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辽代塔（契丹草原觅梵音）

内蒙古辽代塔（契丹草原觅梵音）大明塔局部二。大明塔局部一。1983年维修时，在塔的二层叠涩上发现“寿昌四年四月初八日……”的墨书题记和多则“寿昌”年号的墨书题记（姜怀英等1985：2）。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塔座为须弥座，塔身八面。第一层塔身每面居中为一身佛像，其中南面正中为头戴宝冠，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毗卢遮那），其余七面正中各为一身坐佛，构成七佛。四正面龛外侧高浮雕二胁侍菩萨；四隅面外侧雕二金刚力士。每面坐佛的上方皆有华盖，华盖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各面塔身转角处砖砌成八大灵塔，虽云是塔，实为幢形。在八大灵塔的上层刻有八大灵塔名号，下层刻有八大菩萨名号（有关八塔问题，详见下文）。杭侃先生认为，大日如来统摄七佛的图像配置，其宗教依据当是辽代新出的密教经典《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七佛造像渊薮久远，乃随着七佛信仰的传播而逐渐形成和发展。奉国寺（原名咸熙寺）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城内。目前学界公认奉国寺创建于辽开泰九

“契丹”之名始见于《魏书》。契丹族是由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发展而来，生活在辽河和滦河上游，主要从事游牧和渔猎。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自立为帝，建国号“契丹”，年号神册，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王朝。公元947年，契丹人把国号改为“辽”。从太祖初建，到天祚亡国，共历9帝，传国209年。其国力鼎盛之时，形成“东临于海，西抵流沙，北逾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之势。

有辽一代，崇佛之风极盛。佛教文化浸润到辽朝社会各阶层，成为契丹人精神生活之重要组成部分。辽人佞密不遑多让，辽密以开元三大士所传纯密为框架，其间糅合了契丹萨满教的成分，并吸收西域（回鹘）和中原佛教涉及密教的内容加以系统化而成（谢继胜、常红红2011：13）。辽代显教和密教虽有壁垒和冲突，但最终的结局却是“显密圆通”，即双方的沟通与融合，而融合的目的，即在于说明“显密之两途，皆证圣之要津，入真之妙道”（魏道儒2009）。朱子方亦曾概况辽代佛教宗派的特点有二：其一是“不专一经一宗，颇有诸经皆通的倾向”；其二是“密教振兴，显密结合”（朱子方1986：1）。

兴宗、道宗和天祚三朝为辽代佞佛高潮，大量寺庙、佛塔于此间广泛营建，可谓“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蓝”（陈述1982：233）。辽代佛塔的兴盛，在契丹文化史和中国佛教史上无疑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今天我们在契丹故地所能见到的辽代佛塔，内容丰富，造型多样，构筑规范，雕饰精细，不啻为一曲壮丽锦绣的“草原华章”。西风残照，白云千载。昔日契丹草原的号角狼烟早已烟消云散，而大辽王朝亦如那浩瀚宇宙中的一颗流星，转瞬即逝。倒是那些悠悠散落，矗立云天的辽塔，仿佛还在诉说着一千多年前这片土地上曾有过的梵音回荡。

感圣寺佛舍利塔，位于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城内丰实坊，为辽时感圣寺佛舍利塔，今坊、寺建筑已无存，惟塔独立。辽中京遗址俗称大明城，故此塔被称作大明塔。关于该塔的建造时间，目前尚无记载。

1983年维修时，在塔的二层叠涩上发现“寿昌四年四月初八日……”的墨书题记和多则“寿昌”年号的墨书题记（姜怀英等1985：2）。塔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塔座为须弥座，塔身八面。第一层塔身每面居中为一身佛像，其中南面正中为头戴宝冠，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毗卢遮那），其余七面正中各为一身坐佛，构成七佛。四正面龛外侧高浮雕二胁侍菩萨；四隅面外侧雕二金刚力士。每面坐佛的上方皆有华盖，华盖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各面塔身转角处砖砌成八大灵塔，虽云是塔，实为幢形。在八大灵塔的上层刻有八大灵塔名号，下层刻有八大菩萨名号（有关八塔问题，详见下文）。杭侃先生认为，大日如来统摄七佛的图像配置，其宗教依据当是辽代新出的密教经典《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

七佛造像渊薮久远，乃随着七佛信仰的传播而逐渐形成和发展。奉国寺（原名咸熙寺）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城内。目前学界公认奉国寺创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大雄殿是寺院的主殿，七尊主像，皆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该组七佛造像是以毗婆尸佛为中心，依次向两边发展的对称结构。该结构为佛教进入石窟后产生，实例见于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泾川南石窟寺第1窟，云冈石窟第13窟等。

辽中京大明塔，具体建造时间不详，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大明镇。

大明塔局部一。

大明塔局部二。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塔高达66.7米，为八角形五级六层檐，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木塔。木塔底层内槽门内是一尊高达11米的释迦佛塑像，结跏坐于八角形莲台之上，内壁上画佛座像六躯，均结跏坐于莲台之上。在十六国、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石塔和石窟中，七佛形象多为整体以环形、平行或弧形出现，表现佛过去世的序列（罗炤2010：12）。应县木塔第一层对七佛的处理与传统的表现手法大不相同，释迦牟尼佛单独塑像，形体巨大，并且处于塔内中心位置，使得人们入塔之后即得瞻礼。其左右两侧内槽六个壁面的六佛之像则在该层起陪衬作用。这样处理，即恰当地考虑到木塔的属性（藏释迦牟尼佛舍利），又符合它们在五层佛像总的崇拜体系中的位置，并且巧妙地利用了木塔一层特别的空间结构，可谓匠心独运。

佛宫寺释迦塔 ，辽清宁二年（1056），山西应县。

释迦塔局部。

释迦塔一层释迦牟尼佛坐像。

除辽中京大明塔外，尚有锦州广济寺塔、崇兴寺西塔、义县广胜寺塔三例辽塔均为八面体佛塔上雕刻八尊佛像，均在正面安置大日如来像，另外七面雕刻由大日如来统摄的七佛像。广济寺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坐落在辽宁锦州古塔区广济寺内，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崇兴寺双塔（西塔），位于辽宁锦州北镇县城内东北隅，因塔后有崇兴寺，故名。二塔东西对峙，相距43米，形制相同，均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建造时间并无记载，从塔的建筑结构和风格看，应属辽代中晚期遗存；广胜寺塔，建于辽乾统七年（1107），坐落在辽宁省义县县城内，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

广济寺塔，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辽宁锦州。

广济寺塔局部一。

广济寺塔局部二。

崇兴寺双塔，具体建造时间不详，辽宁锦州北镇县。

崇兴寺西塔局部。

广胜寺塔，辽乾统七年（1107），辽宁义县。

广胜寺塔局部。

另有五重佛舍利塔（该塔2007年由王崇仁先生从海外购回，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学术专著《佛舍利五重宝塔》。金维诺先生认为该塔为辽皇室建造，表现的是“招仙浮图”的内容，2008；温玉成先生将此塔断代为“辽代前期之作”，2008：3），五塔重迭相套，由外及内依次为石塔、铁塔、铜塔、银鎏金塔、黄金舍利塔石塔全高174.1厘米，塔身为上下两层，每层各有八块长方石板，上层每块石板上各雕一尊佛像，可将其分作两组：唯一的一尊释迦涅槃佛像独立出来为一组；另一组为七尊结跏趺坐佛像。在第二组的七尊佛像中，其中一尊为结智拳印大日如来。罗炤先生认为新七佛中的大日如來一身二任：既作为三身佛中的法身佛，又是金刚界五方佛中的主尊、中尊。三身佛加五方佛本应八尊佛，由于大日如來一身二任，简化为七尊，由此便形成了一个新的七佛体系（罗炤2008）。

唐代以迄辽宋之际，丧葬礼仪艺术总体性的嬗变，不乏佛教影响所致，而导致这种嬗变的关键性因素，是密教陀罗尼信仰。七佛的概念在东晋出现之后便具有护国及护王的作用。佛教将陀罗尼经咒的作用和威力渲染得神通万能，这样便可吸引大批信徒，以这些咒术来化度众生。辽代民众视持陀罗尼之诸佛、菩萨及护法神为救世圣灵，他们或许不是追求“成佛”，但他们却坚信诸“陀罗尼”经咒尘沾影覆后的灭罪祈福之特殊功效。而陀罗尼经咒为过去七佛所说，信徒们只要诵读、修行陀罗尼经咒，便能获七佛保护。七佛所说陀罗尼经咒，能使世俗信众成就无量福祉，亦能使僧人在禅观时安定其心专心修行。综合这些因素，当不难理解七佛信仰为何在辽地如此盛行，而大日如来对七佛造像布局的影响无疑为这一盛而不衰的佛教艺术题材赋予了新的内容。

山西灵丘觉山寺舍利塔，重建于辽大安五或六年（1089或1090），平面八角、密檐十三层实心塔。塔基存各种雕刻，除斗拱、枋材为仿木结构建筑形制外，其余兽面、花卉、菩萨、力士、行龙、人物等，皆采用剔地突起或圆雕手法镂刻而成。造型丰满、刀法流畅、洗练，造型风格尤承唐风；天宁寺塔，位于辽南京（今北京广安门外）城内，采用辽塔传统形制，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塔建于辽天庆九年（1119）。塔身正面朝南，南、西、北、东四面雕有拱券式假门，每个塔门上方的拱券内，都雕有一尊结跏趺坐和两尊站立式的胁侍像。正面的一组中，中间结智拳印，头戴宝冠的为大日如来。左侧为文殊菩萨，右侧为普贤菩萨，构成一组“华严三圣”。

觉山寺塔，重建于辽大安五或六年（1089或1090），山西灵丘。

觉山寺塔局部。

天宁寺塔，辽天庆九年（1119），北京广安门外。

天宁寺塔局部一。

天宁寺塔局部二。

从7、8世纪开始，印度佛教巡礼八大灵塔之风尤盛，八大灵塔的图像乃随着对释迦八相名号佛经的翻译而传入，随之传来了波罗朝继承笈多朝萨尔纳特佛教美术的造像形式及风格（贺小萍2010：1）。现今的八塔变，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76窟壁画中。此经变画在76窟出现与全窟的图像配置有关，或与宋夏11世纪前后密教复兴有关，更与辽人华严入密，造塔奉佛的信仰关联。而随着唐密中兴，该题材很快传播到北方存有信仰基础的辽，将宋初的八塔信仰推进了一步（谢继胜、常红红2011：13）。而如今于辽朝境内发现的诸多纪年明确的八塔遗存，无疑为现今所见八塔形诸建筑提供了早期例证。

除本文开头部分提及的辽中京感圣寺佛舍利塔塔身砌成八塔外，八塔图像与八塔信仰另见于辽宁朝阳北塔，北塔于辽初和辽重熙十三年（1044）两度维修，更名为延昌寺塔。1984年和1988年分别在朝阳北塔地宫和天宫内发现了大量辽代瑜伽密教遗物（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1992：7），表明北塔所在的延昌寺是一座传持无上瑜伽密教的寺院。

北塔为十三级密檐式，第一级以上重檐迭起。塔身四面中央各浮雕宝冠如来一尊与二胁侍菩萨，佛顶华盖下垂，旁为飞天；两侧各浮雕小塔，塔旁阴刻八大灵塔名号，塔上有飞幡和飞天。朝阳南塔，构造与北塔同，四面设假门，门外环以砖雕云朵，无佛像、宝盖。四面刻八大灵塔的石额，无菩萨名。朝阳凤凰山上的云接寺塔塔身外壁亦有与朝阳北塔相同的八大灵塔图像。朝阳西营子乡五十家子塔又名青峰塔，与朝阳北塔、南塔和云接寺塔同，均为方形密檐式砖塔，四面塔身各有两座浮雕小塔，合为八大灵塔。此外，朝阳北塔天宫出土辽圣宗重熙十二年（1043）经塔。塔身四重相套，最外一重金片刻八大灵塔曼荼罗，主尊为结智拳印大日如来，跏趺坐莲花座，戴宝冠、项饰。

朝阳北塔，辽初和辽重熙十三年（1044），两度维修更名为延昌寺塔，辽宁朝阳。

朝阳北塔局部。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经塔。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鎏金银塔。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七宝塔。

朝阳南塔，具体建造时间不详，辽宁朝阳。

朝阳南塔局部。

云接寺塔，具体建造时间不详，辽宁朝阳凤凰山。

云接寺塔局部。

青峰塔，具体建造时间不详，辽宁朝阳西营子乡。

青峰塔局部。

兴城白塔，位于辽宁省兴城市白塔乡白塔峪，建于辽大安八年（1092），是辽代国师圆融大师澄观舍利塔。塔为须弥座八角实心密檐式塔，十三层，八面四佛四碑。四个正方位塔身壁上雕有佛龛，龛内砖雕五方佛之四如来像，各有胁侍。龛顶部嵌有琉璃雕佛名。在佛的两侧各立一菩萨，佛龛上左右各有五个小佛，结跏趺坐于祥云之上，其上皆有宝盖，构成十方诸佛。又塔内装藏佛龛与龛顶的密檐象征大日如来，与其他四如来构成金刚界系统。在四隅面，塔身改佛龛为砖碑，阴刻楷书。塔身八角各嵌有石刻倚柱，刻八大灵塔塔名。《觉华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塔记》（以下简称《塔记》），石高49厘米，宽48.5厘米，计15行，每行15字。1956年出土于辽宁兴城县白塔峪乡塔沟村砖塔附近井中。

《塔记》载：“觉华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创建舍利塔，于地宫内安置八角石藏于上。并镌诸杂陀罗尼造塔功德经九圣八明王八塔各名及偈，一百二十贤圣五佛七佛名号……”《塔记》明确记载了兴城白塔峪塔地宫装藏的物品，石刻既刻有出自《华严经》的一百二十贤圣名号，也刻及诸杂陀罗尼造塔功德经九圣八明王八塔。在塔身上，则是典型的密宗金刚界系统和华严宗十方诸佛结合，实乃辽代佛教显密圆通思想之明证。

兴城白塔，辽大安八年（1092），辽宁兴城白塔乡。

兴城白塔局部一。

兴城白塔局部二。

兴城白塔局部三。

辽上京南塔，位于辽上京城南八华里，今内蒙古赤峰市林东镇塔子沟山岗上，为辽时开悟寺塔。八角七层密檐式，须弥式塔座，刹顶已残。其中，四个塔身壁上各雕两座小塔，构成八大灵塔。另有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为大契丹国章圣皇太后特建的“释迦佛舍利塔”，建于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塔身第一层的四个隅面，当心间饰有直棂假窗，直棂假窗两侧的稍间，雕有八大灵塔（每个隅面两座）。

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亦在各面塔身转角处砖砌成八大灵塔。观音寺白塔建造于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束腰形须弥座，八角形塔身，在八个折角处各有一小塔，小塔有两层叠涩塔檐。小塔身二层均素面无字，第一层塔身上腰处雕幡带、莲瓣各一层；第二层塔身上出单层飞檐，檐上立刹，刹为莲瓣托覆钵、相轮，形似小窣堵波（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蓟县文物保管所1989：1）。

辽上京南塔，具体建造时间不详，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

辽上京南塔局部。

辽上京北塔，具体建造时间不详，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

供养人像，辽上京南塔浮雕，藏于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

伎乐像，辽上京南塔浮雕，藏于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

飞天像，辽上京南塔浮雕，藏于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

庆州白塔，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

庆州白塔局部一。

庆州白塔局部二。

庆州白塔局部三。

庆州白塔局部四。

观音寺白塔，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天津蓟县。

据统计，五京之内目前尚存辽塔一百余座，其形制仅百分之五左右为方形塔，现存辽代四座方塔，集中在今朝阳市内及其郊外；另有不到百分之五的辽塔为六角形，当为宋代样式；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平面为八角形。这同样影响到辽代的墓葬形制。辽代墓葬早期多以圆形或方形多室墓出现，辽道宗清宁以后 开始出现并日益流行八角或六角形单室墓。八角形墓葬的流行正是佛教在辽朝境内走向全盛的时期，因而众多辽地佛教信徒便开始模仿建造形似佛塔八角形地宫的墓葬，使这种形式终成一种社会风尚（霍杰娜2002：3）。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曾注意到八角形墓葬与辽代八角形塔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认为塔作为一个中介物，是契丹皇权的一种象征。通过塔身和塔身上的雕刻，契丹统治者可以把自己比作佛教的神（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1997：398）。

在早期印度和犍陀罗艺术中，有众多表现“四相图”、“八相图”的浮雕。尤其是在印度波罗王朝时期，该题材颇为兴盛，只是造像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既有佛传场面，也有作为礼拜像的特性。除敦煌莫高窟76窟八塔变壁画外，敦煌石窟还出现了其他八大灵塔的图像，如西夏时期安西榆林窟第3窟、东千佛洞第5窟和肃北五个庙石窟第1窟均有大幅八塔变相。辽代八塔信仰与图像出现的年代在法贤译出《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之后，其名称与次序与汉译经典所记大致相同，这也是辽代八塔固定的次序，几乎没有变化。谢继胜先生关照到西夏佛教与辽代佛教的共同性，认为西夏人在辽代后期佛教艺术如八塔变的传播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契丹人倾向八塔信仰除有辽代佛教的自身因素，亦与西夏人将回鹘佛教中有关释迦牟尼胜迹引入辽有关。宁夏黑水城出土有《释迦牟尼与八塔》唐卡，其八塔配置与《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及辽代八塔配置最为接近，八塔名称及顺序与辽宁朝阳北塔基本相同，可见其图像来源（谢继胜、常红红2011：13）。而西藏佛教大师们在进一步整合不同地区佛教文化理念与建筑元素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创造出善逝八塔，最终成为藏传佛教艺术的一个鲜明标志。白居寺大塔善逝八塔壁画题记出自龙树《八大圣地支提赞》，善逝八塔中的涅槃塔多作噶当塔，而噶当塔则以波罗艺术中的塔为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朝阳北塔、凤凰山云接寺塔和青峰塔塔身上的八大灵塔均为十三级密檐式塔。而辽中京大明塔与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均在塔身转角立幢形塔柱，砖砌成八大灵塔。辽代建造塔幢成风，凡建塔立碑，都要书刻陀罗尼。辽代建造的陀罗尼幢，或属祈福消灾的功德幢，或属供养佛舍利的供养幢，或属度脱亡人的塔幢，而以后者为多。凡师僧寂灭，都要起塔树碑，凡塔碑纪铭，都要碑幢合一，同刻陀罗尼，故陀罗尼幢亦称陀罗尼塔。

刘淑芬关注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说尊胜陀罗尼是塔、《佛说造塔功德经》及《法华经•见宝塔品》与塔有关、有些经幢内埋有舍利、一些石刻材料直称经幢为塔、经幢建筑的结构和塔类似以及民间常把经幢称之为“塔”，力图证明经幢的性质是塔，是在唐代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糅合了刻经、造像，并且具有特殊宗教作用的塔。从辽宁朝阳北塔地宫出土辽代经幢幢座上的图像可见，该经幢除第二节幢座刻有“过去七佛”图、第三节幢座刻有“八大灵塔、七佛名”图、第四节幢座则有“八国诸王分舍利”图。埋藏舍利的北塔亦埋入经幢，从中可见《法华经》舍利信仰与佛顶尊胜信仰之融合。

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罗汉院八大灵塔记》在今北京平谷县三泉寺内建立，记文并额正书。碑文云：

《罗汉院八大灵塔记》。□德郎、□□□直府、守□州录事参军、骑都尉、监知□张轮翼撰。金枝联七叶之荣，宝位禅千龄之运。谨按内典云，初地修一无数劫，受华报果，为自在身，今我皇帝是也。

《罗汉院八大灵塔记》又云：

礼此塔者，无冤不解，有恨皆销。聋者善听而归，赘者善视而去。具贪爱者，顿生厌离。被无明者，速得解脱。尘沾出地狱之门，影覆入菩提之室。

“尘沾影覆”之破地狱、成菩提功效，取自《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该例说明：在时人心目中，埋藏舍利的塔也相当于尊胜经幢。《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于辽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在兴中府（今辽宁省朝阳市）建立，碑铭除叙述佛法东来，塔庙繁兴之外，又引用八王分舍利的故事。碑文云：“故一尘所沾，一影所覆，其利乐信不虚矣！”尘沾影覆乃尊胜经幢之功能，这是《法华经》舍利信仰与佛顶尊胜信仰融合的又一例证。从佛教经典来看，尊胜经幢或无垢净光舍利塔内藏舍利与《法华经》所宣称的佛舍利信仰有关；塔幢互通，在实践中是杂密经典《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妙法莲华经》的合流。这在唐代已初现端倪，被契丹辽人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尤李2011）。

本文所涉有关辽塔例证大多修造于辽代中后期，这是辽人全面崇佛的高峰期。受印度佛教巡礼八大灵塔之风影响，辽代八塔信仰与释迦八大胜迹、八王分舍利的信仰相关联，辽人能够吸收接受汉地八塔信仰相关经典的翻译，并与辽代密教金刚乘结合发展出八塔图像的新形式，而八塔信仰又对辽代佛塔形制、墓葬形制以及经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中可见辽代佛教艺术的多元文化内涵。斯如谢继胜先生所言：“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八塔变图像的分析，可以勾画出10-11世纪中印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交流，勾画出11-13世纪前后我国多民族佛教美术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