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财不外露（曾国藩的金融财务格局）
曾国藩财不外露（曾国藩的金融财务格局）方法二、收厘金 那么，既然劝捐不甚可靠，还有什么更好的敛财办法呢?那就只有设局征厘了。 最先清政府财政拮据，自顾不暇，根本不可能为他提供这笔巨额军费。而依靠地方政府供饷，则不仅数量有限，粮饷得不到保障，难免冻饿之虞，且处处受人摆布，不能自主。咸丰三年正月至八月驻扎长沙之时，湘军只有一二千人，粮饷物资由湖南藩库供应，使曾国藩和湘军弁勇忍受不少屈辱，以致在省城无法立足，不得不借口移驻衡阳，以离开这一是非之地。自此之后，曾国藩开始自筹军饷。 曾国藩起初采取劝捐的方法来筹集军饷。小户无钱，便专向大户劝捐，长沙城的大户如黄冕，贺援，孙观臣等都捐钱不少。后来曾国藩便在衡州设立劝捐总局，并陆续在湖南各府州县设立分局，派人四出劝捐筹饷。当时劝捐范围未出省界，富绅报捐不甚活跃。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军东征，他奏准预领户部与国子监印发的空白执照各二千张，委夏廷樾、郭嵩焘、黄赞汤、万启琛、胡兴仁、李惺等人分
咸丰皇帝给丁忧在家的曾国藩一个诏文：在湖南训练一支队伍去阻击如洪水猛兽的太平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打仗是要人要钱的，众所周知，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先后报销军费约在三千五百万两左右，其中除少量各省协款与清政府拨款，绝大多数属自行筹措而来。正是这笔巨款保证了湘军的军需供应，使他打赢了对太平军、捻军的战争。军饷的缺乏一直像一把钢刀一样，架在曾国藩的脖子上。按现在的讲，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的一穷二白创业青年，许多专家讲军饷筹措野史时，讲曹操盗墓，岳飞经商，曾国藩卖盐……
书生带兵与筹饷两事相较，则“筹饷更难于督兵”。曾国藩放下理学家的架子，一改“君子不言利”的书生习气，努力学习理财之法，把一切成败的关键归结于一个“财”字。他认识到“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我们来学学曾国藩的金融格局。
曾国藩的官方的财务机构主要是劝捐局，各地厘金局、和盐务局。
方法一：劝捐局
最先清政府财政拮据，自顾不暇，根本不可能为他提供这笔巨额军费。而依靠地方政府供饷，则不仅数量有限，粮饷得不到保障，难免冻饿之虞，且处处受人摆布，不能自主。咸丰三年正月至八月驻扎长沙之时，湘军只有一二千人，粮饷物资由湖南藩库供应，使曾国藩和湘军弁勇忍受不少屈辱，以致在省城无法立足，不得不借口移驻衡阳，以离开这一是非之地。自此之后，曾国藩开始自筹军饷。
曾国藩起初采取劝捐的方法来筹集军饷。小户无钱，便专向大户劝捐，长沙城的大户如黄冕，贺援，孙观臣等都捐钱不少。后来曾国藩便在衡州设立劝捐总局，并陆续在湖南各府州县设立分局，派人四出劝捐筹饷。当时劝捐范围未出省界，富绅报捐不甚活跃。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军东征，他奏准预领户部与国子监印发的空白执照各二千张，委夏廷樾、郭嵩焘、黄赞汤、万启琛、胡兴仁、李惺等人分别在湖南、江西、四川三省劝捐，曾国藩大营与以上三省各发一千张，两种执照与大小职衔均匀搭配，俱依照原案折成实收，按资填发。湖南、江西办理颇著成效，其中尤以江西成效最著，获款最巨。咸丰三年八月至咸丰四年底，衡州总局获捐银一万九千多两，而江西在籍侍郎黄赞汤则于咸丰四年正月始受曾国藩之托，在江西樟树镇设局劝捐，及至咸丰五年十一月，不足二年，筹款巳逾八十万两，先后解送曾国藩军营。向其他省劝捐当时的同为老乡的胡林翼，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劝捐了一百多万两，沪道丁日昌在上海劝捐八十万两。
对于劝而不动，就强行“勒派”，即采取强迫的方法向大户征银。结果，得钱不多，招怨不少，使得全省舆论哗然，甚至将左宗棠的女婿，陶澍儿子的陶桄给抓了起来，勒捐了一万银元。曾国藩在驻守江西期间，捐输、饷盐皆所收无几，无法养军，不得不仰仗于江西巡抚，但不仅军饷无法保障，且受尽江西地方官的欺凌。此情此境，使曾国藩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身当乱世，带兵统帅“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直到同治元年正月经江西藩司禀请，曾国藩始批令停办劝捐。
那么，既然劝捐不甚可靠，还有什么更好的敛财办法呢?那就只有设局征厘了。
方法二、收厘金
厘金分行厘与座厘两种。征于铺商者称座厘，征于行商者称行厘。开始以征收座厘为主，后来座厘渐渐减少以至停止，变而成为征收行厘为主。咸丰四年清政府奏准，厘金局取得合法地位。其后，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用兵各省纷纷仿行，并取得显著成效。对于这种新的筹饷方式，曾国藩极为赞赏，认为“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最开始征收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因为征收厘金必须兼有地方政权。此时曾国藩客军虚悬，有兵无地，无法广为设局，大量征收。虽在少数几个地方以办理饷盐为名设置厘卡，向邻省私盐商贩加抽税金，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曾国藩总结几年来骆秉章、胡林翼的成功经验和自己的失败教训，把一切成败的关键归结为地方政权的有无。咸丰七年六月曾国藩在向朝廷凑请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悬虚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曾国藩的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带兵、筹饷与地方政权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曾国藩大规模设立局卡，广征厘金筹饷，是咸丰十年四月担任江督之后。他首先从江西和湖南着手，陆续推广到江苏、安徽，最后及于广东。征厘最多时局卡遍及五省，月入白银三十多万两，成为近代史上抽厘筹饷成效最著、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后人谈厘金之害往往首先想到曾国藩，是有一定道理的。曾国藩先后设立或接管的办厘机构有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安徽牙厘总局、江北厘金局、湖南东征筹饷局、广东厘金局及其数量众多的分局、厘卡。
曾国藩大设厘金局卡，广征厘金，共筹集军费银一千八百五十四万多两，钱九十六万多串，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其他收入估计不会超过三百万两。所以，不少人认为厘金是清王朝军饷的根本，转败为胜的关键。曾国藩为保障厘金收入常旺不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然而，收厘，曾国藩都不可避免地与所在省份的巡抚发生矛盾，受到当地官绅的反对，且使自己背上“广揽利权”的名声，为朝廷所疑忌。所以，自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即将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厘金先后停解，转交当地官员经收，以更为稳妥的饷源取而代之。收厘肯定是不行的了。
方法三、搞盐政
办盐抵饷则是曾国藩最初筹饷的另一办法。咸丰五年四月，曾国藩奏请自运浙盐行销江西、湖南两省，以所获应交户部之盐课，抵户部应拨该军之饷，故称此盐为饷盐。因江西、湖南本淮盐引地，现因淮盐不通而行销浙盐，故称借销浙引以抽课抵饷。直至同治二年曾国藩整顿盐政，重新恢复淮盐引地，江西始停销浙盐。
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政始于同治二年。有清一代，各大盐场营运皆有定法，行销有固定区域，盐船停靠销售亦有固定地点。但私盐泛多，曾国藩设置了一整套盐务机构：他决定，淮南盐场仍行纲运之法，淮北盐场仍行票盐之法，在泰州设立招商总局，在瓜洲设立盐务总栈在南昌、汉口、长沙，设立盐务销督局或指派代理机构。
经过这番整顿，两淮盐政大有起色。自同治四年闰五月新栈建成，盐船改由新河出江，大大便利了淮盐的营运销售。同时，经过几年的努力，淮盐旧有引地，如安徽、江西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逐渐得到恢复，唯湖北仍被川盐浸灌，淮盐销售无几，尚不及应售总额的十分之一。
自同治二年五月长江水路开通之后，到同治四年五月各省厘金基本停解之时，淮盐引地陆续恢复，于是，盐课便成为曾国藩一笔数额巨大而又稳定可靠的收入，及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之时，八年之中，仅此一项，即已获银二千多万两，几等于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所报军费的总和。这时战争已基本结束，开支大为减少，而两淮盐政又属江督专权，再无他人争饷之虞，亦不会受到越省敛财的指责和各地绅商的反对。应该说，这是曾国藩境遇最佳的时期。曾国藩仍从淮盐经销中获得巨利，自同治二年五月至同治十一年正月，八年之中征收盐课银二千万两有余，几等于他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所报军费的总和。
咸丰三年九月到七年底主要靠劝捐，咸丰八年六月再出山领兵，至同治四年五月北上剿捻，主要靠征收厘金，同治四年五月后厘金大部分停解，则主要靠征收盐课。曾国藩主要饷源及筹饷方式的改变，既反映了他的不同经历，也说明了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可谓包含了他一生的酸甜苦辣，不得不说，曾国藩也是一个财务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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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军带你读《曾国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