在宋代的老百姓种也很普及。

宋代还有个人叫做洪皓，在被困金国期间写了一部日记—《松墨纪文》，里面就有记载，那时候住在西北的回鹘人会让女儿跟汉人先同居，生好几个孩子之后再跟他们自己的族人结婚。而且回鹘的人家还会以自己的女儿跟多少个汉族男性同居过作为骄傲资本。另外，高昌回鹘的国王曾经向宋太宗上书，自称是宋太宗的外甥，这可以作为另外一个例子，说明宋代中国地位还是蛮高的。

总结一下，日本人此时是相当开放的，而宋代的国际地位又不错，可以说属于高帅富。但这还是解释不了一个问题，如果要找宋人借种，为什么不就近找在日本的宋人，而要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中国呢？

在海上航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日本学者统计，整个遣唐使时代，日本渡唐的人数有4500多人，其中死于海难的944人，占到了总人数的1/5。而遣塘船是日本朝廷专门为远航来定制的大船，所以更不用说日本的那些民间船来中国了。

日本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都来自于朝鲜半岛，所以说朝鲜造船的技术直接决定了日本的船只性能。但朝鲜的技术也不太过关。唐人曾经评价说，高密跟日本的船只用椰子树的根须来绑定，再用橄榄做成的胶水来固定，这样的造船技术显然不能说是成熟。

还有一个反面例子可以证明，1274年蒙古第一次远征日本，他们用的船就是高丽造的，水手也是高丽人。那时候蒙古还没有征服南宋的江南地区，结果就遭遇了风暴，这些蒙古战舰全部沉入了海底。考古学者分析了残骸，结论是：设计缺陷和工艺太差。如果船舰结实的话，这会日本估计就是我国的一个省了。

总的来说，唐代之后，日本跟中国的贸易往来多半是中国商人到日本去，而日本来中国的很少，到了南宋尤其如此。到了武家政权的平清盛时代，日本改变了消极对外的政策，积极发展对外贸易。1161年，平清盛修建了博多港，很快成为了宋商聚集地。宋商最多在日本可以达到4000人，聚集的地方叫博多金堂屋。位于现在的日本福岗，日本福港的唐人街也是从这里来的。

既然有这么多的宋人或者说叫唐人聚集在日本，那么日本女人如果要借种生子，完全可以就近找到这些家门口的汉人，还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大宋。所以这事件中的日本船并不是去借种的，而是去中国做贸易的，为什么呢？

中国当代著名文史专家刘永翔给《清波杂志》做了教注，在这个借种事件下做了“倭船：绍熙元年，飘至泰州，诏见行货物免抽买，船只、货物尽数归还，仍给昌平米赈恤”的注释，说明是一艘从日本来的商船，目的地很可能是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舟山一带，因为航行中没有掌握好风向和洋流，漂到了其他港口。结合《清波杂志》的原文也可以佐证上面的观点。

宋代朝廷还对落难者进行了必要的救助，而且免去了这艘商船的抽买义务。（抽买：朝廷强制以官方价格来收购外国商船的一部分货物），朝廷把日本人的船只跟物品都还给了他们，按照规定还给了他们赈济粮（看看这格局）。

宋代的朝廷在对待漂风人的观念是很超前的，已经很类似于现代的国际海难救助了。宋朝对不同国家的漂风人设定了不同的救助等级，其中耽罗（济州岛）待遇最好。不仅给提供食宿，而且还赏赐礼物钱粮，经常设宴款待，并用安全性能很好地送船来护送他们回国。史记记载，在跟耽罗漂风人的接触中，宋人发现耽罗造船的技术不太好，他们把桅杆固定在龙骨中间跟船连在一起，这样在遭遇风暴的时候，因为刚性作用，很容易倾覆，宋朝的工匠就传授给了耽罗人这种转轴和起倒之法。宋代造船和航海技术是非常高明的，这种技术能够保证船在遭遇风暴的时候，可以把桅杆放倒来确保安全。

等风平浪静了再竖起来航行。

宋朝对待高丽来的漂风人，待遇跟耽罗类似，不过并不会向高丽人提供造船和航海的核心技术。相比来说，宋朝对待日本来的漂风人待遇是最低的，态度相对冷淡，仅仅提供基本的食宿。例如这次事件，南宋的朝廷仅仅给了他常平米来赈恤。常平仓是宋朝赈济灾民的仓库，质量比较低，也没有的护送回国，让起风之后自己回国。

所以这种飘来船的事件在南宋是比较常见的。经过这些分析，可以判断事情的真相应该是：“在宋代中日贸易的大背景下，搭载日本商船的女人，顺便或者专门来中国从事卖淫活动的事件”。在宋代，日本商船漂流的事件还是很多的，但是发生借种的只有这一例。借种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他们的一种委婉的表达，不过在当时的宋人听来，却是非常的奇特，所以把这件事作为奇闻轶事记载下来。

而宋朝是一个前卫的时代，比如他们首先搞起了东亚区域合作，宋代还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专门制定了外商在宋地犯罪的处罚条例。宋代甚至有了各种体育俱乐部，包括足球（蹴鞠）俱乐部、女子相扑，还有公交车、社会福利院。宋代的钱在东亚更是成为通用货币，当时的辽国、金国、西夏、越南、朝鲜和日本都停用了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