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蔼龄传简介三姐妹（宋氏三姐妹宋蔼龄）

宋蔼龄传简介三姐妹（宋氏三姐妹宋蔼龄）传教士一家曾好几次在宋家作客，霭龄认识他们，也喜欢他们。她与步惠廉夫人和她的小儿子同住一个船舱。步惠廉夫人害了一次严重的伤寒病刚刚痊愈，身体还比较虚弱。霭龄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可以照顾她和婴儿。父亲宋耀如霭龄是一个刚强自豪的姑娘，她一定为自己流泪感到难为情。这又不是有人硬要把她孤零零地推到一个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连她那思想进步的父亲也不会允许这样办的。与她同行的是悉心照顾她的幸福快乐的传教士一家人一一步惠廉牧师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儿子。在她哭的那时，步惠廉牧师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装作没看见，因为他知道，她要这样哭一下才好。霭龄的父亲和步惠廉在万德毕尔特大学就是同窗好友。实际上，步惠廉对霭龄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帮了大忙。他给另一位朋友、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院长——杜邦·格里上校写了一封信，对霭龄的入学问题已经作了安排。另外，因为步惠廉一家打算回国度假，他们表示愿陪伴霭龄从上海到美国的梅肯城。

二、霭龄求学

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倚着“高丽”号轮船的栏杆，目不转睛地盯着“维多利亚”号小船。小船上载着她的父亲，沿着黄浦江向上海码头航行。她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泰然自若，直到小船淹没在一片浓雾之中，她这才突然低头哭了起来。

她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什么可哭的。这毕竟是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为宋耀如的长女，她正开始实现最亲爱的父亲的理想一一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美国受到教育。

这位快满十七岁的女郎，名叫霭龄，中文是“和蔼可亲”的意思[原文如此，霭字音同蔼]（因为缺乏记载，宋家人的出生年月无法确定）。她正在去佐治亚州梅肯城的途中，要到世界上第一所为妇女专设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

霭龄是一个刚强自豪的姑娘，她一定为自己流泪感到难为情。这又不是有人硬要把她孤零零地推到一个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连她那思想进步的父亲也不会允许这样办的。与她同行的是悉心照顾她的幸福快乐的传教士一家人一一步惠廉牧师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儿子。在她哭的那时，步惠廉牧师站

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装作没看见，因为他知道，她要这样哭一下才好。

霭龄的父亲和步惠廉在万德毕尔特大学就是同窗好友。实际上，步惠廉对霭龄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帮了大忙。他给另一位朋友、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院长——杜邦·格里上校写了一封信，对霭龄的入学问题已经作了安排。另外，因为步惠廉一家打算回国度假，他们表示愿陪伴霭龄从上海到美国的梅肯城。

父亲宋耀如

传教士一家曾好几次在宋家作客，霭龄认识他们，也喜欢他们。她与步惠廉夫人和她的小儿子同住一个船舱。步惠廉夫人害了一次严重的伤寒病刚刚痊愈，身体还比较虚弱。霭龄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可以照顾她和婴儿。

1904年5月28日是动身的日子。多年前，霭龄的父亲曾倚在另一艘轮船的栏杆上，等待着一艘小船把他带到上海去。在那里，他希望他所受的美国教育，能使他帮助众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不得不为他既同美国人又同中国人打成一片而作出努力。许多中国人把他看作是个身分值得怀疑的人，是个“洋鬼子”。因为他长期离开中国，对中国的传统一无所知，只会讲他家乡的土话。他还要忍受一些美国传教士对他歧视的打击，而他在美国没有遭受到美国人的如此欺凌。

宋耀如一开始就同卫理公会驻华布道团的负责人林乐知博士发生了冲突。林乐知不让宋耀如探望多年不见的亲生父母。林乐知是个傲慢的学者，公然轻侮宋耀如，认为他智力低下。照林乐知看来，宋耀如不过是一个中国传教士，这样的身分不应享受他想获得的权利—一个由美国培养和任命的传教士所享有的地位和薪水。

宋耀如给他的美国朋友写信说，他宁愿调到日本去，也不愿在林乐知的手下工作。然而，去日本的要求未被批准。宋耀如一连几年努力争取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学会了地地道道的上海话，研究经史，成为苏州地区的巡回布道者，设法使佛教徒、道教徒、回教徒对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教义发生兴趣。

宋耀如由于美国朋友对他感到失望而从自己良心上作了相当的反省，然后他从布道团辞职了。可是，此后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传教士”。1882年(原文如此，应为1892年)10月18日，他写了一封信，发表在《罗利基督教倡导者》上，说明他辞职的原因。信中说，一个月十五元钱，无法赡养家庭。他还说，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放弃传播基督福音。相反，他将作一个独立的教会工作者。

当装满鸦片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中国港口驶向美国旧金山时，霭龄对渐渐远离的家庭充满怀恋之情。此刻，父亲已回到上海郊区的家里。她知道，家里早就按习惯彻好了香茶等着。全家都在那里——母亲、妹妹庆龄和美龄、弟弟子文和子良（弟弟子安当时尚未出生)，他们啜着清香的热茶，咀嚼着从英国进口的美味夹心糖，听着一家之长讲述带霭龄上“高丽”号轮船的经过。

宋耀如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讲的故事细致入微，使故事富于戏剧性和幽默感。他给霭龄和她的弟妹们讲过无数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是关于他在美国多年的经历。霭龄一点也不怕到地球另一边的那个国家去，她简直觉得自己好象到过美国，因为她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这个国家。

霭龄太年径，不大记得父亲当传教士时的穷年月。宋耀如离开教会后，便转而进入企业界。他那种奋发进取的美国经营方式的才干，帮了他的大忙。他是第一个把外国机器输入上海的代理商；他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面粉厂，建立了一个印书馆(美华书馆)，着手出版圣经。

在上海市郊的虹口地区，宋耀如尽快地盖了一栋房子。搬到农村去住，这使朋友和企业同事认为，曾经生活在独特的美国人中的那段经历，已使宋耀如成了一个古里古怪的人。

宋耀如回忆起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一片葱绿乡村中漫游的乐趣，他也想使自己的孩子们有一个草木葱茏、流水潺潺的环境。他在自家的房地产周围，筑起了一道围墙。但是，它比较矮，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过去，在别人家的田地里跑来跑去。溺爱子女的父亲，给村民们一小笔钱，平息他们的抱怨，好让自己那些吵吵嚷嚷的孩子们尽情地在房屋附近的田野里玩个痛快。

乡下的这个家，在建筑设计和家具摆设方面是中西合壁、半洋半土的。主楼后面是一些较小的房舍，有仆人的住处、贮藏室和厨房，再后面是一个大莱园。宋耀如喜欢在菜园里劳动，栽种蔬菜和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这使朋友和邻居感到吃惊。象宋耀如那样受过教育的有成就的实业家，愿意弯腰弓背，不怕脏累，他们那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将成何体统呢?当然，宋耀如对他们的不理解还是感到很高的。

前往美国的霭龄知道，她将想念她的家庭生活。在家里，她爬树，在院子里跑，同父亲骑自行车一起穿过狭窄的农村小道。有多少快乐的夜晚，钢琴伴随着父亲演唱那声调奇异的美国南方民歌。

尽管这个家庭充满着欢乐，它却是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孩子们从小就接受树立责任心的教育。它又是一个十分规矩的家庭。它不可能不这样，因为霭龄那位意志坚强、笃信宗教的母亲——宋夫人倪桂珍，是家里的监护者。

母亲倪桂珍

从美国回来一年后，宋耀如结了婚。他快二十四岁了，而倪桂珍是十九岁，虽然是媒灼之言，但根据所有记载，婚姻是美满的。新娘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远在1601年，耶稣会传教士马太·莱西曾使她的一个祖先皈依基督教。在某个时候，这个家庭脱离罗马天主教教会，成为圣公会教徒。在同宋耀如结婚时，倪桂珍加入了丈夫的教会，很快成了一个比丈夫更热心的卫理公会教徒。她是一个笃信祷告灵验有效的人，一跪就是几个小时。饮酒、赌博和跳舞都是罪恶，象这类事情，在她家里是不能宽恕的。

霭龄的母亲认为应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去帮助他人。她亲自把食物给挨饿的人送上门，照顾村中有病的孩子，并给没有上过学的人讲清洁卫生的基本知识。宋夫人小时候聪朗，喜欢数学。她那开明的父母为她提供了正规的教育，对她那个时代的中国女孩子来说，这是罕见的。同样，她的女儿也很幸运。宋夫人象她的丈夫一样，认为对所有的孩子都应一视同仁、男女平等。所以，尽管需龄是个女孩，她也同意她这个长女到美国去上学。据现已查到的记载，霭龄是去美国学习的第一个中国女孩子。

霭龄五岁时，宋夫人曾不无顾虑地同意丈夫把她送进卫理公会一所寄宿学校。十六岁的霭龄，如果不是先前在马克谛耶女子学校生活了差不多十年，要离家远行大概是不可能的。马克谛耶学校建于1892年，以曾经给宋耀如委派第一个传教圣职的主教名字命名，是专为上流社会家庭的小姐们开办的。宋家女孩们自然要选择这所学校入学。当霭龄还是个学步的孩子时，不是她父母，而正是她自己提出，该是她在上海开始上学的时候了。

父亲对此事很高兴，而母亲却忧心忡忡。校长海伦·理查森在办公室里会见宋耀如和他的娇小的梳着辫子的女儿时，觉得有些好笑。她提醒宋耀如，学校只收比她大的女孩。理查森小姐用英语问霭龄，是否真的想来上学。孩子毫不犹豫地用英语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校长同意她试读一个时期。

由于学校没有适合霭龄学习的班级，理查森小姐单独教了她两年。这孩子学得很快。但是，霭龄曾告诉一个朋友，当她独自一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等待大一点的女孩做完晚礼拜或功课回来时，她感到特别寂寞。在马克谛耶的最初几年，因为椅子太高，霭龄的双腿常常因悬得太久而发麻；因为胳膊太短，够不到饭桌中央的饭菜，有时就饿着肚子睡觉。

显然，霭龄从来也没有承认上学是犯了一个错误，而要求带她回家。她顽强地坚持下去。她的腿终于长了，可以够得着地板；胳膊也长了，可以够到饭桌中央的食物。一过就是十年。现在她正在赴美国上大学的路上。

这次航行并不是一帆风顺。恰恰相反。三天之后，船停靠在日本神户港，这是第一次停靠。检疫宫员得知，一天前一个乘客在统舱中死了。船上的医生说，依他看是患肺炎死的。但是细心的日本人却认为，可能是淋巴腺鼠疫。船上用熏剂消毒。乘客和全体船员被带上岸，用大木盆盛满热水还慷慨地加上大量药水叫乘客们在盆里浸泡。他们的衣服也经过消毒。船在神户停了十天，才被允许开往下一个停靠港口横滨。

对步惠廉夫人来说，路上千万不能耽搁，她已经很虚弱，洗了消毒澡一回来就发高烧。在横滨，一辆马拉的救护车把她送到一家普通医院（霭龄不知道那家医院），两星期之后她就死在那里。

步惠廉牧师在她死前就从船上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横滨去了。但他不知道霭龄该怎么办。霭龄要求继续单独航行。最后步惠廉牧师同意了，把她托付给同船的一对南方卫理公会教士夫妇，并请求他们对她关照。

霭龄独自一人乘船，长长的黑发编成了优美的辫子，身着一套西服，这是上海的美国邻居为她制作的。她决定去拜访新旅伴。当走近他们的船舱时，正好无意中听到那位太太说：“离开了这些国家才真正宽下心来。我真讨厌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日本人。我希望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于是，这个东方女孩便退回自己的空舱房。

很幸运，船上还有另一个传教士，一个名叫兰曼的年轻小姐。她向霭龄表示了“诚挚的谊”——这句话是霭龄以后说的。霭龄接受了这种友谊。

1904年7月1日，“高丽”号停靠在旧金山码头。美围一个移民局官员接待了她。他大声咆哮，说她的证件不合要求，要把她关进拘留所，等着给她办理驱逐出境回中国的手续。

她未被拘留，也未被送回国。这个来自远东的羞怯的女孩和那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性情温和的传教士毫不动摇。霭龄说她不应受到统舱乘客那样的待遇。兰曼说，她要同自己的朋友呆在一起，直到让她进入美国为止。

移民局的另一个官员不赞成把 霭龄安置在旧金山拘留所，他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任何畜生般的人居住。她呆在“高丽”号船上，直到它准备再次启航。然后她从港里碇泊的这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在三周沉闷无聊的时间里，她换了四艘几乎全空的船，然后她才获准上岸。有关霭龄问题的消息，传到旧金山一位传教士那里，他向首都华盛顿国务院进行了交涉。

霭龄护照问题上的混乱，是由于美国国会在她离开中国不久之前，通过了1894年排华法案的严格修正案而造成的。这个旨在把更多的中国人赶出美国的修正案，主要是针对来到美国而实无职业的中国劳工。但是，宋耀如认为这个排华法案是对中国人的莫大羞辱，害怕它影响自己的女儿。出于保护女儿的愿望，他竟然愚蠢地给她买了一个葡萄牙人的护照。美国官员们对这种骗不了人的花招当然怀疑，但问题终于弄清了，霭龄获准留下来。

霭龄在旧金山只呆了一、两天，步惠廉牧师和他的四个儿子就乘着另一艘船来到了。听到步惠廉夫人逝世的消息，她极为悲痛。步惠廉一家和霭龄从加利福尼亚州乘火车，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佐治亚州。

步惠廉家的朋友到梅肯车站迎接。他们的热情欢迎，使霭龄情绪振奋，害怕和不悦之情随之消失，脸上露出了自信的微笑。几个星期以来，霭龄第一次认定，美国的学校会象父亲向她保证的那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