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建德如何打败李世民（占据大半个北方的窦建德）

窦建德如何打败李世民（占据大半个北方的窦建德）而且其余部几乎望风而降不做任何抵抗？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虎牢关之败和大夏政权的覆亡？但是这样一位英明神武宽厚仁慈的领袖，为何却在虎牢关一败涂地？窦建德此人可谓是不世出的一代枭雄，他本是一介农夫，却能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于群雄之中趁势而起，占据整个河北数年，不可谓不优秀。根据史书记载其：“以耕氓崛兴，河北山东，皆所奄有，筑宫金城，立国布号，赫赫乎当时之雄也。是时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秦，然视其创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唯夏氏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

公元621年5月，占据河北的窦建德率领的大夏军与秦王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在虎牢关展开一场大战，此战李世民大获全胜。

不仅生擒了大夏国主窦建德，更是以此逼降了占据洛阳的王世充，一战而灭两国，为自己赢得了无上的威名。

按理说，虽然此战大夏国损失惨重，连国主窦建德都被俘虏，但是剩下的大夏军余部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但是，仅仅两个月后，大夏军便在其尚书左仆射左仆射齐善行、右仆射裴矩、行台尚书曹旦率领下举山东之地降唐，大夏政权就此覆亡。

窦建德此人可谓是不世出的一代枭雄，他本是一介农夫，却能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于群雄之中趁势而起，占据整个河北数年，不可谓不优秀。

根据史书记载其：

“以耕氓崛兴，河北山东，皆所奄有，筑宫金城，立国布号，赫赫乎当时之雄也。是时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秦，然视其创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唯夏氏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

但是这样一位英明神武宽厚仁慈的领袖，为何却在虎牢关一败涂地？

而且其余部几乎望风而降不做任何抵抗？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虎牢关之败和大夏政权的覆亡？

隋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到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时，天下格局已经渐渐清晰，当时分散的起义军汇集而成三股起义军集团—瓦岗起义军、江淮起义军与河北起义军。

618年，瓦岗军李密被王世充攻破，而江淮起义军除了王世充其他势力偏居江南不成气候。

当时整个北方能与李唐抗衡的只有河北的窦建德和洛阳的王世充了，天下之主将在这三个集团中角逐而出。

于是大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兵围洛阳王世充，困守孤城的王世充派人向窦建德求救。

窦建德集结十万人马，号称三十万，前来营救王世充，决定天下归属的大战爆发，这就是虎牢关之战的背景。

毫无疑问，窦建德失败，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在虎牢关之战兵败被俘，然而虎牢关之战，窦建德真的是必败之局吗？其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实本来此次出兵，如果能指挥布置得当，窦建德未必没有赢的机会。

王世充所部战斗力很强，只是暂时缺乏粮草，窦建德若是能和王世充合兵一处，唐军也是十分忌惮的。

所以当围攻洛阳的唐军知道窦建德率领大军而来的时候，唐军的将领们都建议暂时退军以避锋芒，但是被主将李世民否定。

李世民认为若是退兵听任窦建德和王世充合兵一处必然后患无穷，必须将窦建德阻隔在虎牢关以北，不能让其与王世充接触上。

于是李世民加派重兵坚守虎牢关，窦建德久攻打不下，与唐军相持二十余天毫无进展。

此时窦建德的军师凌敬向其进言，建议窦建德趁着李唐重兵屯集于洛阳之时，派遣一部分军队进攻山西，绕道太行山，威胁李唐的后方。

这样的话，李世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立马回兵援救，这样就达到了围魏救赵的效果，洛阳之围不战自解。

要么李世民只能加大进攻洛阳的力度，攻下洛阳后再回师援救，但是这样李唐和王世充必然损伤巨大，河蚌相争渔翁得利，窦建德就可以趁虚而入，一战而定天下，到时候一战而灭两国的可能就是窦建德了。

但是很可惜，凌敬的建议被窦建德的大将们所否定，原因是因为王世充暗中派遣使者赠送大量财宝给窦建德的将领们，希望他们劝说窦建德尽快来援。

而众将贪图王世充金宝贿赂，复不愿劳师远征，在窦建德面前踊跃请战，使窦误以为自己军心可用，又觉得实行“围魏救赵”之计是远水难解近渴，遂决定留下来与唐军决一死战。

虽然留在虎牢关与唐军决一死战是下策，但若指挥得当，也未必败，即使失败也不至于那么惨。

可惜的是窦建德听信诸将之言，又犯了轻敌的毛病，明明连战不利之后，对唐军的战斗力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远道而来、利在速战的窦建德，却幻想着等唐军粮草用尽之时趁虚而入解决问题。

而且保密措施做的还很差，被李世民所侦知，于是李世民遂将计就计，假装粮草匮乏以诱敌，窦建德果然上当，以为机会已到。

于是其“悉众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阵，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亘二十里，鼓行而进”。

但是窦建德的做法，既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又背山面水而列阵，触兵法之大忌。李世民登高观察其军阵，马上看出了窦军的弱点，谓诸将曰：

“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于是坚守虎牢关，按兵不出等待时机。

果然，到了中午十分，折腾了一上午的士兵们已经是人困马乏，人人争抢食物和饮水，士气已经懈怠。而这没有引起窦建德足够的重视。

到了中午，他置敌情于不顾，在中军大营照常举行每日必行的群臣朝谒大典。

李世民见时机已到，率领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中军，猝不及防的窦军兵败如山倒。窦建德身中数枪，狼狈逃窜，被擒于牛口渚。

如上所述，窦建德的失败在于他拒绝听从凌敬的正确建议而又临阵轻敌，那么是什么使得以前颇重谋臣的窦建德此时却惑于众将之言而听不进凌敬的建议?

众将为什么坚决不肯进兵山西去威胁唐的后方?又为什么在虎牢关之战中，十万大军会望风而溃，而逃回的余部却在两个月后就全部投降?

其实武牢之败，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主要是缘于偶然的军事指挥方面的原因。

但这种似乎属于偶然的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实际上是大夏政权内部矛盾激化所导致的诸多消极后果。

从公元618年开始，隋炀帝自杀，隋朝灭亡。李渊在长安登基为帝，建立唐朝，而窦建德也建立大夏国登基，从草莽初创转入了政权建设时期，为争夺天下做准备。

为此，窦建德一方面率领元从旧将南征北讨以开疆拓土，一方面将大批士人和隋朝降官降将都搜罗到自己的政权中，希望能利用来加速政权建设，扩大政治影响。

应该说，窦建德的努力确实受到了明显的效果，在短短几年之内，他基本上统一了河北和山东，成为三大势力之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其势力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矛盾开始出现并有逐渐激化之势，为夏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最后失败埋下了隐患。

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元从旧将和文人谋士之间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以及窦建德对文人谋士集团的疏离和猜忌、元从旧将之间争权夺利斗争的激化和堕落

窦建德之所以能崛起于草莽群雄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能广泛搜罗人才，重用和信任知识分子。

史载：“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从而将一批山东士子和隋朝旧官网罗到他门下，成为他建立大夏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对于降官降将，他也颇加恩遇。

正是他们使窦的农民义军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贵族官僚所不齿的所谓胸无大志的“盗贼"转而走上了建置封建政权的道路。

但窦对降官降将的优待和重用及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引起元从对他的不满及对文人谋士、降官降将的嫉恨。

文官和武将的矛盾在每个朝代都不可避免，武将对于谋士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对他们凭口舌之劳即身居重位往往会心怀不满，而况窦的谋臣均为隋之旧臣，他们本应是起义军的打击对象。

另外窦建德的元从旧将与绝大多数部众均出身贫寒，为典型的农民起义队伍，他们对于官僚、士人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而窦建德不仅对这些谋士言听计从，而且对通过他们的影响而投归门下的隋朝旧吏统统加以委用，这当然会使得他的旧将们十分不满。

而且乱世之中，军事为先，窦建德不可能不重视他的元从旧将，更不可能长期用强制手段来压制他们的不满情绪，所以他元从与新宠之间常常无所适从，陷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

而且并非所有降附官将都对夏政权是忠心耿耿的，有许多隋朝官僚是在大兵压境、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投降他的，他们只是将这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常常心怀观望。当李唐势力自关中崛起之后，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

这其中，以徐世勣叛变事件给予窦建德的打击最大。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虏李唐左武卫大将军徐世勣，他将徐世勣释放，留其父为质，使其领兵守原地。

但徐世勣却与与另一降将李文相相互谋议，准备相机行事，伏击窦建德。

只是窦建德由于妻子临产延误了行程，久不至河南，李文相失去耐心，在未与徐世勣协商的情况下先行起事，才使得窦建德幸免于难。

这次叛乱虽未给窦军造成重大伤亡，但它给予窦及其旧部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必然使得旧有矛盾更加尖锐。

军事形势的紧张、降官降将的叛逃，也必会使窦建德越来越倚重于高鸡泊中随他出生人死的旧将，对于敌对营垒中的降附者则开始疑忌丛生。

所以越到后来，他与谋士集团的疏离越来越严重，不仅疏离，而且开始对他们怀有猜忌之心，他不仅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言听计从，在双方发生矛盾时，他的个人倾向也将发生明显的逆转。

而窦建德的这种表现，又使得降官降将自觉不能受容于夏政权，叛乱之风日甚一日，形成恶性循环，政权内部的危机愈形严重了。

在元从与文人谋士的关系急剧恶化之时，元从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这种争权斗争，大大损耗了义军的元气。

与此同时的还有义军将领在生活上的堕落腐化，窦建德本人生活是极其简朴的，但对于部下的贪婪，他却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于是，其将士贪恋钱财、沉溺于享受。只知顾及眼前利益，不愿再作艰苦的征战。

所以虎牢关一役，他们极力反对凌敬之策，一方面固是贪图王世充所贿赂的金宝，另一方面却是不愿意劳师远征，只想赶紧打完仗，带着破孟海公所获财物和从王世充那里所得，回去花酒地、恣意享乐。

而在战场上，一战不利，他们又贪生怕死，望风披靡，使武牢之战以夏军惨而告终。这些将领就是这样以他们的私心葬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大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