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交流历史事件（古滇国人与云南少数民族此消彼长之关系）
云南民族交流历史事件（古滇国人与云南少数民族此消彼长之关系） 上图为多人物贮贝器，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胴、腰间铸4环耳，器身下部铸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多人物贮贝器 古滇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奴隶主与贵族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很常见。贮贝器盖上的人物形象，一般可分为奴隶主、贵族、奴隶、士兵等几类。在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多个贮贝器上均出现身份地位较高的女性，由此有专家推论古滇国亦是延续母系氏族的生活方式。上图贮贝器中通体鎏金，高坐在轿子中的是一位贵妇人，显得格外醒目突出，有四人抬轿，一人撑伞，旁边一名伺候的女佣，从贵妇人着装和梳理整齐的发型可看出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注重形象和仪容仪表的，高贵的仪态和拢身坐在轿子中的身形可想象是一位涵养较好且身份尊贵的贵
“滇”是战国中叶至西汉时期盘踞在云贵高原上的一个酋邦制王国，位于云南的中东部地区，属于一个实力比较强大的古王国，称为“滇”，见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当时云南以中部地区为滇国的主要聚居区，滇国的东部是夜郎国，北部是邛都国，西部洱海区域为昆明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国归降于西汉王朝，汉廷在原滇国领地建立郡县制（益州郡），并命滇王“复长其民”继续统治原滇国领地，1956年在晋宁石寨山出土一枚蛇纽“滇王金印”，证明了《史记》中关于古滇国的历史记载。
古滇王国在西汉时期为鼎盛时期，到了东汉中叶，这个王国极其文化便完全销声匿迹了。建国后的70多年来，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发现了不少滇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其中最主要的是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和官渡羊甫头。这些墓地出土的精美文物令世人震惊，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滇文化的青铜器陆续出土。滇王金印的出现拯救了上万件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
古滇国祭祀贮贝器
祭祀贮贝器是西汉时期较为典型的青铜器，器盖上的35个人物装饰多样，形态各异，明显就能看出他们的不同身份，生动而传神。
这件精美的青铜器与著名的牛虎铜案来自同一个出土地——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器物上多层面反映了古滇人的社会生活，正是这样的一群人，铸造了云南历史上灿烂辉煌的青铜时代。
2000多年前的云南，很少受中原汉文化及传统礼教的影响和束缚，所以古滇国人们崇尚的是自然生态和当时科技无法解释的自然事件。反映在青铜器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显得更加粗犷豪放和富有想象力。在出土的上万件滇文化青铜器中，包含着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和装饰品，大多数器物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并且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模式。很多造件是从社会生活中直接引用，场面及人物鲜活灵动、栩栩如生。
古滇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奴隶主与贵族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很常见。贮贝器盖上的人物形象，一般可分为奴隶主、贵族、奴隶、士兵等几类。在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多个贮贝器上均出现身份地位较高的女性，由此有专家推论古滇国亦是延续母系氏族的生活方式。上图贮贝器中通体鎏金，高坐在轿子中的是一位贵妇人，显得格外醒目突出，有四人抬轿，一人撑伞，旁边一名伺候的女佣，从贵妇人着装和梳理整齐的发型可看出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注重形象和仪容仪表的，高贵的仪态和拢身坐在轿子中的身形可想象是一位涵养较好且身份尊贵的贵妇人。身旁的女佣躬身伺候的状态亦可看出其教养和尊卑的良好体现。贮贝器中央立一根祭祀柱，周边有人扛着农具，有人骑马仰身前行，有盘发髻者，亦有长发披肩和包头带帽者，有个子娇小的土著民族，也有身材魁梧高大的外藩人士，可见古滇国的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
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
上图是一个西汉时期的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其器盖上焊接一组立体雕像，分为里外两层。外层是四头肥硕的犍牛，呈逆时针方向排列。里层台上有一立马，昂首嘶鸣，马上有一骑士，双手控缰，腰间佩剑，通体鎏金，显得格外醒目突出。在众牛的环绕下，一位鎏金佩剑骑士突现眼前，它告诉世人：他是古滇国的一位重要人物，不是奴隶主，就是贵族。
多人物贮贝器
上图为多人物贮贝器，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胴、腰间铸4环耳，器身下部铸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据研究，在这些族中，可以明显区分出“椎髻”的滇人和“编发”的昆明人，还可以在同为“椎髻”的滇人中发现其梳髻位置和服饰又大不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物牵牛这组人物均深目高鼻，穿长裤。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地区还有“身毒之民”和“僄越人”侨居，表明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西汉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贮贝器的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论当时的南中习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又《建宁郡·味县》条下云:“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都说明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古滇人为何会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抚仙湖
艺术来源于生活，研究古滇人的生活环境可以发现，古滇人主要在滇中的湖群区傍水而居，分布在玉溪的古滇国人主要居住在抚仙湖的周围。抚仙湖是我国第二深的淡水湖泊，蓄水量约有100亿立方米，清澈纯净，至今仍保持一类水质，能见度高达15米。
滇人居住的环境群山环绕，山水相映，景色旖旎，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充满了天然的浪漫色彩！
从四千多年前的抚仙湖周边贝丘遗址的墓葬中就发现，生活在湖边的先民们除了农耕、狩猎外，还从湖里打捞鱼虾和螺蛳来吃。通海县杨广乡的贝丘遗址中，随葬器物常有陶器和石器等，吃过的螺蛳壳通常用来做填充物。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抚仙湖不仅供给古滇国的人们丰富的物质，又赋予了他们无穷的智慧。对精神财富的渴望使他们艺术灵感不断爆发，使一件件精心铸造的青铜器赋予了超越固定模式的灵性。
我们知道，古滇国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一一反映在青铜器上。从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形态。因此，有一位学者曾说：“古滇国的青铜器就像一幅清明上河图！”
东汉时期，随着汉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曾经强盛一时的滇国消失了。没有人知道那些曾经创造了辉煌青铜时代的古滇人去了哪里？他们的后裔是现在的哪个民族，有人说他们的后代是傣族、是彝族，也有人说是佤族或是哈尼族、壮族等。
花腰傣
图为生活在玉溪新平县和元江县的花腰傣，属于傣族的一个支系。有的专家认为他们就是古滇国贵族的后裔，从宗教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和生活习俗中皆可追寻到古滇国人的踪影。可是时过境迁，花腰傣已经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只听老人们口口相传：“我们的祖先是从水边来的。”
不管怎么说，古滇人肯定没有消失，但他们的去向似乎是个谜……
通过研究历史我们知道，古滇国人历经了无数次的战争烽火和朝代更替，逐渐融入云南的各个少数民族之中，他们与其他民族共同开创了多元化的民族文化。
古滇国人创造了一个灿烂辉煌的青铜时代，他们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不可估价的宝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对我们研究人类历史学，美学和云南的地理及有色金属资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作者王春玲系玉溪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