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结局的儿童作品（红地毯佳作在铁吊桥上）
开放式结局的儿童作品（红地毯佳作在铁吊桥上）人一旦成年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伪善，我对待我的母亲，我母亲对待她的前半生，都有那样伪善的惯性。不怪什么，多少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总是心虚。至少，对过去的一段生命，对一段生命里的一个或几个人。她已经忘掉了老迈。我并不怪她，我甚至有些羡慕她。我平静地应承，好，反正我也得回去。是自杀。我父亲，在他四十九岁这年冬天把自己放进了结霜的乌江支流里。有一种感觉：他将生命的预算紧巴巴地用完，不多等几个月凑到“半百”，那样显得真是活够了。但同时出于贪婪和懦弱，也不想提前完成这件事。四十九刚刚好。他在我母亲那里讨要最后一笔生活费失败，满世界找不到我的联系电话，也不再有年轻时那样捣乱惹祸的体力。他判决了自己余生的百无聊赖。不过这些都不是要紧事。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小学生都会的——对，有的人未必是等到死去的时候才真正死去。我问我母亲是害怕还是什么别的，她只是重复，“你就去见一见吧，都没见过。”
引子
我母亲在电话里用既是胁迫也是恳求的语气哀求，“你就去把你爸领回来吧，啊？像什么话！”
她说“像什么话”，我感到莫名其妙。最先被叫去派出所认尸的是她不是我，出于一贯的茫然和逃避惯性，她打电话给我，先寒暄了几句，期待我的反向寒暄，失望后合情合理地饮泣起来。“你从来没见过他。”她呜咽着，“见一下会死啊？”
我见过，她不知道而已。但我没吭声，那些都不重要。我脑海里浮现出我母亲皱起双眼，嘴皮微微抽搐的模样，衰老，这两个字让任何人作出任何事都更容易得到体谅。
是自杀。我父亲，在他四十九岁这年冬天把自己放进了结霜的乌江支流里。有一种感觉：他将生命的预算紧巴巴地用完，不多等几个月凑到“半百”，那样显得真是活够了。但同时出于贪婪和懦弱，也不想提前完成这件事。四十九刚刚好。他在我母亲那里讨要最后一笔生活费失败，满世界找不到我的联系电话，也不再有年轻时那样捣乱惹祸的体力。他判决了自己余生的百无聊赖。
不过这些都不是要紧事。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小学生都会的——对，有的人未必是等到死去的时候才真正死去。
我问我母亲是害怕还是什么别的，她只是重复，“你就去见一见吧，都没见过。”
她已经忘掉了老迈。我并不怪她，我甚至有些羡慕她。我平静地应承，好，反正我也得回去。
人一旦成年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伪善，我对待我的母亲，我母亲对待她的前半生，都有那样伪善的惯性。不怪什么，多少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总是心虚。至少，对过去的一段生命，对一段生命里的一个或几个人。
想得起来的话，我会去看一看老迈。他是住进新墓园的第一批顾客，就在以前的茶坡背后两三里路，半山腰上。那里维持着冬季萧条寒、夏季蚊繁叶茂的原生规律，没有太多人为的矫正，我最反感那种来自生者的怜悯和画蛇添足，好像里面的人真能跟外边通气儿似的。
时间在坟头，石牌，街道，河流与铁吊桥上衰竭又重生，黄昏般的记忆里，老迈将目光见缝插进江面上的薄雾，紧抿的嘴被一股逆向的吞咽宕开：“那乌江的冰都结到咱们这儿来了！”
一
我不知道一九八零年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因为那时我还没出生，我也丝毫不擅长想象历史。但老迈常说起那年冬天。他站在装绿白纹糖球罐子背后，玻璃瓶上方露出两个镜片，对眼巴巴的我说：“黔西南整个儿地遭冻住了，恁长一条乌江都遭冻僵了，凝冻，你晓得伐？整个儿！我的老天爷。”
他用“整个”作量词，似乎当时的偏阳县不是被大山切割得稀巴烂的村落，而是界限分明、清晰利落的孤岛。老迈对“整体”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要求。他说，数学是一个整体，质数是边界。这话我读小学时听不懂，念初中后觉得无趣，当时想，老迈也不过是和任何一个中年人一样，拥有某种因追缅和遗憾而自我复沓的习惯罢了。
我还是巴巴地盯着他被粉笔多年磨蚀而长出厚茧的指关节伸进罐子里，我只关心他从罐子里取出来的糖球是否颗粒乖巧，没有因高温而融化黏成团。我也不喜欢黏糊糊、不清不楚的东西。老迈去小卖铺帮忙看店不是闲得没事，他看中天花板上那顶巨伞一般的白色风扇。学校为了节流修体育馆，没有给教师办公室装风扇。没有其他顾客的时候，老迈就放下手里的书，同我讲几句话。燠热漫长的童年夏天，我常常无人可说话。我的天性孤僻远近闻名。我猜他也是。一个数学老师在小卖铺偷凉是件怪异的事，但在老迈身上，一切都可以被忽视，因为忽视而被合理化。
没人问老迈为何总是孤身一人，或者曾经大家问过，但当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无人再过问。四十岁的老迈总是一个人走在路上，不与什么人一起吃饭。大夏天也长袖长裤，腋下夹一两本书，很旧，脚上的鞋子和衣领也很旧，但洁净得到位，露出洗得发白的内衬。他踏着宽裕而稳实的步伐，从背后看却有些匆匆，像是急着要赶到没人的地方去。
老迈的模样也不可爱。身形削薄，关节很大，像挨饿的庄稼人，长出反抗的记忆。他还有一张违背南方人的、长形的且崎岖瘦削的面部，如山的五官硬挺沉默着，总是抿紧嘴巴，显得有些病态，叫你觉得这人是靠着一股神秘意志活着似的。我们那小地方的人迷信迂回的道理，宁愿忍受一张五官被肥肉淹没的面庞，也欣赏不来一张眼睛鼻子嘴巴全暴露出来的坦荡面容。听说江书记家姑娘嫁的就是前者那样的人。
可一旦你瞧见老迈笑，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两片干燥的薄唇自然向后拉扯，鼻子皱起来，与嘴角形成一道适恰匹配的弧形。他眼角的纹路会帮助那张脸释放和煦，我喜欢那些纹路，它们用略显疲惫和苍老的深沉勾勒出理智和温暖的素养。他那笑容像一只口袋，可以概括所有不情愿、不苟同和不耐烦，比如当有人图省事喊他这个单身汉去跟殡的时候，当有人敲他家的门，把他从书桌上抽走去读家信的时候，老迈心里乱糟糟的，脸上却只是那样笑。我一直觉得他看待所有人都有一种看待孩子的宽容。因此，这份宽容对于我，便不那么明显了。
总之，老迈的话不多。
他那样眉飞色舞地谈论起二十年前的凝冻，也只是因为从那年以后，他再也没有遇见过那般晶莹剔透的世界，寂静，坚硬，彻骨的寒凉，而一切人都在默默忍受，因为当地那些迂腐愚钝的人都被这从未见过的自然景象给唬住了，一个标准的小市民在被唬住的时候会变得异常老实和胆怯，至少他们不会再自认为了解这座城市，孩子们不会在寒风呼啸的街道上缩着脖子抽烟，老人不会自认为很了解这天地一样坚持不戴毛线帽外出，而在家抱着炉子骂政府。
人人都变安静了，老迈便不再是异类。他想起北方的冬天，冷风有一张大太阳做的脸，皲裂坦裸，但它从不抚摸你。南方的冬天不够坦荡，但风情万种，阴冷也是一种抚摸，人靠痛觉活着。因此，老迈最终还是回到了南方。
老迈总是不动声色做些离经叛道的事儿，二十岁的他去西北闯过，别人都去东南，他去西北。他算术在行，却不是做生意的料，他身体天生瘦弱，微微佝偻，也不可能去干苦力。因此，没人知道他到底“闯”了些什么，也没人关心。他架着一副那年头颇具象征意义的眼镜，两年过去，断了一条眼镜腿，镜片蒙了一层风沙回来。他的话变得更少了。
后来他跟我讲实话，他的确本打算去北方，但钱不够到华北，只好折短路线，径直从西南驱往西北，他没有翻越秦岭，到了山脚下就开始感到绝望。最后在一座特产酸枣的小城市做了半年三轮车司机。
酸枣是什么味道，不记得了。他唯一记得并乐意讲起的，是西北的面条太宽，像马路，吃不惯，还是回来吃米粉。他没有办法离开这片土地，不是因为眷恋，而是因为不甘。
在我母亲卧室床头的橱柜上方、天花板之下、灰尘之上，经年累月地睡着一本胶质绿皮相册。里面有唯一一张三人合照，我母亲、老迈和我。老迈蹲在我身后，双手稳着刚学会站立的我，旁边站着我母亲，穿盖住脚踝的碎花长裙。他们俩脸上有相似的笑容，那笑容与我无关，仅仅出于某种对镜头和对当下生活的熟悉感。老迈那时已经戴上眼镜，留着已经过时的偏分黑发，二十岁的他和四十岁的他变化不大，不是说长得年轻，相反是老成得早，衰老得慢。我十岁以后，岁月才后知后觉地开始在他身上告疚，侵入速度放缓。他脸上至今也没几根皱纹。
他与我母亲在同一座村寨长大，用今天的话，是所谓的什么“发小”。我母亲比老迈大一些，他叫她“姐”。我母亲有了孩子后，他还是叫“姐”，我母亲就笑，坚持喊老迈大名，他姓周，就叫周迈。
出于对各种不具实感的“叔”“姨”“嬢”“婆”等称呼的抗拒与迷茫，我拒绝喊他“周叔”。他永远比我老，这是无法改变的绝望事实，因此我叫他老迈。
九零年后的世界乘上高速快车，许多事物以潦草的姿态加速崩坏。我们这个被遗忘在历史边缘多年的黔西南小镇也阔拓起来，除了中心那座万年不变的铁吊桥，其他地方都铺上柏油路，包括桥和山洞。住房超过了七层楼。连山顶都修了一座无用的寺庙和一只象征当地特产的瓷粉茶壶，仿佛它们可以假借现代与城市之名掩盖那些古老的伤痕。我说“伤痕”，比如遍地可见的辣椒铺子。吃辣是当地贫穷的基因，山谷里的人对舌尖的痛觉和冬季刺骨的寒冷习以为常。还比如说，我外公在六十年代的工地上被推土机碾没了一条腿，那条缺失的腿将他与我外婆永久困在了老家，以至于他们匀不出多余的精力去关注自己的后代、后代的后代。
络绎连绵的山脉在乌江支流上澹下鬼魅的形容，到了九十年代晚期，竟有外地游客特地奔着那奇观前来。有一点我认同老迈：人类走得太匆忙，把鞋履遗落在了后面，在外人眼里，我们这个破地方总归有几分像丛林时代。
托地形的福，县城几乎没有一处平路，坡道纵横，骑自行车会被认为是笨蛋或前卫的健身主义者。老迈家在我家上坡几百米处，他在上班路上途经我家，爬五楼来敲门，捎上我一同前去学校。县里唯一的公立学校，小学部和初中部都在一块儿。
我母亲在房间里老远传出喊声，说老周你也是，在楼脚喊一声就可以了嘛，爬楼梯不累？老迈从我身上拎过去书包，说没啥，省事。他意思是如果吵到楼里楼外其他人家，可能会产生更多不必要的交谈。他宁愿受累也不要与人发生冲突，或许出于懒，或许出于怯懦，我自认为了解这背后的心态，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们一起走过铁吊桥。县城唯一的铁吊桥，多年后我仅靠它认出家乡的那座索桥。三五米长、一只成年男性脚掌那么宽的墨绿铁板被几根铁链串联起来，因为曾经有孩子落到下方的乌江支流身亡而加高了铁索栏，但组成它的一切仍然是软的，不仅是人走在上面，风稍微大些，雨稍微猛些，都足以让整座吊桥摇曳，发出吱呀的声响。读书懂事前我始终坚信小城闹鬼，到了深夜就会听见河面传来呜咽，有时甚至变成嘶吼。我无数次想象过从家里跑出来，在成年前亲眼见一见真正的鬼。长大后我成为无神论者，与当时最终得知鬼哭狼嚎实为铁链生锈不无干系。
在那个通高速公路、脱贫时间等等一切都严格写在蓝图上的年代，不同于大多数计划之内的同龄人，我的出生是绝对计划之外的。简单来说，是一个没有给任何人带来惊喜，但也谈不上灾难的存在。我母亲为她年轻时的错误买单，与家里人断了联系，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每周末拎一块板子去山上写生，她可以应允我吃一切劣质包装零食和街边的油炸食品，但绝不肯带我哪怕跟着她去一次写生。我们母女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较量，力度并不大，但不可或缺。久而久之，我也并不好奇她到底去了哪里。
每次离开家之前，她留下一把备用钥匙、几张零花钱和一句话：无聊就去你周叔家呗。
周叔就是老迈。除非他主动来邀请，我绝不会主动上门。我不理解，我母亲为何永远不为麻烦别人而难为情，于是这份愧怍和歉疚顺延到了我身上。即便老迈出于友好来邀请我去吃饭，我也要做出一副舍不得放弃自由时光的忸怩和犹疑。反正在多数人眼里，我是个自闭的孩子，不是内向，不是文静，而是怪异。我习惯性沿着墙角走路，不爱说话是出于厌恶而非腼腆。对于身边的许许多多动静都自觉防备和无聊，这也让我在他人眼中成为一个天然有城府的孩子。
幸好老迈也不喜欢闹腾。他家很小，厨房既用来煮面也给他当书房，为了不烤焦书卷，他用电炉而非北京炉（一种煤炉）。他家大多数物品都古老，但他有一只墨蓝色的随身听，当他察觉我们两个都需要安静的时候，他就插上线，连着一只耳膜。为了留心环境里的响动，他坚持只挂一只耳机。一次我母亲晚归的傍晚，我在习以为常的等待中拿起另一只，静默地听了好久，里面都没有传出歌声，只有音乐在一直鼓奏。直到曲毕归零我才发现它确实只是音乐，老迈略带不好意思地解释，他就爱听纯音，不爱有词的，打扰心思，做不进去事。
老迈的鱼线，老迈的耳机，老迈的素色窗户纸和不噼里啪啦炸出煤星子的电路，一切都静得那样浑然、完整。他家里的静和我家是完全不同的，我母亲，她即便在家，也可能万籁俱寂，到吃饭的时候她开始焦头烂额张罗，为承担起母亲的职责而自怨自艾。我家只有死寂和慌乱两种情态。
二
因为老迈，我从小就羡慕当老师的人。在我专断的想象里，老师的寒暑假比学生自由很多。逻辑很粗暴，成年人就该比小孩子拥有更多快乐，也许因为金钱，也许因为他们不必告知任何人自己如何使用这漫长的冬天和夏天。
老迈会在每个寒假和暑假从这个小镇上消失，没人知道他去哪里，甚至连我母亲都不知道。她像一只皮气球，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和冬天最冷的时候，一反常态变得话很少，气息很低，问什么都是“不晓得”。她说周迈去哪里了我咋个晓得，你有作业要问他？
我当然没有。我讨厌自主学习以外的一切学习方法。我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确认我母亲和老迈并未像外边那些人说的那样“亲密”。“亲密”这个词，用的是怎样的方言替换我不记得了，总之，大体上是不褒不贬的，认真揣测和推理的成分被烘托放大了。无聊的小市民，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调研员。
对于那些传言，我母亲向来放任自流。她在城镇中心的烟草公司上班，那是个苟延残喘的企业，但在老人们口中，那根从烟草厂拔地而起的烟囱“全县的心脏”，那颗心脏就在城中铁吊桥对面，袅袅白烟就是它跳动的方式。它跳动的时间比我和老迈的年龄加起来还要久。但如果将老迈换成我母亲就比不上了。
小镇上任何一个认识我母亲的人都不知道如何谈起她。字面意思，因为她不是“谁谁的老婆”，不是“哪个家”的女人，那个缺席的前缀已经从公民户籍册和黏稠的人情关系上被抹除，促狭的生命阅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的宽宏和理解力。
我母亲不到二十岁生下了我，彼时还未成年的老迈自然已经懂得生孩子是怎么一回事。据说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礼拜，以为我母亲会死，而他则因无法拯救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而愧怍不安。
一个礼拜后，我母亲抱着我出现在老迈家门前的青石梯坎下面，扯着嗓子要借几个鸡蛋。
老迈恍恍惚惚从屋内走出来，上半张脸涨满惶惑和惊喜，下半张脸长满了胡子，我母亲一见他就露出一个怜爱的笑容，那副怜爱是陌生的，至少对老迈来说无比陌生。它发生在一个女人变成母亲后，某种她自己或许也不自知的身心变化。
她真像一个大姐姐了，说难听点，像个老姐姐。
但老迈没有失落，他是很能欣赏成熟女人的，不会觉得一个青春年茂的女孩忽然被变成了母亲就陷入深渊，毕竟是年轻，我母亲的身材几乎没有走样。他只是感到有什么亲近的东西随风消逝了，他把家里全部鸡蛋都拿给我母亲，他三五步从梯坎上踉跄下来，近到我母亲跟前，看着她，奇怪，都说女人生完孩子就走形了，她却更削瘦不少，她是向身体内部走的，她的眼球凹进去，嘴瘪下去。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她有一种预感，她不会毫无察觉。
那本相集里当然还有一些别的照片，有几张是我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两人站在江畔和公园前门，做出谈恋爱的样子，拍着拍着，我母亲的肚子大了起来。那些照片后来都被剪掉了，只留我母亲一个孤零零地抱着肚子，面如桃花。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女子，有几个能预测自己将来的命运。
总之，我与老迈之间的联系，就像贯穿城中心那根被青褐色铁板串联起来的铁吊桥，年龄比我大，苍老且过时，它的脆弱让人们常常忘记了它是新旧城区联络的唯一步行通道。新时代买了车的人家都绕道走公路去了，只剩下不愿离开的老人和小孩，无条件信任着桥下奔腾的乌江支流，河面仅在朝阳和晚霞时有的短瞬波光显示出它的流动性，大多数时候浑浊且凝固，没什么威慑力，人人都可以往下面吐一口痰。停下来就能听见它发出细弱而低迷的呜咽，伴随着铁吊桥红锈色的栏杆一摇一晃。但如果有人不慎坠落下去，他应该会惊惶地发现那条河其实深不可测。他会死，这是铁定的。吊桥吱呀作响，没有人听得到他的呼救。
这同样是老迈告诉我的。他比我在这座小镇上多活十六年，见过掉进去后从此消失的孩子，也见过铁吊桥上的栏杆是怎样加高后又慢慢被磨损掉。后来，他养成了钓鱼的爱好，在河堤上看清了这条支流不卑不亢的真面貌。从晚霞到黎明，他可以一直坐在那里，把钓上来的鱼又放回去。我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浪费时间并且毫无收获。他还是那样，无谓地笑笑。他从不指望我拥有大家认为的小姑娘该有的什么良善天性，他亲眼见过我独自一人时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比如埋蚂蚁，比如到学校背后的废园里抓蜻蜓，到手后将两只蜻蜓揉在一起，逼迫它们互相残杀，咬下对方的头。
那次，他站在远处目睹这一切，手上提着一篮子绿油油的什么植物或菜，根茎伸出来老长，叶尖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像芦苇。老人都评价老迈“人老实”，我看他一点儿也不老实，只是他只磨砂腿的无框眼镜、瘦长的脸、八十年代的偏分发型和深色直板的长袖长裤，掩盖了他内里的躁动。然后他靠近罪案现场，一边挥手，嘴里吆喝一声，生怕我的劣行无人看见。我扭头，撞上他脸上漾着一股狡猾又淳朴的笑，我气狠狠地撇下蜻蜓（它们在随后的半分钟内就死掉），冲到他跟前，去扒他的篮子，本能地用愤怒掩盖自己的羞惭。“几根烂叶子菜！”我叫道。他蹲下来，把篮子内里给我看，“可不是烂菜叶！”那一簇莽绿底下，竟然沉甸甸地睡着几本书，书皮也脏兮兮的，像他偷来的。
他仿佛猜到了我在想什么，摇摇头说，“可不是偷的书哦，山海经，听过没？”他指指刚刚被我捏碎的蜻蜓，“它们可能去另一个地方，一百年后再做另一种生物。”
“什么生物？”
“虫啊，鸟啊，兽啊……或者植物。”他抖抖篮子里的菜叶子，望着我哈哈大笑，“但可不能再做蜻蜓了，不能让你逮住。”
“那我死了也会去那里吗？我担心蜻蜓的亡灵来找我索魂。”
他惆怅地说，“恐怕不能，你是个恶魔，可能会下地狱。”
我暗暗发憷，但没让他看出来。我猜也许没有。旋即我轻蔑地笑了笑，为自己狡辩，“我妈说我是天上来的，以后也是要回到天上去的。”
她的原话其实是“你这个天杀的”，但只有在特别生气时才会说，我指的是对她自己生气。我母亲可能因为上班来不及、家里没了鸡蛋、错过手机里的电话而生自己的气，严重的时候还会薅自己的头发，我亲眼见过她将自己手上一块被开水壶烫伤的血痂抠下来，当时它还未凝固完全，流动的鲜血沿着她的手指流到花盆里，足有两个星期，我没敢靠近那盆种着仙人掌的绿色塑胶花盆。那个时候，我又变得异常胆怯了。那种胆怯可能才是母体带来的，老迈就说我刚出生的时候胆小得像只老鼠，饿了不敢哭，困了不敢睡，生怕谁把我塞回去似的。
“塞回哪儿？”他不会回答我这个问题，某些时候他是平庸的。
我也许对我母亲一无所知，我也从未知晓过她的具体工作，她在复烤厂上班，但总是有大把空闲时间待在家。有一段时间她去外面学电脑打字，半途而废后又开始学英文，天天对着她养死的吊兰练习“please”和“thanks”，好像本质上是在练习社交。事实上，我认为她自从当年亲手把我父亲送进监狱后就开始加速老去。只是她不肯承认。从三十多岁开始，她衣柜里的衣服全都变成五颜六色的，家里客厅铺上纹有猫咪图案的地毯，每次进浴室都一脚踩在那只猫尾巴上，毛绒绒的色泽叫我恐慌它立刻会扑起来咬我一口或抓烂我的皮。
在我母亲的世界里，白天和黑夜相差无几，雨天和晴天一样神色迷离。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说话总是颠三倒四。也许由于这份对时间的不屑，她衰老的速度慢得吓人，青春期以后，我觉得自己很快就要赶上她了，这让我既惊喜又惶恐。关于她的一切，我好像什么都知道一点儿，但都不透彻，因为并不十分重要。
小学三年级的一天，记得是在暑假开始前不久，一个隔壁班的男同学私下找到我，恳请我满足他的好奇心——他想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很难相信那竟是我第一次听见“监狱”这个词。我一直认为我母亲每个月都会去那个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偏僻山沟，她要探望的人是一个孤寡可怜的远亲。因为没通路，没有交通方式，甚至接收不到电话信号，那里的人过着山顶洞人的生活。她才不得已把那儿称为“鬼地方”。
我知道“山顶洞人”却不知道“监狱”。这让那个自称见多了生和死的男同学相当惊诧。他用一种质疑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被宠溺坏的圆脸蛋丝毫藏不住嘲弄的表情，他在指责我撒谎。我把一碗并不很烫的寡淡的豆腐汤泼到他脸上，没再理他，从此后再也没理他。然而一件怪事发生，我也闭口不谈时，关于我的闲言碎语却发育得越来越丰满，甚至超出我自身，演变成对人类生物本性的探讨。据传，在那名男同学的讲述里，我是用不知道某种动物的尿液泼洒了他。
大体来说，我要么遗传了我母亲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要么遗传了我父亲在让我母亲怀孕前就染上毒瘾的可能性。对此，我非但不很恼怒，反而有几分置信了。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何同龄人不仅不愿意让我参与他们捉迷藏或过家家的无聊游戏，且对于我活埋蚂蚁、活捉蜻蜓这类游戏，他们只是避而远之而非谩骂或唾弃。相较于被排挤，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始终的缥缈感，在家中，在学校里，那股“不必要存在”的缥缈感，萦绕着我整个童年。
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出走的念头在我脑袋里就足够清晰了。我并不是像其他孩子那样因为与家里不和而出走，相反，我认为自己具备比其他人都更适合的出走条件：我母亲一定会在好几天后才后知后觉，而我在院坝里和学校里都没有固定的朋友。
不过，这也是问题所在。一个人不能确定自己消失后会不会被人发现，那他的消失将是无意义的。就像我老早就看穿，那群成年人眼中内向、腼腆的孩子，但凡哭泣，总会引发雷同的怜惜和宠溺，只有我知道他们的哭泣是有策略的。没有一个孩子会做独自哭泣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读书后认识的那些先贤里我唯记得清楚荀子，在我看来儿童的天性宁恶非善。我的牙齿、身高、毛发，在对“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消失”这样浅陋的存在主义困顿中纠结生长，年岁即逝。
老迈在这漫长枯燥的纠结中有了存在。像乌江流域途径这座小城独自成河，恒久渗入无处不在的石灰石和花岗岩，但事实上，只有当地居民会执拗地相信这片水域自成一系。只属于他们，只属于我。
我当然不仅指他把那个男孩子揪到他父亲面前那回事。那只不过是他利用老师的职务之便，顺便给平时狂妄过分的学生一些必要的惩罚罢了。
职位，职责，责任，天职。我在学会拼音之前更早学会了这些词语的“差之千里”。
与老迈对数字的痴迷不一样，我对汉语和文字更敏感。通过一些潜隐的积累，一些极具迷惑性的声形意之辨，你要警惕它们会在一个沉默的小孩童年对世界的顿悟里扮演怎样的角色。
那天，他兴致盎然地来接我一道回去。我们一起走过摇摇晃晃的吊桥，前方没有人，后头不知道，和他走在一起，我不爱回头，老迈走路的速度很慢，但步子迈得大，可这动作并不会让他显得粗莽或急躁。老迈的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我总是担心脚下的铁桥很脆弱，那些将铁板串联起来的链子会断掉，掉下去不一定被淹死，可能被摔死、臭死，不知名的鱼类咬噬。出于对吊桥的不信任和这条河流的恐惧，我不由自主拽紧了老迈的一只胳膊。他用另一只手拎着篮子，里面的书和我像一杆秤的两端，在老迈身体两侧抗衡。
我听见他笑呵一声，说我还没他那几本书重。
我重重地落下地来，像一颗被落下的枯果。我时常感到那种被沉沉落下的感觉，在梦里，在江边，在山头，那种失重的感觉仿佛与生俱来的，在我成年后它逐渐消失，但小时候，它始终贴身扮演着一种羞耻的、并不存在的初潮。紧随失重感的是溺水。我没有体验过溺水，我甚至这辈子都没学会游泳。但在那几年，尤其是在弥漫着鱼腥味和狗尾巴草味的铁吊桥上，我一次又一次毫无防备地鼻息堵塞，眼睛酸涩，我擅自称那种感受为溺水。
老迈问我为何哭泣，我说因为现在没人看见，有人走过吊桥也不会停留，更不会关心在边上蹲着和站着的一老一少，小的那个把头和泪水埋在膝盖里。老的那个蹲下来，用篮子挡住我的胯下。他问我，可否告诉他原因。
“有人说你是我妈相好的。”
“相好的”这个词很老土，可我不知道用其他的什么可以替代，我已经念三年级了，却发现自己的语言词汇库干涸得如此绝望。
“他们说，那就让他们说。”老迈轻轻说。
我低着头，两只脚尖互相抵撞，余光望着他竹篮边缘上松脱翘起来的一根竹签，听见自己说，“可他们还说她是个疯子。”
老迈的目光穿过镜片钳住我，“他们还说我是疯子呢。我是吗？”他这话的口吻真不适合问一个小孩子，但我却因此暗地感到兴奋。
“你觉得她怎么样？”我反问他。
“你妈妈？”他站起来，回到了一个大人的拿腔拿调，“你妈妈这几年都不是很开心，所以你应该早点回家，陪陪她。”
他身后的阳光开始西沉，我不由得眯起了眼睛。
“我回家她才更不开心。”我嘟囔着，他没听见或是装作没听见。我们继续走在桥上，被那绺霞光撵着。
“她以前真是学画画的？”我对我母亲的身世，每一段都心怀疑虑。
“怎么不是？”老迈爽快地承认，“我还给她做过模特！”
模特！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模糊的景象，简陋的房间里只有我母亲和老迈两个，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大学生，一个还没长全的半大小子，静止着，中间隔一张画布，面面相觑。
老迈纠正了我的遐想，他是去找了一株死掉的小树来当“静物模特”。
“你母亲喜欢树，不喜欢花。”老迈说。“她能把死去的树画成活的。”
“树为什么要画活？多可怕！树本来就是死的。”我恶劣地说。
他很宽容地笑了两下，那样的笑叫我知道我无论说什么做什么过分的东西他都可以宽容，为了我母亲。我泄了气，以一个小孩子，不，晚辈的身份泄气。
唯一能佐证我母亲曾经的确是个美术生的一件事儿，就是她早已与自己的父母早早割裂，在结婚前就割裂了，我长这么大不知道有外婆和外公。因此，当她执意要为了一个住处嫁给我父亲时，也没个人出来阻拦她。
想到这事，老迈两只眼睛就失去了靶心，懊恼和迷茫让他对当年的自己哑然无言。他不曾提起半个字，但我看得出，他何时游走到了自己记忆里的无依之地。
我认为自己看得出。
老迈忽然又停下来，侧身朝向河水，用抬高的声音鼓励我，“站起来看看这鱼呐！”
我老早就注意到了，他喜欢往桥下瞧，但那条脏兮兮的河里能有鱼吗？那时我还没近视，眼珠子快要扔进河水里了也看不清，只看见深绿和褐色的水草漫舞如人的头发，贪婪地要抓住水流，要留住生命。求生意志被汩汩浊水掩盖，生命的尊严被人扒光了看个没完。
老迈挺直身板，往下瞧去，他戴着反光的镜片，却竟能数出一二三条大鱼小鱼。我不寒而栗。
到了坡道岔路口，我们道别。他暂时不上去，不知道要去哪里。暑假开始了，无数个燠热苍白的夏天，老迈常常不见踪影。
但我渐渐知道了他的真正去向。我母亲在电话里用那种少见的柔怜语气（她从不会对现实中近在眼前的人用那种腔调）恳求什么人帮忙从“国际百货”带东西——一对勺子（她常常忘了餐具在哪），一顶遮阳帽，一卷青色的簸箕菜，诸如此类。后面不忘加个“回来家里吃饭啊老周”！她的旁若无人常常出卖她。
可当“老周”回来的时候，她又几乎把自己要求人家的那些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老迈把东西交给我，我为我母亲感到生气和歉疚，回去找她要钱还给人家，我母亲出于愧怍会多给一些。我才不把多余的部分给老迈，我不满他对我母亲那样纵容，那样小孩似地“没关系”。
我偷偷攒钱也是有目的的。攒够十二块，我也可以坐汽车去一趟省城，提前一周买到最新的漫画周刊，我不喜欢幼稚的东西，但我喜欢那一本里面其中一个故事，叫《雪中曲》，看到后面才发现是个复仇故事。我却越发被它吸引，那是我心灵深处的一个黑洞，被它掷入回声。不过，更重要的是，投入阅读那个故事让我即便待在家里也能忍受我母亲逻辑混乱的喋喋不休或影影绰绰的啜泣。
那天老迈送我一本薄薄的小说，说是从省书城特地买给我的。我喜欢的那个漫画，就是根据它改编的。我没有表现出对他知晓一切的惊讶，但他却自认为成功提起了我对省城的兴趣，或是对读书的兴趣，反正差不多。
他那时还不清楚我对伪装和隐藏的偏爱，我专门留到冬天才不动声色地看完了那本叫《呼啸山庄》的书，仍然似懂非懂，那一整个冬天，我一有空就窝在煤炉脚边，啃读那个离奇复杂的故事，最终愤恨地宣告失败。还是漫画更好看。
老迈说，“现在看不懂是正常的，等你大些，大些可以去买更详细的版本来看。”
我逮住机会，“不用等到长大，这周就可以去。你带我一起。”这话得用符合我年龄的小孩子的口吻说。
老迈笑起来，“跟我去？喊你妈带你去！”
我最烦别人将我往我妈那里推。不去就不去，我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读两页书不如多做两道题，后者才是正儿八经可以帮我离开小镇的方式。自然我也不愿意承认，我只不过是好奇老迈的去向，或是出于一种奇特的想要监视什么的欲念？我不敢自问，被拆穿的羞赧让我狠狠瞪了老迈一眼，我已长得足够高，至少可以不必抬头或叫他蹲下也能平等看见他的脸。
三
你必然能猜到，我最终还是去了。去了哪里并不重要，我是指，和老迈一起。
老迈要去省城开什么教学研讨会，我母亲则要长途跋涉半天去距离县城五十公里的监狱探望我的父亲。她每次都会明知无用地骗我说是去老家探望表舅，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号人存在。她的确时不时地需要一个人来证明自己的过去，但想必不是什么表舅。我从不质疑或反驳她，尤其是这一次，她突发奇想问我想不想到省城去看电影，电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猜她也不知道，也许是哪个追求者送给她的票，她也许大大方方接受，再假装心无城府地告诉赠送者自己会和女儿一起去看，然后看见对方的脸色从红变白。偶尔在需要我的时候，她也会大大方方地将我视为一个平等的成年人。
那时候汽车还得坐上足足小半天。但路程仍然比我想象中要短，也许因为中途我睡了一觉，闭眼睁眼，阳光就从山那边流泄过来了，我的左手边，无穷尽的山路和隧道，金灿灿的尘埃把不断远去的水田和蓝天隔绝在外面，车厢里有着一些咳嗽、鼾声和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老妇人的花生壳和睡眠不足者忘掉的方便面调料包。粗粝被以细致的方式一一呈现。我的右手边，老迈变成另一座山，将我和那些东西隔开。
也许你还不明白，在那个时候，从县城到省城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出生和成长的小城是一个名义上的工业重镇，死气沉沉，但看不见什么工厂，只有铁吊桥正对面几公里的位置屹然伫立着一根烟囱，冬天宛如一只巨口，吞吐出白色的烟雾笼罩在小城上方。夏天则宛如一口钟，用日光投影在大地上的刻度昭告时间。
烟草公司迟早会倒闭。这话不是老迈说的，但他表示赞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一次去年级组办公室找语文老师听见的。那儿还有好几个老师，也包括老迈。他们在商量应付领导与学生的开学典礼仪式。老迈扭头见到我，轻轻点点头，脸色笑起来，但就像他对于这个空间内别人的一切高谈阔论一样，不轻易说话，最常见的表态基本只是表情和浅度的肢体语言。
我不愿意走进黑漆漆的电影院，去看那部名叫《太空漫游》的电影。我对天上的事不感兴趣，离开地面就让我感到不安全。对铁吊桥的恐惧老早证实了这一点。我十来岁的眼界只足够去渴盼一场大雪——我在老迈开会的学校里等了他一个钟头后，他答应带我去能找到《呼啸山庄》的书店。
失望接踵而至。所谓的书店，简直像一个人人衣冠的游泳池。逼仄的书架根本没有让读者停留的意思，地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孩子。我只能侧身，将还未发育的胸部紧贴一个叫“余秋雨”和一个叫“卡耐基”的人挤过去，鼻息旁是学生身上的汗味和女人的香水味，没有想象中的书香。兴许是周末的缘故。老迈示意我跟着他搭扶手电梯到顶楼，艺术与建筑区几乎没人，他熟练地在两行拐角柜子中央找到一个小圆凳，它已经陷在里面了，成为被遗忘的、排除在为了刺激消费而撤走的书店布局之外。老迈叫我坐上去，他自己则站在一排深色的书架面前，早就相中里面的一本，抽出来捧着看。距离我三五米，笔直地，长久地站着。如果我能看完手里这一整本书，他能在那里站一整个下午。这是他的职业病。
人们难以预知怎样的片段会残存在记忆里，但大多不是最重要的、最具有纪念意义的事，反而是一些微渺的、无聊的刹那，被大脑自动选择的气味、声音、气温，忘记随风而逝。其实与童年或成年无关，与我几岁，他几岁无关。就像那天下午，那爿被塑在固定时间内的固定空间，我没有找到想要的书，随手翻开一本什么，记不得名字，记得它很沉，兜在手掌上像有生命物一样不断下坠，睡意沉沉。头顶有音响流出音乐，很好记的旋律，但这家书店仿佛只有那一首歌，后来我独自前来，反反复复还是听见那一首。当然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它是一个有名钢琴家班得瑞的代表作，名字就叫“童年”。
不过我没有看进去任何一个字，在陌生的环境里很难静下心来。即便有老迈在又如何，他又不是我的谁。万一他同我母亲一样，把一个小孩骗到一个场景里，是为了用她掩盖某种不可告人的成人轶事。老迈是否有那样不可告人的“轶事”？自从学会了这个词，我总想要去用它。所有不能被概括、不必非得被理解、在漫长岁月里起不到功能性作用的小事，都可以被称为“轶事”。
他每个月都来，会去什么地方呢？他是否也有一个“不得不来”的理由，一个“不得不去”的目的？我跟随着他，有一种戳穿和窥探他人秘密的野望，早就说过了，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性本善”那一行列的生灵。
但似乎没有。我们在书店待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天窗透进来的光开始染色，浅晕的黄昏将这一天匆匆打包。老迈提出去吃晚饭，他这一天的任务只剩下将我完完整整送回家。
他并不奇怪我不愿回家，甚至似乎对我的无赖早有准备。我们坐在豆花火锅店靠近门口的位置，几扇木门大剌剌地敞开着，风把锅里的黑豆花吹成云层的模样，在沸水中颤抖，光滑的一整块安睡在锅中央，我们谁也不愿意去戳破它。他同样在乎食物的整体，我晓得的。
他用漏勺将那一整块豆花舀起来，说是再煮就烂了，不好吃。却忽然不知道盛到谁的碗里，那么大一块，他将它撑在半空中，扭头唤服务员拿来一个新饭碗，小心翼翼地将豆花放进去，一整块儿纹丝不动，像一片云沉入海水。
他眼里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九三年洪灾，坝上被淹了大半，漂浮着空置经年的瓦房墙皮，连日大雨将乡镇最后的见证者，那些钉子户的天花板、古老的床板和木门，不规则却铁板一块地淤浮在水面上。
老迈说他从来没发现过我们那座小县城竟然有过那样完整的历史。
“也有人，对吗？我是说被冲到水面上漂浮的。”
“有，有孩子和老人。”他柔和地笑笑，一筷子蘸辣在他嘴角烫出一个血印子。
你为什么总是记得灾难？我莫名其妙地愠怒，这是一种本能，用愤怒掩盖愧怍，恐惧，腼腆等等情绪，也为了防止他继续回忆下去，我宁愿作出一副受到惊吓的小女孩模样来终止话题。
大概是理亏吧。灾难，我们这一代人还没真正经历过呢。我短暂十多年的人生，还没正儿八经见过暴风雨、泥石流或旱涝。
“历史是由灾难构成的。”他眉头一皱，嘴角却舒展开来，笑道，“有时候灾难是必不可少的，小家伙！”
我不喜欢这个称呼，我想反驳，他不是教历史的，也不是教生物的，却好像什么都懂一点儿，他的数学性体现在哪里？说实话，我还挺喜欢数学这一科，也学得不错，小学内容没有任何需要额外请教什么老师的困难。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世界清爽多了。
老迈将一瓶颗粒橙汁倒进杯子里，递到我面前（试图用它收买我持续十分钟的乖巧闭嘴吗）。我当然拒绝了那杯黄澄澄的东西。那太鲜艳太幼稚了，我示意他的手边，我想要他那杯浅色的饮料。
这可是酒！惊讶在他脸上稍作停留，但并不久。有那一瞬间，就是在他将自己那杯东西腾空到火锅上方递给我的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股压力，兴奋的压力。他的脸从白雾背后隐现出来，是笑着的，但那笑并不是对小孩子的哄笑，反而有股恶作剧似的另眼相看在里面。他也许暗地里在“啧”一声，默想：这家伙！就像那些成年男人和他们的伙伴一样，但由于他并没有那样的伙伴，这表情于是显得相当陌生。
我接过他的杯子，呷了一口，像烟草的味道。在偏阳县生活的孩子对烟草的味道不会陌生，事实上，我很想离开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年纪轻轻得肺病死去，比如几年前住在我们家楼上的一个十七岁发现肿瘤的邻居。当然，不是所有事情都如我主观臆想的那样，但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总需要点借口，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身边的人。
老迈还在开我玩笑。“没喝过？”他对一个11岁女孩那样笑着说，“我以为你酒量不错，你妈妈可不错！”
我知道。我母亲偶尔在家里喝酒，一个人，她似乎很享受其中，也不想受谁干扰。十几年后我会明白，她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体，既对自己的人生心怀不满与怨恨，却又时而以那颗孤寂无人的心而自豪。或许，恰恰是这份矛盾给予了她少许自由，让我没有在成年前同时失去血缘上的双亲。
我也赌气似地笑道，“是啊，说不定我体内有某种喝不醉的基因。”
他没明白过来我说“基因”的用意。继续没头脑地讲述，他们当年一起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我母亲最喜欢在画板旁边放一瓶用汽水罐装的啤酒，有一次竟然误装了点儿白酒，整个画室的学生都在醉意中完成了他们的作品！
我忽然明白过来一件事，“你也是美术学院的，为什么要当数学老师？”
他哈哈大笑起来，这次换了一副真正的看待小孩的表情，比刚刚看我喝啤酒的眼神流露出更多哄骗和息事宁人的意味。他说，“数学也是象形的学科，你也学到几何了。”
他在糊弄我。但我没有追问了，我感到有些眩晕，大概是错觉，一杯成年人手掌那么高的啤酒我一口就喝下去一半，当我想要再尝一口的时候，老迈夺回了它。
他没料到我这么能吃，两人份的火锅，三分之二都进了我的胃里，甚至连蘸料碟都吃了个光。他试探着问还要不要加菜的时候，我得意地捕捉到了他那副小心翼翼神容底下藏着的一份惊异，那是一种很讨趣的表情，他分明震撼却出于沉稳、责任等等强行让自己不露声色。十年后我认为自己再也不具备那样的敏锐度，去捕捉一个中年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微表情，并从中笃信不疑地提炼出刹那巧妙的欢愉，比如说，可爱。
才11岁，那欢愉当然还不能等同于青睐、亲昵、依赖……甚至是爱慕之类的东西。我只能说，我喜欢那种让人意外的感觉，它糊弄了年龄差，让我少见地体会到某种平等的感情交流。即便只有一刹那。
城里的余晖比小镇没落得更快，在高楼的掩护下转瞬即逝。我恳请老迈借给我手机打给家里座机。没人接听。我让他替我拨通我母亲的电话，空响了三次半分钟。她是多么放心老迈这个人！一时我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愤怒。老迈似乎看出了我脸上两种打架的情绪，他跟着我一块儿皱眉，用商量的语气问，“不管怎么样，咱们先回家。”他不知道我连家里钥匙都没有，也许是有的，我已经很久没找见它的身影了。我母亲不出远门的话很少锁门。
我不知道那个叫监狱的地方算不算“远门”。我们只能赌一把。
晚上八点半，我们坐上了返程的客车。这趟比来的那趟人更多，有的人在城里上班，宁愿每天花十五块回县里去过夜。或许不是“宁愿”，而是“不得不”。这也是老迈在车上告诉我的。有些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去相信它。至少这句话令我深深信服。
堵在乌江大桥上的时候，我半睡半醒地磕在一个坚硬的东西上，枕得耳廓生疼。直到被老迈浅浅说话的声音唤醒，才发现那个坚硬的枕物不是玻璃窗而是他的肩头。外表看不出他瘦得那样厉害，肩部的骨头像石头那样凸起。他保持那样正襟危坐的姿势，以防止将我惊醒，头部尽量在这样的姿势下稍稍向右转去，他在同一个女人说话。那女人坐在我们的斜前方，很大幅度地扭过身子来将就老迈。
他们的交谈于是也有股生硬的力拗在里面。女人问，“回去啊？”老迈“嗳”一声。女人又问，“还住原来那边？”老迈说，“是，学校里头也住。”
她讲着很标准的普通话，像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播报员，掺着几分娇媚，尖利和冷淡，叫人捉摸不清她同说话者的情感距离。困倦仍然压在我太阳穴上，但好奇心促我努力撑开眼皮，睨见那女人穿一身红，在灰扑扑的客车里扎眼得像一只肥胖的萤火虫。但旁边座位上没有人去看她，除了老迈，没人关心她把自己那张浓妆正在融化的脸扭曲成什么模样，再从中挤出怎样一个熟络的笑。
“你没去省实验？”女人的音量高了几度。
“去了，又回来了。”
老迈用哑音笑一笑，说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都是那些事嘛。”
女人又说怪不得好几次吃酒都找不到你，原来一直没出山！她“咯吱吱”地笑起来，那笑打破了她原本的端正平稳的腔调。
老迈也只是从鼻息里发出哼哧的笑，他尽量让身体不因发声而震颤，不知道是不是为免吵醒我。
“你家姑娘？”女人用那笑的余音关切我。
“朋友家的。”老迈轻描淡写、中规中矩地纠正她。他对我十几年来和呈现出来的年龄都很有信心，而我对此恨之入骨——那张圆脸总给我的实际年龄拖后腿，它就是血缘在我体内扎根盖章的最好证明。当年，我母亲坚持认为我父亲那张象征着书生气和孩子气的娃娃脸令人安心。对男人来说，它的确可以成为一件称手的利器，但对女人来说，她只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成为拖累。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憎恶与年龄不相匹配的年轻，虽然要到十几年后，它才会显示出某种真正的独立意志色彩。
车往前蠕动了十几米，后座的人像人皮袋子一样上下蠕抖，胃部喘出长久不进食或积食过多的嗳气。老迈用一只手轻轻摁了一下我的肩，似乎唯恐我被颠出去。这刹那的多此一举让我坚信老迈不愿意再同那女人闲扯，很明显，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三两句便穷途末路了。女人看起来是独自一人乘车，她费了老力从车厢内找到一个熟人，再费老力去同他搭话，兴许只是防止自己睡着，担心睡着后有人窃掠她的包或色相。越过老迈的肩头我可以瞟到，她的连衣裙坐下来只够盖住大腿根部。
“下次上来（因为省城比县城地势更高，人们往往用‘上下’形容来去）么，来找我们撒。大家都好久没见咯。”
“要得。”老迈闷闷道，罢了稍侧过头来，看着窗外影影绰绰的车灯，意识到时间被阻滞在一条隧道已有半个钟头了。他很深很松弛地打了个哈欠。问我要不要再给我母亲打个电话，报平安。
我没有回答，反问他那个女人是谁。当然我没有这么喊，我说的是“阿姨”。兴许她听见了，兴许有所不悦，她不动声色地扭了一下背，将前襟的胸脯挺到水平线以上。
“我以前的同事。”他说。
“她叫什么？”
“你不认识。”
“我妈认识吗？”
“她也不认识。”
“那她姓什么？”
“姓陈。”老迈将重音延长，表达浅度的不耐烦。
“她说你以前在哪里教书？”我不依不饶。他估计惊讶于我竟然偷听到了这么多内容，他们大概都以为刚才对话的时候我熟睡得死。
“我以前在省城的时候，你还不会说话呢！”他呼吐粗气，暗示我时间已经去久远。
“为什么又回到县城？这个破地方。”我嘀咕了一声，但他一定听到了。
他似半梦那样竟认认真真同我解释：“因为做错了一些事，被谴派回原籍了。”
“什么事？”
“我擅自改了教材。”他笑笑说，“以前我是教思想政治的。”
“思想政治是什么？”
“教你该想什么，不该想什么。”
“我知道，这是‘思想’嘛，那政治呢？”
那女人在这时忽然发话，准确来说是插话。她想起来问老迈一些从前的事情，我隐隐听见几个陌生的人名，地名也陌生，都是与我无关，也不可能与我有关的东西。我又一次感到溺水，什么东西被牵动，又有什么东西被掐断了，很不好受。我似乎有点晕车。
老迈没察觉到，他接着同那女人又低声交谈了几句什么，都是短句，在我看来都是寒暄、无聊的怀旧。谁会在这样临时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谈论正事？汽车旋即入洞，车厢黑黢黢的，视野被捻灭了，嗅觉便敏锐起来。男人的夹克衫上蒸发出汗味，女人的香水，无限接近于花露水。窗外飘进来泥土和芦苇的味道。公路的尘埃。些许烟草的味道。
“快到了吗？”老迈轻轻搭着我的手，“还没有，你可以再睡一觉。”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只有我听得见。
你看，很多事都是那样微不足道，那样一瞬即逝。
四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学会遗忘，尤其是对于那些不被历史、土地与文化允许的记忆。譬如说，在那辆深夜的客车上，换言之，在那个塞进客车里的夜晚，我耳畔、鼻息旁、视野里发生的一切，一整车的烟和劣质酱料味，一个中年男人的低语，一只硬如磐石的肩头，一个女人的香水气和她那冒犯的娇媚谈笑，很快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变得模糊、轻浮而不真实。
一周后就开学，在教学楼连廊遇见老迈，他正和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学生说话，撞见我后并未停下洽谈和手势，只是朝我匀了瞬息的一个笑，顺带一个轻浅的点头，那样自然、平淡，足以抹平一切过去式。小地方，学校里哪个老师是哪个学生的家长是远亲故交都并不稀奇。许许多多的不稀奇冲淡了我私以为的稀奇。不过，老迈本就是有些怯懦的，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期待的，勇毅有责的人。那一天、那个彻夜，一下子就失去了实感。
然而，老天似乎故意要纠正我或嘲弄我，六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多久，我就偶然（意味着本人未必情愿）发现了一个也许不算秘密的秘密：一个初中部一年级的女学生，竟真是老迈的女儿。是亲生的女儿，是“流着相同血液”的那一种。她也许是哪个班哪一科的课代表，三天两头进出那间装着老迈的混合办公室，一股前所未有的、比发育还要更早袭来的怒气注满了我。我一直以为老迈是个光棍。我母亲也不曾纠正我，她只会用那种不可思议的怜悯笑嗤：“你真以为在我们这老地方，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岁还不结婚？”
老迈也是个俗人。得出这个结论，我陷入了至少一个星期的失落。庸俗至极，他的庸俗在我心里长了一根刺，我再也不愿意在狭小的路上偶遇他。失落里还包含着愤怒，我感受到了一种被欺骗的怒火，不是哪一个人欺骗我，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告诉我什么。
没多久我又从某一天心血来潮的母亲那儿听说，老迈虽然结过婚，但只维持了一年。
“他出轨了？”我咬牙吞咽着愤怒，对于男女之事，我自认为不过就那么点情节。
“不是他，是他老婆。”我母亲怜悯地看了我一眼，旋即又摆摆手说，“不是她老婆出轨，是她老婆想离婚。”
她懒得跟我解释，摆摆松散的腰腹赘肉和屁股（她的身段比例不错，肥肉平时能在衣服里藏得很好），转身走去澡堂时背对着我说，“婚姻这种事，谁说得清楚。”
我再去偷偷观察那个随母姓朱，名叫朱艺的女孩子，正面看与老迈也没有半点相似之处，背影倒有几分相似，都是直挺的身板和不自主跨大步的走路姿态，头发也和老迈一样有浅度的天然微卷。这些藏在细节里的血缘令我恐慌，从小到大都没人说我长得像我母亲，调侃我们毫不相像的声音倒是越来越多，一些老人索性不怀好意而装疯卖傻地说我长得和我“那个爸”一模一样。
朱艺去数学办公室，却不是找老迈，而是找她们班里另一个数学老师。她甩着一根长长的辫子进去，更趾高气昂地甩着它走出来。
“她是跟着她妈妈的，为什么要来打扰你？”我问老迈。
老迈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我已懂得一切，他息事宁人地解释说，“没有打扰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说打扰一个父亲？再说了，她也没有来主动跟我说话。”
“她故意出现在你面前，但就是不跟你说话，这不就是打扰吗。”我狠狠地说，不晓得哪里冒出来的恨意。
老迈玩笑作数似的笑了几声，他对于这一切其实终归不在乎，对于自己人生里的懊恼，忏悔，愤怒，他统统感受得到，但是不会去做什么。他认为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老迈原本在省城是有房子的，女儿到省城去念中学后，也给了前妻和女儿。后来他自己也调去省城，在更好的实验中学任教，坚持住学校宿舍，和那些从新时代源源不断输送过来的年轻人住在一起，一如既往地变成了另类。老迈说：“清净，好。”
我后来也考去了省实验中学，重点班。这令我相当自豪。我的童年爱好无他，学习算一样。其余的大多枯燥，同龄孩子们跪在地上玩弹珠，在卧室里羞答答地给洋娃娃换衣服，或是男孩女孩抱在一起躲猫猫，彼此的汗液和唾沫粘在一起，他们却要因所谓童真显得用快乐掩盖了一切。
我觉得厌恶至极，甚至是恶心。恶心透了，但因为不擅长掩藏表情，或者说我天生不具备摆出可爱模样的技能（用我母亲的话来说，一张臭脸），这很完美地将我与同龄人之间隔出一条界线，自从上小学开始，所有同学都绕着我走。
我养成了走犄角旮旯的习惯。从学校走出来回家，即便沿着大路，我也偏执地踩着墙角走。因为这个习惯，我见到过许多在小镇罅隙里进行着的隐秘关系，不过，你想象中的那种微乎其微，镇子只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却足有三家歌舞厅和两家洗浴店，成年人都不爱找可能会丢面子的刺激，未成年人喜欢找刺激，但往往是以威胁和欺凌的面目存在。我真真切切看到过的有三次，一次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低年级学生被扒光裤子要钱，他傻呵呵地站在原地，目光与我对撞，我看见一张与这个小镇其他同龄人别无二致的脸：木讷，痴傻，带着点隐秘而不敢发的欲望和愤怒。
我刻意不去管他们，多少包含点失望和泄愤的意味。我想将自己变成小镇的透明人，我低头走过吊桥的时候不再害怕，似乎体重似乎真的消失，低头，能看到铁板与铁板之间有污浊的河水在嘲笑我。我感到厌恶至极，逐渐快跑起来，希望能逃离水流，更希望那些污水能将这座小镇那么多肮脏且无聊的秘密带走，根本没有人关心！只有那些寂寞的、愚蠢且粗俗的心，那些我从未记住的名字和面孔。对于这个被称为家乡的地方，我既愤懑又羞惭。
直到那一天，这汩浊流里面夹杂的名字多了一个，老迈。
那是小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冬天，寒假刚结束，一股明显的松懈气氛已经将学校包围，这是小镇小学最大的特点，一部分自知不会再上学的孩子将这个冬天视为获得自由前最后的光阴，它本身甚至显得比自由更宝贵。人都有高看离别的本能。
放学路上的学生变少了，天黑得更早，我依然贴着墙角走路。路过那几道巷口时，里边可能传出来的声响也变得安分了许多，或许寒冷刺激了半大孩子们体内对成人世界的渴望，成年人的啰嗦、虚伪和欲望，在两堵墙之间塑出类似肉体与肉体相撞的情形，其间传出低语和呻吟，我只消听，不消去窥探，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你见到了是吗？”
死寂的午休时间，在年级组长的办公室，我被这么问道。一个女生站在角落里哭，隐隐抽搐的哭声却蔓延整个房间。她身边还站着另一个女生，腰板挺得笔直，高昂着头。这下我认得一清二楚，是朱艺。
她先开口。语气是冲着我的。“你是看见她了的吧？那天。就在小巷子里。”
“在小巷子里什么？”我真切地茫然。
朱艺旁边那个女孩哭得越发大声且用力，朱艺却压低了音量，沉闷地说，“看见她被人欺负！”
“被谁欺负？”
“孩子，你认识初中部的周老师，对吗？”开口的是高年级唯一的英文老师，一个快五十岁却依然坚持梳羊角辫的女人，她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以掩盖她们三个正在审讯的本质，辅以循循善诱的语气。不知道为了顾念谁，她多此一举地在便签纸上写下周迈的全名，递给我。我看见老迈的中文名也被写得像英文，隐晦的流水似的连笔，彼此粘黏不愿独立的横撇捺。
我讨厌黏糊糊的东西。因此，我不假思索地否认。“没有的事，我只看见过一些男同学经常在巷子里。”
“在巷子里什么？”英文老师问。
“抽烟，打架，吹牛……什么的。”
“上周五放学你什么也没看见？”她将音量拔高了几度。
“上周五下雨，看得清啥子？”这是实话，从省城回来就连绵几天阴雨，打着伞还要看路，我不习惯东张西望。
“同学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不是在质问你，乖。”英文老师语气软下来，她叫我在她面前的座位上坐下，我不愿意，直直地伫立在那里。
“你撒谎！”朱艺叫了起来，“有人被小混混欺负的时候见过你，但你没有帮他。”
“没有人向我寻求帮助。”我冷冷地说，“我不爱管闲事，但我也不爱撒谎。”说完这句我看了一眼英文老师。
也许是我冷静沉着得过分成熟的样子让她们有所惊诧，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总之，他们短促地沉默了一会儿。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人并不是因为害羞或内向什么的。
英文老师从办公桌背后站起来，我看见她耸起的肚子被勒得很紧，她隐秘而熟练地收了收腹，无济于事。也许是发现我盯着她那不知为何自觉羞惭的部位，她斥声呵我：“我以为你是个诚实的孩子！”
这话让我发笑，我不喜欢被人冠以某种健康良善的形容词，但我乐意被先这么评价，而后自我否定地摘去它们。
英文老师看上去也不太有刨根问到底的意趣，她怜惜地瞥了朱艺她们一眼，女孩的眼泪提前激发出女人的母性。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突兀地发现一件事，在这个房间里的四个人，除我之外，那两个女学生、英文老师，都具有了相似的体型（如果忽略英文老师的肚子），而我，我就像完全另类的一个物种。是的，我很厌恶地察觉到，十二三岁的孩子（小镇女孩上学普遍比常规年龄晚一年）她们的胸部和腰部开始显山露水，而我依然像一根矮小的竹竿，平坦无阻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情绪和情感的起伏可以通过我的身体传递出来，刹那间有一种对我不利的隐喻：我真的变成了一个麻木、冷漠的，少见起伏和表达的人。就像个男人。
一股莫名其妙的羞赧涌上心头，我并不愿意感受那样的情绪，按照我的个性我应当为与众不同感到骄傲，但那一瞬间不知为何，我失落、愤懑极了。
这份突兀的察觉让我发自内心想说出她们想要的东西，可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流露出来的匮乏在她们看来是一种包庇，至于为什么要包庇老迈，得从关于我母亲的那些无聊的闲言碎语说起。我没有闲工夫去重复它们。
那天晚上，我迟迟不想回家，拖延着月光，没有走吊桥，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有货车经过的柏油路，途经全县唯一的殡仪馆，冬天很清静，似乎很少有人在寒冷的日子死去。
我母亲破天荒地为我着急。她的确偶尔可以从自己的虚幻梦境中抽离出来，猛然想起自己体内一部分为人母的性质。实际上，自从我和老迈从省城回来她就变得有些不一样，或者不是因为我和老迈，而是她从探监回来，就忽然获得了异于往常百倍的清醒。她打电话去学校，和那个对我去向一无所知还指责我不诚实的老师（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吵了一架，仿佛得到了某种发泄，反而松弛下来。然后才想起来打给老迈。人在被极大的感性牵引的时候并不会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亲密却并非是爱的人。
老迈第一次对我说那样重的话：“我以为你比别的孩子都成熟！”他在夜色淹没中的进山堤坎上撞见我，吼道，“还嫌这小地方的混混不够多？”
认识他十几年来，我头一回听见他用那样的音量说话。那样情绪清晰的、父亲式的焦灼。至少在这座小镇上，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都惯于用那种威严的情绪来掩盖自己失职的本质。
可他对我没有任何责任与义务可谈。因此我堂而皇之地大不敬。我恶狠狠地看着他，诘问：“你从没告诉过我。”
“告诉你什么？”他愣了一下，气喘渐渐平复。
“你和你家姑娘。你和女学生。一切事。”
他沉默了至少有半分钟，略显茫然地说，“我以为你妈妈什么都跟你说过。”
但这话也显得奇怪，一来，她没有义务告诉我过去的事，二来，我那又臭又长的无用童年岁月，太多事都一成不变，明年今日和去年今日没什么本质不同。而我们母女俩认识的老迈，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变化。这里面有一种陈旧的默契，很多事不必深究。
我颓丧得像条病狗，把头埋在两根膝盖之间，对一个高年级的女孩来说，这动作不太雅观，但我顾不了那么多，我不想直视他，与此同时却又暗暗用余光偷袭他，想知道他会不会对作出这样动作的女孩撇过头去。如果他没有，那他在我这里的嫌疑便增加了。我暗地这么给他下判决。
他确实没有。他试图找到我的眼睛，屡屡未果后收回去，安心凝视着地面。傍晚下了一场雨，地面干净得宛如刚修好的路，一切脚步、昆虫尸体都还没来得及污染它。
老迈对着这份出奇的净洁叹了口气，用责备自己的口吻道，“这种事，我问你做什么呢！早些回去吧，你是要准备中考的。”
他说得不错，我不仅要参加中考，我还要参加高考，要考得不错，到发达的城市去读书。总有一天，我的记忆和身心双双都彻底摆脱了这个愚蠢的小镇。
想到这儿，我忽然想到朱艺。她是初中部的学生，这意味着她没有考到更好的高中去，这意味着至少在学习层面，我胜了她一筹。
我感到一股鲁莽的舒坦。就像老迈疲惫无言地将我从地上拽起来，动作很轻，力气很大，像捡起一颗米那样不动声色，然后他伸出手，在我屁股后面的裤子上拍了拍。每一分寸都恰到好处，拍的只是裤子上的布料，绝不逾矩半寸。
重新走回那条熟悉的路之前，他用一只半个巴掌大的翻盖手机，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确认我的平安。然后他看了一眼时间，似乎有些惊讶，才九点过，以为已经十一二点了。这份焦急带来的时间错位反而使我感到一股颇为得意的意趣，我饶有兴致地奚落他，你看看，别人家的姑娘别个自己都不着急，你倒急吼吼的。
他不理，直视前方，大步向前，用沉默以及沉默的步伐表达余怒。即便那个怒字永远也没办法变成“威”字——我是说，它永远没办法延续，延展成某种类似责任、权威的东西。而我依然窃喜，我有意或无意地帮助了他，而他为了找我奔波了一晚上。两相扯平了，这下我认为我们是平等的。大言不惭地说，包括我母亲在内，任何人的债我都不愿意欠。
在吊桥的其中一端，我们看见了我母亲。她伏在桥中央的栏杆上，被迷茫、惶恐和疲倦挟持着。她的个子不够高，双臂只能吃力地悬挂着，背部被拉得瘦弱，像一个轻生者，令人生畏。
老迈远远地喊她一声，近了说喊你不要出来接嘛，人我给你送回去。我母亲的脸苍白得可怕，她脸上焦急和关爱的表情更令我可怕。反常的东西总是可怕的，我从两人拖沓的道谢和辞谢中抽身出来，快步向前，让他们二人留在原地，因我的出逃不得不动身往前走。莫名其妙地，我竟为那三人场景感到羞耻，仿佛夜色掩盖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勾结，我急于自证清白。
我母亲的反常状态自然不会持续太久，那晚过后，她重新扎入自己那迷离无序的精神状态里。对于我在学校里被盘问的事，她只字未问。而我实在记不得自己如何决定要主动向她提起。我只记得提起的方式，是我决定坦承自己撒了谎。
“撒什么谎？”她软绵地回想。
“我骗他们说没见到老迈和那个女学生。对，是个比我年级高的女学生。”
我母亲把碗里的萝卜尖都赶到米饭边缘，准备一口气刨进嘴里之前才淡淡地说了句“噢”，像在听无聊的电视剧大结局。
直到我被省实验高中录取的结果出来之前，她都没有再提起老迈，也未曾再主动同他说过一次话。至少在那个夏天，我认为自己的谎言是奏效的。
五
流言像浊水，不会自清，但会渐渐被人们习惯或遗忘。一个夏天足够蒸干那些藏在罅隙里的闲碎，不过，随之一起消散的还有老迈。
最后一个学期，学校里不再有老迈这号人物。不是被开除了，也不是离职了，没有原因。总之，他教的班忽然全都换了数学老师，简单的函数入门和勾股定律重新学一遍，这让一部分学生被省事的惊喜冲昏了头脑。老迈很容易被所有人忘记，像煤炉子改成电炉那样迭代自然，悄无声息。
除了我。
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以为我知道。
汽车上那个穿红色的女人的确是在省实验中学教书不错，但等我去报到的时候，教师栏里已经找不到了她的照片，即便我对记忆中瞥到的那张脸印象模糊，但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姓“陈”的女老师。
最后我在副校长室找到她，刚调任，名单什么的都还没搞出来。凭那一晚的匆忙会面，我同她的记忆里赌了一把。宽敞崭新的办公室里，她果真“对我有印象”，嘴唇翕动，想叫个什么人名却叫不出来。甚至连周迈这个名字她都反应了一会儿，她嘴里的“老周”不在这里，她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的日子接下来全部变成学习和考试，那是一段奇妙的体验。我住在学校里，十分满意重点中学那种互相冷漠各自紧绷的气氛，它对我从小嗤之以鼻的黏糊糊的人情社会进行了一次修正，同时又在另一个层面满足了我对疏离与安静的需求。
在校园里独自度过几个长短假期，使得我对自己的所谓未来愈加信念坚定。吃喝睡都有了生存之外的唯一宗旨：考大学。这个目标对大部分初中生而言太过遥远，因此我再次成为大多数人眼里的怪胎。随着年级增长，那部分后知后觉的人又会恍然大悟，我这种小镇转来的住校生最令人厌恶的地方，不是把考试当做救命稻草的那股子莽劲儿，而是一个一己之力永远无法改变的制度漏洞：由于来自周遭少数民族自治区，我头上预先被安加了五分政策加分。
不管是真是假，总之，我向来习惯为同龄人对我的敌意找借口，世界上大多数事没有深究的意义，自己想得通最要紧。
高二年级的时候，有班上的男同学对我表示好感。准确来说是好奇。他好奇我为什么可以不去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只从抽屉里窸窸窣窣掏出一些碎渣的小块饱腹。他为有意观察我而道歉。我望着他在教室窗外跌进来的幢幢逆光中忽明忽灭的眼睛，晚熟的青春期在男孩的下颌上催生出细绒胡茬，喉结像一颗细绳牵引着的鱼在大雾笼罩下的水域里挣扎。内在的翕动。
我为他替我从食堂打包来的枣泥蛋糕道谢，并承诺请一顿晚饭回报。天真的少年会将这种“不愿意欠任何人任何事”的怪癖理解为一种情愫上的礼尚往来，那天下午，我们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去食堂吃了两份酸汤抄手，我浪费了原本用来做三道数学大题的半小时，他获得了被辣得通红的脸颊和脖子。
多少人会后知后觉地回忆自己年少时情愫初萌的瞬间，让自己处于一定的自豪和哀伤之中，认为那有利于确认他们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在这方面，我母亲是相反的，她从不主动沉湎过去，而是永远会寄希望于缥缈的前方，以至于当下对她而言全都变成累赘和多余。
而我认为，避免追忆伤怀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在回忆里留下太多只对于当时美好的东西。当酸汤男同学发现我随时随地可能将他当做考试竞争对手，并且这一身份极大掩盖了同学、朋友或是其他的，他再也不掩盖对我的厌恶，与一般同学的厌恶不同，那种希望被倏而灭掉的羞赧让他产生被欺骗的感觉。所有人都会在感情受到欺骗时恼羞成怒，这我理解。只不过恼羞成怒的方式各不同，“欺骗”的出现形式也大不同。
他在高考来临前迅速与文科班另一个女孩子相识，他们在晚自习的操场上很刻意地约会，并犹如地道战那般建立了心照不宣的恋爱约定——比如说，考同一所大学或专科什么的。那种全然罔顾客观条件的宣誓，让我庆幸自己没有在刹那间的涟漪里久留。
我的冷漠与专一让我越发肯定了自己身上讨人嫌惹人避的早熟性质。我发现专注做一件事，眼里只有一项目的地的时候，生活中所有的匮乏和困惑都迎刃而解，如同家乡路旁无人打理的蒲公英在江风吹拂下迎风消弭。
也许，可以肯定地说，今后多年内我对爱情兴趣索然，那次幼稚无聊的体验得负一半责任。
直到高考那天，我紧绷多年的心迎来了一场暌违已久的大雨。独生年代精力用不完的家长们过分紧张地等候在考场外，撑着并不足以掩盖他们满面焦急的伞。直到我在其中一张不起眼的素色伞面底下发现我母亲的脸。
她还是那样，迷茫，疲倦，心不在焉地凝视着眼前世界，匀出些力气去辨认从她跟前路过的脸孔。
高考是个她绝不会记错的日子，将自己融入那些殚精竭虑的母亲们当中，不请自来也不会太难为情。
她热切而渴盼地望着我，不像是望着她的女儿，更像是望着一个阔别多年的爱人。
她特地来一趟，不是为了鼓励或询问女儿的高考（事实上，她对此丝毫不担心），而是专程来接我回去一趟。在如此多个假期都没能说服我回家后，她总算汲取了一次教训，放弃致电给我的宿舍座机。
“到底什么事？”
“家里的事，你回去就知道了。”
“我哪有家。”我如释重负地说，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终于考完了这场准备六年之久的考试。
我其实不太相信“家里”真的会出什么事，我母亲口中的事，得和正常人的理解加以区分。她的语气也轻描淡写，好像描述远方的一顿饭熟了。
“去吃吃那饭也好。”
城际列车早已开通，不论是出于安全，还是时间效率的考量，我都没有资格再要求坐汽车。后座靠窗的位置，我母亲大概率会晕车。她连倒行的高铁都嫌头晕。
一路上，我偷偷观察这个女人。我母亲，她仍不肯老去，像是在等着什么人，或被什么人等待着。我已比她高一个头，轻松望到她满脑袋没有一根真正的白发，但一大半都褪色变灰，像铺了层煤渣。她的双眼凹下去，脸颊却仍然饱满，这是骨相的问题，她这种脸型，即便瘦骨嶙峋也很难变窄。年轻时，那张下颌略方的脸蛋赋予她几分与出身格格不入的贵族大小姐气质。
我上初中时复烤厂就倒闭了，下岗后，她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糯米饭店，生意还过得去。我离开家后，她的生活水平应当是比以前更好了，精神状态看上去亦如此。
在钻洞时我主动问起老迈，毕竟我们在老家没有别的亲戚可以关问。
我母亲一直望着黑暗中如镜的车窗，趴在上面寻找一个四十岁女人的衰老痕迹，她好像既希望看见它们，又害怕看见它们。大概是从那个时候，那一天，从我成年前夕开始，我发现了自己与她身上某些不可回避的共性。
“你周叔啊。他跑回老家去！跟一帮人，做什么事情。跟一帮人做事情都是做不好的，容易被带偏。”她轻笑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落寞，她以为我听不出，故意大声叹气。
“他老家？他老家不就我们那儿？”我问。
“你以为我们那地方，哪有几个人是土生土长的！大山来来去去，一代代一拨拨人都被划拉得乱七八糟的。”
“给他打个电话呗，叫他来家里吃饭。”我也扭过头去望黑漆漆的窗户，臭美的伪装。
“他现在不太方便讲电话，耳朵不好。”我母亲看着镜像里的她女儿，“他听力出了点问题，查不出来。”
我才晓得，他在我六年级时的那次消失，不过是一场小病，高烧了三天。直到我去了省城并决定不再主动联络家里，应该是在我初三那年冬季的一天，老迈在一堂低气压的早课上忽然倒下，好几个学生把他抬去医院，一只半的耳朵从此失聪。
他去过省城检查，都说是年龄带来的退化。一个不到五十岁的男人欣然接受了这种无稽之谈，他渴望清净已经大半辈子了。
“他的老婆和女儿呢？”
“谁晓得。”我母亲息事宁人地笑了笑，稍微长远和复杂一些的回忆就叫她神经疲惫。
“那你给他发个信息，发信息总能看见吧。”我又说。
“好，回去发。”她还是笑，皱纹里有我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那种，母性的温存。
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事儿。即便是小事，也是超出我经验之外的事。火车出洞，迎着一瀑煞白的日光，我的猜测和她的嘀咕呢喃被这强光撞散，揉进轮下轰鸣。
我刚离开家的时候，我母亲就从复烤厂离职了。她用九十年代的话语，“下岗”，总之，她乐得清闲了一小阵子，回头到我念过的学校对门开了一家糯米饭店。图方便搬离了老房子，就在店铺后边租了一间房，新式的公寓，有电梯，屋内还有“玄关”。
我们那儿特有的一种吃法，用骨头汤熬豌豆和糯米饭，一根瓷勺哗啦啦全扒嘴里，多少人因此狼吞虎咽，几口就饱腹，错以为这是天底下最划算的食物。我母亲天生擅长踩准人的“错以为”。生意做得不错，店铺保守地逐次扩大。学生的好处就是他们总会毕业，总会辍学，一波一波猛浪似地来。十几二十年前的零散流言被遗忘，被湮没。人人都图省事儿地记住了那碗糯米饭汤。生活一旦找到了重心，很多人很多事都不再重要。我总会为我母亲这些年顿悟到这一点而欣慰。
她每个月打来一次电话到学校里，把这些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听，像是记账，潦草地托个人给她记着这些岁月的提坎。
可这份欣慰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在我回到老房子的时候，它轰然垮塌。
铁吊桥几乎没有变化，那正是我走那一趟想看的主要目的。往下看，乌江水流得更缓了，像苍老的步伐黏着，水草茂盛。穿到河对岸，坡道两旁郁郁葱葱，老家的房子，连同坑洼的水泥院坝，乖僻地睡在原地。
我母亲没告诉我这里要拆迁，她恐怕忘了这事，这种地方的老屋，也剩不下多少价值。
意料之中的，木门上已经没有了锁。推门进去，家具竟然都还在。我家用的东西都很梆硬，我小时候的记忆随着竹沙发、卷帘窗和不知谁送的骨瓷茶杯（我母亲用它来装辣椒酱）变得硬邦邦。我在炉边读《呼啸山庄》时喜欢坐的那只小木凳也还在，变得极黄极暗了，猫在墙角，像一个被遗落的孤儿，房间内散发出来微弱的旧黄色台灯光。我不由得为之一动。
有烟味。
绝不是别个家飘散进来的，不是煤烟的烟，也不是废宅该有的味道。是自由市场流通的吸入人肺的烟草味。我从小就对它不陌生。
那味道伴随着碎纸一般脆裂的咳嗽。它掩盖了我推门探险的嘎吱声，让我有空大胆凝视卧室内那只面对纱窗的背影，他蹲在窗边，蹲得十分浑然、整体，背脊呈圆弧，耷拉着脑袋，泡在黝绿色窗纸透进来的劣质光影里，吸烟和咳喘。
我不能否认，有那么一瞬间——不，有一阵子，我很刻意地去想象老迈。除了他还能有谁？有谁知道我家的位置，还能堂而皇之地进来？
但那个背影绝对不是老迈。别的不说，老迈的上半身像是钉入了钢筋，稍稍弯腰驼背就很叫他痛苦似的，不可能是这个旧皮袋子一样的人。
我冲着那背影喊了一声，烟雾伴随着一个惊惶的转身被切断，只得拇指短的烟头落在地上，像一颗断头。
“你是谁？”我对那个胡子拉碴，身形枯槁、肚腩鼓起的陌生人说，语气厌恶而惶惑。
他愣怔良久，才试探着喊我的名字，全称。刚出口我就知道他是谁了，伴随着他几乎是惊恐的双眼在我脸上游走，最后被我厌恶的表情击退。
懦弱又脆弱，潦倒且臃肿，同我多年前设想过的一样。当然，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在我有记忆的年岁里，我没有幻想过“父亲”这个角色。
“什么时候出来的？”我倒吸一口气，直截了当地问。
不久。他愣了一会儿，下意识说谎。虽然没见过，但我从小就知道这个人说谎成性，我母亲当年正是因为这个，走投无路之下向警方透露了他的行踪。
他或许对此心知肚明，或许一无所知。对于过去十八年的事，他兴许没有要知道的必要性和主动性。
他说，“出来后，我去你学校找过你，没找到。”
“什么时候的事？”
“出来后就……就。你妈不肯带我去，说喊我个人去找你。我去了好几所学校，都没问到。”
“你去省实验了？”
“你考上实验中学了？”他的语气说是激动，毋宁说是惊骇。
“我改名了，你去哪里都找不到。”当年入学籍前，我就私下偷出户口本去改了我母亲的姓。那时候管得还很松，父亲的服刑记录，让我的诉求合理化到最大程度，没有任何公职人员耐烦同我多废话半个字。
不管他是谁，也不管我是谁，我们之间也完全没有话可以说。多的一句都没有了。
被省略掉的太多了，分量大到一定程度，就像山洪泥石流一样万劫不复，轰鸣掩盖一切，而后是长久的死寂与沉默。
我说这里不能住。我想的是“这里没法住”，说出来自然变成了这样，并非是我的理性在有意操控句子。
他颇为为难地看着我，说就住一个礼拜，这个礼拜他得过去。过去以后他就回老家去。
“过哪儿去？”
“得躲债，刚出来就回了一趟赌桌。”新的旧的加起来，自由变成了更危险的牢笼。
我有些幸灾乐祸地重复了一遍，“这里不能住。这是我们家。”
“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怎么是这样的。”他用那种语气，这个称呼彻底击溃我了——不能笼统概括为激怒，我只是十分诧异他那副熟练的数落语气，好像当作一种恶趣味练习了很久。
“我就是这样的。”我感到自己牙关在发抖，暗忖，如果他说什么或做什么过分的，我会立刻从这窗户跳下去。五楼，也许会死。或者我们会在争斗中一起跌下去，我母亲会在悔恨或遗忘中度过余生。或者诬陷给他，不死的话，让他再次回去坐牢。
他在房间里痛苦地踱步，趿着拖鞋，走到哪里我就避到哪里，保持几米远，像《猫和老鼠》，老鼠避开天敌不是因为害怕它，而是因为嫌弃和某种挑逗。
是的，挑逗。初次见面，用一个有着“血缘”牵连的女儿的身份，我自以为是地用防备、冷淡和质疑去挑逗他，多少期待着激怒他的某一点，然后一切都爆发，一切都归零。
我“嘭”一下撞到木门，他下意识蹲下了。这动作叫我反胃，胸腔也像胃胀气一样翻滚泛酸，似乎有一团黏稠的器官正在身体里纠起来，变得梆硬。
“当初的事，是我做得不好。这十几年，我欠你的。你现在容我几天，就几天。”他终于酝酿好了惭颜，扭头望着我。
天呐，这种话让我太阳穴发麻，比婚姻不幸的女人带着怨艾的唠叨还要让人难以忍受。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耻辱而不是委屈，实话说，这个人真的没有半点对不起我，婚姻制度的合理性已经开始被质疑，一个人是否非得拥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还有待社会实验。总之，这个人自作多情了。
而我也绝不愿意直白地告诉他：即便没有这次莽撞的会面，我对他惯性般的厌恶，并不是这十八年父亲角色的缺席，而仅仅是在十八年前的特定一天，他撇下我母亲独自在医院分娩，自己则醉倒在了赌桌上。
“明天，最迟后天吧，你得搬出去。”我撂下新的“判决”，事实上即便他不走，我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刚服刑结束的人是否对任何指令都残留着一股惯性的服从？我不知道，我只能暂时厌恶地相信。
“不要弄坏我的凳子。”
走之前我又警告他，说这句话时我刚好卡在门下，一半在屋里，一半在外面，纱窗开始放夕阳渗进来，一切都是淡粉色的和深绿色的。
那天回去后，我母亲躲闪着我的眼神，她并不知道我遇见了什么，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她对这一切是否知情。我们早已习惯相互之间这种互相的揣测和隐瞒，但同时我也隐约感知到，她的胆量远不如当年那样大。很多次，她望着我的那副眼神，柔怜，濡湿，分明是说“妈只有你可以信了”，令人不忍，且俗不可耐。
老迈是在店里最热闹的时候出现的。中学生暑假开始前一天，中午十二点半，学生们热溽溽地涌进店铺，青春期腥涩的汗水、口水，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半敞开店铺里飞扬。我从楼上下来，在逆光中瞧见他，他也无可逃地撞见我。狭路相逢。
这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重逢。时候，气候，地点，人数，一切都草率、逼仄，令人失望。
激动和失望同时使我涕泪交叠，我哑在原地，我们之间穿过着装千篇一律而气味形形色色的学生们，被拦在闷热背后的青春，被时间甩下的记忆，那一瞬间如潮水，但黏稠湿热。
我母亲端着一碗大号糯米饭出来，上面卧了一只荷包蛋。她本意是要递给老迈的，偶然撞见我们相面而伫立，她也短暂地僵硬了几秒，下一秒就恢复机能，把碗搁在我们之间的一张长桌上，顺口撂下一句话，“你个人招呼个人哈老周”，音量大得几乎是用吼的，店里其他食客也倏而被吓了个激灵。
桌子旁还坐着一伙学生，我在老迈对面坐下来，看着他一口气吃完了一整碗饭，我们当年不约而同厌恶的“黏稠的”食物，他的一口气，兴许也有着某种不得已。我就在他面前，头与头十几公分距离，为了不正面相撞，他只得一直埋头，汗水从额头上一直往下滴，他两块突出的颧骨因咀嚼而山摇地动，顺利将汗水阻凝在太阳穴，防止它们滴到碗里。
瓷碗见底，汤都一干二净，几颗葱花像涸池里的鱼一样绝望地被遗忘。
“走吧。”他提起随身带着的那只登山包，像小时候一样冲我喊了一声。声音并不很大，和我想象中的听障者不一样。
也可能他并不执意要让我听见。
走老路，来到铁吊桥上，我和他的步伐都沉重了不少，或者是桥体已老得过分，走两步就又晃荡起来。
我们在中央停下来，面朝江水，扶栏而立，距离两头都不近，却能保持一股自欺欺人的安全感。老迈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我当然不知道，我也没有等你，你别太自恋了。”我挑了挑眉，为这段年龄上平等的对话暗喜。
我得感谢他和我母亲不肯切断的联系（至于是谁不肯切断那已不再重要）。从小时候橱柜上方的那本相册，到糯米饭店里收银柜里那本手写的记账功能簿，我认得他的笔迹。
他主动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决定暂时放下对他们二人勾结欺瞒我的追究。
“先谈正事儿。为什么要帮他？”
“他上门去找你妈，找了好几次。”
“找她做什么？”我语气蛮横起来。
“有两次是借钱，后面是想还钱。”
“她借了？”
“他要的不多。”老迈答非所问。
“还是你借给他了？”
老迈说，“有事情就要解决事情。”他还是在答非所问。我忽然感觉到一股下沉——就是小时候站在吊桥上总要忍不住往下坠的失重感，不过这一次，不是我身体在外边的世界下沉，而是我的身体内部，有某种期待，某种幻想，某种记忆在静悄悄地消沉。
有那么一瞬间，老迈和我在老房子里看到的他是很像的。这份相似的杀伤力，比我一百次重重落水都来得恼火。我相信。
我不愿意扯着嗓子说话，遂打开手机里的“笔记本”功能，在上面打字给他看。
“那你住哪里。”我问。老房子都拆掉了，上坡的最先套上绿纱布，治病似的。
“我不住这里了。”他指的是这座城。
“不在这里在哪里？”
“在山上。”
“啊？”我看他一眼。
“嗯，我在山上。替人家画画。”
“哪座山？替什么人？”
他抬手，想指指余晖追赶着的什么地方，但发现辨认不出来。太模糊了，轮廓茫茫。他于是笑笑，说了一个听起来绕口，大概率写出来也生僻的乡名。
“给死人画画。”他又说。
“遗像？”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照片。”他点点头。
“那你做的事还真不错。”
“是，不错。”他毫不谦逊地肯定自己。
“给我也画一张。”
“胡说。我给死人画的。”他脸孔稍稍一偏。
“人迟早要死。”我的语气是不依不饶、誓不罢休的。
“好。”他不置可否地笑笑，我毫不怀疑这笑里的敷衍和迁就性，就像任何一个满腹愁绪的大人迁就一个精力过剩的小孩，像任何一个沉默的男人敷衍一个忧郁的女人一样。
“你以前不吸烟。”
他没有说话，直接将烟头灭掉，我趁机找去他中指上的老茧，还在，只不过不再是长久的粉笔灰白色，而是由于多次搓洗而蜕皮，露出肉红。
他扭头来看我，真像个亲戚长辈那样，眯着眼问，“你呢？要去哪里？”
“什么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
“读书啊，成绩还可以吧？”他猜的，我没理由反驳。
“能考上哪儿是哪儿。”我说。“越远越好。”
“走远点好，把你妈接过去，不要再回来了。这小地方。”
我耸耸肩，说就算我愿意，她也未必愿意。
我学他虚着眼看远方山脉，十年前的茶壶雕塑重新粉刷了好几层，老太太的裹脚布似的，变得臃肿膨胀，可一旦记起曾经被它取代前的烟囱，又觉得这形象工程怎么看都太渺小，太轻飘，地位不牢。
我夸张地哽咽起来，仗着他听不见。“我不想变成她那样，”我说了我母亲的大名。
“你母亲，她也有她自己的路。”
他这话成功让我发笑，出乎自己的控制，一阵呛似的突兀插入，激开记忆的地井盖，那些已被浊臭水草缠绕的片段沿着咽喉涌入脑海。我想起小时候和老迈吃豆花火锅，在吊桥上嘲笑山头那座愚蠢不堪的茶壶装饰的时候，他替我掩饰体育课缺席，并带我躲在学校背后的巷子里吃烤米皮的时候，他把碗里的酸豇豆都挑出来，一口扒进嘴里，享受那份比辣觉更沁人心腑的酸味。老迈也被我的表情感染到牙酸，两张皱着鼻子的脸相对，这样短促的笑声就在那时发出来。混着酸辣和黄豆的味道。
“不过，我确实得感谢你。”我说。这话不是套近乎。
“谢什么？”
我初三那年五月或者是六月——总之，是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有不知哪里来的一群五大三粗的男人找上我家来，敲门，然后对我那一脸茫然的母亲要钱。他们说，“你那狗日的男人不晓得猴年马月才出得来，我们不可能等他。”
我母亲没有慌乱，反而饶有兴致地问他们欠了多少。得知数额后她二话不说“砰”一声砸上了门。那群人没打算放弃，蹲在家门口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我母亲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立刻跟上去，再次朝她伸手。我母亲没理他们，昂首挺胸地径自走出院坝，那几个人跟在身后，看见我母亲没有朝下坡走去而是走了上坡。她走到老迈家楼下，用压在身体深部多时的力气朝上爆发一声吼。老迈下来后，我母亲指着他说，“你们找他？他欠你们什么钱了？”
光是听说这件事就让我头皮发麻。说是感谢，其实我更想向老迈道歉。但此时此刻，忽然插一句莫名其妙的道歉太别扭，太鲁莽。我已经过了在一个相熟男性长辈面前随意鲁莽的年龄。
“是那次吧？你顺便找人帮忙给她把婚离掉了。”我大方谈到更实际的感谢内容。
他像短暂卡壳了，哑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哦，也不算嘛，你妈她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她只是懒得去。”他笑着说，“她就是懒。”
“对，她就是懒。”我也笑着，爽快地表示赞同。
六
我和老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三年多以前。我已经从研究生毕业——按照小时候他打趣我所说的，想不到要做的事，读书总没错，读完硕士我依然没想到，但我对世界的时间和精力耐性已经不足以支撑一个博士，甚至博士后。我没有对什么东西培养起坚定信念，做不到把一门学科念到天荒地老的地步。
他说得没错，我的确没有再轻易回去。我是说，诸如小打小闹的节假日、被人们命名为乡愁或情思之类的返家动因等等，都不被我看好。
我母亲背着我偷偷帮我父亲还了几次债，她以为我不知道，她这个人伪装了一辈子，早已黔驴技穷。直到她最后忍无可忍，用尽毕生语言去咒他离开甚至死去，然后再也不见。她是自己觉悟的。我没有像一个负责任的女儿那样冲着她恨铁不成钢，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举手之劳，比如帮她搭手变卖了县城的房子和店铺，到省城买了一间小一居室，比如每个月给她打点钱。我母亲的后半生不会再容许什么人插进来了，我替她做主这么坚信着。我发现自己的价值观牢固地排斥家庭和“亲缘”，像个老太婆一样。不晓得怎么生长起来的，想法如同脑髓，似乎伴随着生命和呼吸长久嵌在我体内。
我父亲死后没有葬礼，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反而是一个月后，我和我母亲去参加了一个亲戚的婚礼。是正儿八经的亲戚，好像是她一个表哥，我的远房表舅。他女儿嫁给了一个外地的大学老师，专程回老家一趟办婚礼。
花里胡哨的现场上，我母亲掩面饮泣，说想象不到我将来结婚时的样子。
我冷笑着宽她的心，说你不必想象，我将来不会结婚。
看着她愈发惊恐的模样，我的情绪得到了宽慰，旋即软下心来，佯装妥协地说，这几年暂时不会结婚。好啦，好啦？
我母亲，她还是得靠哄，不管哪种形式的哄。就像与年轻时一样仍然不认路、怕出远门。她五十岁了，还是难以面对不加掩饰的现实。我仍然不能理解她，我们母女俩，也许终生都不能够理解对方。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多少人一辈子也没能达成和解，照样捱了一辈子，并将那称之为爱。
瞥见老迈的时候，我正戴上一只耳机以隔绝环境的嘈杂，以及嘈杂里那些不伦不类的幸福祝词。耳机里循环播放着安德瑞，老迈走进了《我的童年》。
视觉上，他比年轻时更没存在感了，癯瘦，单薄，仿佛整个人削冗去缀，只留下维持有限的基本生存所需肌肉和骨骼。他穿在一身黑色里，除了耳朵上多了两只白色的助听器，整个人死气沉沉，结婚的人大概后悔请他这么一个毫不喜庆的人。表情上他似乎有点糗，但面色微红。他是稍微喝点儿就上脸的，小的时候在流水席上看见他就是那样。因此他总是携带一大杯温开水，防止自己真的喝过了量。他害怕造成自己失控的一切事物，因此选择龟缩，选择哑在熟悉的时空里。
他看见了我，或一扫而过，最可能是在眩晕中遗漏掉了所有熟悉。他对人群一视同仁地笑笑，眼神迷离，没了年轻时那般的犀利和进击，像望穿河底就能看见挣扎求生的鱼。
老迈的死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的。是同一年冬天，我已经毕业后开始工作，那个时候其实才正式改了姓随我母亲。我有确切的考量：我重视这份出版社的工作，一天，我梦见有人砸开我的门，闯进我睡觉和写作的地方，那是我成年后最安全的世界，像母亲的子宫被打破，一切有关生命的黏膜被打碎，我不是被死亡，而是被那些黏稠的东西所惊醒。回想起曾经发生在我家的事，“血债”，这个词也可以是“血缘债”之类的东西。从那个惊骇的梦中醒来，我去象征性地改了姓氏，这字面上和我父亲剩下的唯一关联。
那个梦出现时已经是秋天，山体滑坡在这个季节其实并不常见。新闻上息事宁人地说，被山洪压垮的那节车厢恰好位于中部，事发后，前面半截和后面半截都在列车的良好结构下保持了完整坚硬，前半段继续前往终点站，后半段返回出发地。一名列车员壮烈牺牲，三十九名乘客里，十三名不幸去世。老迈被划在了那“不幸”的行列。
列车是最频繁的那一趟，从省城开回县城。他本可以坐汽车的，或许他也曾经在这两种选项里纠结徘徊过。他不是一个擅长做选择的人，这样，任何最后做出的选择都有一种不必坚定、不必忠诚的轻松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