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的人文情怀（陶瓷的五种精神）
陶瓷的人文情怀（陶瓷的五种精神）社会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一种文明产品，必须经常接受“异文化”的反射、滋养和融合，才能使这个社会或产品不断成长更新，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反之，则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落。陶瓷的发明正是人类社会大开放的产物。陶瓷产业经久不衰，不断发展繁荣，也正是社会文化和制瓷技术不断大开放、大交流的结果。简略的回顾，我们可发现，陶瓷因创造而诞生，因创造而发展。陶瓷的兴衰史，就是创造精神和创造实践的兴衰史。而创造精神也是人类繁衍发展的基础，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命脉。今天，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必将再次释放出惊人能量，让中华陶瓷再次称雄天下。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是两种联系密切，却又是不同种类的器物。陶器是世界早期人类先后不约而同共同的发明创造。据最新考古资料，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万年。世界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在捷克境内，距今已达2万6千多年。人类
陶瓷是人类最早的原创器物。
陶瓷的诞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起点。
数万年来，人类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精妙绝伦的陶瓷用品，极大地方便和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物质生活。对这样一种相伴人类数万年，至今仍然长盛不衰，覆盖全人类，亲密每个人的日用品、艺术品和科技品，对这样一种人类亲手原创，凝结了人类一代又一代无穷的心血和智慧的珍贵神器，我们制作它、使用它、欣赏它、珍爱它，更应当研究它、认识它。老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陶瓷，我们不仅要重视“器”的层面，学习传承并创新发展它的制作工艺，拓展它的使用功能，也要从“道”的层面，深入地探寻催生并不断推动其发展的思想文化原素，开掘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梳理出一些普遍性的精神文化规律，用于启发和指引今天陶瓷产业的发展和艺术的创新，同时，举一反三，以此指导我们在其他诸方面的认识和实践。
把陶瓷精神主要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创造精神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是两种联系密切，却又是不同种类的器物。陶器是世界早期人类先后不约而同共同的发明创造。据最新考古资料，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万年。世界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在捷克境内，距今已达2万6千多年。
人类能成为今天世界之主宰、万物之灵长，经历过漫长而又艰险的进化发展历程。远古人类在广袤地球的千万种生物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直到懂得使用火和石器，有了这样既能保护自己，又可攻击敌人的武器后，才逐渐跃升到生物链的顶端位置，成为森林中的新霸主。人类也因此进化为早期原始人，进入史称的旧石器时代。而从原始人再进化到现代人的转折点是进入距今约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主要标志有四个：一是出现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二是有了养殖为主的畜牧业。三是能磨制较为精致的石器。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制作陶器。制陶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类使用火、能种植养殖、能磨制石器，固然都对推动人类进化产生过巨大的作用，但这些进步都是对自然界的现成物质加以改造利用。而陶器的发明，则是人类第一次利用自然界的天然物，按照人类自身的需求和意图，制造出的一种全新器物。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创造，被世界公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点。陶器诞生后，因其广泛的实用功能和艺术的观赏性，极大地方便和丰富了人类日常生活，也从此引领人类，走向了文明审美的社会生活之路。而且由于陶器从发明制作起，就深深地渗透凝聚了制作者的观念思想，灌注了制作者的智慧和心血，因此，陶器的发明制作，不仅是原始人类走向现代人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源头和起点，是全世界人类创造精神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和成功的果实。这种创造带来的实惠和喜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者，为人类能动地利用改造自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形象的范例，始终在昭示和鼓舞着人类在不断创新创造的路上奋勇前行。
陶器是世界早期人类共同完成的伟大创造，但由于中国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长期属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中国的陶器制作无论数量、种类、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先进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又率先发明了瓷器，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另一项伟大贡献。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制作出原始的青瓷，至东汉时期，便创制出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瓷器。这是中国在最繁荣强盛、创造力最为强劲的历史时代，奉献给世界的一份厚礼。在其后的一千七百多年，中华陶瓷作为高端的日用品、高雅的艺术品、高新的科技品、高价的大宗商品，以难以企及的高度，风靡世界各地，独领千年风骚，引领东西文明，成为绝无仅有的经济、文化、科技现象，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巨大创造力和高度的文明水平。直至晚清民国后，在世界工业文明大潮的冲击下，随着国运国力的衰微，中华陶瓷的地位才逐渐陷入衰退。新中国建立后，中华陶瓷进入了历史恢复期。今天，陶瓷产业的发展仍然方兴未艾，人类永不衰竭的伟大创造力，使陶瓷的产品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广泛，品质越来越高端。陶瓷这种神奇的器物，还将不断出现令人类惊喜的新发现新用途。
简略的回顾，我们可发现，陶瓷因创造而诞生，因创造而发展。陶瓷的兴衰史，就是创造精神和创造实践的兴衰史。而创造精神也是人类繁衍发展的基础，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命脉。今天，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必将再次释放出惊人能量，让中华陶瓷再次称雄天下。
社会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一种文明产品，必须经常接受“异文化”的反射、滋养和融合，才能使这个社会或产品不断成长更新，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反之，则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落。陶瓷的发明正是人类社会大开放的产物。陶瓷产业经久不衰，不断发展繁荣，也正是社会文化和制瓷技术不断大开放、大交流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大开放，催生了陶瓷的诞生。人类社会几次革命性的大开放，对人类的进化进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类进化发展史的第一次大开放是人类幼年期的“上岸”，即从海洋低等动物上岸进入陆地森林，为了适应陆地新的生存环境，经过几十万年的适应和进化，逐渐由爬行到直立行走，由终日惶恐地苟活于无数凶禽恶兽横行的莽林，到渐渐懂得并掌握使用火与简单的石器，从而称霸森林，跃升至生物链的高端。这段时期即为史称的旧石器时代或新人智人时代，总体上还属于原始人。从原始人进化到现代人的转折点，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开放，就是“出山”。随着原始人类族群不断扩大，山林阻隔、环境凶险、食物不足等多种原因，促使原始人类，开始陆续走出森林，走向广阔的原野，走向水草丰茂的江河湖海之畔，寻找选择可驯养的动植物，制造更精致的石器工具，并定居下来，从事较为稳定的农业、畜牧业。由于定居生活的特点和需要，加之人类长期对火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对大地泥土的熟悉与亲密，制陶业便应运而生。原始人类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农业文明时代，踏上了走向现代人的途程。因此，正是人类社会的大开放，才有了人类不断进化，才催生了陶瓷这一伟大的发明。
社会的大开放大交流，也强有力地推动了陶瓷的大发展大繁荣。如上所述，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大开放，才催生了陶瓷的发明，但陶器在世界各地诞生以来的数万年中，发展较为缓慢，总体上，更多的是面和量的扩张和普及，缺少快速的质的突变，每一项进步都经历过十分漫长的岁月。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2万年前万年仙人洞的陶罐，7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彩陶与5千年前甘肃马家窑的彩陶彩瓶，3千年前成都金沙遗址的陶瓶陶钵，其用料、器形、釉色、纹饰与制作工艺，均大同小异。这是因为史前的世界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各地交通信息闭塞，还缺乏大范围高频率的开放交流。直到中华文明崛起，伴随着中华大地内部兴起的大开放大交流，我们中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相继出现了商周釉陶、秦俑汉瓦、唐代三彩、明代紫砂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陶器杰作。尤其是东汉时，在陶器制作的基础上，我国又独立发明了瓷器，使陶瓷这一人类天才智慧结晶的器物，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历史光芒。更令人惊叹的是瓷器在中华大地诞生以来，至今不过2千多年，却犹如一列骤然加速的高速列车，突飞猛进，进展神速。历代名窑林立，名瓷迭出，精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并以世界其他地区难于企及的高速高度，独领千年风骚，引导世界文明潮流。究其根源，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正处于世界文明的高峰和文明的中心，繁荣强盛的中华文明，不仅催生了瓷器的发明，也因为其高度的开放度，有力地推动了陶瓷的迅猛发展。陶瓷的制作交易过程中，工匠产品八方来去，官民上下协力互动，文野雅俗交汇同流，改朝换代聚散离合，国内国际进出交易。正是这种在高度文明和高度开放的大背景下，形成了全方位、大范围、高频率、长时间的大开放大交流，才带来了中华陶瓷持续不断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大开放和文明的大交流大融合。可见，陶瓷只有融入时代社会开放的大潮流中，才有昨日的辉煌，才能永葆生机，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和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开放交流，主要是产品人才技术的实体流动，是物理性的实体交流。在今天互联网时代，开放交流的方式以及速度深度与广度都发生了的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开放必须是凭借互联网的连接，把握并迅速适应世界的最新潮流、最新技术和最新市场的变化，任何固步自封、墨守成规、阿Ｑ式的“我祖上阔多了”的自满自慰，任何闭门造车、一厢情愿、了无创新创意、提篮小卖式的单向市场观念和行为，都是与开放精神相悖，都是叶公好龙式的口头开放，并不是开放精神的实质和真谛，必然走向落后与衰退。
三、文化精神陶瓷是人类社会文化含量最高、历史最悠久、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生活器物。形不离道，器不离神。人类在设计创作陶瓷的过程中，除了考虑其基本的使用功能外，总是会以此为载体和母本，根据制作者自身的思想观念、精神意图、审美取向、心手相印、随心所欲，制作出不同器形、颜色、纹饰、绘画的陶瓷产品，直接间接地表现出不同时代社会的文化潮流，以及不同创作者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表达，使陶瓷产品大多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说，陶瓷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历史文化的密码，是学习解读历代人文、艺术和科技知识的活教材。
陶瓷凝结了人类的精神基因。在科学并不发达的漫长历史时期，人类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和生物进化繁衍过程。当人类思索探究自身诞生之谜时，便往往主观地借助于神话和宗教的传说。而有趣的是，关于人类自身来源的传说，世界各地莫不追溯到陶瓷。中国关于“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相传人类是由创世女神女娲按自身形象，用泥土捏塑而成。按这个传说，我们的祖先原本是由陶人而来的。基督教关于上帝造人的传说，也是相传上帝用泥土造出人类的始祖亚当，而夏娃则是从亚当身上抽出的一根肋骨。而印度教认为，人类的始祖就是个陶工。世界各地这些关于创世造人的神话传说，均不约而同地认为，陶器是人类的祖先，实际正是原始制陶的历史景象。正由于陶瓷是这种天工与人工，物性与人性的结合产物，才被人类植入了自身的精神基因，赋予其与人类血缘传承的关系。
而在现实生活中，迄今为止，陶瓷也确是人类使用最广泛、最悠久也是最亲密的生活用具。陶瓷不仅是人类第一次亲手原创出来的器物，付出了自己大量的智慧和心血，倾注了自己的意图和感情，成为人类的精神祖先和嫡亲后辈，而且一经创造出来，便从此与人类朝夕相伴，从未分离，无论贫富城乡中外，无处不在，无人不用。清晨起床后，走在厅室的瓷砖上，用瓷杯瓷盆洗漱，用瓷碗瓷盘用餐，上班用瓷杯喝水——你的一天与之相伴；高兴时推杯换盏，把酒言欢，瓷乐铿锵，陶瓷与你共享欢乐；愁闷孤独时，举杯邀明月，借酒消愁，瓷声叮当，陶瓷伴随你度过孤凄的时光；出生时，亲人用瓷碗瓷匙喂第一口汤水，瓷碗瓷匙碰撞，瓷音清脆——新生儿是听着瓷乐来到世界；生命垂危时，亲人用瓷碗瓷匙喂最后一口汤药——逝者是听着瓷乐告别人间。历史上，人去世后，也常常用各种陶瓷陪葬，如著名的秦兵马俑和唐代法门寺的秘色瓷。而明器曾是陶器的一大类型。总之，你的一天、你的一生、你的喜乐忧伤、你的生老病死，都有陶瓷忠诚亲密的陪伴。最穷困的乞丐，也有一只标配的破瓷碗。最富有的富豪，更可能有珍贵的陶瓷收藏。可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器物，像陶瓷这样与人类关系如此亲密深厚和久远。
陶瓷完整准确地记载了人类的文明历史。陶瓷记载的历史比文字更悠久。陶瓷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目前，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史约5千年，而陶瓷语言，已远超文字达2万年以上，它以实物的形态，像一部可触摸的历史典籍，真实直观全面地记载了人类的文明历史。陶瓷记载的历史最完整。世界公认的古代四大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目前，可实证说明延续不断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其他三个文明中间总有一段时期难寻踪迹。而能实证中华文明历史的，就是靠地上地下丰富的陶瓷遗存。陶瓷记载的历史最准确。悠久而又丰富的陶瓷遗存，以其实体实物的形态，无可质疑地记载和描述着历史的真实。比如对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过去一直沿用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论断，那就是认为中华文明主要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后向全国扩展，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一元论”。但是，从近一百年来我国大量出土的陶瓷遗存证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呈现出遍布东西南北的“满天星斗状”。它们各自发生发展，又相互影响，不断融合，从而纠正了两千多年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地区的误解。作为实体史料的陶瓷，现存的数量最丰富。现在全世界文物的遗存，包括地上地下，陆地海洋，家藏馆藏，数量最多、历史最完整、信息最丰富、记载最准确的实物形态，只有陶瓷。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北京故宫所有馆藏文物，有67%是陶瓷藏品。因此，陶瓷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鲜活教材，是可以目睹的实体文明，可以触摸的人类史记。
陶瓷还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数万年来，人类制作出的海量陶瓷产品，以其丰富多彩的形态和动人心魄的魅力，像一幅长长的画卷，形象地展现了历代各地灿烂的历史文化和美好的社会景象。有的通过器形的捏塑，表现了人类现实生活的情感和期盼（如马家窑的女人形貌的彩陶瓶，汉代的喜乐俑）；有的通过绘景状物，描述了或凄美或跌宕的情感故事（如明成化鸡缸杯的故事，西厢记瓷画瓶等）；有的通过纹饰绘画，表达了一种精神的追求和愿望（如莲纹的清高纯洁，梅花的忠贞坚强，牡丹的繁荣富贵等等）；有的通过颜料釉色，表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如宋青元白明彩清繁的陶瓷风格）；有的通过历史和故事人物的描绘，隐含了治国的理念和价值的追求（如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和萧何月下追韩信，表达了蒙古统治者对智慧知识和人才的渴求）有的通过极致的工艺和繁复的纹饰，显示了国家社会的富足和皇朝贵族的奢华追求（如清三代的珐琅粉彩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器形、五彩缤纷的釉色、变化多样的纹饰、情趣盎然的书画、神奇美丽的传说，构成了一座陶瓷艺术文化大观园，任由我们尽情欣赏。
陶瓷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时代的陶瓷产品，也直观形象地表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质朴率真的上古陶器，表现了远古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童真情怀；宏大雄阔的秦汉陶瓷，表达了初兴封建王朝一统天下，霸气威权的大气象；热烈浪漫的唐代陶瓷，表现了盛唐时代充满民族自信和胸怀开阔的时代风貌；恬淡素雅的宋代陶瓷，表现了宋代尚文轻武，追求心性静穆的社会政治风尚；醇厚清朗的元代陶瓷，表现了元人豪迈爽朗，崇尚蓝天白云的草原民族特征；繁复华丽的明清陶瓷，表现了封建王朝由极盛而衰的落日辉煌；而多彩绚丽的当代陶瓷，则表现了当代繁荣和谐的盛世景象。
这些丰厚多彩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精神，大大地提升陶瓷的价值，也赋予了陶瓷人性的光辉和暖意。而陶瓷的价值，最终也是取决于其文化含量的深浅厚薄。文化精神毫无疑问也是引领陶瓷生产创作的灵魂和旗帜。
陶瓷是人类协作精神的最好体现，是人类协作共赢的典范。陶瓷的创作过程，是人才技术物质管理等众多资源的大整合，也是极为繁杂的分工协作过程。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描述陶瓷的制作工序时写道：“一坯之力 过手七十二 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 尚不能尽也。”可见，要制作完成一件陶瓷器物，不论微细过程，仅大的工序便需要七十二道。在这八大类七十二道工序里，包括采矿加工、陶泥拉坯、捏塑成形、雕刻彩绘、烧坯施釉、装窑烧制、出窑检验等等。每道工序，都有专门的人员和技术。同时还有诸如轮盘刀具、窑炉磨具、燃料釉彩等复杂多样的工具设备和辅助材料，每道工序，每种工具材料必须环环环相扣，完美无缺，才能最终烧制出精美的器物。任何一个环节、一道工序、一种材料、一件工具，只要稍有缺失，便全盘皆毁，不可成器。可见每件陶瓷作品，都是千百人合力协作的成果。这还是单纯制作工序中的协作关系。还有一套更大范围的社会组织管理保障系统，也需要步调一致的协调协作，如人员工匠的组织管理，制作经费的筹措使用，产品质量的技术检验，市场需求的了解与联系等等，都需要各方协作。今天组织协调这些工作已有较为先进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古代这些事务的组织调度往往由产瓷区的行业帮会协调处理。曾作为近千年为皇家生产瓷器的御窑所在地——瓷都景德镇，当接受皇朝宫廷下达的生产制作任务后，除了接受对产品质量、种类、数量、器形、装饰等明确要求外，还有一套严密完整的保障机制和制度体系，如组织体系、管理体系、保障体系、信息体系、质量体系和责任体系，以确保任务的完成。这套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不仅是陶瓷产品制作成功的技术保证和组织保证，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农耕社会，这种广泛复杂的社会协作和社会联系的生产交流方式，这种科学严密的分工生产组织形态，正是现代工业化生产的基本特征，在当时的全世界都是非常先进和超前的。以景德镇为代表的制瓷业，实际已处于当时世界手工业水平的顶峰。所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专著中认为：“景德镇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城市”。
由于中国制瓷业遥遥领先世界，陶瓷作为当时最奢华最高端也是最大宗的外销产品，在长达一千七百年的时间，沿着海陆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不仅长期为国家和民族获取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还以此为载体，广泛地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引领和促进了世界文明进步，对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的文化观念、社会习俗、社会礼仪等等都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世界各地在对中国制瓷技术学习和引进的同时，也学习吸纳了陶瓷分工协作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合作交流的精神，对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和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这种世界范围长时期的交流合作过程中，中华文明和陶瓷的制作，也吸纳了很多优秀的外来文化元素，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也促进了陶瓷的新发展。如著名元青花料即来自西亚，很多陶瓷器形参照了阿拉伯地区的习俗和特征，珐琅彩的颜料和工艺则来自欧洲。而很多陶瓷产品的装饰图案则借鉴了宗教纹饰，如佛教的莲纹、基督教的花枝、伊斯兰教的图案等等，都是先由国外引进，整合了中国原素后，又输入国际。正是在这种共同的协作流动转移中，实现了最广泛的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成为世界合作共赢的历史典范。可以说，协作精神既是陶瓷制作成功的技术保证，也是成就各项事业的秘诀。党的十八大后，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大力倡导“世界命运共同体”，强调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这既是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又是解决今日世界诸多冲突和矛盾的先进理念和救世良方。
今天，对工匠精神的提倡与呼唤，已成为公众的共识和国家的意志。但是，当我们急迫地呼唤和追求工匠精神，也不必言必称德日欧美，实际上，工匠精神原本也是中国的传统和特产。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工匠精神，甚至曾长时间地领先于世界。工匠精神的提倡与实践，非常典型地体现在陶瓷的制作史中。
历代无数精美的陶瓷产品，是中国工匠精神的实物呈现。我们所说的工匠精神，应该主要指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和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而这些无不体现在千万种陶瓷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国家地区之一，又独立发明了的瓷器，正是因为贡献之大，成就之高，因此号称为“瓷之国”，甚至英文单词大写的瓷器China，即为“中国”。历朝历代巧夺天工的名瓷名器层出不穷，灿若繁星，从宏阔生动的秦汉陶俑，到热情浪漫的唐代三彩，从宁静高雅的宋代青瓷，到赏心悦目的元代青花，从缤纷精妙的明清彩绘，到绚丽多姿的当代瓷画，每一种美轮美奂的旷世杰作，都是经过繁复精细的七十二道工序过程，都是无数工匠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和智慧，方成美器。正是由于中国历史悠久的制瓷传统，规模宏大的产业集群，绵延不绝的庞大工匠群体，才滋生培育了宝贵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的珍惜和传承。
工匠精神既是陶瓷制作的技术保证，也是陶瓷行业的最高信仰。窑神宁封子和童宾的传说和事迹，就是陶瓷行业的精神追求和行为楷模。相传宁封子是黄帝时的陶正（负责烧制陶器的官吏），不仅发明了陶器，为烧制出优质的陶器，还常常亲自升窑添柴观火，后不幸遭遇窑塌事故，与恋人仙娥双双身陷火窟，最终化为烟雾升天，成为后代陶工景仰效仿的第一位窑神。宁封子实际上是以身殉职，是远古实践工匠精神的第一位先进典型。而明代窑工童宾则以跳窑自焚的壮举，促进了龙缸大器的烧成，成为又一位陶工永远敬仰和祭奠的窑神。各地窑口，还有当地许多诸如为烧制陶瓷精品，历经困苦不畏饥寒，终成大作的杰出陶工，有不眠不休吐血身亡的把桩师傅，这些杰出的陶瓷工匠，纷纷被当地的历代陶工颂扬并奉为本地窑神，一直流传至今。从大量陶瓷史料中可以看到，景德镇尽管因历代制作了无数精美陶瓷作品而被誉为天下瓷都，但由于落后的市场机制和不合理的利益分配规则，历代陶工的生活一直十分困苦。直至陶瓷产业最鼎盛的清代，绝大多数陶工依然十分贫穷，每月只能吃到一两次肉类。曾有西方的瓷商来景德镇从事陶瓷贸易，看到街道弄堂的孩童，均面黄肌瘦，未见一名脸色红润活泼的幼童，可见陶工悲苦的生存状态。但就是在这种困窘的生活状态中，他们仍然一如既往，代际相传，一丝不苟地倾心于陶瓷的生产制作，正所谓是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正是这种周而复始的重复与坚持，持续不断的创造和超越，始终如一的忠诚与热爱，才构建起至今传承不断的工匠精神。
当然，陶瓷工匠精神的形成与传承，也是有着客观的必然和历史的缘由。
首先是陶瓷制作的七十二道工序承前启后紧密相连，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失误都会直接影响最终产品质量，以至前功尽弃，这就要求每道工序环节、每个工匠都必须做到尽善尽美。这是形成陶瓷工匠精神的技术动因。
其次是历代皇室宫廷对陶瓷品质的极端要求。陶瓷作为高端的日用品和高雅的艺术品，一直为历代皇宫贵族所钟爱，并对其品质孜孜以求，不计成本代价，不断追求技术和艺术上的极限，为此还专门设立官窑御窑专制专用，烧制出来的成品，好中选优，稍有瑕疵便全部砸碎，并就地掩埋，不让流入民间，这种近乎病态的品质要求，致使历代陶工不得不竭尽全力，追求极致，成为形成陶瓷工匠精神的政治动因。
再次，由于陶瓷应用的广泛性和普及性，社会需求量极大，全国各地窑口众多，生产规模巨大，行业与市场的竞争激烈，促使各窑口必须精益求精，竞相推出新品精品，这是陶瓷工匠精神形成的经济动因。
最后，在漫长的农耕社会，广大农民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加上官府豪强的欺凌剥削，战乱和水旱虫灾频仍，生活十分困苦，历代陶瓷工匠能脱离农耕苦境，成为具有较强技术含量，且相对较为稳定和安逸的手工业者，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他们必定十分热爱和珍惜这个岗位，并努力钻研制瓷技术，以此作为自己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保障，这是形成陶瓷工匠精神的社会动因。
总之，陶瓷产业是工匠精神的原产地，是滋生和继承工匠精神的沃土和基础。一代又一代千千万万名陶瓷工匠，就是工匠精神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承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永远地继承和发扬。此外，从广义上看，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各行各业的工匠，需要深刻地认识学习弘扬陶瓷所蕴含的工匠精神，努力培养和形成敬业爱岗、高度负责、追求卓越、决不苟且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优秀“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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