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为什么失意时要多读苏轼）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为什么失意时要多读苏轼）于是便有了“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的经典流传。她劝丈夫读书，又操持家中大小事务，让丈夫苏辙得以安心学习。他才华盖世却屡遭贬谪， 身处逆境却超越苦难。林语堂先生评价他：苏轼其人，是世间不能无一，却难能有二的。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个难得的贤妻良母。
苏轼是谁？
他诗词散文书画五绝，儒释道兼修。
他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园乞儿，见世间无一不好人”
他遇雨不惊，吟啸徐行;他归家不得，倚杖听江声
他才华盖世却屡遭贬谪， 身处逆境却超越苦难。
林语堂先生评价他：苏轼其人，是世间不能无一，却难能有二的。
苏轼的母亲程氏是个难得的贤妻良母。
她劝丈夫读书，又操持家中大小事务，让丈夫苏辙得以安心学习。
于是便有了“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的经典流传。
程氏是大家小姐，很是注重对两个孩子的教育。
她深知品德乃立人之本，便精心挑选了适宜的书籍作为孩子们的启蒙读物。
一日，她为孩子们讲述《范滂传》，范滂为东汉忠臣却被诬陷至死，临刑前他辞别母亲，愧道：我不能尽孝母前，希望母亲不要太过悲伤。范滂的母亲掩泪道：“你做的是好事，虽忠孝不能两全，我有什么好悲伤的呢？”
念及此，程氏十分慨叹，她敬重名士的刚正不阿，又钦佩范母的知情达理。
苏轼听后便问母亲：“日后我若做范滂，母亲可愿意？”
程氏道：“你若能做范滂，我自可做范滂的母亲。”
正是在父亲苏辙发奋读书和母亲程氏言传身教下，苏轼立志舍生取义，刚正秉言。
嘉佑元年（1056） 21岁的苏轼入京赶考。
他的文章文风清新，别具一格，一扫宋代过去呆板之风。
这样的文章对于正在锐意改革文风的考官来说，无疑是一场春风化雨。
主考官欧阳修对其十分满意，正欲准备将此文名列第一，忽又改变了主意。
他认为此文章很投自己胃口，条理清晰，怕是自家学生曾巩所为。
为防落人口实，欧阳修将这篇本该列为第一的文章屈为第二。
然而等撕开卷封之后，欧阳修才惊觉闹了个乌龙。
而苏轼二字也进了他的眼，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笑道日后人皆知苏轼，而不知欧阳，自己要避开这位才华横溢的后辈的锋芒。
苏轼才华过人，又得名师欧阳修的赏识，自是春风得意，少年风流之时。
他每有新作，便即刻在京中传扬，文人弟子争相拜读，一时京中纸贵。
后接连遭遇母丧与父丧，他与弟弟苏辙扶柩还乡，三年后返，而京中景象却已大变。
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一时新派盛起。
苏轼朝中旧友与恩师欧阳修，无不受其影响，或贬谪或罢官。
反对变法，自请出京苏轼上述陈变法之弊，此举引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大怒，又兼朝上新派排挤，无奈之下， 苏轼自请出京。
很快他被贬为杭州通判，但并不长久，不久又改任密州知州。
但不论身处何地，苏轼始终不变的是他那安然自适的心。
他真正地为百姓着想，百姓自然也将他的努力看在眼中，苏轼不久就和百姓们融为一体。
在密州，38岁的苏轼带着密州百姓们“千骑卷平岗”，牵黄擎苍可见其豪迈。
然而三年后，苏轼又接到了任徐州知州的文书 密州百姓争相为其送行。
然而初到徐州，便遇了劫难。
黄河决口，水涌故道，城中富民争相奔走，苏轼立即带人前往阻止富民逃亡，“徐州正遇大难，你们若奔走必定使得人心不稳，那么我又能和谁守城？我既然留在此处，必不会让洪水漫过此地。”
于是，苏轼派人遣回了富民，他来到徐州守军处，对军中长官说道：“我知晓你们乃是禁军，可百姓正处于危机之中，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守将亦很爽快答道：“知州尚且不躲避，我等小兵自当竭尽所能。”于是安排了他的人马筑起了防洪长堤。
苏轼派守卫修筑城墙，在众人的努力下，徐州城最终得以保全。
徐州苏轼纪念馆
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不久苏轼又调任湖州，上任后按照规矩来说，他要向皇帝呈一份文书，诉说感谢之语云云。
然而坏就坏在这篇公文上，或许准确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导火索，即便没有此，新派人士也会编织罪名将苏轼下狱。
苏轼的才华和影响力注定了他不为新派所容。
新派在苏轼湖州上任谢表中摘取了“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字句，批驳他妄自尊大，不敬朝廷，又在其过往诗作中，搜集他不满朝廷的罪证。
新派人士非要置苏轼于死地，在众多罪名加身之下，苏轼被解往京城，关押入狱。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指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因常年乌鸦盘旋，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无疑是苏轼人生中的一重大打击，他险些丧命于此。
漫长的等待，未知的命运，昔日的朝廷命官，百年第一如今也成了阶下之囚。
苏轼下狱后，弟弟苏辙为之送饭。
因牢中不通音信，他与苏辙约定，若是朝廷已下了死令，便在饮食中送一道鱼来。
然而日后苏辙因事不能亲往之，让其亲友代为送饭，朋友不知二人约定，便想送鱼来改善苏轼伙食。
苏轼看到餐盒中的鲜鱼却是大惊，悲哀道：“命不久矣。”
悲痛之余，他给弟弟写了绝笔之信，字字情意深重，感人肺腑，宋神宗看后，亦深为感动。
再加之朝堂之上，有众多人士为之奔走求情，就连新派代表王安石亦劝道苏轼不可杀。
幸而宋朝先祖赵匡胤定下“士大夫不可杀”的国策，苏轼幸免于难。
在经过一百多天的牢狱生活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然而因为他是犯官，死罪虽可逃，活罪终难免，纵有官职在身，也不过是个挂名，并无俸禄，更无官舍可居。
初到黄州的他一无住处，二无生计，生存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内心悲苦的苏轼深感世事无常，他也曾动笔抒发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
午夜梦回之时，他觉身似浮萍，此生飘零无所依，他写道“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给友人李端书信中，他写道平生亲友无一人写信与我，纵使我写信给他们，也没有回信。
苏轼贬居黄州期间，附近是东林寺，耳边常传来寺庙诵经之声。
后来他前往寺庙，与主持常总禅师相交好，在佛堂静心修禅中，他内心也渐渐平和。
苏轼一家人居于破庙两月余，为解决苏轼生活困境，黄州太守给了他一块荒地，由于位于东坡，苏轼为其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他取来火把，一把将荒草燃尽，熊熊燃烧的烈火也映亮了他对生活的希望。
他脱下士大夫的长袍，换上乡野村夫的粗衣短褂，亲自耕田劳作。
由于生活困窘，他变卖家产换为铜钱，每份一串挂于横梁之上，日日用叉子挑下作为当日的生活费用，余下钱财收之于木桶，以招待亲友。
苏轼在黄州开垦亲耕，东坡上垦荒，播种，像一个普通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着自得其乐的恬淡生活。
有时他从城门而过，守城的护卫知晓眼前的农夫曾在朝中当过大官，因而会调笑几句，而苏轼每每闻之笑而不语。
一日，苏轼头顶大西瓜行于田野之上，边走边高歌，路遇一老婆婆，她对苏轼说：“你曾经在朝廷做大官，而今沦落至此，现在想来是不是如一场春梦？”苏轼便将其称之为春梦婆，他曾在他的诗作中提及，然而时人并不知春梦婆之典故，这其实是苏轼自己经历由来。
与刚出狱的笔锋辛辣尖锐不同，苏轼胸中悲苦之气已如过往烟云，他将笔墨着眼于大自然的清风与明月，“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于天地自然间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已然超脱于俗世之外。
他在买地的途中遇雨，身边与之同行的人都急奔而去，深感狼狈，而苏轼却泰然自若，吟咏自如，缓步而行。
因为苏轼买不起士大夫常吃的羊肉，便打起了猪肉的主意。
当时猪肉卑贱如泥，寻常人家都不屑于吃，而贫苦的苏轼却决心要将其改造成一个美食。
他将猪肉去毛洗净，切成方正小块，先用旺火烧烤，再用小火焖煮，汤汁入味，肉质香酥甚是美味，时人称之“东坡肉”。
苏轼为省钱，可谓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在小麦米中加小豆，其夫人幽默称之为“二红饭”，又发明“咸肉止馋法”，家中放有一块浸泡在盐水中的猪肉，他的孩子便望着咸肉扒饭，真可谓是一家子都在以苦作乐，颇有阿Q精神。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上任，苏轼也得到升任。
可是这个在生活方面十分豁达的苏轼偏偏做不到在政事上变通，他秉言直书道，自己在贬谪途中，亲眼见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种种好处。
如此一来，他既不容于新党，也难容于旧党。
朝中新旧两党而立，他皆不容之，也皆不被容之，于是只好再次自请离京外调。
他再次来到杭州，而此时的杭州灾难频发——既有大旱，又兼之瘟疫肆虐。
西湖水草疯长，堵塞湖水，严重影响百姓生活。
他疏通河道，又将淤泥挖出筑成西湖长堤，以供百姓行走之便。
苏轼将杭州情形汇报给朝廷，申请减少赋税，又减价出售米粮，他将多余的公款集中起来，又自掏腰包带着治病大夫和稠粥去各要道分而治之，患有疾病的百姓因而免于死亡得以存活。
苏公堤
苏轼的一生不可谓不传奇，年少时一举成名，闻名天下，而后却因政见不合，屡次被贬，游走于政界边缘。
其实以他才华和影响力，如果他稍有变通，何求没有高官厚禄？
只是这个内心豁达之人他始终怀有一颗赤诚之心罢了，他无法勉强自己不说真话，纵然知道话一说出口便会获罪，他还是对朝廷抱有一丝希望的吧。
苏轼以罪臣之身到达贬谪地，自然心情复杂，不过他对生活的热爱使得他很快融入到新生活中。
苏轼在佛学中学习用超然平和的态度去对待世间万物，内心渐趋平静。
在黄州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到惠州，将满腹苦水唱成赞歌，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被贬离京也好，自请出京也罢，远离朝廷纷扰，与友相伴，与民同乐。在生活闲暇之余，与友漫步，观赏景色，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苏轼的诗词不仅在后世广为流传，在当时也深受欢迎，周边的辽国，大夏也不乏有其忠实粉丝，宋朝就曾下令不许苏轼的作品外传，然而越禁所传越广。
我想，苏轼之所以广受后世喜爱，与他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不无关系。
苏轼常被人调侃被贬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年近花甲之时，还在被贬途中，然而他在不平之后，仍是热爱生活。
他虽一生都处于逆境，却一生乐观旷达，他的心境值得今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