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总是被否定如何消除阴影（童年受到的创伤）

童年总是被否定如何消除阴影（童年受到的创伤）早在2004年，就有一项来自美国国家慢性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中心的研究表明，经历过五次以上“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受访者，相比没有童年创伤的受访者来说，有抑郁症病史的概率要高五倍，近期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概率要高六倍。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项调查的9460名受访者，年龄中位数为57岁。也就是说，即使已经过了几十年，他们的生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童年时期的经历所影响着（Chapman et al. 2004）。2012年，美国儿科期刊的官方杂志《Pediatric》上刊登了一项横跨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学、发展心理学、流行病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跨学科综合性报告。其中总结整理了儿童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给人带来的贯穿一生的消极影响。在这项报告里，作者们表示，儿童期不良经历带来的有害压力（toxic stress），尤其会在功能和结构上影响正在生长发育中的

“你的童年快乐吗？”

童年里有白云蓝天、秋千风筝，有阳光下跑跑跳跳和无忧无虑的纯粹时光——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童年，往往也是一个人最脆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期。如果出生于不幸的家庭，孩子们将不得不在尚无自我保护能力的情况下，忍受来自身边的欺凌与折磨：家庭创伤，躯体折磨、精神折磨、情感忽视……

撰文 | 曹安洁

编辑 | 一块肉饼

人生总是那么艰难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

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年仅十二岁的玛蒂尔达问道。很多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同样想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是伤痕累累的小孩。

童年经历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2012年，美国儿科期刊的官方杂志《Pediatric》上刊登了一项横跨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学、发展心理学、流行病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跨学科综合性报告。其中总结整理了儿童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给人带来的贯穿一生的消极影响。在这项报告里，作者们表示，儿童期不良经历带来的有害压力（toxic stress），尤其会在功能和结构上影响正在生长发育中的大脑，从而导致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们，在长大以后更容易受到精神健康方面的困扰（Shonkoff et al. 2012）。

早在2004年，就有一项来自美国国家慢性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中心的研究表明，经历过五次以上“儿童期不良经历”的受访者，相比没有童年创伤的受访者来说，有抑郁症病史的概率要高五倍，近期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概率要高六倍。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项调查的9460名受访者，年龄中位数为57岁。也就是说，即使已经过了几十年，他们的生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童年时期的经历所影响着（Chapman et al. 2004）。

大脑功能性异常

2019年4月，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在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患者当中，有童年创伤史的患者与没有童年创伤史的患者相比，在功能性脑联结上也呈现了不一样的特征（Yu et al. 2019）。

所谓功能性联结，是指大脑不同区域活动时血氧信号的同步性。我们大脑的活动离不开神经元。神经元这种细胞，由于本身不带有存储能量的机制，所以需要通过外界进行供能。当神经元放电的时候，需要血液动力学反应（hemodynamic response）提供更多的氧气。而这种供氧效率的变化，导致了活动脑区的氧合血红蛋白（oxyhemoglobin）与脱氧血红蛋白(deoxyhemoglobin）比率的变化。由于两种血红蛋白有不同的磁化率（magenetic susceptibility），脑区活动的变化能够被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捕捉。研究人员也就能够更好地判断，不同的活动究竟是由哪些脑区负责的。

当然，大脑的各个区域并不是独立工作的。无论何时何处，大脑各个区域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结沟通，形成一种“空间上分散，但功能上联结”的网络（Van Den Heuvel & Pol 2010）。更有趣的是，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处于静息状态（resting state），大脑中也会呈现出“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Greicius Krasnow Reiss & Menon 2003)。这样的网络，使不同脑区之间可以进行实时沟通、信息共享，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感知、认知这个世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患者呈现出脑网络功能性联结上的异常。2016年，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Leanne M Williams在《柳叶刀》的精神病学子刊上，总结了抑郁与焦虑症状所对应的神经回路异常（Williams 2016）。比如说，抑郁症患者的默认模式网络，要比健康人群的联结程度和活跃程度都要高。这种静息状态下异常的高活跃，被认为与抑郁症患者容易陷入悲观消极的“沉思”（rumination）状态有关 （Hamilton Farmer Fogelman & Gotlib 2015）。

在4月最新发表的这篇文章里，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并没有特意招募有童年创伤史的患者作为被试，但童年时期经历的忽视与虐待（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躯体上），都在这些已成年的抑郁症患者的脑网络功能性联结上留下了痕迹。

后期分析发现，情感忽视与虐待的痕迹，主要体现在背侧注意网络（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AN）和感觉运动网络（Sensorymotor Netowrk SMN）之间的联结性增强上。而躯体上的伤害，则与扣带回岛盖网络（Cingulo-opercular Network CON）和视觉网络（Visual Network VIS)之间，背侧注意网络（DAN）和腹侧注意网络（Ventral Attention Network VAN）这两对网络之间的联结性增强呈现相关性。这样的结果，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抑郁症患者确实存在脑网络异常，同时也为童年不良经历对大脑功能性联结带来可能影响提供了证据。

大脑结构的改变

事实上，除了功能性的异常，童年不良经历对大脑的影响还体现在大脑结构本身的改变上。

有初步证据表明，童年时期经常受到父母语言虐待（verbal abuse）的人，大脑中负责语言处理的神经通道白质纤维束质量明显下降。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白质纤维束的质量与言语智商和言语理解能力呈现相关性。被试的白质纤维束的质量越低，其言语智商和言语理解能力的测试结果也就越差（Choi et al. 2009）。

与上述结论相对应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童年时曾目睹过家庭暴力的成年人出现了大脑皮层厚度上的变化：双侧的二级视觉皮层（V2）与左侧枕极（left occipital pole）要比正常对比组的被试薄6%。同样负责视觉信息处理的大脑右侧舌回（right lingual gyrus）则出现了灰质减少的症状（Tomoda Polcari Anderson & Teicher 2012）。

童年创伤真的会给大脑带来生理上的伤害。情感与躯体上的虐待和恶劣的家庭环境，都会使发育尚未成熟的少年儿童长期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下。而常年高压状态，对人体内的皮质醇水平的改变尤为重要（cortiso level）。它会使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下，久而久之，自然会影响还未发育完善的大脑（Lupien McEwen Gunnar & Heim 2009）。

但是，这种变化也可以从一种较为积极的角度来考虑：大脑功能上与结构上的变化，也许是因为大脑在进行与环境相适应的调整。换句话说，是大脑正在积极调整自己处理信息的方式，试图更有效、更有意义地来适应人生的高压环境。

目前，有一些研究指出了这样的可能性：也许这种大脑皮层厚度的变化，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意识知觉（concious perception），让皮层下的通道提供一种无意识地处理应对威胁的方式（Teicher Samson Anderson & Ohashi 2016)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指向这种可能性的证据仍然数量稀少和零散，未经复制证实。

修复力

“人生总是那么艰难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总是这样的。”（图源：《这个杀手不太冷》剧照）

童年阴影的话题无疑是沉重的。在各种社交网络平台上输入“核心家庭”、“童年阴影”等关键词，你会读到成千上万的网友讲述的大大小小令人揪心的故事。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成年人。而每个伤痕累累的成年人心底，都藏着一个饱受摧残的孩子。

时间毕竟不能倒流。随着父母的不断老去，曾经的施暴者也逐渐变成了需要人挂念操心的弱势群体。当年那些需要保护的孩子，则逐渐长成了社会与家庭里的中流砥柱，承担起照料家庭的责任。然而地位上的改变，并不能完全抹去多年之前受到的创伤与折磨。

所以童年受到的创伤，真的会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吗？难道童年受到伤害的孩子，就只能静静等着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接踵而至，束手无策吗？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组由精神健康工作者、儿科医生、公共卫生护士和社工组成的研究团队，来到美国夏威夷的考爱岛（Kauai），对当地的孩子开始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在进行跟踪调查的这个群体中，有百分之三十的孩子拥有非常糟糕的成长环境：贫穷、家庭不和、父母离婚、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等。这项调查横跨近半个世纪，从这些孩子的一岁跟踪到了四十岁。但研究人员发现，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们人成长为了积极健康的成年人。他们不仅在学习工作中有所成就，同时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孩子关爱有加。他们并没有复制自己当年的成长环境，让下一代“重蹈覆辙”（Werner & Smith 2001）。

从这些似乎走出了童年阴影的孩子身上，研究人员总结出一个被称为“修复力”（Resiliance）的因素。这些有“修复力”的人们身上有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Werner 2005）。

第一个特点是他们的自身因素。从婴儿时期开始，这些人就呈现出非常令人愉快的特质。他们更友善、更亲和、更愿意与周围人互动。

第二个特点是家庭中的保护因素。他们能在童年早期与至少一个家庭成员建立起稳定的情感关系。这个人可以是爷爷奶奶，兄弟姐妹，或者是舅舅舅妈、姑姑姑父。这样的家庭成员起到了“代理照顾者”的作用，很大程度是个保护了这些孩子。

第三个特点是社区中的保护因素。恢复力强的孩子，能在家庭之外，在社区中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成年人或者同伴，在危机之中为自己提供情感支撑。这样的人可以是最喜欢的老师、隔壁的邻居、自己小伙伴的父母等等。这些人的存在，也对于这些孩子日后走出童年阴影的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在美国本土、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瑞典、英国和德国的群体身上复制了这项研究关于“修复力”的发现（Werner 2013）。而中国关于“修复力”的研究，虽然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才刚刚起步，但初步的元分析也肯定了修复力的作用——它是凌驾于一个人成长环境中和文化背景之上的重要因素（Wang Liu & Zhao 2014）。

童年没有第二次。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已经破碎的，没有办法再复原；已经失去的，没有办法再得到。也许里昂是对的，人生的确总是这样困难痛苦。但在这样的困难痛苦面前，也不能忘记：我们长大了，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无力保护自己、无从选择出路的孩子。人生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可以选择创造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