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下达数万条手令（12年下达数万条手令）

12年下达数万条手令（12年下达数万条手令）其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军阀，比如川中二刘，湖南何健，广东李济深，云南龙云，西北二马，新疆某军，华北傅作义等等，都是挂大旗开小灶的地方实力派，手握重兵的大佬们并不怎么听蒋介石的命令。蒋冯阎桂四大派系中，只有冯玉祥系的西北军被彻底打散，阎、桂两系基本维持着自己的军队体系。就算是西北军，由于冯玉祥余威尚在，对蒋介石也叛服无常，阳奉阴违。其实这也不是蒋介石天生喜欢揽权，也有一定历史原因。大致有如此几点：其一，派系林立，军队成分复杂。蒋介石虽然在1928年东北易帜后取得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又经新军阀混战，统一编制各大军阀的地方部队，但派系力量并没有彻底消解。

蒋介石越级指挥，多靠手令。从宁汉合流建立统一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到1949年退出大陆，蒋介石给部属们下了海量的手令。据不完全统计，仅1936年到1948年4月，蒋介石下发的手令就达120箱之多。若以一箱200份来统计，就达2万余件。

如此繁多的手令，背后是国民党军政系统紊乱的指挥关系。

一、蒋介石为何频繁下手令？

国民党明明是当时全国性的政府，又有完善的政令军令系统，完全可以通过正规的系统往下发指令。为什么蒋介石非要以个人名义发布手令，来直接指挥一线事务呢？

其实这也不是蒋介石天生喜欢揽权，也有一定历史原因。大致有如此几点：

其一，派系林立，军队成分复杂。

蒋介石虽然在1928年东北易帜后取得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又经新军阀混战，统一编制各大军阀的地方部队，但派系力量并没有彻底消解。

蒋冯阎桂四大派系中，只有冯玉祥系的西北军被彻底打散，阎、桂两系基本维持着自己的军队体系。就算是西北军，由于冯玉祥余威尚在，对蒋介石也叛服无常，阳奉阴违。

其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军阀，比如川中二刘，湖南何健，广东李济深，云南龙云，西北二马，新疆某军，华北傅作义等等，都是挂大旗开小灶的地方实力派，手握重兵的大佬们并不怎么听蒋介石的命令。

据统计，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在编的集团军共21个，其中蒋介石嫡系人马只有10个军，另外11个军都是各地军阀的部队。

到1938年，各地军阀实力又有所壮大，国民党全军29个军，中央军11个，杂牌军18个，比例高达62.7%，比中央军还要多。

派系杂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派系大佬并不听蒋介石的安排，迫使蒋介石不讲武德，直接给一线将领发布命令越级指挥。手令代表蒋介石个人，具有更直接的效力，许多杂牌军低级将领迫于领袖威严，不得不执行之。而蒋介石一旦尝到甜头，就越尝越高兴，越来越依赖这种便捷的指挥方式。

其二，国民党军将领素质低下。

国民党军将领，越在早期素质越低，即便是黄埔军校一期、二期生，也有许多草包。盖因学校培训时期短、现代化军事素质积累不够。

国民党军的一些将领，如刘峙、汤恩伯等，在军阀混战中尚能保持一定胜绩，但抗战时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短板就立即暴露出来了。

蒋介石曾向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抱怨过：“在晚上 我必须醒着躺在床上 想他们可能会作些什么愚蠢的事 然后写下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作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实在太笨了 除非你凡事先替他们想好 否则他们就会作许多蠢事。这就是带他们的秘诀，你必须先想到他们所可能会作的一切错事 然后预先警告他们。”

比较突出的是刘峙。刘峙率军在豫北抵御日军，动不动撤退，日军刚进攻到安阳一带，刘峙便望风而退，撤到黄河以南。蒋介石忧心前线军事，不经过第一战区长官部，也不和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通气，一个条子打到刘峙的军部，要他从黄河以南再度前进，到新乡布防。

以至于程潜怀疑刘峙难道会分身术，一会儿在豫北，一会儿在郑州附近。

其三，蒋介石过于自负。

蒋介石青年从政，以40岁的年纪荣登国民党政权党政军第一人的高位，自然是信心爆棚，对自己实务能力、理论储备的认知严重超出实际，不管对什么事都喜欢指指点点。

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背地里说蒋介石什么都爱插手，手令满天飞。蒋介石就对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说:“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 以为我不懂经济 其实我何尝懂外交。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 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如果你们懂经济 拿出办法来 否则就应听我的话 照我的意见做。”（语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凡此种种原因，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当然主观因素更深刻更主导。

那么，在蒋介石实现了便捷指挥目的的同时，手令发挥了应有作用吗？

二、空谈多于实际的手令

蒋介石下手令，有这么几个特点：

1.事无巨细，想到就说，尤其喜欢干预细节。

2.越级指挥，有时直接到师长一级。

3.决心变化太快，动不动用自己的手令打自己的脸。

4.不走正常政令系统，直接发到受令者个人。

5.空谈得多，提出实际办法的少。

这类手令，大多在战时下达，蒋介石希望一线将领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图。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例如1948年6、7月间发生的襄阳战役，国民党军被刘伯承虚虚实实打得晕头转向，国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被包围于襄阳城。绝望之时，蒋介石发来了一道手令。我们看看这道手令都说了些什么：

康司令官:真(十一日)电悉 南北两方援军 最迟必于哿(二十)日前赶到襄阳 中正负责督促勿念。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 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 则必能击退匪部 确保安全 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 歼灭疲乏之残匪。何况有我空军昼夜前来助战 非匪之所能及也。

惟此全视主将之智勇与决心而定。历来革命苦战之役 当军民惊惶失措之际 独赖主将指挥若定 则过一时期自必转危为安 一般军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吾弟经过此番风浪 渡过此一难关 以后不惟胆识可以因之大为长进 而且立名成业 亦起于此矣。只要信赖余言 坚忍镇定 匪虽凶猛 其如之何?弟以为如何?中正手启御机元印。

当时是什么情况？刘伯承大兵压境，康泽手头只有2万多人，突围突不出去，坚守也守不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华中“剿总”司令官白崇禧向来看不上康泽这位天子门生，在武汉见死不救。

而蒋介石却净说些空话，除了20前调来一部援军，其他全都没用。

康泽看完后欲哭无泪，你这时候讲理想、讲牺牲，还有什么用！难道共军在你的理想面前，会原地自动爆炸？

当然，若只是这种放空炮的手令，除了让当事将领更沮丧一点，对实际作战倒也没有太大影响。但蒋介石的许多手令，都会起到反作用。

淮海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有两次较为典型的蠢如猪的手令，直接导致了重兵集团崩溃。

第一封给黄百韬。

1948年10月，华野部队开始向新安镇国军第七兵团一线进攻。黄百韬按徐州“剿总”命令向西撤退，准备与徐州主力部队会和。不料蒋介石舍不得从海州向西撤退的四十四军，要黄百韬留下来等四十四军，一并退回徐州。

时间就是生命。黄百韬已经探知粟裕大部已经向他围过来，急得七窍生烟。等了两天迟迟不见四十四军踪影，便变通执行，令非主要部队开始向西撤退，主力留下继续等。

撤了一夜，黄百韬按捺不住，安排各部陆续全面开始向西撤退。

如果黄百韬此时真的不等四十四军，全军快速西撤，很有可能大部主力逃出生天，这无疑会极大打乱粟裕的部署。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架飞机飞临上空，送来一封蒋介石的手令。据第七兵团司令部机要秘书李世杰回忆，这封手令的主要内容是：着该兵团就地抵抗。

这就断送了黄百韬兵团的最后一线生机，此后坐困愁城，昼夜兼程赶来的华野部队紧紧咬住，再也无法脱身。

第二封给杜聿明。

12月3日，杜聿明率三个兵团从徐州西撤，向地形较为平坦、易于大兵团运动的豫皖交界处撤离。按杜聿明事先与蒋介石商定的意见，撤出后以保存实力为上，以解决黄维兵团为下。

但当徐州主力兵团刚刚撤出不久，蒋介石反悔了。黄维兵团被重重包围，突围甚难，于是下手令给杜聿明，要他立即转兵南下，取捷径直奔双堆集解围，不要再向永城一线迂回了。

迂回是为了求生存，南下则是自投险地，这是以战役层面的考虑，干扰战略上的大局。杜聿明本来想来一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思之再三，如果能把徐州主力三十万撤到南京还好说，如果撤不回呢？到时蒋介石追责杀人，自己焉能逃过一死？

想来想去，杜聿明犯了与当年野人山一样的错误，昧着良心，指挥三十万大军向死地进发，终于跳进解放军设好的口袋阵，活活断送了国民党军最后的重兵集团。

这两封手令，一封是越级指挥，打乱方面军司令部的既定计划，直接指挥到兵团一级。另一封倒是不越级，指挥剿总副司令，但错就错在随意改变计划，而且严重违背战争规律。

说到此处不禁要往深里思考一层，手令指挥明明更加便捷更加灵活，为何蒋介石总是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呢？

三、蒋氏手令与中共电报的对比

最高统帅希望掌握一线情况，希望一线的行动严格贯彻统帅意志，蒋介石手令的初衷就是这个。但初衷是初衷，落实到具体层面却千差万别。

中共方面，最高统帅部同样经常与各方面军沟通情况，并向一线部队下发作战指令，许多时候毛泽东也会亲自起草电文，发给各个方面军的主要首长。

但中共方面的命令与蒋介石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毛泽东基本不会以个人名义向部队发命令，无论本人亲自起草的电令，还是按其意图让军委机关起草，最后都会经过军委讨论通过，以集体意志、正规命令的形式下发。这与蒋介石动辄“中正亲令、中正手令”式的个人指挥，其严谨性、准确性，差别岂能以道里计。

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内容上的差别更大。

就以淮海战役为例，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黄百韬、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下达手令，本就欠严谨欠考虑，其命令口吻还十严峻，让人无可抗拒，更没有缓和的空间，不管命令对不对，前线将领必须执行。

中共统帅部的电令却是另一番模样。

同是淮海战役中。粟裕提出在徐州附近展开淮海决战，中央军委起初也吃不准这么打到底行不行，能不能抓住蒋军，蒋介石会不会迅速把徐州主力撤回。

就算蒋介石想在徐州打，如果贸然大打，会不会把蒋军吓得迅速缩到长江以南，失去歼敌于长江之北的良机呢？

作出淮海决战的决定，实际上是有风险的。但出于尊重一线指挥员的考虑，军委毫不拖泥带水地回了封简明扼要的电报（实际上是伟人起草的）：

粟张（指粟裕和华野参谋长张震，笔者注），并告华东局，陈邓（陈毅和邓小平），中原局：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东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封电报反映了中共统帅部什么样的风格呢？

其一，尊重来自一线的意见。

其二，军事方面的大事，不轻易下结论，不轻易作具体部署。

其三，中央只把大方向，不管小事。

其四，群策群力，大事周知，不搞个人对个人的把戏。

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与国民党军指挥上的鲜明差异。随着淮海战役进行到纵深，这种指挥风格体现的愈发明显。

以围攻黄百韬兵团时的指挥电文为例。粟裕向军委上报作战计划，准备在11月7日佯攻徐州，11月8日突然包围黄百韬。

统帅部感到不妥，复电询问：先打佯攻徐州，会不会引起黄百韬警觉？是不是两处同时攻打会更好一些？

注意这封复电，是询问加商量的口吻，实际上与粟裕斟酌到底怎么打才好。华野司令部随即进行了重新研究，感到军委考虑更加周全，便调整了部署，决心把佯攻与包围都放到11月8日。

这是一次统帅部与一线指挥员的绝佳互动，你提供一线具体情况与计划，我负责把关定向，其间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商量，尽量让军事行动更加符合中央意图，也更贴近一线实际。

这种指挥方式与蒋介石冷冰冰的一句“着令该兵团就地抵抗”，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当然，除了战略层面的指导性电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对一些很小的事作出过指示。

例如1948年11月12日，粟裕突然接到军委来电，看完后不禁会心而笑。原来军委无意中了解到，华野的前进指挥所设在距离碾庄圩只有5公里左右的地方，粟裕本人就在那里。军委措辞严峻地说，要粟裕带指挥所后撤5公里，避开国民党军的大炮射程。

军委关心方面军指挥所、方面军指挥员的安全，看似是小事，却暖了前线将士的心，于细节中加深了前线和后方的感情联系。对比康泽被俘时，蒋介石对一线将士空喊理想、空谈牺牲，无疑是两重境界。

四、老头子的手令就是催命符

蒋介石下达手令过多，严重干涉部属的正常工作 使得党政军各届都产生了不少怨言。

1942年11月，抗战战局胶着，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进行党政总检讨。一些高官公开抱怨，委员长手令太多，各部部长只知应付手令，无暇顾及正常工作。

蒋介石面对委员质疑 一时无法解释 只能以强词狡辩来维护颜面 称:“并没有好多手令 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部长参考则有之 正式手令甚少。”

稍后 蒋介石即指示侍一处主任贺耀组和侍二处主任陈布雷 以后发交各机关的手启各条 不可用手令名称。这不过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抗战中，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半开玩笑半请命地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报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

后来蒋介石果然碍于李宗仁所请，没有过多干预。当然这一情况也在于，第五战区部队以桂军和西北军等杂牌部队居多，除了汤恩伯这支中央军，蒋介石就算把手令发给一线部队，恐怕也指挥不动顽固的桂军和西北军。

但蒋介石同样以其他方式的手令，对杂牌军实施影响。当时一些杂牌军长官得不到足够的兵员粮饷，得到机会面见蒋介石，便哭诉无兵无粮无枪无弹，蒋介石当面抚慰，信口许诺。但转眼就给兵站或相关机关下密令，对某某杂牌部队要限制供应。

1948年12月间，黄维的十二兵团被围于双堆集，突围无望，无粮无弹。十几万人正待空军投运一些粮食，不料飞机飞来，却只投了一袋文件。据该兵团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这些文件，就是给十二兵团各级官长的手令，以及对全兵团官兵的嘉慰令。

内容很空洞，无非是嘉奖官兵忠勇抵抗，现在解放军已遭严重杀伤，不久便要崩溃，党国的前途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还要继续坚守云云。

杨伯涛回忆说，这种时候来一封这样的手令，大家要的是粮食弹药和援军，开空头支票抵什么用，实际是一道催命符。大家意识到，老头子的催命符一到，我们就快完了。

蒋介石的希望通过手令加强个人独裁，针对的是国民党行政运作的种种弊病。可他没想到的是，在日趋开化的现代政治系统中，这种带着浓郁的封建残余味道的命令形式，根本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反而与它所针对的弊病一起，成为新的行政弊病。

蒋介石去台之后，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质所在，慢慢减少了手令。然而，一切为时已晚，他在大陆曾经拥有的万里江山都已归属人民政权。夕阳西下时，只剩侍从室堆积的数以万计的手令原件，无情地映照着国民党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