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宝塔山的来历和现状（真实的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宝塔山的来历和现状（真实的革命圣地延安）从“乐园”、“真理的标志”、“光明的象征”，到“革命圣地”、“全国青年们心上的圣城麦迦”、“人间极乐世界”、“黄金的王国”，几乎所有表示崇高神圣的词汇都被派上了用场，借以表达他们对延安的礼赞。这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延安的一个共同心声，1939年7月被如此完整地表达出来。当这个核心意象出现后，迅速传播，不断重复，并被扩展延伸。…容纳全世界最进步的人们，创造着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力量，铸成了人类最完整的思想，给日本帝国主义敲着丧钟，给世界法西斯掘着坟墓；为新中国而歌唱，为新中国而呼喊，为新中国而战斗；是个最灵敏而威严的大脑，延安，在铁样的山流之中，被铁的人流滋润着。”“革命的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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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你是真理的标志，你是光明的象征！”
“延安的空间，每日振荡起各地的方言土语，各种的声调腔音，还不时有异国人在欢笑，呼叫，畅谈。
不同国度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省县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地方的人到这里来了！
…容纳全世界最进步的人们，创造着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力量，铸成了人类最完整的思想，给日本帝国主义敲着丧钟，给世界法西斯掘着坟墓；为新中国而歌唱，为新中国而呼喊，为新中国而战斗；
是个最灵敏而威严的大脑，延安，在铁样的山流之中，被铁的人流滋润着。”
“革命的圣地——延安。”
这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延安的一个共同心声，1939年7月被如此完整地表达出来。当这个核心意象出现后，迅速传播，不断重复，并被扩展延伸。
从“乐园”、“真理的标志”、“光明的象征”，到“革命圣地”、“全国青年们心上的圣城麦迦”、“人间极乐世界”、“黄金的王国”，几乎所有表示崇高神圣的词汇都被派上了用场，借以表达他们对延安的礼赞。
1、日军飞机轰炸下的延安可是，现实中的延安城，自从1938年11月20日遭到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后，就逐渐变成一座废城。
在日本飞机轰炸的前几天，就有日本侦察机掠过延安的上空，还散发传单。当初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以为是苏联飞机，有人还拍手欢呼：“我们自家飞机！国民政府送钱来！”以前延安见识过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以及苏联飞机，都是非常友好的。
只有经过长征的同志们才知道飞机轰炸的残酷，他们告诫城里的居民和青年学生，介绍一些简单的防空常识。居民们看到中央机关还在造房子，也就没有怎么当作一回事。
11月20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机关学校普遍放假，学生和一般工作人员都照例涌进城里，逛书店，会朋友，买零食，下馆子…将近晌午时刻，忽然有7架（一说9架）日军飞机扑向延安上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掷重磅炸弹，并用机枪进行扫射，致使弹丸之地的延安古城顿时成为一片火海。
爆炸声、枪击声、飞机的轰鸣声、民众的哭喊呼叫声，扰乱了古城往日的安详、热闹和秩序。“这天上午，许多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和机关干部到位于城内凤凰山的光华书店购书，一些炸弹集中落在这所书屋附近。
刹那间，书屋成为一片瓦砾，周围死伤学员、干部七八十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李德的翻译也在此次轰炸中遇难身亡。”
据当时在抗大学习，这一天恰好也在光华书店买书的张沛晚年回忆遭遇轰炸的情景：
那是礼拜天，延安有个旧城，我们从城外抗大窑洞到城里，一是去买书，那时候书店在城里；二是去下馆子，有人到延安时身上还有些钱，抗大当时吃得很差，所以礼拜天到城里下馆子吃一顿，平常也不放假。
去的时候一切很正常，到上午11点、12点，日本人来了9架飞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9架日本飞机来这里扫射，轰炸延安城。我那时候正好在光华书店买书。书店设在山坡上，我就赶紧跑到窑洞里躲起来，所以我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后来我出来，回到抗大时才发现，同我一起进城的那个江苏同乡也被炸死了。那时抗大每个队都有一个相当于现在的俱乐部那样的“救亡室”，每一个救亡室里面都停着几具尸首。
第二天，日军飞机继续轰炸，主要炸弹都集中倾泻在凤凰山麓附近。毛泽东借住的李家院子几孔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躲藏其中的30多位八路军干部战士全部牺牲。
在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轰炸使延安古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据林伯渠致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紧急电函报告，11月20、21日连续两天，日本飞机在延安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间。
飞窜延安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来自日军在山西运城修建的军用机场。
第一次轰炸得逞，日军飞机便持续轰炸。当时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反击能力，原先住在城里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办事单位，都陆续搬迁到城外依山挖掘的窑洞里。城里住居的市民也都基本搬出去，在南门外形成一个新的集贸市场。
1939年元旦、春节，日军都出动飞机轰炸延安。因为有了防备，所以损失很小。
时在延安的陈学昭写道：
“1939年的第一天，早上9时左右，日本鬼子来了七架轰炸机，投了几十个无结果的炸弹，走了。给我们拜年。在炸弹声中我们过了新年。阴历年夜的上午他们又来掷了几十个炸弹，敌人以为最懂得中国人民的心理，他们以为那天老百姓为预备过年，拥挤在街上，一定是没有什么戒备的，而且又新年一号来，旧历年三十来，以为这是最好也没有了。谁知警报放得早，大家都跑走了，他们依然没有达到目的。”
等飞机逃逸后，大家都纷纷从窑洞里赶出来，寻找飞机投弹爆炸后的弹坑，拣拾弹片，作为上等的好钢材，卖给铁匠铺或边区农具厂（即兵工厂）。这也许是日军怎么也想像不到的事情。
此后，日军飞机骚扰不断，持续至1941年10月，共计轰炸17次，投弹1690枚，炸伤184人，炸死214人，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过街戏楼10座、牌楼10座、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基督教礼拜堂1座、基督教房屋94间、天主教房屋75间。
另外，还炸死牲畜197头，毁坏粮食34.5万余斤。此外尚有其他损失，以可计价格的物品计算，共计经济损失折合边币28.2126亿元。
其中：
1939年3月10日，日军出动14架飞机数次轰炸延安；
同年8月15日，日军出动10架飞机，投弹50枚，炸伤5人：
同年9月8日，日军出动飞机64架次，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30余人；
1940年、1941年日军各出动飞机轰炸两次，“投弹百多枚，炸毙马和驴子五六匹”。
2、窑洞城——延安遭遇轰炸后的延安古城，毁坏严重，城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热闹。人们都以集体为单位四散到郊野山坡上开凿的窑洞里工作或学习，延安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
1938年12月，结束了在看花宫赵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的秦兆阳，获准到延安鲁艺美术系继续深造，与其他同志一起，十几个人在黄土高原上走了10天左右。
“记得是中午进的延安古城。许多房屋被敌人的飞机炸烂了，极少店铺，也极少行人，一片战时景象。负责带队的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农民出身的小青年，突然抖擞精神大喊起来：‘大家他娘的唱个歌，唱《壮丁歌》。一二，唱！’”
于是，十几个人扯开干涸的嗓子，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好铁要打钉，好男好当兵，保家乡，杀敌人，发动游击战一争！”
是抒发激动的心情，也是表达对于日军轰炸延安的愤慨。
1939年2月1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五人抵达延安。在古城南门外，他们受到有组织的一千多人的夹道欢迎后，穿过延安城时，天色已晚。
“我们走在绵延一英里长的队伍里，穿过被炸弹摧毁了的城区。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日本人炸毁了，居民们都以城市周围黄土山坡上挖掘的窑洞作掩体。夜幕降临，山坡上窑洞居所里的灯光渐次闪亮，层层叠叠，让我们觉得这是浓缩了的香港。”
时至1944年春夏之际，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的美国记者福尔曼记录下的延安城，“日本结束了轰炸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片瓦砾堆的废墟了”。
同时，他又发现已成废墟了的延安旧城周围的无限活力。
这种别具特色的城市景观，对于一个初次到访者来说是颇为诱人的。
参加这次记者参观团的另一位国内记者赵超构（林放），在为重庆《新民报》所写的连续报道中记载：
小小的肤施县城，廿九年受过敌机的轰炸，现在只剩下一些墙脚屋基，满长着青草。延安人彻底放弃了县城，把市面移到南门来，就是如今所称的新市区。…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简单实用，却是粗糙。就是最繁荣的新市区，也处处出现一个未成熟的都市的面目来。
商店的货物似乎很丰盛，但只限于日用品的若干种，窗框的装饰，纯粹是摇鼓担式的老手法。
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这一点可以充分表现延安还是十足的农业城市。
惯于享受城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荫。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
记者的眼光是挑剔的，也是比较客观的。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后的延安古城荒废着，却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延安城，在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在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一代人笔下，却是另一番令人惊奇的景象。
3、延河的洪水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长河里，从来没有哪一段河床可以像延安这样，人们对其记忆的色彩光辉、形态大小，与现实生活中享受的政治待遇、物质利益的机会成本隐约地画上了等号。
延河水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前，基本上是清澈的，枯水季节行人可以跋涉过河，但河湾低洼处有较大面积的积水，夏季涨水季节较平时水位高，水质泛黄，但都不影响延安古城居民的生活日用。
1939年的机关生产运动，1941年底开始的全延安、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劳动竞赛，延安周围山地几乎被全部垦翻一遍，本来就不甚丰厚的植物受到毁灭性破坏。延河水变得浑浊起来，流量减小，枯水季节部分河段干涸，洪水季节泥沙俱下，凶猛肆虐，狰狞狂暴。
在蓝家坪“文抗”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刘白羽，第一次见识延河洪水，他几乎被惊呆了。
后来他将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写进自己的小说里。
那是一个炎炎夏季里的星期天中午，担任抗大学生小队长的陈文洪赤裸着上身，灰布军裤挽到膝盖头上，站在河中心的一块大青石上洗衣服。
忽然，一股闷人的热气从河面上升起，使他呼吸有点困难。便直起腰，用带泡沫的手臂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放眼望时，大吃一惊。原来靛蓝的天空突然黑得像锅底，只见一只苍鹰在飞腾旋卷的乌云里急急打了一个斜弯就无踪无影了，河边的石块发白，马兰花在颤抖，一阵狂飙突然从天而落。
大西北高原有时是温情的，有时也是狂暴的。现在，在你还来不及思考的时候，这险象环生的一幕已经降临眼前。
陈文洪抱起湿衣服，立刻就往岸上跑，刚上岸，就隐隐听到一阵可怕的声音，回身一看，河的上游，山洪像千万垛山崖陡壁直压下来，墨黑的旋流带着无穷的吓人的威力。与此同时，整个天空和地面都变得昏暗沉沉，好像整个天穹突然巨变，从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发出一种说不清的可怖的轰响。
延河原来只是一条曲曲小河，而转眼间，大水已经淹没两山之间整个广阔的平川，沿着整个广阔平川，遮天盖地，狂泻而下，两面光秃秃的山夹着一片汪洋汹涌的黑流。
山洪裹挟着泥沙石块，急剧地怒吼、旋转、奔流，冲击着成群的牛羊、巨大的树木和桥梁、屋顶，横扫而下，势不可挡，毁墙破屋，伤害人畜，在所难免。直到晚年，他还记忆犹新道：“这是多么无情的浩劫呀！
它摇天撼地，一扫而光。待到山洪过去之后，你到河边去看看吧！河流中，河滩上，兀立着多少断崖裂石呀！难怪延河里到处是奇形怪状的石块、石峰，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移动的，只有大自然狂暴的力量才能留下这些石的密谷、石的森林。清清的河水就从这森林中曲曲折折向前流进。”
延河，早在战国时期叫区水，西汉时称洧水，南北朝西魏时名清水，尔后曾一度被称为濯筋川、筋水，只到近代才被称为延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称清水的时间最长。
可是，因为流域内大范围的植被遭到破坏，裸露的黄土地不能涵养夏季骤降的雨水，就造成泥沙俱下，瞬间狂潮的可怕景象。此后，清清的河水对于延河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想象。
4、差点被拆的宝塔与延河水相关的还有宝塔山上宝塔的位置问题。
由于观察者的角度、立场和心态的不同，延安宝塔在不同时期的图片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姿态和风格。
该塔又称岭山寺塔，高9层，始建于唐代，最初是佛教精神的产物，为锁骨菩萨舍利塔。金大定九年(1169年)，嘉岭山上建岭山寺，以此塔为寺院标志塔，并予修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又对该塔进行维修。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学理论，其所处的是一片风水宝地。延河及其支流南川构成一个“丁”字形水系，穿行在几座不高的山岭之间。
宝塔就矗立在两条河流交汇点之东侧的嘉岭山眉额之间，隔延河与其北面的清山相对，隔南川与其西面的凤凰山相望。
居东镇西，襟山带水，温暖地怀抱着曾经坚固的延安古城。这里的山脉都是黄土高原经过流水、河流长期切割后形成的，嘉岭山与清凉山其实都是一系列山脉的总称。
无论是从风水学，还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宝塔都不可能建筑在一个制高点上，而是坐落在嘉岭山脉当中的一个并非最高的小山坡上，这样才有遮掩，有呼应，从而获得几分安闲和从容，几度沧桑，几番风雨，千百年来默默地守望着延安、陕北这片黄土地。
1937年初，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刚进延安，物资供应非常紧张，生活相当困难。“只要一看到野生没主的动物，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爬的，大家便打起主意来。”
中央警卫团二连战士奉命在宝塔上修筑防御工事，中间休息时大家结伴看宝塔，发现颓废的塔内楼梯板已经被人拆走，只剩下几根横梁，从塔底可以一眼看到顶，塔顶上是野鸽子的世界。
“当时正是阴历二月，山上的蒿草又干又枯，战士们割了一大堆蒿草，堆到塔底，等天黑了，野鸽全进了塔，就突然点起火来。不一会，烟和火直冲塔顶。栖在塔内的野鸽，遇到这突然的袭击，都惊飞起来，扑棱棱、乱哄哄地乱飞乱撞，有的熏死，有的撞死，有的吓昏了头，顷刻，野鸽像下冰雹似的往下降。战士们乐得手舞足蹈，又喊又叫，纷纷到火堆边去抓鸽子，有的战士一只手就抓了五六个。不一会儿就装满了13条布袋。有的战士还脱下罩裤来装。最后用7匹马驮回了这些战利品。”
同年1月至9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和国内记者范长江等先后到延安采访，带有照相机，也都没有拍下凸显宝塔的照片。
1938年秋天，为防空安全起见，宝塔曾一度被计划拆除。
早在红军和中共中央进驻之前，延安北门外延河边就建有一个简易的机场，但没有完备的导航设施。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苏联的飞机，从重庆来的国民党飞机，都是靠山上的这座宝塔作航行标志。
在由中央军委副参谋长滕代远主持的防空安全研讨会上，有识之士提出：
“如果没有这座高高挺立的宝塔，敌机就有可能找不到延安，延安就会免遭敌机的骚扰和轰炸”。
沿着这个思路，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很多方案。有的说用爆破法，既省时又省事。可惜宝塔巍然，塔高44米，塔基周长37米，没有那么多的炸药。有的说组织人力，挖掉塔基，让塔身倒塌。几次开会，议而未决，殊料日本飞机就扑过来了。
“之所以能使这座始建于唐、重修于明的宝塔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并非因为它作为文物和历史的见证，也并非因为没有找到拆除宝塔的最佳办法，坦率地说，是因为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来得太快了。”
先有日本飞机轰炸，后有国民党飞机轰炸，宝塔都奇迹般地存留下来。延安革命队伍自从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后，再没有讨论对宝塔的处理问题了。
宝塔的位置被凸显出来，同样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出现的事情。他们视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安为净土，为圣地，跪拜黄土地，亲吻延河水。
“像梦一样，我们跨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晚上睡不着觉，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边，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脸。
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地伏到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
此情此景，圣地净土，本来就具有点染山水作用的宝塔，也就招徕了更多崇敬的眼光。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地位基本已经确定。
但古城早已被炸毁，延河水也变得浑浊干涸起来，唯一可以作为延安标志性建筑的宝塔，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理所当然地在逐渐提高，提高，再提高。
陕北传统的剪纸艺术，就具备了随心所欲地重新安排山河的审美匠心，摄影技术和素描技巧更满足了人们对于宝塔崇敬心理的需要。
于是，在随后的图片中，原来位于宝塔东面和北面明显高出于宝塔的山影被隐去，宝塔成了一个时代图片构图的中心。
这种图片上的延安宝塔，已经上升为革命时代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图腾，复归于并超出于其当初设计建造时的宗教情感寄托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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