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用人的三种境界：用人该唯才是举还是唯德是举
管理者用人的三种境界：用人该唯才是举还是唯德是举在北方稍微安定的状况下，曹操集团原本退居次席的内政理治被提上日程。①他所以不称帝，并非不想称帝，只是想沽名钓誉，以让其子孙后代能更稳当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他广招人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以统一中国，让江山姓曹。所以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为他的这个目的服务，就是他唯一的用人标准。曹操对自己的统御能力也充满自信，所以他豪迈地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就像邓公说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根本，而北宋大家司马光，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和散文家。自幼嗜学，尤喜《左氏春秋》；及长，学识更为渊博。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后拜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御史中丞。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用人问题上，是唯才是举还是唯德是举呢？很多人说废话，最好是德才兼备啊，人才最重要就是能够做到有才又有德。这个话吧，我觉得谁都知道，但是现实社会中，又有几人能做到德才兼备，又有几人具备德才兼备的实力，尤其现在这个商业社会中，更多的是有才无德的人。
其实对于德才之争自古而有之，北宋时期大文豪、大政治家司马光那篇著名的《德才论》，就阔阔其谈道：“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由此可见“德才兼备”的“圣人”太少了，甚至无才少德的“君子”也很难求。世上可供选择的那些凡夫俗子不是无才无德的“愚人”，就是有才缺德的“小人”。司马光认为选人的时候宁可选不能干事的“君子”，也不要才华横溢的“小人”。这其实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用人的主流思想。 这个主流思想也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最为主要的用人思想，自汉朝用人选人标准就是举孝廉，考察德为主，主要是孝、俭、谦、让等。再到曹丕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将用人标准首选德才兼备，求之不得取其德为佳，不能选择只有才而无德之人。现代社会也是这样猎头、HR选人都是考察其人过往的经历的诚实、人品、操守、德品。其次再是才能和干才。
那么这样选材到底对不对呢？笔者以为如果实现不了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下，最好根据自身公司情况，发展阶段而定，一般而言，如果公司在初创阶段，老板驾驭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应该唯才是举，如果这个时候选用更多的是以德考人，那么选出来的大多是空有好人品，却没有太多才干，对于公司发展无法帮助，无法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对于发展壮大的企业，运营成熟的企业，其实应该更多是唯德是举，更多选用德胜才的人，因为这个时候企业治理更多依靠的是制度、标准、体质、相对成熟的流程，需要的是具有执行力、品德过硬的人，而不是才华过于横溢，思想独特的人，因为大企业考的不是一两个牛人发展，而是一群普通人在优秀成熟的体质、制度下去发展，更强调是执行力和标准流程化。每个人才更像是专业流程中的一颗螺丝钉，不需要你有更多自己的东西。
很多人说德和才只能二选一条件下，必须坚持以德为先，这是选人用人的根本所在。因为一个人如果品德不好，即使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做一个好官，甚至能力越强，干起坏事来越可怕，危害程度也越大。但是如果德很好，却没有太多才能，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更会怠政懒政无法实现企业发展，国家发展，问题就多了。
就像邓公说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根本，而北宋大家司马光，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和散文家。自幼嗜学，尤喜《左氏春秋》；及长，学识更为渊博。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后拜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御史中丞。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的《资治通鉴》更是影响过许多帝王。可他毕竟只是一代鸿儒，以保持社会现状，维护江山社稷安定为己任。在司马光看来，只有循规蹈矩的君子，才不至于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做不好事情事小，而颠覆了当时的道德礼数事大。司马光毫不掩饰他对“小人”的恐惧：“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我们了解了他所处的地位和社会环境，也就理解了他为何只有制服“乳狗”的勇气，绝无制服“添翼之虎”而为己所用的信心。所以他大声疾呼，让大家对才高八斗的“小人”敬而远之，以免为其所伤。
而曹操则大不相同了。“唯才是举”是曹操发明的，更是因为他的唯才是举，使得魏国人才众多才成就了最终伟大的事业，曹操的“求才三令”让魏国“济济多士”，建安十三年，曹操大败于赤壁，统一受挫。战后，双方在荆襄、淮南一线互有胜负，南北分治渐成定局。
曹操，字孟德，曾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职不断提升，后迎汉献帝至许昌，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历任丞相、魏国公等职，死后被追认为魏武帝。曹操生前虽然一直没有称帝，但他的一生都在追求把刘家的大汉江山改姓为曹的目标。他的很多政治主张，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用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来看，他同时也是野心家、阴谋家，但是笔者一直认为对待古人不要道德绑架，所以你看看曹操干的事，成就的大业，曹操是真英雄。曹操是中国古代能内战内行，外站也内行的牛人，曹操除了创业曹魏基业外，更北拓乌桓，公孙世家，打的胡人不敢南犯中原，曹操的唯才是举可以说颠覆古代用人维德是举的标准，为天下读书人，平头老百姓，草根提供了一个上升通道，之前当官都是权贵阶层，曹操之所以伟大就在此处。打破主流观念和主流阶层，可想而知面对的压力有多大，魄力有多大。
他所以不称帝，并非不想称帝，只是想沽名钓誉，以让其子孙后代能更稳当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他广招人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以统一中国，让江山姓曹。所以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为他的这个目的服务，就是他唯一的用人标准。曹操对自己的统御能力也充满自信，所以他豪迈地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在北方稍微安定的状况下，曹操集团原本退居次席的内政理治被提上日程。①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于邺城颁令求贤，即名闻后世的“唯才是举”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②
建安十九年末、建安二十二年秋，法令一再重申，辞旨更见激烈。第二令尚言“士有偏短”，第三令竟然觉得“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以当官。
这一选官用人之策，不论是在汉魏晋更替之局中，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史上，都可谓是平野上的一道惊雷。
顾炎武说此令“毁方败常”，将东汉光武、明、章以来的节义之风扫荡殆尽。③陈寅恪亦认为，此令“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④
顾、陈似均将此令放在“以德举人”的对立面，当做冲决伦常节义的洪水猛兽。
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并不是一时脑热，亦不关所谓的乱世用人法，乃是针对当时选人的弊端而发。
平袁绍后，曹操用崔琰纳河北士，崔氏取士治吏的风尚与荀彧不同。
崔琰既荐德胜才薄的杨训，又举邴原“秉德纯懿”为“国之重宝”，可见崔琰举士，以德为先。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不久，让崔琰、毛玠主选举事。崔、毛选人以“清正”为标准，对那些有盛名于世，但“行不由本”德行有亏的人，一概不予进用。
这一选人之法，可谓“唯德是举”。
不仅如此，在种种德行之中，崔、毛二人“先尚俭节”，优先奖掖拔举廉者、俭者。朝廷风气于是为之一变，曹操一度十分赞赏。
崔琰的选人法，其实是东汉后期清议之风的余绪。但是，东汉尚以四科举士，崔琰独以“俭”取才，短时间尚可，长此以往，势必会阻遏其他类型士人的仕途。
正因如此，平定荆州不久，曹操新辟举的掾属和洽，便上言进谏：
天下大器，不可只凭俭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天地生才各有不同，以一德蔽天下，是失于偏。
俭，可以责己，责人则失。朝臣新衣好车，即视作不清；破衣烂衫，则视为廉洁。事关仕进，百官于是有故意敝坏衣裳以求名求进。
立法贵中庸。“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取士过于偏矫，必会多生诈伪。⑥
和洽直斥崔琰取才偏矫，也点破清议之风下“以德取人”的不足，对曹操不啻当头棒喝。
此后不久，曹操就颁下“唯才是举”令，不得不说是受了和洽奏表的刺激。而崔琰、毛玠二人，最终因小过而一死一免，也正与选士事件及其政治理念有关。
拨乱反正
如果回顾秦汉以来的用人法，则会发现，曹操的求才令，可说是对选官制度的拨乱反正。
秦汉治术，在“法”、“儒”之间；铨才选士，则有“文吏”、“儒生”之别。治术、铨才，其实正是一体两面。
而所谓儒生、文吏，王充《论衡》中说：“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⑦，即文吏长于才，儒生长于德。
秦“以法为治”，故而专任文吏，“以吏为师”。
西汉初用黄老，武帝虽尊儒术，其实治法如宣帝所言，亦是“霸王道杂之”。故外儒内法，兼用儒生、文吏，这是典型的汉政。
王莽是儒学的虔信家，尊儒弃法，用儒生而绌文吏。但是王莽却被后世儒家骂了几千年，每每读之让人叹息、悲息。
光武帝虽号称“以柔道理天下”，骨子里仍是“霸王道杂之”的路数。阎步克先生说：“东汉王朝意识形态上专崇‘经术’，实际政务中又不弃‘吏化’。”⑧儒法合流，与儒生文吏的融合，是东汉一朝的特质。
综括秦汉而言，单单任法之秦，与独独用儒之新莽，都短祚而亡。可知此一期历史的主流，在于兼用儒法，兼用儒生与文吏，亦即兼任德才。
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清议的盛行与士家大族的兴起，“任德”说再度甚嚣尘上，表征之一即是对“处士（隐士）”的大量征辟。
结果如何？
汉顺帝时，李固在劝处士黄琼出仕的书信中写道：
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⑨
到了东汉末叶，选官日趋腐败，而寄生在垄断清议的士族之上的“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选官之法，也随之更加败坏。
时人谣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所以，在清议盛行、过崇儒术的局面下，“求才三令”实际是将高在云霄的“德”与低在涂泥的“才”等而并举，实质是扩大了选官范围而非逆转。
也正是看到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将“求才三令”视作曹操阉宦阶级向士大夫阶级的檄文，虽不能赞同，但将“求才三令”视作“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⑩，则实在可以击节赞叹。
成效
汉武帝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魏武第一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如论“求才三令”的成败，不妨看裴松之所引述的故事：
当诸葛亮未仕之时，与徐庶、石韬“特相善”。及至刘琮以荆州降曹，孔明追随了刘备，徐庶、石韬则俱出仕于曹操。
到了曹丕时代，石韬做了典农校尉，徐庶则是御史中丞。诸葛亮军出陇右，听闻两位故友“仕才如此”，愕然叹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孔明口中的“魏之多士”，大概是“求才三令”最好的注脚。
“求才三令”不仅于现实政治上发挥其效力，其影响亦波及魏晋之玄谈，成为“才性论”之所本。
《世说新语》记了这样一则故事：钟会写就《四本论》，想交给嵇康评点，踟蹰再三，从窗外扔进，掉头便跑。
《四本论》，就是论才与性的“合”“同”“离”“异”。当时的士人傅嘏论同，李丰论异，钟会论合，王广论离。
陈寅恪分清谈为前后两期，前期当魏末西晋时代，清谈乃就政治实际问题而发，后期即东晋一朝，清谈只为口中纸上之玄言，失去政治的实际性质，只是名士的装饰品?。
有意思的是，在“四本”中各执一端发挥的人，钟会、傅嘏论才性的合与同，都是司马氏的死党；王广、李丰论才性的离与异，则都是忠于曹魏的人。
只有主张才性相“离”相“异”，才有“求才令”中“唯才是举”的政治行为；主张才性相“合”相“同”，实际走的是“唯德是举”的路数。
司马氏死党与曹魏忠臣理念上的分歧，表明魏晋之嬗替，终究是有路线方针的大更替的。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想到，选用人才主要考虑的应该是“用途”。如果我们选用的是一批唯自己马首是瞻，用以维持企业现状或只要能给自己帮闲的人，完全可以使用司马翁推荐的类似“乳狗”的“愚人”；但如果我们要的是一群能打敢拼的斗士，是能把你的企业推向前进的力量，“乳狗”之流就毫无用处，而只能靠“虎而翼者”了。当然，也不能忽视用人者的统御能力，如果你自己没有驾驭猛虎的水平，当然就会沦为虎食，只好退而使用“乳狗”了。
笔者最终觉得，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企业，只要最高管理者具有统御能力，或者可以找到有统御能力且愿意为自己服务的人，就应该大胆地提倡“唯才是举”，大胆使用身怀各种绝技、但又存在各种各样缺点的人才。就企业内部而言“以人为本”，是与以“资”为本相对而言的，就是重视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价值。以人为本，强调的不仅是组织对人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德”与“才”的培养，是对员工行为的规范，是在打造一个精英团队，最终实现人才与企业同步提升的目的。所以“吾任天下之智力”，就是广招天下各类为企业所需的人才，莫因人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而不敢用。“以道御之”，就是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用法律法规和企业的制度体系去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用强制和教育相结合的手段去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坚持下去，就能形成一个人人都“德才兼备”的“圣人团队”。试想，这样的团队，还有什么不能“无所不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