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发言（谢茂松青青子衿）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发言（谢茂松青青子衿）“后继有人”的底层文明原理： “继善成性”图自上海黄浦 对于“治人”的重视，体现了中国文明传统对于“人”的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传统相信人，乃是相信人、相信政治家能团聚人心，乃是相信人、相信政治家的政治组织动员能力。国家、天下的事情不是少数人、一部分人的事，而是要通过政治家领导政治组织来激发、团结、组织、动员全天下民众一起来办的，这就是中国文明传统形成具有高度组织、动员力的举国体制的内在文明动力所在。举国体制一以贯之于中国文明史，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新中国前三十年是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今天则是数字文明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三种文明形态的举国体制一以贯之的都是中国文明传统对于人的高度重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的文明根源所在。 与举国体制一体的是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的传统，大还要能久。久则有赖于一代代人对于“中国之为中国”的家国天下事业的自觉的继承与

导读：今天，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谢茂松认为，共青团是“后继有人”的一部分。党管青年、全面从严治团，是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及其“可大可久之道”的文明史视野下，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青团的青春精神，指向着对于中国近现代克服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的三重困境，指向着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这也就是建团百年的文明意义。 根据共青团中央5月2日发布的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公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371.5万名。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制度与人缺一不可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一次次的危机挑战，依然能保持唯一连续未断裂，背后乃是有其道理。即深刻的文明原理所在，这就是“可大可久之道”。大是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不仅大，还要能持久、连续而不断裂。保证可大可久背后的道理，就是“可大可久之道”。“可大可久之道”一方面体现在中国文明的价值与制度上，同时体现在承载价值、运作制度的具体的人身上。前者被称为“治法”，后者被称为“治人”。“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制度是要由人去运作、执行的，好的制度能否达到好的效果，根本上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的品质。所以在中国文明传统中， “治法”与“治人”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对于“治人”的重视，体现了中国文明传统对于“人”的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传统相信人，乃是相信人、相信政治家能团聚人心，乃是相信人、相信政治家的政治组织动员能力。国家、天下的事情不是少数人、一部分人的事，而是要通过政治家领导政治组织来激发、团结、组织、动员全天下民众一起来办的，这就是中国文明传统形成具有高度组织、动员力的举国体制的内在文明动力所在。举国体制一以贯之于中国文明史，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新中国前三十年是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今天则是数字文明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三种文明形态的举国体制一以贯之的都是中国文明传统对于人的高度重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的文明根源所在。

与举国体制一体的是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的传统，大还要能久。久则有赖于一代代人对于“中国之为中国”的家国天下事业的自觉的继承与发扬光大，这就是《中庸》所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 中国共产党对于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自觉意识，正是对于中国五千多年文明传统的继承。要从文明史数千年的历史纵深来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止是可见的一百年，背后乃是接续、贯通了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深刻认识到“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正是中国文明核心原理的深刻体现。

继去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今年则是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本身是“后继有人”的一部分。与此相联系的，党管青年、全面从严治团，也同样是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及其“可大可久之道”的文明史视野下，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图自上海黄浦

“后继有人”的底层文明原理： “继善成性”

《周易》为群经之首，诠释《周易》之《易传》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善成性”四字甚为精辟地道出了中国文明的价值追求，“后继有人”正是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继善成性”的底层文明原理。继《五经》之后的《四书》中的《中庸》、《大学》则是将“继善成性”四字落实于教化以及教化与政治的一体上，而这也就是“后继有人”在政、教的制度上的落实。

《中庸》、《大学》的开篇非常显豁地体现了中国文明传统对于人的深刻认识。《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文明对于人之为人的理解，在于天命、天赋之性善，而这超越了西方的天赋人权。而人继承、葆有、发扬天赋予人之为人所在的天性之善，需要明道、明德，而这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来达到。

《大学》、《中庸》原本属于《礼记》中的两篇，宋以后被单独抽离出来，而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回到《大学》、《中庸》归属于《礼记》一书的特点，可以看到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礼记》一书是对于礼乐文明的意义即文化价值的诠释，《周易》则更是将礼乐文明上升到“天道”、“道”的抽象精神的高度。作为礼乐文明原典的《五经》无一不强调礼乐教化之“慎始”。

《周易》在表示天、地之初始的乾、坤二卦之后的第三卦是代表人间事业的屯卦，而继屯卦之后的第四卦则是代表童蒙教育的蒙卦，强调“蒙以养正”。作为礼乐文明的通行之礼的“冠婚丧祭”之礼中，排在第一个就是冠礼，即成年礼。冠礼的整个仪式强调成人者对于家、国责任的自觉继承意识。孔子在《论语》中自述其“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青年”是现代的概念，孔子所说的十五岁到三十岁近于现代的青年。《诗经·郑风·子衿》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诗句。《毛诗序》诠释这首诗是 “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曹操《短歌行》一诗引用《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来表达其求贤若渴之心意。中国传统用《诗经》中“青青子衿”来指代青年学子及其青春气息。《诗经》不是后世简单理解的纯文学，而是“诗教”精神，《论语》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新中国成立后影响力巨大的《青春之歌》的小说、电影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都是承此“诗教”精神而来的。

《青春之歌》剧照

“青青子衿”指代青年学子及其青春气息，强调的是对于青年成才的要求。中国文明至为重视青少年教育，这又与接班人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礼记 ·· 文王世子》《大戴礼记 ·· 保育》专门记载西周对于世子、太子作为接班人从小到大，在德性与学问上至为严格的教育，教育世子“不可不慎”。而这也推及于天下之士的培养，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是“以修身为本”。《礼记·· 文王世子》记载“天子视学”，以此为天下树立重教之示范，这与天子行籍田之礼以向天下树立重农之示范是一样的。一耕、一读，皆为中国文明传统之根本，耕读传家也成为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后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主官与专门的学官，无不重视对于年轻士子关心、爱护、培养与考核。

从士子对于自身的严格要求而言，首先是立志，“士志于道”，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也就是成己成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士的进德修业的教育是着眼于今天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孔子强调“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局限于专门人才，而要有能通贯性的大格局与大战略。年轻士子在学习阶段要专心致志于道而无暇考虑其他，更不夹杂功利之心，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年轻士子志于道、专心于求道、问道，而国家则要充分为士子前途考虑。学而优则仕，由教育而通向政治，隋唐以下年轻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制度化安排而进入政治，被选拔为官员，成为接班人。科举考试的内容是经学，士子要代圣贤立言，经学体现了礼乐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即“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以及家国天下意识、内圣外王之道。科考中进士者分别在翰林院、中央六部或地方县里任职，要经过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层层历练，正所谓“士者，事也”，只有在复杂繁难的政治事务的不断磨练中达到政治成熟、政治能力增长，方能真正成为合格的接班人，这是由中国大一统的大国政治的特点所决定的。

王阳明近年来为大家熟知，王阳明少年时就立志为圣贤，青年时代学习兴趣广泛，基于北方边患，他学习骑射、兵法；他又喜欢文章，更是想在佛、道之中追求、领悟生命意义，领悟超越、究竟之道。但只有在他由科考得中而进入政治实践，尤其是在政治受挫，被贬到龙场后而悟道。他在政治实践的磨练中，在与当时属于边陲的龙场当地百姓的深入接触中，开始深刻领悟圣人之道是百姓人人心中本来具有的。

中国共产党内在的青春精神以及建团百年的文明意义

近代以前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羞，中国陷入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的三重困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要克服这三重困境，通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来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国文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精神以及青春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新青年》杂志、五四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给友人的信中说到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他强调立大本大源：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何为大本大源？毛泽东回答：“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毛泽东日后回忆道：“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青年毛泽东与友人约定“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一诗道出了青年之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第二年即1922的5月5日至10日，广州召开了团一大。选择5月5日这一天召开，有着特殊的意义，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的日子。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 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就是中国文明传统强调的士之为士首先要立志，要立志成为圣贤。团作为党的后备军，团同样也以共产主义作为远大志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与此具有每个阶段连续性的是，少先队作为少年先锋队与共青团作为青年先锋队，先锋队意识就是《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的文明原理的深刻体现。

而共产主义的远大志向也与《大学》“止于至善”的中国文明核心原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止”与行走相联系，“止于至善”是说达到至善才会停止，但至善是远大的目标与追求的过程，所以“止于至善”实际是说不达到至善就不会停止，所以对于至善的追求是到死方休的永不停留的过程，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也同样是如此。

团一大的召开地点最初是与党的一大一样，定在上海召开的，但由于安全的原因，改在了广州召开。而改在广州召开，也是经过当时的党中央深思熟虑的，那就是当时广州在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将团一大与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三个大会一起在广州召开。团一大选择在广州召开的深远意味要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来看。广州是中国近代史开始的地方，正是在广州，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侵入中国，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联系到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主义运动爆发于北京，1921年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具有特殊历史意味的城市进行的运动与会议，无不联系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

北大中文系已故诗人、学者林庚先生敏锐地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八个字来概括唐人的青春朝气。《新青年》之新、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青团的青春精神，是具有着深厚中国文明底蕴的“新”，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新，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其德”之新。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青团的青春精神，指向着对于中国近现代克服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的三重困境，指向着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这也就是建团百年的文明意义。

“青春之歌”与千锤百炼：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判断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

作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感召、吸引中国的爱国进步青年加入其中。抗战时延安的崭新革命气象使其成为革命的圣地，吸引着中国广大爱国进步青年排除各种困难而纷纷奔赴延安。这些进步青年在延安学习，并在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锻炼、成长。

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讲稿刊载于当年6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期。《青年运动的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在讲演中对于“五四”所作的深刻诠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他谈到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了庞大军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毛泽东指出，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那么，主力军是谁呢？毛泽东回答道：“就是工农大众”。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泽东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毛泽东批评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并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泽东总结，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毛泽东指出“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号召在座者“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毛泽东表扬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青年的模范。毛泽东号召大家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底层密码就是组织起来，共青团发挥青年先锋队作用同样靠组织起来。

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抗战、解放战争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同样如此。我们看到城市中工厂的青年突击队的模范带头作用，看到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同样通过青年突击队把农村青年组织起来。

青年具有情感易受感发，尤其容易受到文学作品感发的特性。1958年出版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以及第二年上映的电影《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的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广大青年学生是《青春之歌》的最大读者群。北京大学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曾排队轮流看小说，大家都非常急切地想早点看到小时，有个同学生病住院时，“我们把看书的优先权给了他，这被认为是最好的关怀和很大的幸运”。而有些同学好不容易拿到小说，“晚饭也不吃饱或者干脆不吃就到参考室去占座，一看就是一个晚上”。（以上关于《青春之歌》的影响方面的材料，引自武新军《青春之歌，回荡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光明日报》2019年06月28日）

《青春之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食粮”。不止是青年学生，甚至连工厂工人、青年农民也成为了《青春之歌》的广大读者群。

《青春之歌》的小说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很多人甚至为了能买上电影票，饿着肚子通宵达旦排长队。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也因为电影《青春之歌》而再次流行全国。

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广州看过电影《青春之歌》后，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一文，并号召日本青年来阅读《青春之歌》。他指出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并说“女主人公在入党时举手向党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满了喜悦和自豪的目光凝视着红旗的神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二十多个城市陆续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贝共放映了3249次，许多青年工人看过影片，纷纷提交加入日本共产党的申请。《青春之歌》演林道静的谢芳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期间，东京的大街上出现了林道静的巨幅剧照和画像。（以上材料，引自武新军《青春之歌，回荡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

《青春之歌》的小说与电影之所以能如此打动广大中国青年以至日本青年，就在于《青春之歌》关乎的是青年人的人生理想、人生意义的追求与选择，中国青年的青春、理想、志向与救亡图存与国家命运、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小说《青春之歌》初名《千锤百炼》，道出了《青春之歌》作为成长小说的特点，青年的人生意义正在于与包括广大工农大众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结合中锻炼成长，青年的觉悟和奋斗是其中的关键词。而中国青年的成长离不开党的领导，影片中林道静与林红、卢嘉川的关系就是党与青年的隐喻关系。电影《青春之歌》林红的扮演者秦怡于5月9日建团百年之际去世。

秦怡在电影《青春之歌》中饰演进步青年林红（左）

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着眼于“后继有人”，此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同样如此。上山下乡运动不是一些人简单以为的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根本上还是在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的底层结构，乃是针对现代化带来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问题。广大城市知识青年下到乡村，与广大的农民建立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青年与中国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再次结合。在陕北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大历史意义，正在于此。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正是根源于此，根源于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视野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广大农民相结合，这保证了中国不会出现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党管青年”与“全面从严治团”

“诗言志”，1980年盛行全国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曲道出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青年对于国家天下的责任担当。而同一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潘晓讨论“，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引向深入。与新中国青年突击手一脉相承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长征突击手。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团作为党的后备力量，与此相应的则是“党管青年”、“全面从严治团”。“党管青年”是党的全面领导的一部分。在“全面从严治团”的精神下，共青团要牢记共青团密切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的职责，自觉根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刮骨疗伤，从而切实改进作风，深入基层，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这就是“团干部更像团干部，团员更像团员的“正名”工作。共青团作为党的后备队伍，作为青年先锋，同样要保持自我革命精神，这是百年共青团能够始终保持青年先锋性的根本所在，也是对于中国文明“日新其德”的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将“党管青年”与“全面从严治团”，放在“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下，将得到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方式完成了现代化，并同时克服了现代化本身带来的问题，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团百年以及“党管青年”与“全面从严治团”正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部分。

“全面从严治团”意味着要牢记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而“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这一初心；“全面从严治团”意味着共青团的自我革命与斗争精神。面对“两个大局”，中国要以社会主义方式全面实现现代化，这也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了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首先要立志并持志定；其次是要自觉在学习增长各种本领，“君子不器”，否则将是“不学无术”；新时代青年的所学最终要在伟大的斗争实践中加以检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深刻体认并深入分析斗争与矛盾的无所不在的普遍性，要有敢于斗争的精神，并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增加各种斗争本领。

在每年的五四前后这个时间都是留给青年人的，“到年轻人中间和青年学生相处，到学校看看”，与青年和蔼可亲地谈立志、谈成长、谈担当。他将青年工作放到战略性的高度，他强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祖国的未来属于青年，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来，青年工作攸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历史实践证明，我们党执政的最大优势是赢得青年，执政的最大风险是失去青年，要始终坚持党管青年的总原则。

党管青年意味着首先要保障好青年权益，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和时间。新时代出台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少先队工作文件。青年发展政策体系是中国的制度保障优势。党管青年，还意味着一再强调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积极引导青年，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造、建功立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青年具有热血沸腾、敢想敢干、有理想有担当的特点，党抓住青年的特点，引领青年将个人奋斗汇聚进国家民族奋斗的伟大事业中。而信任青年、爱护青年是给青年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信任的同时还要严格要求青年、积极引导，这就是爱护青年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辩证法。

连续几年出席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时，都是选择参加中青班的开学典礼，这显示了对于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视，而这也就是“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历史意识、政治意识与战略思维。强调年轻干部要胜任领导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领是很多的，而这些本领根本上是要在王阳明所说的事上磨练，这也是强调共产党员的心学的根本所在。

新时代的“党管青年”、“全面从严治团”以及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整体性的文明意义，就在于 “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具有的新的“可大可久之道”，这是中国文明继续保持其连续不断裂的至为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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