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周恩来逝世哭喊（得知周恩来逝世哭喊）

得知周恩来逝世哭喊（得知周恩来逝世哭喊）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怀宁，他的父亲是和宗白华齐名的著名美学家邓以蛰。邓以蛰曾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因此邓稼先从小便在北京上学。对于邓稼先的早年求学经历，杨振宁曾这样回忆道：邓稼先到底欠周恩来什么？周恩来与“两弹”的研制有何交集？邓稼先为“两弹”做出了哪些贡献，又做出了哪些牺牲？想要弄清这些问题，且看下文讲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 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周恩来在听到“周恩来”三个字时，整个车厢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邓稼先更是失声痛哭。忽然，正在痛哭的邓稼先好像想起了什么，情不自禁地哭喊道：我还欠周总理东西。

1976年1月8日，52岁的邓稼先正奔赴罗布泊做核爆炸试验。在“两弹”的研制中，邓稼先是绝对的元勋，但出于保密的需要，他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过，邓稼先从不在意名和利，因为他之所以献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为的是祖国的富强。

邓稼先

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受欺负。十多年来，邓稼先就是抱着这样简单的信念，以一颗赤子之心埋名在茫茫戈壁之中，带领着一群年轻科学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解决了“两弹”理论设计中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主持了一次又一次核爆炸试验。

在1976年1月8日之前，我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21次核试验。但邓稼先仍不敢心存丝毫大意，心中不断回想着种种细节，检查着可能出错的地方。忽然，播音员沉痛地宣告了一则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 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

在听到“周恩来”三个字时，整个车厢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邓稼先更是失声痛哭。忽然，正在痛哭的邓稼先好像想起了什么，情不自禁地哭喊道：我还欠周总理东西。

邓稼先到底欠周恩来什么？周恩来与“两弹”的研制有何交集？邓稼先为“两弹”做出了哪些贡献，又做出了哪些牺牲？想要弄清这些问题，且看下文讲述。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怀宁，他的父亲是和宗白华齐名的著名美学家邓以蛰。邓以蛰曾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因此邓稼先从小便在北京上学。对于邓稼先的早年求学经历，杨振宁曾这样回忆道：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

邓稼先是在1948年10月到美国留学的，读的是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的物理系，导师德尔哈尔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核物理。普渡大学名气不大，但物理专业很强，留学费用也比较低。邓稼先当时是自费留学，因此费用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邓稼先到美国之后，马上意识到了国内物理研究与美国的差距。不过，邓稼先丝毫没有气馁，而是加倍努力、夜以继日地学习。一年零十一个月后，邓稼先修满了学分并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取得博士学位之时，邓稼先才26岁，年轻的他被称为“娃娃博士”。导师德尔哈尔极为欣赏邓稼先，有意进一步栽培他，带他去更好的实验室工作。对于邓稼先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但是，邓稼先果断拒绝了。

在出国之前，邓稼先曾果断地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马上回来！邓稼先没有食言，他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九天，便从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远赴重洋返回祖国。

那个时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打包好了行李，准备乘坐这趟轮船回国。当时的钱学森在国际上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名气，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更是称钱学森为“最好的火箭专家”。在金贝尔等人的阻挠下，钱学森的行李被扣，随后被非法逮捕。直到五年后，钱学森才得以归国。金贝尔则说了一句流传非常广的名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

钱学森归国

当时的邓稼先是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名气无法和钱学森相比，回国之旅较为顺利。但邓稼先回国之后，也跟钱学森一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邓稼先归国之后，被安排在了中国科学院院工作。

我们知道，1950年5月19日，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改成为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邓稼先到了中科院之后，便与钱三强、彭恒武、王淦昌等科学家一起建设近代核物理研究所。此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出于和平与安全的考虑，已认识到了核物理的重要意义。

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原子弹。爱好和平的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曾托学生杨承宗告知毛泽东这句话。当然，毛泽东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对此，毛泽东曾这样说道：

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6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在会议中强调：发展原子能和导弹航空工业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两个关键项目，应当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方法研制“两弹”。

研制核武器，最关键的是核物理研究人才。此时的邓稼先，已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过多篇关于原子核的论文，填补了我国核物理研究的空白。1958年8月，邓稼先在钱三强的推荐之下，调到二机部九院担任理论设计部主任。

在核武器研制的过程中，理论设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刘西尧曾介绍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又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九院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

理论设计涉及到诸多重要问题，比如横截面问题、起爆剂问题、枪法和内爆法问题等等。当年美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之时，奥本海默集合了西方最优秀的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光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就有10多名。

曼哈顿计划部分科学家

但当时的邓稼先，只能带着一帮年轻人，利用非常有限的资料从零开始，苏联提供的核心资料非常有限。此外，担负起这项重任对邓稼先的生活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原子弹研制工作有极高的保密要求，邓稼先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做什么，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哪里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论文和演讲。这意味着，邓稼先要彻底隐姓埋名，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

即使是父母和妻儿，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是每一位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人要承受的孤独，包括周恩来。直到原子弹起爆那一刻，邓颖超才知道原来周恩来整天关心的大事原来是这个。

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大力加强了对“两弹”研制的领导工作及全国范围内的大协作。当时，苏联撤走了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 233 名技术专家，并带走或销毁了所有重要资料。对此，毛泽东曾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很难还的。

周恩来担任专委会主任之后，主持和参加的大大小小的研究解决“两弹一星”研制问题的会议有数百次之多。这位新中国的“大管家”，很快就成为了“两弹一星”工程的“大管家”、总指挥及总调度。

许多参加过这个伟大工程的科学家都曾回忆说，周恩来总理对科学家的爱护和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比如周恩来自己省吃俭用，但他却要求一定要给科学家们提供有足够营养的食物。又如，当时的飞机不够安全，周恩来总是让科学家不要坐飞机，赶时间也要坐火车。再如，许多科学家都直接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

对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周恩来提出了“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总要求，这在当时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精神纲领。对此，周恩来曾具体阐述道：

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

“不能怕失败”“戒骄戒躁”“搞出一点名堂来”，这些朴素的话语不仅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也总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无穷的力量。邓稼先在研究遇到困难之时，便时常会想起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从而更加坚定信心、勇往直前。

不仅如此，邓稼先还多次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多次当面接受过周恩来的决定或命令，还曾去周恩来家吃过饭。其中，还发生过一些有趣、动人的故事。邓稼先听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失声痛哭，正是跟其中的一个故事有关。

邓稼先初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是在一次核试验之前，当时邓稼先比较紧张，就连说话也有些哆嗦。周恩来发现这一情况后，笑着说道：稼先同志，你这么一哆嗦，把我的血压都哆嗦上去了。邓稼先听到这幽默的话后，马上笑了起来，整个人也放松了。

有一次，周恩来还留邓稼先、钱三强等科学家在西花厅吃饭。一大盆白菜豆腐肉片汤加几碟酱菜，每人一碗玉米面粥加一个烧饼，在当时来说，这可算得上一顿盛宴了。不过，周恩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招呼大家吃，自己却只喝瓷缸子中的粥。大家都不知道，周恩来所喝的粥是兑了水的。

周恩来用餐时的俭朴

那天，邓稼先美美地吃了一顿。不过吃完之后，秘书却抱歉地说：总理和大姐的粮食定量也很低，没有多余的粮票宴请同志们。菜钱，总理来付。不过粮票，却要就餐的同志付，每人一两。

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个情况却是真实的。周恩来的侄子周保章有一次在西花厅住了7天，本来想着省了7天的粮票，但邓颖超却开口问他要粮票。对此，周保章本人曾回忆说：

我本来的意思是这七天揩伯伯的油，沾他们的光。他们有粮吃，我吃他们的，我的粮票就节约下来了。但是我一看，总理在国家困难时期，和人民同甘共苦，也自觉地粗细粮搭配，吃定量，我就想不能沾他们的光。

周恩来家庭聚餐

当时邓稼先得知这个情况后，顿时被周恩来的清廉感动了。但尴尬的是，邓稼先身上没带粮票，只好跟秘书说先欠着。之后邓稼先长年在罗布泊研制“两弹”，虽在开会或汇报工作时能见到周恩来，但一直没找到机会还这一两粮票。因此，当邓稼先听到周恩来逝世的讣告后，才会哭喊还欠周总理东西。

除了这一两粮票之外，周恩来和邓稼先的交集更多的是关于“两弹”的研制。1964年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邓稼先则是远在罗布泊执行命令的重要人员之一。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当天，周恩来一直守在电话前，密切关注罗布泊的消息。邓稼先则在离爆炸中心10公里远的地方，激动地等待着那团蘑菇云的升起。此时，周恩来和邓稼先的心是紧紧相连的。成功的那一刻，两人都难以抑制激动的泪水。

随后，周恩来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久之后，周恩来又在一次会议中这样说道：

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应当是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中华民族的精神升腾于高空，中国的地位亦迅速攀升。香港的《晨报》在题为《中国人的光荣》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一位商店老板接受采访时说：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中国人一向为外国人小看，现在没人敢小看我们了！

有了原子弹，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对此，毛泽东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则将刘西尧、钱三强和邓稼先请到了西花厅，开门见山地谈起了氢弹。

很多人可能认为，氢弹只需要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往前发展一步就行。这个想法其实跟实际情况相差很远，因为氢弹的原理和原子弹的原理相反。原子弹是通过原子核的裂变释放能量，氢弹则是通过原子核的聚变释放能量。周恩来也知道技术上的困难，但他坚定地说道：

现在，我们有了原子弹，人家又说我们距离氢弹还很遥远。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氢弹技术、运载技术当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一定会掌握的。氢弹的事，你们抓紧办吧！

于是，邓稼先带领着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花了1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氢弹的理论设计，被称为“邓——于理论方案”。前面我们讲到过，理论设计是龙头的龙头的龙头，它出来了就等于是氢弹的雏形出来了。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邓稼先与于敏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仅仅相隔两年零八个月。这个时间，比其它的大国都要短！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更是用了二十多年。伟大的中国，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氢弹成功试爆，但邓稼先等科学家的征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小型实战化的氢弹、中子弹、计算机模拟实验……我们起步比较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邓稼先也从未想过要停下，他早已决定要把自己的余生献给这项事业。尽管，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尽管，还未满50岁的他，头上的白发已经多过了黑发。

我们知道，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而患病逝离世。邓稼先在现场主持了一次又一次核试验，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虽然有防护，但早已吃了许多“剂量”，身体也比常人衰老得要快。通过观察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合影，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杨振宁生于1922年，比邓稼先大两岁。

邓稼先与杨振宁

1979年夏天，在一次氢弹试验中发生了偶然事故——飞机空投小型氢弹，降落伞却没有打开，氢弹直接摔到了地上。身在指挥部的邓稼先，第一时间决定亲自去寻找这枚氢弹。拥有高度责任感的他心知，必须尽快找到这枚氢弹，不然会有太多不确定性，可能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造成威胁。

同事们都劝邓稼先不要去，甚至还真诚地说“老邓，你的命比我们的命都值钱”。但邓稼先没有听从劝阻，转身就乘着吉普车奔往事故区域。最后，邓稼先找到了这枚氢弹，但他自己也遭受了极为严重的辐射伤害。

回到北京后，邓稼先在领导和同事的“逼迫”下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体检结果显示：邓稼先的尿里含有很强的放射性，几乎没有一项指标是正常的。医生建议邓稼先，应该住进疗养院好好休养。但是，邓稼先拒绝了，他又回到了罗布泊，继续工作，继续吃核辐射的“剂量”。

1984年年底，邓稼先组织了“六五”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也是他一生中组织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当时的邓稼先虽然只有60岁，但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得随时都要倒下，在两个同事的搀扶下才去到指挥营的帐篷。半年前的一次会议中，邓稼先曾坚定地说：

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周总理生前曾经称它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周总理所说的“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我们也一定可以做到！

邓稼先组织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实验，这次实验全面突破了中子弹技术瓶颈，为4年后首次中子弹核试验打下了重要基础。此时，新一代核武器的曙光已经出现，但邓稼先却彻底累垮了，彻底病倒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时光里，躺在病床上的邓稼先仍时刻关心着他从事了28年的事业，并将眼光放到了未来。当时，其它大国的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想到此处，邓稼先的心就提了起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其它几个大国达到计算机模拟的水平之后，可以通过禁止别人做核试验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优势！

邓稼先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化疗的痛苦，多次组织会议研究讨论，亲自起草报告，写出了一份对未来影响深远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凝聚着邓稼先的专业知识、深谋远虑及爱国热血，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未来的主要目标、具体途径和具体措施，实际上相当于一份具体的实施计划。

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他的遗言只有四个字：死而无憾！祖国繁荣富强，死而无憾啊！而全国人民，在邓稼先逝世之后，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位默默无闻的大英雄！此时的他，已经隐姓埋名28年之久！在追悼会上，张爱萍上将沉痛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无私无畏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的优秀战士、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邓稼先同志长期忘我工作，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积劳成疾。他在病重时仍念念不忘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发展我国的高技术献计献策。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邓稼先同志永垂不朽！

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之际，我国在核禁试前进行了最后一次核爆试验，以此使人们铭记邓稼先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时的中国，已经与其它几个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及核禁试四个里程碑，再也不会被别人钳制住手脚。世界的和平，亦因此多了一份强有力的保障。

写到此处，只想说一句：所有为这一事业奋斗过的英雄们，如今祖国的繁荣昌盛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