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平凡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 苦难的承受者和苦难的记录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平凡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 苦难的承受者和苦难的记录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美]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2019年4月版19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出版，2002年第五卷出版。在教学之外，约瑟夫·弗兰克一生只写了这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返回圣彼得堡。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戴大洪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约瑟夫·弗兰克是美国高校的比较文学教授，1956年，约瑟夫·弗兰克在普林斯顿大学高斯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题”的讲座，在讲座上，弗兰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作为存在主义的先例来阐述，在整理讲义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更浓厚的兴趣，此后自学俄语，阅读了大量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料，萌生了写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的想法。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已经非常多，约瑟夫·弗兰克无意
撰文丨聂丽平
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影响了无数作家，茨威格、布罗茨基、博尔赫斯、苏珊·桑塔格都曾表达过对他的赞誉。他的作品也反映出他与命运、与时代的纠缠，传记学者约瑟夫·弗兰克撰写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详细再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壮阔一生和作品长廊，目前已出至第三卷。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将于2020年上半年出版。
近日，围绕着今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作家止庵、编剧史航以及译者戴大洪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进行了对谈，他们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幸遭际，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与他的作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与宗教情怀。
把所有的不幸放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戴大洪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约瑟夫·弗兰克是美国高校的比较文学教授，1956年，约瑟夫·弗兰克在普林斯顿大学高斯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题”的讲座，在讲座上，弗兰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作为存在主义的先例来阐述，在整理讲义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更浓厚的兴趣，此后自学俄语，阅读了大量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料，萌生了写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的想法。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已经非常多，约瑟夫·弗兰克无意再重复。戴大洪介绍，约瑟夫·弗兰克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他只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对阐释其作品有帮助的那些方面。因此，这部传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它应该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及其艺术的一次总结。他对很多权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的定论提出质疑，并且进行了自己的阐述。
19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出版，2002年第五卷出版。在教学之外，约瑟夫·弗兰克一生只写了这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返回圣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美]约瑟夫·弗兰克著，戴大洪译，2019年4月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因涉嫌政治谋反遭到逮捕前，已经凭借小说《穷人》而声名鹊起，《穷人》被认为是俄国文学的希望。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按照《穷人》的文学方向继续创作，在第二部《双重人格》后，他遭受了屠格涅夫等“别林斯基身边的文学贵族”的讽刺挖苦，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及其小组决裂了。
决裂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想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后来被捕，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归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想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学声望。1961年，他和哥哥一起创办了杂志《时代》，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功，直到1863年5月被查封。当时波兰发生暴乱，杂志的一个编辑斯特拉霍夫写了一篇文章，虽并无同情波兰人之意，却被右翼杂志的人告发，杂志因而被查封。
《时代》杂志被查封对陀氏兄弟打击巨大，哥哥因此背上巨额债务。一年后，两人创办第二份杂志《时世》，《时代》杂志的资源没有被很好地继承下来，《时世》的财务状况从一开始就很糟糕。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太太因病去世，三个月后，作为他经济支柱的哥哥也突然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将并未盈利的杂志办下去，从莫斯科的姨妈那里提前预支了一笔遗产，最终杂志破产，血本无归，他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
创办杂志失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继创作了三部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从而再次确立了他作为俄国文学最重要的一员的声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时接触了底层人物，回到圣彼得堡时正值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农奴被解放，这是俄国剧烈变化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和认识从被捕前略微激进的革命者的意识形态转向了保守和乡土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中所写的这段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创作非常重要，这是他思想形成的时期。
戴大洪介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困难的时期，正是《俄国导报》的主编卡特科夫——举报《时代》杂志关于波兰文章的人——在给予他经济上的支持，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想预支稿费，卡特科夫就会立刻给他钱。
根据《罪与罚》改编的同名电影，阿基·考里斯马基1983年版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坑害一个人又帮助一个人。”止庵认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这一切，他的债务缠身、经济困难，他的捉襟见肘让他得以创作出这些不朽之作。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如果让屠格涅夫过我这样的日子，可能早就死了。“把所有的不幸放一个人身上，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告密，被流放，永远欠债、永远不幸，这种经历是正常人无法承受的。
戴大洪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很嫉妒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他曾经感叹道，如果他能用“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写作方式”进行创作就好了，他们可以把小说反复修改之后再发表，他却不行。他的小说大都是以杂志连载形式发表的，由于经济压力写了几章就得赶紧发表。《白痴》在连载两三期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确定主人公是谁。《群魔》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被退稿，他以为修改之后即可发表，但因为里面写到奸污少女，所以不行，他在后面的部分不得不打破原来构思的对称格局，出单行本时甚至不得不删掉前面的伏笔。
苦难唯一的意义是有人记录苦难，
将之变为文学或艺术作品
史航谈到，比起“最高的山峰”，他更愿意用“最低的天空”来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像是穿越在那个时代，最后没有下脚的地方。他“像一个正常人被关到精神病院，一个当代人被关到了俄罗斯的那个时代。他一直开着录音笔在记录”。
止庵则认为，人类的苦难本身没有结果，并非“否极泰来”，“苦难本身没有结束苦难的意义，否极泰来是一个善良的人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幻想，苦难唯一的意义是有人去记录苦难，把它变成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这样苦难就有了意义。如果没有人记录苦难，苦难就没有意义了。”
止庵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经历了各种不幸，但最大的不幸是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陀思妥耶夫斯基活了六十岁，却有十年的光阴虚耗在西伯利亚；对于一个刚刚取得一些成就的作家，却需要从头来过，当他回到圣彼得堡，文学环境已经今非昔比。他将这样的经历化为了写苦役犯的《死屋手记》。俄罗斯有太多关于囚犯的回忆录，但不像《死屋手记》写得这么纯净，《死屋手记》是特殊的。
《死屋手记》，[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曾宪溥、王健夫译，2011年5月版
特殊之处在于什么？止庵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处理苦难时，不是人世间的记录者，而是人世间的挖掘者，比我们记录的要深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具有特殊的深度与广度。
止庵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穷人》时，只是一个记录者，但从《双重人格》开始，他不满足于只从表面写人。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作品仍然在写“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这样一种人，写的还是比较表面的人物。直到《地下室手记》，才开始呈现出和以往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这本书跟他前面的作品完全不一样，而且启示了他后面的作品。很多文学都是从这本书来的，他把一个人作为人的性格，无穷尽地往下挖掘，一个人既是这样又是那样，不光是意识层面，还有行为层面。”
戴大洪引用约瑟夫·弗兰克对“地下人”的评价，称地下人“不顾自然法则可悲并且挑衅性地坚持他的个人自由，无论自己和他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死屋手记》是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但在那之前，《死屋手记》曾在一份小杂志《俄罗斯世界》上连载过。书报审查机构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监狱生活“写得太好了”，不能对罪犯起惩戒作用，所以禁止《俄罗斯世界》再刊登《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写监狱的面包是城里最好的面包，囚犯从来没吃饱过，到苦役营却吃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写了一个附录，附录说服了书报审查机构。附录说，如果你见到一座宫殿，里面要什么有什么，非常好，你让人住进去，说你可以享受这里面的一切，唯一的条件是你不能出这个门，你看看还有没有人想住进来。对于囚犯而言，监禁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折磨，无论条件恶劣还是优渥。
戴大洪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一直有一种情怀，简单地说，是宗教情怀。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对人产生根本影响的是人的道德，而不是物质生活的好坏，尤其在他接触底层民众之后，他认为宗教对俄国民众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作者丨聂丽平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