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尴尬的地位（华人井喷）
华人尴尬的地位（华人井喷）2000年后，在中阿第二个华人贸易时代，中阿民间贸易继续走向顶峰。得益于价格优势的中国制造，中国的对外出口此时正如火如荼，迪拜作为中东的贸易门户，当时还是一片蓝海。毫不意外地，中国商人纷至沓来，在中东这片热土上插上自己的财富旗帜。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008年的绿洲报据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02年中国在阿联酋长期居住人口约3万人，其中从事商贸活动的约6000人，国内每年来阿访问的各种人员约10万人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2000 - 2007 |
出口红利下的华人井喷
90年代末，随着国企公派和早期华商的进入，迪拜的华人社群已初建雏形。不仅已经有多个面向华人的中餐厅，迪拜首个华文媒体绿洲报也于2001年创刊，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华人社群开始有了对资讯信息和精神层面的渴望。
2008年的绿洲报
据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02年中国在阿联酋长期居住人口约3万人，其中从事商贸活动的约6000人，国内每年来阿访问的各种人员约10万人次。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2000年后，在中阿第二个华人贸易时代，中阿民间贸易继续走向顶峰。得益于价格优势的中国制造，中国的对外出口此时正如火如荼，迪拜作为中东的贸易门户，当时还是一片蓝海。毫不意外地，中国商人纷至沓来，在中东这片热土上插上自己的财富旗帜。
面向相对贫瘠的中东非洲这片大市场，性价比极高的中国商品可谓独当一面，中国商人的精明勤奋，也闯出了自己的天地，出货供不应求。据一位早期的华商朋友描述，在2000年至2006年间，迪拜华商贸易的利润可对开，进价20人民币的商品，能够以20迪拉姆的价格出售，还是批发价，而当年的汇率高达2.3，许多华人赚得满钵彩。这几年恐怕是值得许多老迪拜怀念的好年代，让迪拜华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2000-2007年，木须巴扎市场的生意如火如荼
趋利所向，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踏足迪拜，搭上这一波出口红利。浙商是其中的先驱者，浙商以家族抱团经营的方式，往往一人发达带动全家，大家纷纷效仿这种发展模式。老板常常招募亲戚或家乡的人来迪拜做自己的员工，员工做了一阵子后自立门户出去成了老板，是2000年以后木须巴扎市场里常见的现象。以此循环反复多年，以浙江、广东和福建为首的华人群体开始如细胞分裂式地在迪拜快速增长，在这八年间完成了井喷式的发展。
2000年间迪拜的商贸环境奇佳，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入驻和贸易的规模式发展，由木须巴扎市场进一步衍生，慢慢发展出了手机市场、汽配市场、窗帘市场等细分的市场。这些细分市场，凭借华商独特的优势，也很快地被中国人占领了。
当时在木须巴扎市场就已经有"转让费"一说。转让费英文叫"KEY MONEY"，即某人想租赁商铺，如果这个店铺正在被其他租客所租，在支付房东租金以外还需要额外支付现有租客一笔"KEY MONEY"，现有租客才同意把店铺转租给对方。这个"KEY MONEY"属于市场潜规则，没有法律依据和保障，可多可少，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行为。由于大量的华商涌入迪拜木须巴扎市场，造成一铺难求的市场环境，"转让费"的市场价格被华人大大地抬高了。在木须巴扎的黄金时期，一个旺铺的"KEY MONEY"可多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迪拉姆，足可见当年木须巴扎的生意是多么火爆。
当时德拉的许多小楼里隐藏着不少华人设施和服务
2002年，迪拜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人在指定区域买卖房地产，2002-2004年间，由浙江人朱继江和沈文婷夫妇创办的泰安房产，和由杜艳创办的中国城房产就已经开始从事迪拜房地产中介服务。伴随着国内炒房的热潮和迪拜华商的财富积累，一部分迪拜华人也开始在迪拜置业，直到金融危机前，迪拜房产一直处在盛世。
泰安房产办公室的墙上，棕榈岛房地产项目正在炙手可热。摄于2008年
在2000年-2007年这八年间，围绕木须巴扎和其他细分市场，迪拜华人真正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大型社群。人口的增长带动了华人生活设施的发展，中餐厅、中国超市、华人理发店和中文网吧等等应运而生，迪拜华人不再像是异乡里单打独斗的漂泊者，而是成为社群中的一份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学习英文，社群将中国的生活方式搬到了迪拜，化解了乡愁与不安。
德拉华人社群版图
逐步成型
社群的形成开始推动更多的商业齿轮，位于德拉穆萨拉路上的中国鞋城（China Shoes City），虽然只是一幢小楼，却是迪拜华人史上最值得铭记的一座地标。这是迪拜首个完全由华人主导的中国城，由温州商人陈志远于2000年启动，他包下了整个商城的十年租期，再分租给不同的华商。
中国鞋城，摄于2017年
这座小楼不仅有着许多华人贸易店铺，同时也是华人的生活中心，提供了大量生活服务，涵盖中国超市、中国药店、中餐厅、中国理发店、中文报社、华人汇款、中国网吧、房产中介、打字打印、电脑及手机维修、华人旅行社等等，几乎可以满足当时迪拜华人的所有生活与精神需求。2002年左右，在同一路段上又开起轻工城和贸易城这两座同类型的小型中国城，这一街三城组成早期华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领地和资讯纽带，甚至远在沙迦和阿布扎比的华人群体也不定期组织拜访这里，购买生活物资和华人服务，以及获取各类资讯。此后，还有名曰批发大楼、手机大楼、服装大楼等纯贸易的小型中国城抢滩登陆，它们与社群的壮大相辅相成。
距离中国鞋城不远的中国轻工城。摄于2017
中国贸易城的入口，迪拜中国超市巨头就是在这里孕育。摄于2017
中国城里还有中国药店和其他中国服务。摄于2017
“一街三城”的“一街”指的就是这条穆萨拉路（Al Musalla Rd），至今也是重要的华人生活集散地。摄于2017年
2004年，中东最大的中国商品贸易集散中心 —— 龙城正式开业。但基于当时不完善的配套和稀少的客流，并没有为早期龙城的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利润，很多中国商户甚至在这里亏了钱。因此龙城开业的初期其实并没有对迪拜华人社群版图造成太大影响，同期落成的配套社区国际城在2004年几乎是一座寂静的死城，迪拜华人社群的核心依然还在德拉的华人密集区。
迪拜龙城内部，摄于2010年
中阿贸易的蓬勃发展带动华人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促进了华商间的竞争与交流，华人社群开始自发形成商会组织。2004年3月，由陈志远发起成立了阿联酋温州商会，为阿联酋首个华人商会。同年6月，在中国商务部、中国贸促会、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的支持下，阿联酋中国商会成立，会员大多来自各大中资公司和知名华企。
2004年6月22日，“阿联酋中国商会成立大会”在迪拜洲际饭店隆重举行
木须巴扎等市场为华人提供贸易平台，但由于年份久远，规划不太合理导致拥堵严重，再加上设施老旧，鱼龙混杂，生活环境并不理想。有所财富积累的华人社群从早期的埋头苦干，开始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就近的娜莎广场（Nasar Square，现称BaniYas Square）逐渐成为华人理想的生活住所。
迪拜娜莎广场，现在已经是一个地铁站前广场
娜莎广场紧靠迪拜河（Dubai Creek），有高层楼宇和比较体面的生活空间，设施配套也较为成熟，大型超市、银行和综合餐厅均有坐落，交通也相对便利，是链接噪杂市场与国际都市的过渡地带，成为许多华人安家落户的选择。其中商住两用的大楼DUBAI TOWER最具代表性，华人住户几乎占了大楼的半壁江山。
这栋楼便名为“Dubai Tower”，虽然名字很响亮，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楼。却承载着许多迪拜华人的记忆。摄于2017
市场的贸易型工作既压抑又枯燥，而基于娜莎广场地缘优势，每当夜晚时分（晚10点后，因为市场的工作时间到晚上10点），很多华人下班后都会在迪拜河边展开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广场舞、羽毛球、踢毽子、武术等等，也有大量散步、喝茶、闲谈的华人在此聚集直到深夜。这是当时迪拜华人的典型夜生活方式，即使到现在也颇为流行。
承载迪拜华人“生活印记”的迪拜河
“骆驼广场”是迪拜市政厅对面的一片小型绿地，由于有骆驼装饰而被华人取名为“骆驼广场”，至今依然是很多德拉华人的夜生活场地
迪拜第一家小尾羊火锅店便于2005年12月在德拉的迪拜河沿岸开业，虽然从时间上看资历不算最老，但是凭借独特的味道，在开业不久就出现了排队等号的情况。在当年，华人要吃一顿小尾羊火锅，常常需要在门口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伍才能吃到。
不仅仅局限在社群生活，在精神信仰层面华人也趋于结社活动，早在80年代，就有华人基督徒在前文提到的欧阳仪珠女士家中不定期聚会，随后2002年，在华人社群中正式成立了杜拜华人基督教会。在别的伊斯兰国度这或许无法想像，但在包容开放的迪拜，政府不仅允许不同宗教的结社，甚至还给予专门的土地兴建教堂。
杜拜华人基督教会的活动。摄于2009年
社群进一步发展出了更多极具时代感的华人服务。比如解决低收入华人住宿问题的"大家"、解决华人出行难问题的"黑车"、解决华人与国内联络问题的"国产电话卡"、解决华人餐饮问题的"家庭餐馆"和解决华人签证问题的"飞签"等等。如今看来虽上不了台面，但在当年这些服务却非常务实地为华人社群提供了大量帮助，与当时的华人生活息息相关。然而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这些出身草莽的华人服务如今都已尘封于当年的历史中，成为老迪拜们的集体回忆。
早期华人“大家”的样子，住宿环境非常拥挤和简陋。许多“大家”允许男女混住，而且不少夫妻也同样住在这样的环境中，睡觉时拉一个布帘子做隔断，保存仅有的一点点隐私。当年有不少专以“大家”为”生意“的“职业房东”，他们包下一个套房然后按床位分租给不同的房客以赚取租金差价。早期“大家”一个床位平均收费在700迪拉姆/月左右。
迪拜也有2-3人的“小家”，环境稍好一些
早前迪拜发行的某种网络电话卡，早期迪拜华人基本都是通过这种电话卡与国内进行交流和沟通，资费会比直接拨打便宜很多，当时不少华人以贩卖这种电话卡为生。
飞签“名岛”，隶属于伊朗的kish岛是很多早期华人飞签的目的地。图片是来自华人飞签者的涂鸦。
大部分早期华人一般都有过飞签的经历。由于阿联酋政府当时允许旅游签证持有者，只要在签证到期前出境，旅游社可以在出境后立即为其申请新的旅游签证，然后重新入境，出签效率高的时候，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获得新签证。由于旅游签相比工作长签更加经济便捷，当时不少华人都是以旅游签在迪拜生活工作，并以飞签来延续境内身份的合法性，尤其是许多从事自由职业的华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选择通过拉斯海马机场进行飞签，较主流的飞签目的地是波斯湾上的隶属于伊朗的Kish岛和Qeshm岛，飞签者往往可以当日返回阿联酋。当然也有因为各种问题而导致无法短期出签的中国人滞留在岛上的情况，他们则会住在岛上的酒店一段时间，等签证出来后再回到阿联酋，而那些在岛上等候时间很久的，人们会戏称为"岛主"。总而言之，当年的飞签俨然是一条产业链，许多华人旅行社也靠飞签挖到了第一桶金。飞签的黄金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8月，基于阿联酋旅游签政策的更新，飞签业务一落千丈。
2000年开始的华人潮，在以商贸为主旋律的基调下，也开始进入一些灰色地带。比如至今一直被人诟病的地下"按摩院"，实则是风月场所，很多就是由华人开设的，主要服务于外国人。许多华人因此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也带来了对中国人的不良社会反响。"中国小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是 ，不仅有着庞大的人数，也间接拉动了飞签服务，还滋长了长签交易这样的灰色买卖。当年许多中国女性频繁受到外国人在言语上的骚扰，很大程度上便是由这些地下"按摩院"间接所引发的风气。
在现在德拉的穆萨拉路上，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异国的“风月女子”。摄于2017年
无论如何，在这八年间，迪拜华人在德拉地区开拓出了一个成熟的华人密集区，边界虽然模糊但大致可被描述。北至手机市场南孚路，南至娜莎广场，西到木须巴扎市场，东到鱼转盘汽配街的这一整片区域，便是当年华人的主要活动版图，至今依然在有效运作。德拉华人密集区的构成，对迪拜华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是迪拜华人发展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节点。
德拉华人密集区版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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