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氏的历史状况（屈氏立氏考二）

屈氏的历史状况（屈氏立氏考二）单就楚君而言，共有六敖，即若敖、焚（蚡）冒、宵敖、堵敖、郏敖、訾敖。前三个在楚武王称王之前，后三个在称王之后。（二）楚敖都有哪些？（一）“敖”指什么？敖，即嚣。“敖”系传世文献用字，出土文字则作“嚣”、或［戈嚣］。敖与嚣同义。《说文》嚣，声也。气出头上。页亦首也。当引申为头，头领，兼具指挥之义。《辞通》谓：“敖、㠂、豪三字同音通假”。《史记·韩长孺传》注云：“豪，犹帅也。”因此，单字“嚣”是指部族首领，或军队首长。在酓绎封楚子之前，鬻熊、酓丽、酓狂皆为周王之师，他们作为芈姓部族首领，统帅宗族军队以侍周王。那他们的职务怎么称谓呢？疑即是敖（嚣），包括酓绎在为楚子之前，也是敖。

按：本文共2.3万字，分三篇刊出。此第二篇。

三、屈氏与莫敖

谈屈氏，不能不谈莫敖。

很久以来，研究楚史的人都发现一个现象，在楚国“令尹、司马、莫敖”三大职中，莫敖（包括大莫敖）一职几乎被屈氏所垄断，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说明屈氏受到了历任楚君的惠顾，亦证明在众多的楚公族中，屈氏地位特殊，而地位特殊必定身份特殊，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屈氏立氏不同于一般楚公族。如果单凭一个楚武王的儿子屈瑕，屈氏家族是不会走得如此之远的。屈氏必定在楚国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显然屈瑕做不到这点。

在上述楚国的三大职中，虽然莫敖排在后位，但在最初并非如此，楚武王称王伊始，莫敖是仅次于王的官职，之后才设置令尹、司马二职（按：军率可能是司马的前身）。那么，莫敖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莫敖有什么含义呢？

（一）“敖”指什么？

敖，即嚣。“敖”系传世文献用字，出土文字则作“嚣”、或［戈嚣］。敖与嚣同义。《说文》嚣，声也。气出头上。页亦首也。当引申为头，头领，兼具指挥之义。《辞通》谓：“敖、㠂、豪三字同音通假”。《史记·韩长孺传》注云：“豪，犹帅也。”因此，单字“嚣”是指部族首领，或军队首长。

在酓绎封楚子之前，鬻熊、酓丽、酓狂皆为周王之师，他们作为芈姓部族首领，统帅宗族军队以侍周王。那他们的职务怎么称谓呢？疑即是敖（嚣），包括酓绎在为楚子之前，也是敖。

（二）楚敖都有哪些？

单就楚君而言，共有六敖，即若敖、焚（蚡）冒、宵敖、堵敖、郏敖、訾敖。前三个在楚武王称王之前，后三个在称王之后。

武王之前这三人呢？我认为所用的是“号”，“酓义、酓帅、酓鹿”三人名前的“敖、冒”均为其“号”，在楚文中“嚣、敖、冒”均音通可互用。焚（蚡）冒之冒当为嚣（敖）的假借字。“若、焚（蚡）、宵”，皆地名。“若敖酓义”这种称谓，实“地名 号 氏 名”。

用“号”的还包括楚武王酓达（熊通）。《楚世家》载：“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很明显“武王”是号，不是谥。《楚居》：“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我怀疑酓达在称王之前，其号是“宵敖”，因为其即位后到称王前，有36年的时间居住在宵。

在楚武王之后，出现了三位带“敖”字的楚王。熊艰为堵敖，熊员为郏敖，熊比为訾敖。

《左传·昭公十三年》：“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熊比）于訾，实訾敖。”杜氏《註》“不成君，无号谥者，楚皆谓之敖”。《正义》曰：“郏敖与此訾敖皆不成君，无号谥也。元年传云‘葬王于郏，谓之郏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实訾敖’，并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称为敖，不知敖是何义。”

杜氏所注此条疑其不确。其言“不成君者”，盖指熊比，其在位不足一年，然而其仍被谥为“初”，曰楚初王。虽然《逸周书·谥法》对此无解，但“初”字确实是熊比之谥。杜氏所言“无号谥者”，盖指熊艰和熊员，但是他们一个为王5年，一个为王4年；一个谥为“殇”、曰楚殇王，一个谥为“愍”、曰楚愍王，何谓无号谥呢？然他们同样被冠以“敖”。

可以肯定的是，“杜、郏、訾”皆为地名。訾，訾梁（今河南信阳市北）。《左传》文有“师及訾梁而溃”。郏，今郏县。西周时称“夹”；春秋时属楚邑，名郏；战国归韩；秦始置县。堵敖，《史记》作杜敖。《酷吏列传》云：“杜周者，南阳杜衍人。”疑杜，即杜衍，地在故申，今南阳。公元前687年，楚文王灭申。这三个地名分别为他们三人的葬地名，《楚居》中用“葬地名 敖”来称谓他们，这是非常特殊的方式，其与“若敖、焚冒、宵敖”的称谓，是有根本区别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楚居》中只记录了熊艰和熊员，并没有记载熊比，大概缘于其为王不足一年之故。《楚居》：“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又“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堵敖，即楚文王长子、楚成王之兄熊艰。楚初王在楚灵王之后，因此这位“嗣子王”就是郏敖熊员（《左传》称之为熊纴），在《系年》中他还被称为“孺子王”。显然“嗣子”与“孺子”，均不是谥。

无论熊艰、熊员和熊比怎么称谓，他们均是非正常死亡。熊艰为其弟楚成王熊恽所杀，熊员被叔父公子围（楚灵王）用帽带子勒死，熊比被其弟楚景平王逼迫自杀身亡。新继位者为了掩盖弑君之罪名，同时又要为自己夺权寻找一个合礼合法的理由，必定给前任君王罗织罪名，剥夺他们为王之号，并以低一级身份为他们举办葬礼，及至不予归葬王茔。这可能就是堵敖、郏敖、訾敖三人为“敖”的缘由。因此，“敖”实为“王”等下之“号”。同样，于周王来说，若敖、蚡冒、宵敖，也是周王朝在野的部族首领。

若敖三人与堵敖三人不同的是，“若、焚、宵”系三人为部族首领时居处之地，而“堵、郏、訾”则为三人丧葬之处；若敖三人之“敖”为周王所封，而堵敖三人之“敖”则为楚王所予。

（三）怎样解析莫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至少明晰了三个问题：

1、敖是号；

2、敖的地位仅次于楚子或楚王；

3、敖之前的缀词均为地名；

莫敖，《淮南子·修务训》作“莫嚣”，故莫敖与莫嚣通用。《汉书·五行志》“莫嚣”，颜师古注：“莫嚣，楚官名也。嚣字或作敖，其音同。”

那么，莫敖之“莫”是地名吗？

我认为非是。

莫，甲骨文作：

金文作：

楚简作：

新蔡甲三36

《古今姓氏书辩证》则云：“莫，其先楚人，以大为莫，故其官谓之莫敖，后以官为氏。”其释“莫”为“大”，我认为不确。如“莫”为“大”，“莫敖”即“大敖”，那楚“大莫敖”又作何解？

《说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草中。《广雅》：“冥，暗也。”意思是天将暮。古文字“莫”通“暮”。因此，莫敖即暮敖。莫，音读mù。

莫敖是楚子在立国之初，专为掌管国家祭祀的官员设立的职务。

《楚居》：“至酓绎与屈紃，使若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若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曰祭，祭必夜。” 若嗌，若氏占卜者，名嗌。夷屯，在今宜城西山的夷溪（今清凉河）一带。“楩室”即用“楩柟”做的“室”。柟，即楠。楩柟，楠木的一种。室，指宗庙。内，即纳。若人，若国人。若国，在今襄阳。犝，无角小牛。此段大意是：酓绎令屈紃负责营城，屈紃让若嗌行占卜之事，徙迁于夷屯，建起了宗庙，可是没有祭品，就去偷邻居若国人的小牛崽，又害怕被主人发现，只好趁天黑弄回来祭祀。一直到今天，楚人祭祀活动都是在夜晚举行。

据考《楚居》为楚悼王（一说肃王）时人所作。在上文中，它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负责营建都城的是屈紃；二是楚人的祭祀习惯有别于他国，实行“夜祭”，并且从立国之初到战国中前期一直没有间断。

《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政中的重中之重，包括战事也离不开祭祀。古人崇祀，不仅次数多，而且礼仪繁缛，其不同于带兵作战，只要智勇就行，这个一般人还真不好掌握，用现在的话说“专业性极强”，因此负责国家祭祀的官员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位高权重；二是官职世袭。

楚国亦然。因为“夜祭”，所以称暮敖，即莫敖。楚武王时，屈瑕实际上是世袭了莫敖。从酓绎立国到屈瑕去世，莫敖一职一直是仅次于楚子的最高官衔，并且由屈氏家族来世袭，而屈紃是楚国莫敖第一人。

对屈氏家族研究颇深的赵逵夫先生认为：“春秋之时地位仅次于王族的屈氏，到战国时代已衰微下来。首先，作为世职的莫敖，已不再是屈氏所专任。其次，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现象，再没有了。其地位远在昭氏之下，也在景氏之下。” ⑯赵逵夫：《战国屈氏世系及其对屈原的影响》，载《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57页。从最新的研究来看，屈氏一族最后担任要职的仅见于包山楚简里的大莫敖屈阳。《包山楚简》第7——8简：

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公元前321年），八月乙酉之日，王往于蓝郢之游宫，焉命（令）大莫嚣屈昜（阳）为命邦人内（纳）其弱典、臧王之墨以内（纳）其臣之弱典。

楚武王后期设置令尹，是其基于国情的需要，对于国家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变革，并不存在打压屈族的问题，武王仍令屈重任莫敖。鲁庄公四年伐随时，尽管令尹列在莫敖前面，但当时斗祁作用却无屈重突出，“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此时，武王已卒，显然这里的“以王命”是“假托王命”，屈重仍表现出较强的权力和地位优势。

西周时期（屈紃之后），屈氏家族的历史不详，疑其莫敖地位一直未曾撼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有莫敖屈瑕、屈重、屈到（字子夕）、屈建（字子木）、屈荡、屈申、屈生、屈阳等。国家设立大莫敖后，莫敖下移，地方各级都设有莫敖。大莫敖和莫敖一职，也从单纯的祭祀官变成掌管各项事务的官员了。

屈氏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当属屈原。屈原出生时，战国已经接近末期，自惠王施行“封君制”业已135年左右。屈原没有任职莫敖，最初的职务是左徒，后任楚大夫。

纵观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莫敖一职的地位不断处于调整下降的处境，这是楚国政权改革的使然，亦是各大公族之间斗争的必然，伴随而来的是屈氏家族地位的没落和不堪，屈原于诗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显示了家族出身的不凡，亦实存不满和愤懑之情。“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楚有三先，旋有三后。（按：三先：老童、祝融、鬻酓。三后：酓绎、酓渠和若敖酓义。）在三后时期，是屈氏家族最为兴盛的阶段，也是楚族最为团结的时候，所以屈原用“纯粹”和“众芳之所在”来赞美。

之所以认为莫敖之“莫”不是地名，还因为楚国设有“连敖”，位在莫敖之下，显然连敖之“连”也不是地名。现在出土的楚官玺中有“大莫嚣鈢”、“连嚣之四”，以及“连尹之鈢”。大莫敖、连敖之制还流传至秦汉。

大莫敖见于《史记·曹相国世家》：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汉书》中作“大莫嚣”。

连敖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且多有记载：

1.（广严侯）“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为连敖，入汉。”

2.（隆虑侯）“以卒从起砀，以连敖入汉，以长铍都尉击项羽。”

3.（淮阴侯）“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典客，萧何言为大将军，别定魏、齐，为王。”

以上仅举三例。由《史记》《汉书》二书分析，连敖、莫敖大概均为武官，时代变迁，今非昔比，早已没有了祭祀职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四、季连、穴熊、穴酓、鬻酓、鬻熊，五者实一人

《楚居》：“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甹，从及之盘，爰生〔糹呈〕伯、遠仲，游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烖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此段文字信息量很大，概括起来，主要讲了楚先季连和穴酓之事。大意是：季连出生于隈山，不久迁到穴穷（今西峡县境），住在缓坡，此地前有乔山（宵山，今西峡县）；季连逆汌水（析川，今老鹳河上游一段）而上，见到了商王盘庚之子（指商王武乙），在方山（今熊耳山）一带，此地有一女子名叫妣隹（商女，子姓、名隹），天生丽质、率真可爱，名播四方。季连听到妣隹准备婚娉，随行到盘谷水（周地名，在今河南巩义市东）。娶妣隹，生下了〔糹呈〕伯、遠仲，起初京宗（商都）谋事。

穴酓后来徙居京宗，又认识了妣列（疑是姬姓女子，名列），逆上哉水（不详，京宗附近水系），二人般配，乃娶其为妻（正夫人），生了侸叔、丽季。丽季难产，行剖腹术，妣列死亡。巫咸（神巫、楚祝）用楚条将妣列的胁肋捆扎合并起来，举行了安葬。为了纪念妣列，遂称楚人。

《楚居》被释读之后，人们对季连与穴酓两对夫妇所生的四个孩子，用“伯、仲、叔、季”来连称，一直困惑不已。

在《楚居》未出现之前，大家普遍认为穴熊与鬻酓为两个人，司马迁对此也没有搞清楚，以“弗能纪其世”概之。从出土简文来看，楚人祭祀的“三楚先”系统有两套，一是老童→祝融→鬻酓，二是老童→祝融→穴熊，大家对此观点并不一致。《楚居》出现后，这个问题就释然了，穴熊即鬻酓，为同一个人。然而《楚居》纪世是从季连开始的，楚人祭祀中却没有季连，显然季连在楚人心目中没有鬻酓重要。这是为什么？

现在随着安大简《楚史类文献》的现世，这一问题也终于释然了，原来季连与鬻酓是同一个人。《安大简》载：“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酓。”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是为荆王。”

季连，即“穴之熊”、又叫“穴熊”。在其未担任芈姓大宗首领之前，以“熊”为氏，名穴、字季连，此阶段娶商女妣隹，生了〔糹呈〕伯、遠仲二子。从以“季连”为字来看，其是兄弟们中最小的。不知何故，祝融命他担任芈姓大宗的首领，大宗以“酓”为氏，这样季连更氏曰“酓”，更名曰“鬻”。之后，在京宗又娶了妣列，生了侸叔、丽季。所谓“荆王”，实是追号。因为季连最初为熊氏，这就是《左传》《史记》中称楚人为“熊人”的原因。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一名，实司马氏所为，在楚人的祀统上并不存在。

《安大简》的“融”，即祝融。从祝融令季连担任芈族首领来看，楚之先传位的权力似乎不在芈族首领的手中。另从季连（穴熊）不愿意担任首领的状况分析，可能当时楚先生存的环境恶劣，压力重大，并不是人人都愿意为宗长。

鬻酓生了〔糹呈〕伯、遠仲、侸叔、丽季四个儿子，之后没有传位于长子〔糹呈〕伯，更没有传位于嫡长子侸叔，而是传给了最小的儿子丽季。按分族命氏规则，丽季就是酓丽，以芈姓大宗为氏。〔糹呈〕伯、遠仲、侸叔三人应分别立氏。从历史记载来看，有屈氏、熊氏、鬻氏，这三个都是芈姓小宗。以“屈”为氏者，他就是屈紃的直系先人。我推测遠仲与侸叔有可能分立为鬻氏、熊氏，而〔糹呈〕伯当立为屈氏。

五、屈氏始立氏者〔糹呈〕伯试析

子居先生（网名）著《清华简<楚居>解析》，释屈紃：“整理者云：‘此人与楚武王后裔屈氏无关’。其说或当有存疑之处，屈氏是否确为楚武王后裔，此点实于先秦文献无一可证，故不排除是后世误传的可能。且人因地名，地因人名等情况，都是存在的。今由《楚居》篇看来，楚之屈氏，出自屈紃似更为可能。”⑯子居：《清华简<楚居>解析》

子居先生的观点非常中肯，但也存在缺陷。从“分族命氏”和“著封”的角度上讲，尚不能构成屈氏立氏的“充分必要条件”，屈紃与屈瑕一样，都是屈氏的传承者。

我之所以说〔糹呈〕伯是屈氏始立氏者，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量：

（一）历史大背景下，〔糹呈〕伯与屈紃的关系

封地建国，始有楚国。西周之初，周成王之所以封酓绎于夷屯，当与酓丽有关。《墨子·非攻下》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 周文王时，酓丽曾助文王在荆山一带讨乱（商王支持者），极有可能曾驻扎过夷屯，或许这就是楚人被封夷屯的诱因。

然而酓绎封爵后，却不住在夷屯，而是“居丹阳”。《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右尹子革回答楚灵王的一段话：“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此“辟在荆山”是对的。辟，有始封之意，但熊绎“以供王事”却在丹阳。

那么，酓绎为什么居住在丹阳，而不住在自己的封地内呢？答案是这与周朝的制度有关。

西周初期，周始建国，为避免各诸侯国不听王命，规定各诸侯当权者或者至亲男子留在天子都城镐京任职，实为“人质”。如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姬诵即位，周公和召公在镐京辅佐天子，令长子留封地守国。太公姜子牙更甚，留其第三子丘穆公镇守齐国，其与长子吕伋一起在京辅助周成王。

《楚世家》载：“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鲁公、卫康叔、晋侯、吕伋，皆周重臣，为王近臣，留在王的身边是可以理解的。酓绎身为楚子，显然身份不够尊贵，不是周成王近臣，不能居京宗。

酓绎世袭前辈之职，为成王之师，在丹阳据守“商於古道”，统兵守护周都安全，防御来自南邦及淮夷的威胁。酓绎封爵后实际拥有两块领地：一是祖居地丹淅（楚）；一是新封“子男之田”蛮地（荆，夷屯）。因此，“楚都丹阳”是个伪命题。

《楚世家》：“（熊绎）居丹阳”。《楚居》则表明酓绎没有居夷屯，而是交与屈紃代替自己。二者的记载是相符的。

在楚国的历史上，督造都城是件大事，酓绎把这件事交予屈紃来做，不仅显示了酓绎对屈紃的高度信任，而且透露出屈紃身份的不凡。屈紃的地位当仅次于楚子，而身份和地位应源于家族的传承。

〔糹呈〕伯是酓丽长兄，屈紃与酓绎同时。酓丽生酓狂，酓狂生酓绎，不出意外〔糹呈〕伯当是屈紃的祖父。

（二）“皇考伯庸”之辩

在楚辞《离骚》中，屈原写道：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对文中的“皇考”“皇”，特别是“皇考”，古往今来学者们理解并不一致。田成方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中，对“屈氏的族源”做了详细概括，归纳为四类意见，田先生本人持第四类之说，因此仍为四类。为减少篇幅，现简要摘录如下：

1、远祖说：刘向《九叹·逢纷篇》：“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末胄即末裔之意，“伯庸”相应当理解作远祖。饶宗颐先生认为伯庸即祝融，闻一多先生认为“本皇考作皇祖于义为长”，吉城先生认为“伯庸为屈子之远祖，非屈子之父”。⑯饶宗颐：《楚辞地理考》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7——10页。闻一多：《离骚解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吉城说，参陈直：《楚辞拾遗》，载《楚辞四种》，香港广智书局，1962年，第页。

2、始祖说：王闿运先生《楚辞释》提出伯庸为“屈氏受姓之祖”；赵逵夫先生认为屈氏始祖即熊渠长子熊毋康（《世本》作“庸”，《楚世家》作“康”），伯庸即毋康，乃屈原始祖。⑯王闿运说，转引自金开诚等著：《屈原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07——208页。

3、曾祖说：主要依据《礼记·祭法》：“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孔颖达释“皇考”为“曾祖也”。叶梦得《石林燕语》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皇祖之称也。”陈直先生赞同此说。⑯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页。陈直：《楚辞拾遗》，第1页。

4、亲父说：王逸《楚辞章句》：“屈原自道本与君公祖，俱出颛顼胤末之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称考也。《诗》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姜亮夫先生：“战国之际固多以皇考称父者矣。”吴静安先生：“皇考都是指的父亲，几乎无一例外。”田成方先生在论文中赞同“亲父说”，认为“只有‘亲父说’符合先秦父系称谓的习惯。……事实上，文献和金文材料中无法找到‘皇考’指代远祖、始祖的例证。亦‘皇考’指代曾祖父或祖父，亦是秦汉以后的做法。”“作为具备极高文化修养的上层贵族，屈原不可能以‘皇考’一词称呼远祖、始祖或曾祖。‘皇考伯庸’即屈原之父，应无异议。” ⑮姜亮夫：《离骚首八句解》，《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吴静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解——屈原先世考》，《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第36——38页。

以上四类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且“亲父说”似乎更有说服力，如此“皇览揆余初度兮”之“皇”，也应是屈原之父，此“皇”是“皇考”的省写。论说这事越靠近“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就越真实可信。刘向是西汉人，王逸是东汉人，他们二人一个是“远祖说”，一个是“亲父说”，相差太大了。孔颖达是唐初十八学士之一，唐朝经学家，孔子第31世孙，著有《五经正义》，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近当代学者更是苦研专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学说岂能轻易否定！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点，认可“伯庸，字也”。既然“皇考”研究不透，那就研究“字”。

《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

可能受国情、文化传承、以及习惯的影响，各国在取字方式上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行 字”。如鲁庄公有三个弟弟：仲孙（庆父）、叔牙、季友；二是“字 父（甫）如宋戴公有儿子：皇父充石、乐甫术、好父说，好父说有子华父督。三是“子 字”。如宋司城子罕（乐喜）、子梁（乐祁）、子明（乐溷）、子路（乐筏）”。从《世本》《左传》历史人物用字来分析，第一种和第二种形态多体现在春秋时期，第三种形态多体现在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之际也有混用的如仲尼（孔丘）有弟子子渊（颜回）、子夏（卜商）、伯牛（冉耕）、子游（言偃）、子舆（曾参）等。

楚国与此不同，按历史进程，我把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各阶段楚子酓绎建国之前，用的是第一种形态。如季连。第二个阶段酓绎建国到楚武王称王，用的也是第一种形态。如酓严有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徇。第三个阶段楚武王称王到春秋结束，用的主要是第三种形态，鲜有第一种形态。如楚庄王儿子子庚（王子午）；楚景平王儿子有子西（王子申）、子期（王子结）、子闾（王子启）；春秋末期子高（叶公沈诸梁）；用第一种形态的仅发现有楚庄王时期的令尹蔿艾猎（字叔敖，人称孙叔敖。孙，楚叔之孙，表阀阅）。第四个阶段战国时期，用的是第三种形态。如楚令尹有子良（王子庆）、子春（初任郚公、谥盛武）、子林（不详，继子春之后）；大司马有子位（昭之叚）、子发（景舍）、子良（景翠）；其他还有司马子音、蔡公子家、东陵连敖子发等。

上例中蔿艾猎的字尚有争议，一说字孙叔，但孙叔敖在春秋前期，可以说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楚人的用字习惯几乎皆用第三种形态，而战国时期没有再用第一种形态的了。屈原所处的时代，已是战国末期，与大司马景翠（字子良）同时。若按“亲父说”，屈原称自己的父亲为“伯庸”，我认为是不符合当时用字习惯的。

刘向出生于公元前77年，与屈原生活的年代相距二百余年，最为接近，其“远祖说”当是。

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屈原上述四句话所要表达的含义呢？

首要的不能脱离了历史背景，更不能用今天的观念对证古人。“帝高阳之苗裔兮”，“帝高阳”即颛顼，此无疑。有人将这句释作“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或“我是颛顼帝的后人啊”，这却是极其荒谬的。

《礼记·表服传》载：“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能祢先君；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不得祖诸侯。此自卑别于尊也。”《礼记·郊特牲》曰：“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

从社会学角度讲，“自卑别于尊也”，虽然楚族人（楚先 楚人）是“帝高阳之苗裔”，但楚人是不能以颛顼帝为祖的。自颛顼以降，至楚人建国，历经近一千三百余年，世系的传承纷繁多脉，在楚人的祀统上是没有颛顼的，从出土文物中可证，楚人祭祀“三楚先”有“老童、祝融、鬻熊（季连）”，楚人祭祀颛顼之子老童才是符合礼制典范的。精通礼制的屈原是绝对不会说出“我是颛顼的子孙”这样的话的。因此，“苗裔”一词，泛指是“楚先”，简指则是“三楚先”。单就这句作这样理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联系后文“朕皇考曰伯庸”，“苗裔”就不能作“泛指”和“简指”了，而是有了具体的对象，即“伯庸”。

事实上，《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两小节，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式，它陈述的才是一个整体的意思。意思是：帝高阳之苗裔伯庸，他是我的皇考。刘向可能正是基于时代的宗法礼制，才诗云“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屈原是伯庸的“末胄”，而不是伯庸的“儿子”。至于屈原为什么称伯庸为“皇考”，只能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境中所指有所不同，“皇考”这一概念的外延更加宽泛。

虽然自丽季之后“抵今曰楚人”，但只有建国后，芈姓族人的地位才奠定下来，因此在楚人的“语境”中，酓绎之前的芈姓族人都是“楚先”。季连之后的“〔糹呈〕伯、遠仲、侸叔、丽季、酓狂”，亦不能例外，都是“楚先”。

在季连与酓绎之间，帝之苗裔“伯庸”是“楚先”，季连之长子“〔糹呈〕伯”也是楚先，由此我推定伯庸与〔糹呈〕伯系一人。王闿运先生关于伯庸为“屈氏受姓之祖”的观点，既符合“远祖说”，又符合时代大背景下的礼制，其观点是正确的。

（三）〔糹呈〕与庸之训

“〔糹呈〕伯”之“〔糹呈〕”是名，“伯”是行。“〔糹呈〕伯”，不能写作“伯〔糹呈〕”。在《楚居》中“季连”与他的四个儿子“〔糹呈〕伯、遠仲、侸叔、丽季”，在称谓的书写格式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季连”是“行 字”，“〔糹呈〕伯”是“名 行”。丽季，《楚居》作酓丽，《楚世家》作熊丽，“丽”是名。

“〔糹呈〕”字，今已不用，汉典亦未收录。疑音ying，同今“缨”。缨，《说文》：冠系也。以二组系于冠，卷结颐下是谓缨。

“〔糹呈〕”疑是形似“缨”的丝织物，或置于冠顶、或配饰于身。有以下两种考虑：①古人帽子顶上配戴的彩色丝织物之类的东西。②在秦兵马俑高等军吏俑（亦称将军俑）身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他们前胸及后背、双肩，有几朵彩色花结，数量不等，因人而异，刚出土时颜色鲜艳，被释作“领花、肩花”，显示了等级的尊贵，具有表功的作用。在以上二种中，尤以秦将军俑的“领花、肩花”值得怀疑，〔糹呈〕或即指此物。

“伯庸”之“庸”是字，“伯”是行。庸，《说文解字》：“用也。”又《玉篇》：功也。《书·舜典》：“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传》：“庸，功也。”《晋语》：“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注》：“国功曰功，民功曰庸。”又《地官·大司徒》：“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礼记·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孔颖达注：姑生三月而加名，古云幼名。名先字后，一定要使字与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与字之间，往往互为表里，义相比附。

古人用“〔糹呈〕”，绾结于上身，形似将军俑的“领花、肩花”，当有表功，兼有表明身份和地位的作用。“〔糹呈〕”与“庸”，义意相连，正合古人“加名”“冠字”之例。

季连长子〔糹呈〕伯的身份，实为芈（嬭）姓、屈氏、名〔糹呈〕、字伯庸。

《楚居》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信息呢？在反反复复的阅读中，我发现这一现象，《楚居》本是记载楚君居处与徙迁的历史，却在里面横插进了“〔糹呈〕伯、遠仲、侸叔”三人，这个还可以理解，哪又为什么再插进去“屈紃”呢？并且把丢人的偷牛事件也写进去，这就匪夷所思了。因此，我怀疑撰写《楚居》的史官，极有可能就是一位屈氏家族的成员，他借著史之机，将屈氏家族的历史也写进去了。

〔糹呈〕伯与屈紃是屈氏家族最为重要的成员，一位是立氏之祖，一位是楚国“莫敖”第一人。他们在屈氏家族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并一直影响到后代，甚至直至战国结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