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油炸鱼,通化的鱼又肥又大
70年代油炸鱼,通化的鱼又肥又大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际,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曾经暗中发出过一项指示:1945年,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遭到最后一击,一溃千里。在苏联的钢铁洪流,以及新四军、八路军、各抗日人民武装的冲击下,伪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通化的老百姓宁可饿着也不吃护城河里的鱼,是因为他们觉得吃这些又肥又大的鱼太恶心了。原来,1946年春天的鱼之所以又肥又大,是因为它们吃了日本人的尸体长大的。在护城河解冻之前,曾有3000余名日寇俘虏跪在通化的城头,在凛冽的寒风中被逐一用刺刀挑死,坠落在城外的护城河里,喂了鱼。通化的老百姓们不吃鱼,是因为觉得恶心,但对于这些日寇死后喂了鱼的结局,却并不觉得可怜。这些侵略者生前做了太多恶事,欠下了太多的血债,即便是死后喂鱼,仍然不足以赎罪。
1946年春天,通化各地生机盎然,春暖花开,冰封已久的护城河也随之解冻,河水重新流动起来。
护城河里有鱼,每年春天河水解冻后,住在护城河附近的老百姓都会早早地聚集过来,争抢着抓鱼吃。
但今年春天的情况特别怪,护城河解冻以后,河里的鱼又肥又大,却没有一个老百姓到护城河里抓鱼吃。
彼时,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不久,新中国百废待兴,老百姓的生活还十分艰苦,荒废多年的土地仍没有收成。许多通化的老百姓为了生存,甚至需要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何不肯吃护城河里又肥又大的鱼呢?
通化的老百姓宁可饿着也不吃护城河里的鱼,是因为他们觉得吃这些又肥又大的鱼太恶心了。原来,1946年春天的鱼之所以又肥又大,是因为它们吃了日本人的尸体长大的。
在护城河解冻之前,曾有3000余名日寇俘虏跪在通化的城头,在凛冽的寒风中被逐一用刺刀挑死,坠落在城外的护城河里,喂了鱼。
通化的老百姓们不吃鱼,是因为觉得恶心,但对于这些日寇死后喂了鱼的结局,却并不觉得可怜。这些侵略者生前做了太多恶事,欠下了太多的血债,即便是死后喂鱼,仍然不足以赎罪。
1945年,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遭到最后一击,一溃千里。在苏联的钢铁洪流,以及新四军、八路军、各抗日人民武装的冲击下,伪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际,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曾经暗中发出过一项指示:
“除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迫不得已)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
这项指示无形中形成一股推力,将通化这座偏远边城登上历史舞台。日本投降以后,那些自知罪孽深重的日伪军政大员纷纷汇聚于此,与通化一带尚未解除武装的日寇会合,企图依靠这座位于长白山山间盆地的城市继续顽抗。
彼时,蒋介石正急于抢占全国各大重要城市,他得知通化的情况后,打算趁机夺取通化的控制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日寇在通化的残军,仍抱有“20年后日本会卷土重来”的幻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也愿意与国民党合作。
原伪满通化省长杨乃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了“国民党被难军人队”。这支队伍由日寇的逃兵组成,队长也是由原日本将领担任队长,形成原伪满武装与日寇联手盘踞重镇通化的局面。
这段时间,这股敌人势力极其嚣张,期间有两名苏联士兵来到通化,打算搜查女子高等专科学校内的军火时,遭到日籍校长的阻挠,双方因此发生冲突,日籍校长被其中一名苏联士兵用枪打死。
日本侵略者已经战败,配合搜查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他们却并不肯低头,等到被难军人队赶来后,日寇首领竟然命人将两名苏联士兵团团围住,最终用刺刀将他们给捅死了。事后,在学生的协助下,将两人的尸体抬到了山上,找个隐蔽的地方给埋了。
彼时,通化的日寇固然嚣张,但通化是短时间内的鞭长莫及之地不假,却并非是日寇和国民党顽敌的法外之地。很快,苏联军队来了200名士兵进驻通化,中共也有两支部队建立起来,一支是以辽宁省军区派来的保安部队为基础,成立的通化支队,另一支则是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至此,通化的局势变得极其复杂,成为多方角逐的焦点。
1945年10月25日,此时“双十协定”已经生效,孙耕尧带着委任状来到通化,利用“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条款,以“孙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在通化公开活动。
但国民党哪有合作的真心,一直积极酝酿内战的国民党,已经在全国开始布局,为内战做准备。孙耕尧抵达通化后,立即与当地的日寇势力勾结在一起,多次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协同通化的日寇势力明里暗里破坏共产党的工作。
孙耕尧的汉奸行径,引起了通化当地许多百姓的不满,关于他的控诉书如同雪片一般飞至民主政府。因此,孙耕尧的政府活动被停止。
孙耕尧却并未因此罢手,反而与日寇勾结更深,破坏行动更为隐蔽。他逐渐将破坏工作转入地下,在三青团的支持下,暗中组织通化的地下分团,并积极培养各种类型的特务,潜入中共党政机关,渗透一些骨干成员。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出现,是因为孙耕尧的图谋很大,他来通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搞破坏,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与日寇勾结,发起大暴动,等待蒋介石派人来通化接收。被一己私利蒙蔽了双眼的孙耕尧,为了达成目的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甘心沦为日寇的工具。
孙耕尧一边暗中组织刺杀团,一边继续勾结滞留通化的日寇残军,劝说他们加入自己的暴动计划。
藤田实彦作为日方代表,趁机提出了三点要求:
其一,在通化的日侨要确保有工作可以糊口,不能失业;
其二,确保日侨能够继续留在通化,不被遣送回国;
其三,等到国民党军队接收通化后,要保证通化的日侨获得中国公民同等的待遇。
藤田实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自知日本战败,回国后等待他的将是正义的审判,他一方面希望留在这里躲避审判,另一方面也幻想着日本20年内再次强大起来,重新发起对中国的侵略。
孙耕尧急于取得战果向蒋介石邀功,以此升官发财。他明知道藤田实彦的要求不合理,却仍摆出卖国求荣的姿态,全盘同意了他的要求。
藤田实彦见孙耕尧答应得如此痛快,令他颇有些后悔,他认为孙耕尧仍有退步的空间。藤田实彦因此变本加厉,继续又提出了日后要在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的无理要求,并由他掌握通化的军事大权。
藤田实彦的要求实在太可恨,但凡有一点民族尊严的人,都会断然拒绝。但孙耕尧此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的卖国嘴脸,为了得到藤田实彦的支持,竟然答应了下来,并主动提出,日后在“中日联合政府”建立以后,会将日章旗和青天白日旗一同悬挂,简直无耻至极。
1946年1月21日,双方正式就此签订了协议,达成了狼狈为奸的共识。双方签订完毕后,上了一条贼船,开始全力着手策划暴动,将暴动的时间定在了2月3日凌晨。
2月3日这一天,是中国春节之夜,将暴动的日期定在这一天,足可见其险恶用心。而且,日寇残军之所以敢如此大胆,与当时通化的复杂情况有很大关系。
其一,孙耕尧与日寇此前布置的渗透工作,当时已经初见成效,除了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没有被渗透外,其余机构几乎都打入了敌特。
这件事说来也有些巧合,当时孙耕尧与日寇并未打算放弃渗透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甚至打算在暴动前夕,派人渗透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炊事班,伺机投毒,企图将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战士全部毒害。
但日本女特务收买炊事班的炊事员时,渗透失败,导致投毒计划搁浅。日寇并未就此死心,此后又找来一位叫中原补子的日本妇女,命她混入炊事班,亲自投毒。中原补子不能暴露日本人的身份,又不懂朝鲜语,最终没能混进炊事班,投毒之事也只能就此搁置了。
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阴差阳错之下,躲过了日本特务的渗透,成为蒋日伪谋划此次暴动的失控点。但除此之外,对于其他军政机构的渗透工作,他们都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为他们敢于采取暴动行动提供了信心。
其二,原本在通化的苏军部队,为了配合朝鲜方面作战,已经去了朝鲜满浦。而我军驻通化一带的主力部队,也都主要忙于剿匪工作,并不在通化。
通化城内兵力空虚,是蒋日匪帮敢于谋划此次暴动行为的重要原因,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加上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敢定下发动暴乱的日期。
不得不说,蒋日匪帮此次暴动的计划非常周密,各方势力在暴动发起后,如何分辨敌我、如何分工、率先控制何地,渗透到各个军政机构的特务如何配合,全都有详尽的计划。总的来说,蒋日匪帮暗中密谋的这次暴动,威胁性和危险性都极高。
好在,敌人谋事不密,2月2日(暴动前一天),有一个敌人按照约定戴上了国民党臂章,这是敌人事先计划好的“队伍辨认标识”。这种东西原本应该在暴动发起后再佩戴,但这人不仅提前佩戴上,还到大街上肆无忌惮地乱逛。
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1营5连的哨兵,注意到了这名敌人的异常举动,出于职业的敏感,立刻将他拦了下来,盘问他为何无缘无故戴国民党的臂章。他哪里敢说实话,却一时间又没找到合适的理由,支支吾吾之下,更加引人注意,立刻被哨兵押送到连部。
时任连长的高应锡,听了哨兵的介绍后,也意识到此人有大问题,决定亲自对他进行审问。审问期间,这名敌人开始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似乎想到了理由,便对高应锡谎称自己和朋友在酒馆喝酒。
他的谎言太过拙劣,被高应锡当场识破,直接怒斥道:“胡说,喝酒戴臂章干嘛?”在高应锡凌厉的攻势下,敌人再也无法隐瞒,他虽然是暴动的参与者,但他没有信仰,从事的又是反动行为。所以,他决定交代后就将敌人整个的暴动计划和盘托出了,以争取立功减轻罪行。
一个在大街上乱晃的人,说出如此大的一个阴谋,这种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大?他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高?如果将他说的事情当真,势必要引起大规模的行动,万一他的话有假怎么办?
高应锡审问出情报后,其实面对的难题依然很大,但这个难题并未持续多久就迎刃而解了,另一位关键人物带回了准确的消息,证实了敌人在密谋通化暴动的准确性。
这个人名叫沈殿铠,时任通化支队后勤兵工部的军械股长。原本以他的职务,应该并不擅长情报搜集,但在2月2日这天下午,有一个名为刘靖儒的人找到了他。
刘靖儒,绰号刘二虎,是敌人这次暴动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头目。他与沈殿铠是亲属关系,之所以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找到沈殿铠,是因为刘靖儒知道沈殿铠所管辖的修械所里,有整整八百条枪,他对这批枪垂涎已久,此刻找到沈殿铠,就是想策反他,拿到他手里的这批枪。
2月2日下午,沈殿铠应刘靖儒的邀约,来到姜基隆的家中,与刘靖儒见面。沈殿铠一起被邀约的还有一人,名叫杨尚武,是刘靖儒的战友。
三人在姜基隆家见面时,除了姜基隆外出以外,其余参与当晚暴动的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员,都聚集到了那里。刘靖儒与沈殿铠、杨尚武交谈时,孙耕尧这个罪魁祸首就躺在另一间屋子的炕头上,与他的手下们啃着偷偷买来的6只烧鸡和6只猪蹄,还美其名曰六六大顺。
刘靖儒对沈殿铠、杨尚武采取了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策略,逼他们配合自己的同时,又甩给他们两个臂章,扬言可以用这两个臂章保住他们一命。
姜基隆作为此次暴动的总指挥之一,一直与日寇商谈至当天晚上6时许,才匆忙拿着行动密令赶回家。姜基隆进入家门后,见到沈殿铠、杨尚武两张生面孔,脸色当时就拉了下来,立刻质问这是谁带来的陌生人。
刘靖儒虽是头目,但地位要远比姜基隆,见他怒容满面,立刻上前陪笑解释。姜基隆对这两个人明显不信任,不愿意因此横生枝节,想找借口将他们暂时软禁起来,暴动以后再处置。
沈殿铠久居军中,洞悉事态的发展,自知此时被软禁定然不会有好结局,便谎称自己愿意协助他们取来那八百条枪。
沈殿铠抛出的条件,对刘靖儒、姜基隆具有极大的诱惑,如果真能在暴动前拿到这批枪,不仅可以提升暴动的成功率,还能增加未来向蒋介石讨赏的筹码。权衡之后,姜基隆最终没有抗住诱惑,决定放沈殿铠回去取枪。
沈殿铠因此得以脱身,并套取了蒋日匪帮的口令和标志,返回兵工部后,立刻将侦知的情况毫无保留地上报给通化支队司令部。
有了沈殿铠的印证,蒋日匪帮企图暴动的阴谋被证实,我军立刻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方面向外界传递消息,寻求援助;另一方面积极配发给工人武器,秘密准备战斗,并通知所有部门机构,对内部收编的日伪人员进行清理,防止这些人成为敌人内应。这些行动进行得快速、高效、隐蔽,在暴动开始之前,蒋日匪帮并未发觉。
当晚19时许,参谋长茹夫一率领三十余名警卫排的人,荷枪实弹,在沈殿铠的带领下,包围了姜基隆家。
沈殿铠与他们事先有约定,待包围完成后,按照约定喊出了口令,骗开了房门,跟在沈殿铠身后的战士迅速涌入。敌人非常狡猾,见势头不对,有人立刻拉灭了电灯,屋子里瞬间陷入黑暗,敌人企图制造混乱趁机逃跑。
但茹夫一作战经验丰富,在此前早就为每个战士配备了手电筒,就在敌人拉灭电灯的那一刻,早有准备的战士们立刻打开手电筒,一道道光束将敌人锁死,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正在打牌的孙耕尧仍抱有侥幸心理,对战士们狡辩,他们只是在过年期间打牌而已,企图蒙混过关。但他话音刚落,沈殿铠就走上前,让孙耕尧抬起头看看自己是谁?孙耕尧抬头看到沈殿铠,自知事情败露,只好低下了头。
沈殿铠被带到审讯室后,政委吴溉之亲自审讯。起初,孙耕尧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经全盘泄露,还打算拖延时间,等暴动开始后再伺机逃跑。吴溉之看穿了他的想法,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森严壁垒,你们的暴动计划必然以失败收场。”
此话一出,孙耕尧明白了暴动计划彻底泄露,嚣张气焰顿时熄灭,老实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根据孙耕尧交代的线索,茹夫一率领警卫排的人再次出发,但这次行动并不顺利,藤田实彦非常狡猾,意识到情况不对劲儿后,立刻销毁掉所有的秘密文件,随后逃跑了。
2月3日凌晨4点,我军已经守好各个关键路口,严阵以待。就在此时,通化市内的电灯忽然闪烁两次,随即全部熄灭。城外的玉皇山上,则出现了三堆火光,在凌晨四点的黑暗中,显得格外显眼,这是敌人发动暴动前的暗号。
敌人谋划已久的暴动开始以后,顿时喊杀声震天,搅乱了宁静的夜。与此同时,敌人隐藏在各地的特务,此刻也都行动起来,与肃奸部队在看不到硝烟的战场中进行着生死较量。
时任市县长的樊鹏飞,他身边有一位文书叫管恩继,他的真实身份是三青团地下暗杀团团长。除了他以外,在樊鹏飞还有好几名已经被策反的人,等暴动开始以后,他们率先动手向樊鹏飞发难,打算将他挟持控制。
好在李剑云对此早有防备,派了战士前来查看情况,保护樊鹏飞,正好与三名挟持樊鹏飞的敌人遭遇,立刻出手挑死了敌人,救出了樊鹏飞。
与此同时,在红十字医院上演了令人发指的一幕。医院内被留用的院长柴田朝江和一百余名日本医护人员,在暴动开始以后,完全忘了曾经对他们的宽容和信任,纷纷拿出手术刀、剪刀等利器,对医院内的伤员进行杀害,就连无法起身的重伤员也不放过,犯下了累累罪行。
诸如此类的敌特行动与反敌特行动在通化的各个地方上演,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分队长卢昌炳当时守在机场,与冲进机场抢夺飞机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拼杀。敌人被赶出机场大院后,不肯善罢甘休,不断向机场发起进攻。
就在双方僵持阶段,外出剿匪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1营1连连长郑东华正好赶了回来,与机场内部的警卫部队里外夹击,歼灭了这股敌人。
经过2个小时左右的激战,蒋日匪帮败下阵来,但有许多的爱国志士和战士,也在此战牺牲了。
超过3000名日寇成为俘虏,他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欠下了累累血债。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战士们,带着愤怒将他们依次押到通化的城头。日寇们身着单衣,处于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跪在通化的城头,垂头丧气。
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战士们,将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逐一挑死,又将他们的尸体踹下城头,落在护城河形成的坚冰上。为了处理日寇的这些尸体,战士们将护城河的冰面凿开了几个大窟窿,将日寇的尸体全都塞了进去。
敌人的这场暴动虽然被镇压了,但他们带给人民的伤痛却永远也挥之不去。吃日寇尸体长大的鱼虽然又大又肥,但如此令人作恶的鱼,又有谁会吃呢?通化的老百姓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宁可饿着也绝不肯吃!
事后,一场名为“蒋特勾结日伪暴乱罪证展览”的活动,在通化市的裕丰厚商店开展,将这些人的罪证通通展示出来,并将主犯押到了现场,供百姓参观。藤田实彦等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行,不断地向围观群众鞠躬,开口陈述自己的罪行。
藤田实彦因羞愤成疾,3月14日病重不治,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