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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教育课程进展(关注跨文化的博物馆学教学与理论)

博物馆教育课程进展(关注跨文化的博物馆学教学与理论)通过了解巴西的博物馆学学派和该国的博物馆学历史,我们会发现它有近90年的有组织培训和能力建设经验,并培育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专业领域。巴西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第一个培训课程创立于1932年,地点在里约热内卢国立历史博物馆。此后,对特定的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培训从一套技术内容演变为真正的反思性学科。巴西博物馆学学派从本次博物馆学论坛的最初问题来看,一个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博物馆学理论语料库正在国际上建立。这要归功于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为了知识的传播而超越政治边界的学者们。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诞生,通过质疑巴西认识论者希尔顿·贾皮亚斯(Hilton Japiassu)所称的“知识病理学”,挑战了将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学隔开的壁垒。贾皮亚斯提到了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说的西方大学所产知识的粉碎,这种粉碎是建立在学院和系所的区分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受到了当代敢于跨学科理解科学的学者的挑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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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教育课程进展(关注跨文化的博物馆学教学与理论)(1)

文/布鲁诺·布鲁隆·索雷斯(Bruno Brulon Soares)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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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圣保罗人博物馆 José Marcos Oliva/CC BY-SA 4.0

博物馆学作为一个不仅限于博物馆的理论领域,在过去的40年中,已经超越了对博物馆的基本关注,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博物馆学仍然努力在当代科学和知识分支中找到自身的正名之路。

从本次博物馆学论坛的最初问题来看,一个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博物馆学理论语料库正在国际上建立。这要归功于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为了知识的传播而超越政治边界的学者们。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诞生,通过质疑巴西认识论者希尔顿·贾皮亚斯(Hilton Japiassu)所称的“知识病理学”,挑战了将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学隔开的壁垒。贾皮亚斯提到了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说的西方大学所产知识的粉碎,这种粉碎是建立在学院和系所的区分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受到了当代敢于跨学科理解科学的学者的挑战。博物馆学从属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这一状态——它作为技术规则的一个分支的地位以及难以与博物馆分离,是委员会可能将面临的紧急问题中的其中几个。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困扰着博物馆学。

我们可以想象,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博物馆学之间架起桥梁是不容易的。因为时间恐怕会显现出这些国家和各种博物馆学并没有趋同但具有重要的对话点。但是,一些思想家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建立了一个网络,他们的最初工作创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博物馆学理论或是在巴西被称为博物馆学(Museologia)的学科领域的基础。

今天,我们仍然可能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博物馆学是一个理论还是一套实践?是一门科学还是仅仅是博物馆工作?和博物馆理论一样吗?或者是独立于博物馆的?它是一种哲学还是基于社会实验?我们是在向元博物馆学(metamuseology)的道路演进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在过去几十年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中显得没有边界的“博物馆学”的边界是什么?为了仔细考虑这些顽固滞留在这门学科中心的存在主义问题,我们应该考虑不同的背景,在这些背景下,人们已经多次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巴西博物馆学学派

通过了解巴西的博物馆学学派和该国的博物馆学历史,我们会发现它有近90年的有组织培训和能力建设经验,并培育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专业领域。巴西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第一个培训课程创立于1932年,地点在里约热内卢国立历史博物馆。此后,对特定的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培训从一套技术内容演变为真正的反思性学科。

第一个学术课程是1969年在巴伊亚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a Bahia)开设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里约热内卢的“博物馆课程”(Curso de Museus)与历史博物馆分离,加入里约热内卢大学,即现里约热内卢州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并正式更名为博物馆学课程(Curso de Museologia)。

在这一专业和学术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瓦尔迪萨·卢西奥·瓜尼埃里(Waldisa Rússio Guarnieri)的理论思想在学术上导致了巴西第一个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的理想化。该课程于1978年在圣保罗创立,旨在培养专业化人才,挂靠于圣保罗社会学与政治学基金会学院(Fundação Escola de Sociologia e Política de São Paulo)的社会科学研究生院。2006年,在里约热内卢开设了第一个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紧接着开设了南美第一个硕士课程,随后在2010年开设了第一个博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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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圣保罗人博物馆长廊 Sturm/CC BY-SA 4.0

博物馆学:仅仅是理论还是仅仅是博物馆实践?

这门课程连同在该国发展起来的“博物馆学”的概念是两个重要合流的结果。第一种合流源自巴西国内的背景,与国立历史博物馆自1922年成立后对工作人员的需求有关。第二个合流是外来的,即20世纪20年代后主要由国际博物馆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musées)以及20世纪40年代后主要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传播国际思想和知识潮流。

古斯塔沃·多特·巴罗佐(Gustavo Dodt Barroso 1888—1959)担任课程主管。他曾经是政治家和记者,是20世纪初在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中活跃的巴西知识分子。他喜欢称自己“文人”。他不关心博物馆的理论化,而是为博物馆收藏管理提供技术培训。

他在1932年成立了亲自构思和讲授的新课程《博物馆技术》,这在南美大陆是史无前例的。课程由他本人收录于名为《博物馆技术入门》(Introduçãoà Técnica de Museus)的两卷本著作中,出版于1946年至1947年,作为课程主线。一个面向技术实践的理论基础由此根据国际博物馆工作标准被建立起来。

在通过不同的文献、证词和研究成果流传至今的博物馆学知识中,我们可以预见至少三种发展趋势影响了当代博物馆学:规范性博物馆学(normative museology)、理论性博物馆学(theoretical museology)和反思性博物馆学(reflexive museology)。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历史性,且如下文所述不一定按时间先后顺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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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国家美术博物馆雕塑厅 Sailko/CC BY 3.0

规范性博物馆学

直到1950年至1975年间,博物馆学更普遍地被理解为一套组织和描述博物馆工作的规则,具有规定性和规范性的特征,在某些语境下这一特征还在当时被标榜。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尤其是欧洲专家参与的众多国际化活动,巩固了“博物馆学”(museology)这一词汇在欧洲博物馆专业人员和其后在非欧洲世界的某些地区中的地位。

1934年,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由国际博物馆局举办的马德里国际会议。为了讨论“博物馆展陈学”(museography)的相关问题,本次会议最终以《博物馆学——艺术博物馆的建筑与组织》(Muséographie–Architecture et aménagement des musées d'art)为题出版了两卷论文集。作为20世纪前几十年博物馆学规范作用的一个例子,本出版物在诸如博物馆照明、供暖和通风、临时和永久展览、博物馆建筑、物品标签等主题中提出了“值得关注的例证”。

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46年成立时,一个更广泛的博物馆领域国际项目开始实施。这个超国家组织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邀请“一批博物馆领域领导者”组成各个国家的国家委员会。每个国家委员会最多有15名成员,他们将“尽可能广泛地代表各自国家的博物馆利益” 。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工作人员精英层由此建立,为世界各地不属于这个小范围组织的其他专业人员制定规则。国际博物馆理事会成立仅仅两年后,巴西在1948年就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全国委员会。

鉴于博物馆专业人员的不断培训,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行了两种专业期刊。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唯一用于博物馆知识流通的出版物。第一种是《博物馆》(Museum),作为国际博物馆局出版的《缪斯神庙》(Mouseion)的延伸,是塑造国际博物馆实践的指导方针。第二个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新闻》(ICOM News),则是一份关于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的特定新闻和报道的公报。

1939年,里约热内卢的博物馆课程被《缪斯神庙》期刊称为世界上博物馆培训的成功范例之一。这表明该课程及其背后的巴西知识分子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信息正是在其中流通。

后来,195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在里约热内卢组织了一个培训课程,面向巴西当局和专家组成,主题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国际博物馆协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定义博物馆领域的术语和概念,协会总干事乔治·亨利·里维耶尔将“博物馆学”定义为“研究博物馆使命和组织的科学”,并把“博物馆展陈学”定义为“与博物馆学相关的一套技术”。里维耶尔最初定义中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概念分离,之后被专业人员和学者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培训课程中遵循,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被遵循到了21世纪初。

直到20世纪末,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截然区分一直引领着巴西博物馆知识的组织。然而,这对其他早期博物馆学诠释的版本并不重要。在东欧一些博物馆专业人士的工作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学科基础的理论,正如他们所设想的,是实践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实践则只能通过理论反思来改进。

1962年,当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市的扬·埃万杰利斯塔·普尔基涅大学(J. E. Purkyně University)哲学院创建博物馆学系时,博物馆学的理论概念以及结构化的思想体系被设想为证明这一学科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大学教育框架中存在的合理性。换言之,当时该国的博物馆学应被证明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其培训应为博物馆提供实际成果。

当时对巴西博物馆学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博物馆领域的规范化在巴黎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研究所的首个博物馆学的学术课程中更加突出,该课程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前总干事和终身顾问乔治·亨利·里维耶尔负责。本课程的教学大纲以博物馆的定义、目的和功能结构为中心方向。这样一个概念性的视角引导了一种博物馆学理论,并在地缘政治框架内引发全世界的争论。

理论性博物馆学

在前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扬·贾利内克(Jan Jalínek)的指导下,培育一个博物馆学辩论的民主论坛的愿望成为早期推动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ICOFOM)建立的主要因素。1977年,在莫斯科举行了该国际委员会第一次组建会议。1978年,在波兰举行了第二次组建会议。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对所谓的“铁幕”提出了挑战,促进博物馆学思想在来自分裂世界的各方成员中自由交流。

博物馆学之间的桥梁不会止步于铁幕之内。新的委员会承担了发展国际博物馆学理论基础的必要任务,并试图证明对“科学论证”(scientific argumentation)的攻击是错误的。

1980年,由维诺斯·索夫卡(Vinos Sofka)编辑的第1期《博物馆学工作论文》(Museological Working Papers)直接讨论了根据机构需要组织的多元实践和一门具有坚实基础的潜在科学之间的反差。该期的结论是“一个简单的共同的博物馆学并不存在”,这是维利·托夫特·詹森(Villy Toft Jensen)在考虑了20世纪70年代东欧几位博物馆专业人士的意见后得出的。面对早期国际共同体对统一理论的呼唤,博物馆视角的差异在一开始就增加了博物馆学在博物馆实践领域之外发展而产生的不确定性。

茨比内科·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ý)辩称,“博物馆现象确实是人与现实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表达”,而这种需要研究和正确理解的关系需要其他现有科学没有提供的特定知识。他的计划得到了许多追随者的支持,如安娜·格雷戈洛夫(Anna Gregorová)、瓦尔迪莎·鲁西奥(Waldisa Rússio)、伊沃·马洛维克(Ivo Maroević)、彼得·范·曼施(Peter van Mensch)、托米斯拉夫·索拉(Tomislav Sola)等。这一计划与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20世纪80至90年代是这一目标被探索的时代——以理论术语定义博物馆学,并使其被承认为一门学术学科。

同时,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法国博物馆学正被重新调整为创新的博物馆形式和新形式带来的新实践。里维耶尔是第一个处理“生态博物馆”(ecomuseum)定义问题的人,认识到这个概念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定义。他很少参与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的辩论,而是与于格·德·瓦里那(Hugues de Varine)一起为生态博物馆研究一种理论,而德·瓦里那后来接替他成了国际博协总干事。他们的一些核心思想通过里维耶尔的学生安德雷·戴瓦雷(André Desvallées)才被介绍给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

20世纪80年代,当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的理论家在哲学和认识论层面上讨论斯坦斯基提出的概念思想时,安德雷·戴瓦雷定义和理论化的法国“新博物馆学”(Nouvelle Muséologie)运动将成为国际上博物馆学思维的一个有吸引力的趋势。因此,斯坦斯基和戴瓦雷的共同点是对博物馆学统一理论的构想。斯坦斯基想要建立一个有理论基础的博物馆学体系,而戴瓦雷同时也辩称,“在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中,只能存在一个单一的博物馆学,既不是旧的也不是新的”。在这一时期,这种不同视角的皈依将成为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研究的核心内容。

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继续为博物馆学开发一种专门的词汇。自《博物馆学词典》(Dictionarium Museologicum)的最初项目开始时,斯坦斯基和其他认同他观点的东欧成员就致力于为博物馆领域创造一个术语体系。后来,1993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年会上,成立了一个名为博物馆学术语的永久性研究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基本术语和概念体系。该项目演变为创建一个博物馆学词库(Thesaurus Museologicus)的想法,这由法国博物馆学家安德雷·戴瓦雷来协调。后来,该项目催生了最近出版的《博物馆学关键概念》和《博物馆学百科词典》,其中收录了一些斯坦斯基提出的术语。

20世纪90年代,在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的影响下 ,巴西博物馆学理论领域的理论成果日益增多。该领域论文的撰写以及与国际作品相关的研究项目使巴西的博物馆学理论达到了卓越的水平。

1990年,特雷扎·舍纳(Tereza Scheiner)和纳利·德卡罗利斯(Nelly Decarolis)创建的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会拓展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语理论产生的前景。同时,1997年,由舍纳推出的巴西主要博物馆课程的新内容将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探索的一些理论主线纳入了课程的学科和内容中。

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当时担任博物馆学学院院长的特雷扎·舍纳是负责课程改革项目的教授。她构思了一门紧跟博物馆学理论学科架构的课程,从当代博物馆全景一直到博物馆学的哲学研究。这种课程模式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目前仍在巴西开设新课程时使用。

在所创建的新学科的项目中,最被参考的作者是:费尔南达·德·卡马戈·阿尔梅达·莫罗(Fernanda de Camargo e Almeida Moro)、于格·德·瓦里那—博昂(Hugues de Varine - Bohan)、瓦尔迪萨·鲁西奥·卡马戈·瓜尼埃里(Waldisa Rússio Camargo Guarnieri)、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茨比内科·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ý)以及两卷《博物馆学工作论文》22(1980—1981)、两本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创始出版物和几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的《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rnational)。其他与博物馆学领域没有直接联系的作者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项目中。其中,包括传播领域的亚伯拉罕·莫尔斯(Abraham Moles)、符号学领域的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哲学领域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教育领域的保罗·弗雷尔(Paulo Freire)。

正如托米斯拉夫·索拉所指出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未来的某个地方,零散的见证和宣告将融合成一个紧凑的系统……”事实上,这是第一代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博学家们的愿望,且在多年的辩论和发表的理论论文中都有表达。然而,对彼得·范·曼施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在于理论学家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现实作出重要反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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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艺术博物馆 The Photographer/ CC0

反思性博物馆:走向多元化,跨文化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的最新出版物存在于两个专业领域之间:实践,但不一定限于博物馆的经验世界;反思性理论,这使博物馆专业人员(或博物馆学家)成为真正的“思想家”而不仅仅是技术人员。

这是由于欧洲的博物馆学家和非欧洲国家的博物馆学家在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就在一个真正的网络内合作,这也使得对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学理论的多元方法的讨论成为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思考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国际博物馆协会对欧洲博物馆学的引进模式提出了第一批问题,便开启了一扇对“博物馆”这一广义术语下所定义的多元文化体验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窗口。包括1972年,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标志性的智利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等活动,呼吁在欧洲的方法和概念不断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提高其他博物馆学的能见度。

博物馆学作为所谓的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反思性领域,逐渐拓展到博物馆现实和多重体验的各种不同认知。在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学科建立了理论基础之后,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受到挑战,被敦促去认知这些其他的博物馆学,而这些其他的博物馆学没有某些理论家曾试图捍卫的博物馆学那么绝对。

为回应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章程及其权力下放和区域化的要求,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于1989年建立区域分会纳入了其三年规划。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会很快成立,并由特雷扎·舍纳和纳利·德卡罗利斯领导。很快其他分会也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如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西伯利亚分会和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亚太分会。

这些区域组织在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博物馆实践的多样性,发展博物馆学的理论思维。

事实上,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分会促进了该地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理论文本的流通。该分会形成了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让经验和专业人员(其中主要不是学者,而是不同级别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对欧洲作者的理论建议进行自己的诠释。

从一方面说,斯坦斯基对博物馆科学地位的假设被逐步接受并被一些思想家进一步发展——其中包括特雷扎·舍纳、纳利·德卡罗利斯、诺玛·罗斯科尼(Norma Rusconi)。从另一个方面说,影响了多重实践的特定博物馆经验可能导致了一种作为演化中的理论思维基础的实验性博物馆学的产生。

今天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从博物馆实践的规范性领域转移到用于多元实践、批判性研究的反思性领域。因此,我们能够提出理论性问题,以引发真正的社会变革。在这些问题中,我们感兴趣的不再是事实或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事实问题,而是问题本身或是“关切问题”(matters of concern)。在这个新的“科学”中,科学家的作用很重要,而且不存在脱离政治的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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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圣保罗人博物馆 JoséMarcos Oliva/CC BY-SA 4.0

反思性博物馆学因此可被认为是博物馆学的“永恒觉悟”(permanent consciousness),是用于对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化的有觉悟的观察。

这一新的反思改变了巴西的博物馆学领域。今天,在巴西国内已有20多门相关课程。理论和学术领域制度化的需要,使巴西的环境成为现代博物馆学的一片沃土。今天,巴西的博物馆学涵盖了许多潮流和趋势,这些潮流和趋势标志着新知识生产和学术学科的丰硕成果:社会博物馆学、实验博物馆学、批判性博物馆学……在巴西的案例中,这些学科是理论与当地实践碰撞的结果,也是后殖民地时期的反思和行动碰撞的结果。

博物馆学是由博物馆的专业思想家和实践者建立的一个领域。博物馆学在以学术研究和不同博物馆学之间的跨文化合作为基础,在今天,为有关自身术语、概念和范式的争议搭建了一个专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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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号 《艺术博物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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