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经典现场版（时代）

小君 2022-12-17 07:27:17 715

流行经典现场版（时代）我们需要有“阳春白雪”，但也不能轻视“下里巴人”……流行音乐大概属于“下里巴人”，是高级的专门音乐家所看不起的……过去我们抗战时期许多歌曲很流行，不也是流行歌曲吗？不应以贬低的口气来谈论流行歌曲，我们需要有好的高质量的流行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古人都知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艺总是要随着时代而革新。耐人寻味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刚刚成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的盒带年产量突破了 800万盒，朱明瑛、苏小明等第一代“通俗歌手”正受到热烈追捧，邓丽君的磁带在许多城市青年的手中偷偷流传，作为“通俗歌曲”开山之作的《乡恋》更是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被主流文化圈边缘化的同时，流行音乐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魔幻般的速度攻城略地，席卷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音乐是最敏锐的文化形态，它往往是映射世态的最好的镜子。“1978年中国政治大变革的结果，是选择了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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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现场（照片为视频截图）

文 |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

摘自《共和国震撼镜头：看得见的历史》2016年1月，本文已获出版社授权。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音协机关刊物《人民音乐》的编辑部出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蔷薇蔷薇处处开》等 30年代的流行歌曲都被列入“黄色歌曲”的范畴而横遭批判。这本小册子里，对流行音乐是这样定义的：“流行音乐一般运用比较简易通俗的表现手法，大部分以庸俗的、色情的、感官刺激的内容和情趣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刚刚成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的盒带年产量突破了 800万盒，朱明瑛、苏小明等第一代“通俗歌手”正受到热烈追捧，邓丽君的磁带在许多城市青年的手中偷偷流传，作为“通俗歌曲”开山之作的《乡恋》更是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被主流文化圈边缘化的同时，流行音乐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魔幻般的速度攻城略地，席卷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音乐是最敏锐的文化形态，它往往是映射世态的最好的镜子。“1978年中国政治大变革的结果，是选择了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不仅仅是物的现代化，它还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学者钱彤认为，“在这传统型向着现代型，农业文明向着工业文明的变迁中，中国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当中国的政治环境稍有变动，大气候稍微宽松的时候，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生活欲望便四处迸发出来了”。

针对流行音乐的“星星之火”，1980年年底，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一次创作会议。这个会的主题就是痛批流行音乐，谷建芬、王酩、李谷一、张丕基等流行音乐的先行者，全都遭到了口诛笔伐。但会议的最后一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突然到会并讲了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古人都知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艺总是要随着时代而革新。

我们需要有“阳春白雪”，但也不能轻视“下里巴人”……流行音乐大概属于“下里巴人”，是高级的专门音乐家所看不起的……过去我们抗战时期许多歌曲很流行，不也是流行歌曲吗？不应以贬低的口气来谈论流行歌曲，我们需要有好的高质量的流行歌曲。

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是不能简单地以为政治服务来概括的。轻音乐为什么政治服务啊？难道就能因此排斥或者硬要给它贴上标签？这样就容易导致限制艺术创作的广阔自由，把政治庸俗化，助长对文艺的不适当的干涉。

周扬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为流行音乐“松了绑”，从那以后，虽然主流文化圈对流行音乐的批评仍是不绝于耳，却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984年，香港歌手奚秀兰、张明敏现身央视“春晚”，港台流行音乐在内地媒体逐步解禁；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华演出，黑市门票炒到 25元一张，超过了当时北京市民半个月的生活费……回顾这些我们不难发现，直到此时，唯有内地的原创流行音乐还没能登上主流文化的舞台，没能得到官方与大众的一致认可——它就像一只悄悄成长的美丽蝴蝶，还在等待破茧而出的那一天。

实际上，那几年间，内地流行音乐人的队伍一直在悄悄壮大着——南方有解承强、毕晓世、李海鹰，北方有苏越、雷蕾、徐沛东、侯牧人……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实现了与欧美的接轨，已经由“通俗歌曲”过渡到真正的“流行音乐”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批内地最早的流行音乐人，恰恰也是最早接触欧洲古典音乐的人—— 20世纪 80年代初，一群古典音乐发烧友组成了“北京青年爱乐交响乐团”，崔健、付笛声、张伟进、吴海岗、王笑然……这些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忽略的名字，都是当年乐团的中坚力量。

“那时候港台流行音乐已经解禁，但对内地的流行音乐在演出上还有限制。”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简称“中录”）编辑、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制作人之一吴海岗说，“小平同志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文艺主管部门对流行音乐的态度也一样——因为说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应该如何管理，所以选择了回避。有三个以上流行歌手同台的演出就不能批给演出证了，怕‘把握不住方向’。这反而让我们的‘表达欲’更加强烈——大家很想做个能与古典、民族音乐抗衡的，同样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告诉所有人流行音乐也可以成为主流文化，代表主流思想。”吴海岗说，“我们非常渴望从土里钻出来，来到阳光能照耀到的地方放声高唱——但是要等待机会。”

机会在 1986年到来了。

这年年初的一天，从广东探亲归来的“中录”录音师张丹丽把一盒“水货”磁带拍在了吴海岗的办公桌上——“我一听，懵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原来， 1985年，为赈济非洲饥民，当时如日中天的流行天王迈克尔 ·杰克逊和莱昂纳尔 ·里奇联合40多位欧美一线歌星，组织了一场大型公益演唱会，并共同演唱了一曲温暖人心的《 WeAre The World》。“这场演唱会引起空前轰动，当时全世界所有具备转播条件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都转播了这场演唱会，甚至包括苏联。”乐评人金兆钧说，“杰克逊他们原来的计划是募集 300万美元，最后一共募到了3700万美元，全部捐给了非洲。 ”

受《 We Are The World》的启发， 1985年年底，台湾音乐人张艾嘉也组织了一场公益演唱会，推出了由罗大佑创作、 60名港台歌星共同演唱的《明天会更好》——张丹丽带回来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原声磁带。“我们那时候常开玩笑——是两个姓张的女人改变了中国的流行音乐史，”吴海岗说，“我和张丹丽一合计，我们也可以写一首这种宏大主题的歌曲呀！他们搞 40人、 60人同唱一首歌，我们就搞个100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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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he World》公益演唱会宣传海报

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直属于文化部艺术局，当时的社长孟希非、编辑部主任丁颖，都是文艺界敏锐而开明的人物，吴海岗的想法很快获得了他们的首肯。不过在最初的计划里，“中录”只是想把 100名流行歌手请来，唱一首“大歌”，录一盒畅销磁带——是一张报纸的出现，陡然为这件事赋予了一层新的、更深的意义。

“记得是那年春节之后，我无意中读到《参考消息》上的一条新闻，说 1986年是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吴海岗说，“我猛然意识到，这两件事可以联系起来。就像《 We Are The World》为非洲赈灾一样，我们可以把这首歌作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礼物！ ”

刚巧，吴海岗一位战友的父亲是时任对外友协会长的章文晋。面对吴海岗冒昧的登门拜访，章文晋给了年轻人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他告诉吴海岗，中国已经成立了国际和平年活动组委会，他本人就是副主任委员之一，组委会正在策划一系列相关的献礼活动，“‘百名歌手献礼国际和平年’的创意非常好，完全可以纳入进去”。

流行乐与“和平年”的结合，其实并非一种偶然。“与严肃音乐相比，通俗音乐最善于表达群众的强烈愿望，”词作家付林认为，“它最能够表现时代的尖锐主题，包括政治性的题材。”

问题是，这样一首同时拥有“国际和平年”宏大主题和“百名歌手”庞大规模的歌曲，哪个作曲家能够驾驭？“中录”曾经考虑过谷建芬、施光南这样的大家，最终又被一一否决。“大家还是想要一个更有时代感，更能代表年轻人思想的人来作曲。”吴海岗说。

23岁的郭峰就在此时进入了吴海岗的视野。彼时的他还是个刚从四川来到北京的青涩小伙，之前和吴海岗有过几次合作，郭峰的才气和良好的古典音乐功底给吴海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峰回忆说，当时他手里正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走向明天》，“原本是写给韦唯的。我拿给吴海岗看，他觉得很好，但是不够‘大’”。

由于两人相似的古典音乐背景，吴海岗和郭峰很快就确定了创作的大方向——以《走向明天》为基础，写一首三个乐章组成的“声乐套曲”。用郭峰的话说，“我们是用流行音乐的外壳加古典音乐的形式，打一个‘擦边球’”。

郭峰虽然年轻，毕竟还有些作曲的经验，和他相比，吴海岗选择的词作者更令“中录”的领导和同事们大跌眼镜——陈哲，一个家境清贫的普通工人，准确地说，是刚刚从首钢离职的“前工人”。

“从一开始，我就认定这首歌只有陈哲能写——他对社会的洞察力，他作品中的哲理性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吴海岗已经记不得是何时听说了陈哲，只记得自己当时近乎冒险的偏执——他甚至连陈哲本人还没见过。怀着这样的执着，吴海岗亲自登门“搬请”陈哲，生性很“闷”的陈哲却让急脾气的吴海岗也没了脾气。“我跟他谈了一下午加一晚上，他还是那句话——‘考虑考虑’。最后我撂了句‘狠话’——这可能是你一辈子仅有一次的机会，看你愿不愿意抓住了！”

“我明白吴海岗的意思，他想找一个代言人，表达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社会感和立场感，一种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人文的、博爱的、温馨的情愫。”陈哲这样解释自己当年犹豫的原因，“我对自己有信心，但能不能与其他人的思想统一？我不太自信。 ”

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一早，陈哲还是拨通了吴海岗的电话，“思路我有了，你来吧”。很快，在吴海岗、尉迟焕辉、吴璐琪等几位“中录”老编辑的策划下，“创作组”正式成立。陈哲、郭峰和另一位词作者小林一起搬进了“中录”在工体北侧华夏宾馆租下的房间，开始“闭门造车”。

好不容易做通陈哲的工作，那一边，郭峰又突然打了退堂鼓—— 1986年的春天，吴海岗简直焦头烂额。

“那时候郭峰还是个孩子嘛，他是因为个人原因闹了点情绪，一度不想跟‘中录’合作了。”现在提起当年的事，吴海岗已是一派云淡风轻，“可我脾气急啊——事情都走到这一步了，难道就这么搁浅？”“中录”决定采取那个年代最有效的办法——找郭峰的领导，给他施加点“政治压力”。

郭峰所在的单位，正是鼎鼎大名的东方歌舞团，团长则是更加鼎鼎大名的老艺术家王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流行音乐界，王昆是被奉为“教母”式的人物——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流行音乐还顶着“靡靡之音”的帽子遭音乐界“人人喊打”的时候，她就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这批年轻人：以“表演亚非拉歌舞”的名义，东方歌舞团组建了国内第一支电声乐队；被王昆招进团里演唱“亚非拉”的李玲玉、成方圆们，也由此成为中国流行歌手中的第一批“正规军”；1980年，通俗歌曲正处在被批判的风口浪尖的时候，王昆甚至“公然”带着一台叫“东方音乐之声”的流行歌曲晚会，南下上海巡演去了。

“其实那不能算是流行歌曲晚会，只是用现代手法对民歌进行了重新配器，有了点流行乐的感觉——但在当时还是遇到了很大阻力。”当年东方歌舞团的负责人张世义说，“布置舞台的时候，上海市文化局说不能使用移动麦克风，只能用立式的。我一听就急了，‘载歌载舞’是我们团的表演风格，话筒不能动怎么行？！”可上海市文化局的主管领导坚持认为，固定话筒体现了一种“革命”的风格，是不能更改的。张世义的回答尖锐极了：“这和革命不革命有什么关系？连这些话筒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不是延安造的！”

在东方歌舞团和王昆的坚持下，移动麦克风终于“破天荒”地出现在了上海的舞台上。“东方音乐之声”的十场演出票也被一抢而空，热情的观众甚至半夜就在售票处排起了长队，东方歌舞团不得不加演 30场，每场 7000个座位都是“满坑满谷”。用张世义的话说，那次演出，是中国流行音乐一次成功的“民意测验”。

唱了一辈子革命歌曲的王昆，为什么会支持毫无“革命”色彩的流行音乐？金兆钧提醒笔者留意王昆的一段经历，“王昆自始至终就不是‘学院派’。20世纪 50年代她曾经跟苏联专家学过两年声乐，结果根本不会唱歌了！后来是总理说，你还是回来吧，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唱你自己”。

也许是基于相同的艺术感悟，王昆不但很爽快地答应“稳住”郭峰，还进一步提出，东方歌舞团可以与“中录”联合再搞一场“百名歌星演唱会”——王昆的另一个身份是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的夫人，“当时‘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的禁令还在，办一场这样的演唱会是像‘造反’一样的事。我想是因为东方歌舞团的特殊地位，再加上王昆的特殊身份，使她成为唯一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做成的人。”郭峰说。

演出时间定在 1986年 5月 9日至 11日，地点选在工人体育馆。眼看“五一”就要到了，那首被寄予厚望的“宏大”作品却迟迟未能出炉——这一回问题出在陈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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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陈哲

时至今日，陈哲依然可以侃侃而谈当年的创作思路：“既然是写‘和平’，我不想那么强烈，那么‘硬’，虽然避免不了为宏大主题服务，但首先要艺术化。而且我很不喜欢‘人文关怀’这个词，它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更愿意说‘关照’‘关爱’，那才是平等的。所以我故意把词写得很‘平’，写心路历程，里面有淡淡的哲学思考，有我们这代人对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审视——但我也知道，在当时，这种叙述方式很容易搁浅。”陈哲并非杞人忧天。 4月底的一天，他母亲的好友，同时也是“中录”编辑部主任的丁颖出于谨慎，把陈哲刚写了一半的歌词拿给一位著名的老词作家，得到了毫不留情的“八字批语”——“主谓不分、朦朦胧胧”。对于“中录”高层而言，举办这场“破天荒”的演唱会本就是如履薄冰，来自权威的否定更让大家乱了阵脚。情急之下，丁颖请来了另一位老词作家王健，限期三天，另起炉灶写出了一篇歌词。对于这一切，沉浸在创作激情中的陈哲毫不知情。甚至在4月30日，自己被要求“回家”的时候，陈哲还认为这只是例行的“五一假期”呢。

陈哲清楚记得那是 1986年的 5月 4日，自己正躺在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小蜗居里昏昏欲睡，吴海岗旋风一般破门而入，“快走！录音了！”“我当时都懵了。录音？歌词我还没完成哪！ ”

录音棚里，所有主创人员都到齐了。丁颖默默地递给陈哲一篇歌词，“我一看，脑子‘嗡’的一声——就是王健老师的那个版本，具体词句我忘了，但大意还是‘我们手拉手、肩并肩’那种，非常的‘ 50年代’。”陈哲说，“我当时头脑一热，也忘了对老艺术家的尊敬了，脱口而出——这绝对不能用！ ”

回应他的是一片令人尴尬的沉默——陈哲哪里知道，王健的这版歌词深得文化部艺术局领导的欣赏，已经被确定为中国向国际和平年的“献礼歌曲”。

“后来我才明白，虽然通过了领导审批，丁颖他们其实对这版歌词并不满意，”陈哲说，“他们沉默的原因是在等待我的表态——都知道这个不好，你能拿出一个好的来吗？”

在众人的注视下，陈哲从怀里掏出了一页稿纸——是“五一”期间他“闭门造车”的成果。“那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经历了‘政治高压’时代，我们最渴望、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温暖的释放——‘告诉我不再孤单’，就是这样的感觉。”一句话为整首歌定了调子，陈哲很快提笔写下了第二段慢板的歌词，就是那段最温情、最柔软、最为我们所熟悉的句子——“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一张薄薄的稿纸让整个录音棚沸腾了。“我记得郭峰像疯了一样地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好！”陈哲说。当晚，陈哲被“扣留”下来，连夜把整首歌词创作完毕，“写完已经凌晨四点多了，我一个人，穿着拖鞋，从东三环的录音棚一路走回了厂桥的家——脑子已经完全空了”。

今天问起这首歌的主创人员，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会得到惊人一致的答案，一句几乎已被我们遗忘的歌词——但愿有那么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蓝。“这是只有年轻人才能写出来的句子，多么有想象力，多么浪漫，多么美！”金兆钧说，“别忘了，那年郭峰才 23岁，陈哲刚过 30岁——这就叫‘少年中国’啊。 ”

在这首歌最终的词作者名单中，我们依然找到了王健的名字，她贡献的是歌词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歌名。“陈哲一直到最后也没给这首歌定下题目，《让世界充满爱》是王健那版的歌名，我们觉得非常好——说出了大家一直想说却说不出来的那句话。”吴海岗说。

1986年5月6日，距离正式演出还有三天，“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的“动员誓师大会”隆重召开， 128位年轻歌手把东方歌舞团的挤了个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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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工人体育馆仍然是大型比赛、演唱会的首选之处排练大厅

这 128个人，是吴海岗一个一个找来的，鉴于当时流行音乐“半地下”的处境，歌手们在大众媒体上的曝光率不高，知名度更是无从谈起，吴海岗大海捞针一般，只要听说哪个歌手不错，立刻“扑”过去登门拜访、当面考试。他甚至找过那年才16岁的王菲，最终却失之交臂。“那段时间我包了一辆‘面的’，每天四九城地转，人凑齐了，我的脚也磨出泡了。”吴海岗笑着说。“中录”还着意邀请了很多外地歌手，广东的王虹、上海的庄鲁迅、南京的吕邦垠、湖北的朱桦……事先说好，路费、住宿费一律自理，可但凡接到邀请的歌手，没有一个不是欢天喜地的。

现在，这些来自天南海北、怀揣同一个梦想的年轻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张世义一直珍藏着“誓师大会”的录像资料，仔细辨认，可以在画面上找到当年的成方圆、蔡国庆、韦唯、李玲玉……感慨岁月流逝的同时，你也不得不感动于那时他们身上那种充溢着活力与激情的青春的印记。

那一天，面对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庞，王昆的讲话意味深长——“什么是通俗歌曲？只要广大群众能唱出来、能流行开的，都是通俗歌曲。对于人民的自娱来讲，通俗歌曲是不可缺少的，随着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它的发展是谁也不能阻挡的——我们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今天能够预见到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所有歌手在排练大厅里照了张简单的合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了演唱会磁带的封套。照片上，这群年轻人统一穿着印有“和平年”标志的 T恤，外套一件粉色或黄色的工装夹克——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许会记得，黄色正是 1986年中国大街小巷最流行的颜色——后来在舞台上唱《让世界充满爱》时，大家穿的就是这一身。

一照完相，所有人就被吴海岗拉进了录音棚。

128人，能得到领唱机会的毕竟只是少数，而谁来领唱、唱哪句，是进棚之后大家讨论才决定的。“前后两句间一定要有对比，才能突出每个歌手的风格。头一句我们让赵莉来唱，是因为她的嗓音接近童声——那时候流行音乐就是个稚嫩的孩子嘛。”吴海岗说，“至于领唱——外地的来一次不容易，应该让人家亮一嗓子，北京的就完全拼实力了。我很欣慰，这批人里真正唱出来的，像韦唯、朱桦、孙国庆、付笛声……都是我们当年选中的领唱。”

那年才 17岁的常宽也是领唱之一。“当时被挑中的基本都是我这样的年轻歌手，”常宽说，“王洁实、谢莉斯那时候已经特别红了，没当上领唱人家没一句怨言。这里面还有不少东方歌舞团自己的演员，可谁也没去找领导要求‘让我领唱吧’——那是流行乐坛真正‘充满爱’的时候。”

“中录”的录音棚在白家庄中学顶层的小阁楼里，条件非常简陋。5月的北京天气已经转热，因为怕噪音干扰，棚里又不许开空调， 100多人挤在一起，有人当时就晕倒了——可没一个人抱怨。“要知道，那里面很多歌手——甚至包括韦唯——都是从没上过大舞台的。大家太珍惜这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了，那是一种‘等待出生’的感觉。”吴海岗说。

“出生”的日子，终于在 1986年 5月 9日到来了。演出定在晚上 20时开始，早早地，歌手们就乘着公交、骑着自行车从京城的四面八方赶来了。在工体北门外一个篮球场上集合完毕后，年轻人们终于向着舞台、向着自己的理想进发了。“也没有人组织，大家忽然就把手挽起来了，那种互相搀着、搂着、扶着、抱着走上舞台的感觉，太美了。”回忆那天的情景，吴海岗哽咽了，“那一刻的感觉很像长征——我们从荒原上走来，慢慢走到了一起，我们有目标、有方向，只是谁也不知道结果。”

此时，能容纳万余名观众的工人体育馆已是座无虚席。

由于时间仓促，演唱会的舞台显得有点简陋，一块写着“让世界充满爱”的背板、一圈盆花，就是全部的装饰。连舞台两侧的音箱都是临时赶制的。“以前哪做过这么大的演唱会啊，东方歌舞团、‘中录’和工体三家单位加起来，都找不到足够大的音箱。”担任演唱会舞台监督的张世义说，“我们赶紧跑到 797厂，游说人家赞助几台——‘和平的声音要靠你们传播啊！ ’”797厂连夜赶制了十几台音箱，每台都有 1.5米长、 1米宽，要四五个人才能抬动。演出前一天，这十几台音箱运到工体的时候，上面的油漆还没有干。

尽管条件简陋，当赵莉第一句甜美的歌声传来，全场的气氛还是一下子被点燃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的中国人正处于‘爱缺失’的状态，”学者马树春认为，“极‘左’的阶级斗争使人产生信任危机，彼此间不是‘人斗人’就是‘人防人’。”

而真实人性的复归，正是流行音乐真正的价值所在。回忆那天现场的气氛，张世义用了个形象的比喻，“就跟申奥成功那天差不多”——可他自己心里清楚，传到观众耳中的歌声，其实并非歌手们的现场演绎。

相对128人的庞大阵容，工体的舞台实在是小了点。走台的时候，好几次音乐已经响了，领唱的演员还没走到话筒前。为了保证舞台效果的绝对完美，“中录”方面最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放录音、对口型。

对于这一切，台上的年轻人浑然不知——积攒了多年的激情一下子宣泄出来，他们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声里。所有的禁锢此刻都不存在了，大家情不自禁地勾起肩膀、挽起手，又高又瘦的孙国庆甚至戴上墨镜，背对观众走起了“太空步”……台下的观众也抛弃了矜持，他们站起身，涌到每层看台的最前面，与台上的歌手一齐忘情地唱着“哦——一年又一年——”

“17分钟的歌唱到最后，已经变成了全场大合唱，”张世义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爱，这一刻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了。 ”

“我要给你我的自由，还有我的追求。”——《一无所有》

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端冲锋枪似地抱着吉他，走上了舞台。未曾开口，他的一身打扮已经引起了观众的阵阵骚动：一件超肥大的藏蓝色中式罩衫——敞着怀；一条上肥下瘦的黑色棉布“秋裤”——裤腿一高

一低；一双千层底“老头鞋”，一双白色棉布袜子，又厚又密、颇具乡土风味的齐头帘几乎遮住了眼睛…… 24岁的崔健，就这样站在了 1986年的北京的舞台上，活像一出荒诞剧。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沙哑的嗓音“撕心裂肺”般响起。有一瞬间，台下安静得令人窒息——紧接着，整个体育馆就被潮水般的欢呼声淹没了。

那是崔健的第一次公开演出，第一次唱《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乐，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横空出世了。

“历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酿成的，《一无所有》并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个小烟头，也足以点燃那个年月在封冻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们。”乐评人张晓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金兆钧依然清楚记得初听崔健的感受，“第一句吼出来，我当时就晕了——‘我曾经问个不休’——年轻人永远会追问生活的意义，何况我们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崔健用一个成语，就唱出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直截了当地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提出了质疑。他的音乐又促使人们首先改变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这种态度恰恰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因此，《一无所有》才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巨大的反响”。

若干年后，《一无所有》被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象征收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第七卷）》，崔健也被称为“当代首席摇滚诗人”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然而在 1986年，当崔健发出摇滚的第一声呐喊的时候，迎接他的不只是疯狂的掌声，还有尖锐的批评。

那场演唱会的观众席上，坐着不少领导同志：中顾委委员荣高棠、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还有文化部艺术局的领导，都是王昆煞费苦心请来为演唱会“壮声势”的。自始至终，张世义一直站在舞台侧面，紧张地盯着领导们的表情，“前面都是风平浪静。崔健刚唱出头一个字，艺术局领导就站起身，拂袖而去了”。

其实，对于崔健能不能得到接受这件事，当时谁心里都没底。演唱会上的独唱歌手和曲目是由“中录”和东方歌舞团共同选定的，崔健抱着吉他站到王昆面前的时候，就连团里的年轻人都替他捏了把汗——这么个模样，行吗？不想王昆对崔健另类的演唱方式竟颇为赞赏——她认为《一无所有》融合了西北民歌的曲风，是一次“通俗与民族结合”的有益尝试，值得鼓励。

王昆的评价或许能代表相当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后来观众席里的领导再没有人离开。演出结束后，他们还走上舞台与歌手们亲切握手，陈昊苏的一句话更让张世义吃了定心丸，“演出非常成功，这种形式很好”！更令张世义欣慰的是观众的认可。演出开始前，经验丰富的他就安排了很多工作人员，在散场时“把守”住各个出口，看看观众的反应——不出所料，每个人都是带着轻松愉悦的表情，哼着“你何时跟我走”，或是“一年又一年”——两种风格，各有拥趸。用金兆钧的话说，“《一无所有》与《让世界充满爱》之间在文化意识上和音乐形态上的巨大反差，正预示了日后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和多样化的发展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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