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茶道简介：近代丝茶之路驼道
明代茶道简介：近代丝茶之路驼道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里，日沉月起，悦耳的驼铃声伴着凄凉的歌声回荡在空旷的草地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由商人开辟的丝茶之路——驼道。……沿途中见白骨叫人心寒，路难行口发干我咬紧牙关，走的我头晕眼花双腿发软。
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
谁知道哪天哪日把家还。
往前瞅，鬼门关，
无人烟、无田苗，全是沙原。
沿途中见白骨叫人心寒，
路难行口发干我咬紧牙关，
走的我头晕眼花双腿发软。
……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里，日沉月起，悦耳的驼铃声伴着凄凉的歌声回荡在空旷的草地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由商人开辟的丝茶之路——驼道。
近代归绥的驼道
“戈壁苍茫万里途，盘车北上塞云孤。海龙江獭鱼油锦，贸易新通恰克图。”
如诗所云，这是一条通往国际市场的道，从内地跋涉而来的商贾们常年累月地往返于这条道上。除了将内地的海马、水獭皮、丝绸、茶叶、漆器销往欧洲外，也将俄国的银鼠皮、海狗皮、荷兰呢、英法钟表、玻璃等奢侈品贩回内地。
驼道源于何时，据史料记载，源于明清两代，由于中国是茶叶的产地，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已远销至俄国乃至欧洲，而俄罗斯及蒙古对茶叶和内地生活用品的大量需求，为商家们提供了难得的商机。大驼道茶源，囊括江南所有茶叶产地，尤以价廉、耐煮青砖茶（川字茶）最受青睐。砖茶从汉水——襄阳水路，用驼队运至北京，再转运张家口或呼和浩特。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塞外不用银钱，专喜黑茶、青蓝梭布，往往牵牛羊驼马来易。”这些记载说明了这些商贸活动在这些地方有庞大的市场及消费群体。
南方的茶叶经过商人们的采购、运输汇集到北京，经张家口及归化（今呼和浩特），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径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到达终点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通过这些城镇向西经土耳其等国进入欧洲。这条茶叶之路从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正式成为一条国际大商道，距今已有330年。
在这条国际商道上，这些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的晋商连绵不绝地横跨亚欧大陆，为传播东西方文明留下了厚重的足迹。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先人们的足迹仍不失为是一条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等多学科共生的商道。
北元之后，满洲人取得了天下。康熙年间，由于噶尔丹的叛乱，导致大清与准噶尔部的战争再起，经过绵延七十余年战事，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直至乾隆年间战火平息。
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后勤补给线显得非常重要，清军既要作战，又要携带大量辎重、毡帐、粮秣，以及军旅穿越沙漠和沼泽所用木材、树干，光是粮秣一项，就要备足五个月之需。如此，就有一些民商受命组成的庞大骆驼房子、老倌车队，随清军一起行动。史载，当时横穿戈壁的驼队岁岁不绝，为清军运粮的老倌车一次出行多达6000辆。
此间“大盛魁”三位创始人应运而生，他们是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三人先是在清朝费扬古军营中当厨夫和服杂役的，在为费扬古的部队采购生活日用品中，顺便时也采集一些生活用品，挑到归化城及其附近出卖。他们还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同蒙古人做买卖，为费扬古的军队采买大量的食用牛羊，长期下来，他们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古语言，并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仪、风俗习惯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
此后，大盛魁在归化城设立总号的走“大外路”(指旅蒙商人)的“通事行”，也称“通事司”。“通事行”或“通事司”之“通事”，按有关词(辞)典解释说，“旧时指译员”。
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原调研员王忠民先生说，大盛魁等商号为“通事行(司)”是指主要用蒙古语做生意的商号，但是这类旅蒙商号不仅仅限制在用蒙古语言做生意，还用俄语或维吾尔语做生意。也就是说，凡是和不会说汉语的民族或国家做买卖的，都可以称其为 “通事行(司)”。
康熙33年（1694年）通事行(司)的设立，让大盛魁对外贸易额增加，而沙漠旱船——骆驼则承载了大盛魁近两个半世纪的旅蒙贸易。
战争催生了商业。据呼和浩特市上了年纪的人们说，康熙年间归化城即出现了“三大号”。“三大号”中的老“三大号”，是指“天元号”、“宏图号”、“范家号”。当老“三大号”出现之后，接着又出现了“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新“三大号”。新“三大号”的出现，比老“三大号”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将新老“三大号”区别开来，人们把早期的“三大号”称为老“三大号”，而后来的新“三大号”则被称之为“三大号”。新老“三大号”都属“通事行(司)”。
通事司与骆驼的设立为大盛魁崛起立下了功劳。
1696年，康熙征服噶尔丹部以后，驻扎着清军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分别被称为前营和后营，这里的清朝军政官吏和大批清军需要商家为其生活服务。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大盛魁商人便在前营设立了大盛魁总号，在后营和归化城分别设立了大盛魁分号，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后来，除了供给军需物资外，大盛魁还承揽了外蒙古100多个和硕（旗）的王公进京纳贡等业务。
雍正五年 （1727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将原属清朝管辖的贝加尔湖大片土地划给俄国，同时将境内的通商要埠划给俄国。清则在其南面另建新市街，以便中俄互市。当时这里曾是草原商路的一处国际市场。
雍正末年，噶尔丹部在额尔德尼战役中大败，向清政府求和。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为镇守边疆，巩固其在西北的统治，也为茶叶之路的畅通，使旅蒙商不受外乱欺凌，朝廷上下开始酝酿在西北的归化和鄂尔昆（今属蒙古国）建军事驻防城。
当时大盛魁经营的货物品种繁多，数额巨大，运输这些货物主要是靠骆驼。它不仅有来往于归化城与乌里雅苏台之间的运输驼队，还有来往于归化与科布多、库伦(今乌兰巴托)、古城子(今新疆奇台县)、迪化(今乌鲁木齐)、恰克图、毛斯嘎洼(即莫斯科)等地之间的运输驼队。
大盛魁驼队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来往驮运货物，叫“跑前营”，来往于科布多叫“跑后营”，来往于乌兰巴托叫“跑大库伦”，来往于古城子叫“跑古城”，也叫“跑大西路”或“跑小西路”。当时大盛魁的大量货物是走前后营。从归化城派出的“骆驼房子”，来往于乌里雅苏台，也称“前营路”，全程计60站，约5320里。来往于科布多，也称“后营路”，全程计73站，约6620里。来往于乌兰巴托，也称“库伦路”，全程计39站，约2870里。
大约到乾隆年间，大盛魁领到了清政府颁发的龙票，此时归化城已经成为内地与蒙古地方的交通枢纽，商业十分繁华。咸丰年间，大盛魁的总号迁驻归化城。
道光年间，清政府又把征缴驿站费的业务包给大盛魁。从此，大盛魁的利润、资本积累逐年增加，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最终发展成为一个采、产、供、销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垄断性大型商业集团。大盛魁经营的商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真是应有尽有。春节时，大盛魁总号、支庄、分号的大门都张贴着这样的楹联：“集廿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 ，步千万里之云程与蒙易货”。
据史料记载，“一年三百六十天，(大盛魁的骆驼‘房子’)都有在路上走着的”。据呼市的耆老们讲，不用一个一个地去数骆驼，只要数一数跟骆驼“房子”的“巨獒”(即蒙古种的猛犬悍狗)，就能推测出其骆驼的大概数目。
近代学者王忠民先生在翻阅大量资料后得出，大盛魁的驼队“房子”，规模有大中小之分。由归化城总号派出去的货“房子”称“大房子”，一般每顶“大房子”由十四“把子”骆驼组成，每“把子”由十四峰到二十峰骆驼组成，加上领“房子”掌柜、记帐先生等所乘的驼马，总共是二百峰(匹)或多一些，有时“大房子”可达二百八十多峰(匹)驼马，每顶“大房子”跟有护驼、护货、守夜的“巨獒”七八条，多至十条。
“中房子”和“小房子”一般为大盛魁的分庄小号派出，每顶“中房子”约有一百八十峰(匹)驼马；“小房子”一百四十峰(匹)驼马。大盛魁跟“房子”的“巨獒”总数，少的时候在六七百条，多的时候达到一千二百多条。
由“巨獒”的数字可以推算出，大盛魁光在驼运货路上跑运输的役驼，少的时候四五千峰，极盛时期可达两万多峰，但一般年份在七八千峰左右。运货途中的“骆驼房子”食宿都是在临时支架的“房子”中进行的，这些“房子”一般也有一定的规模，也分大、中、小三种“房子”。
当时大盛魁自有的骆驼有多处牧养之地。其中科布多饲养场经常养着5000峰以上的骆驼；在乌里雅苏台附近数百里的什勒格饲养场经常养着1500——3000峰骆驼。这个饲养场是各个运输货物“房子”和各个流动贸易的营地之一，哪里需要骆驼队，就得从这里配备。驮运任务完成后，再将运驼送回饲养场休养。饲养场准备着预备驼队，担负临时应急货运任务，并作为伤病和死亡役驼的补充。
在百灵庙驼运路的附近，也饲养着2000多峰骆驼，其中有250多峰母驼，专门用以孽生繁殖。另外，在去外蒙古各地的驼路上，沿途都设有大盛魁的“捎林”(蒙古语，意为“庄子”)，在这些“捎林”也饲养着多少不等的骆驼，以备顶替使用。
靠着这些驼队，商户们的足迹除了银川、甘肃、新疆、张家口等地外，贸易路线直至今天的蒙古、俄罗斯。驼道的开辟，为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史学家称之为——“丝茶驼道”，并将其与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相媲美。
驼道发展到近代，已形成一定规模，上世纪初，在当时的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就有大小不等的驼队近20家，驼队中除了有名的大盛魁外，规模较大的有兴盛魁、德厚堂、贵福元、福喜堂、福恒元等，有名气的掌柜有杨大贵、曹梦麟、马老六、杨生景、郭根子、杨福等。
作为沙漠宝舟的骆驼，是驼队喜爱的运输工具，它除了吃苦耐劳，任重道远外，其耐饥耐渴也是超出常规的，一峰好骆驼，不吃不喝可以日行三百里，坚持五昼夜，所以人们称它为“草上飞”。驼道的繁荣，催生了骆驼的养殖，民国年间包头著名的骆驼行有“双合盛”、“双盛义”、“天顺太”等，这些驼庄商号乘行市低下时买进骆驼，待行情上涨时，销往各地供商号使用。在交易中，一峰大膻驼可卖到二百两银子，利润近一倍。上世纪30年代前，包头的养驼户近千家，专门用于销售和短途运输，为驼道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驼道的艰辛
红丹丹的阳婆当空照，
蜈蚣坝是旅蒙商的金光道。
归化城启程可可以力更住，
蜈蚣坝是咱常走得路。
清代的外蒙古大驼道，是以北京为中心，建置的张家口、归化城驿路。即张家口、归化城——赛尔乌苏——库伦——恰克图，支线由张家口、归化城进入赛尔乌苏再走岔路——乌里雅苏——科布多。清代张家口和归化城地位和重要性难分伯仲，张家口是阿尔泰军台的起点，归化城是晋商和走西口大潮的发源地。并张家口——归化城台站相接，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草原驿站也称军台。在大驼道出现之前，清初依托张家口，辟建内蒙古驿凡五道之张家口——四子王部驿路，并延伸为著名的外蒙古大驿路—— 阿尔泰军台。阿尔泰军台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以驿路终点科布多城止，地名以阿尔泰山脚下得名。全程遥遥五千余里，清军驻防节制，每百余里一台。 据《定边纪略》，“绥远城之北，由喀尔喀南台至喀尔沁济洪鄂尔岔路，计四十八站，接续乌兰察布盟所属之四子王部落军台三站，归化城副都统所属之土默特军站三站，统计五十四站，共五千余里。”这一段话为倒叙，意思是自归化城，历土默特军台三站、四子王部落军台三站，而至吉斯洪呼尔（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江岸苏木吉斯敖包嘎查）与从张家口发出的阿尔泰军台交汇，因此，归化城属地军台，应是阿尔泰军台的一部分，清代归化城铭记的重要军事事件，也多于张家口。
归化城——库伦驼道 ：这条老驼道，是以清代以“公主路”风靡于世。全程设39台站，2870里。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1679-1735），下嫁喀尔喀蒙古四部之首土谢图汗部，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原议公主去库伦蒙古王府完婚，但因清朝与噶尔丹作战，漠北烽烟正雄。康熙特准爱女先到清水河（今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老城）暂居，其地距归化城二百余里，靠近清军右玉驻防地。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和硕恪靖公主因清水河路途遥远，遂上奏父皇，请求在归化城地方修建府第，康熙恩准。是年十一月初三辰时，公主与额驸住进康熙赐建的府第，以后公主喜欢上了土默川这片宝地，便长期留住这里。由此，归化城与库伦土谢图汗部往来频繁，当年他们走出的这条路即以公主路称之，以后成为归化城——库伦驼道的终点。
归化城——乌里雅苏台驼道：雍正十三年（1735年），征讨准噶尔部的清军，在喀尔喀草原筑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乌里雅苏台为大清统治外蒙古的政治、军事中心。
乌里雅苏台城东、南、北三面环山，博克多河和成吉思河夹城而过，在城西三里的地方汇合，统名乌里雅苏台河。汇流处西北有小山，山下为街市（买卖城），有前后两条街，前街商铺鳞次栉比，后街则冷清萧条。乌里雅苏台有商家一百多户，其中俄国商人仅有六七家，与俄国领事住在一起。华商中规模较大的有大盛魁、双舜全、恒和义、元生和、天顺店等商号。买卖城东口有关帝庙，每年正月在庙里演戏十多天，元宵节时还有秧歌、龙灯、花车、花火鞭炮等庆祝活动。买卖城西菜园八九家，种地者均为汉人。城东北有城隍庙，每年五月十三日开庙会，有传统赛马，有粽子、年糕、凉粉之类小吃摊；商埠西边也有城隍庙一座，是汉人停放灵柩的场所，附近有俄国人墓地。
此线自归化城起，经内蒙古武川、达尔罕贝勒旗；外蒙古土谢图汗、三音诺颜等部，至乌里雅苏台，设60台站，程途5320里。
归化城——科布多驼道：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夺汗，又传位给儿子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即位后，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及到消弭战事，已是乾隆二十二年初春时节了。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民商的骆驼房子、老倌车队，成为大清军旅、驻防城、军台须夷不可离的依赖。转入和平年代，外蒙古、俄罗斯对内地茶叶、棉布等生活日用品的需求，又给民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机。
归化城——科布多，经内蒙古武川、达尔罕贝勒旗；外蒙古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汗、札萨克图汗等部，至科布多，设73站，程途6620里。此线绝大部分路段，与归化——乌里雅苏台重叠。既可从乌里雅苏台直行科布多，也有径道，从第四十九台格里塔拉分出岔道，《绥远通志稿》记为“自此分道可至后营”。 分出的驼道从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这条驼路共十三站，程途940里。此路稍有迂绕，但平坦易行。此外还有较近捷径可走，但因路极崎岖，行者较少。
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归绥驼道的线路大多沿着这些走了200多年的驼道经商。
几百年来，在驼道上奔波的驼队，无论是外蒙或国内新疆，其易货贸易均是以丝茶及其它日用品为主，这些旅蒙商用丝盐、茶盐换回了牧区的牲畜、皮张，回到归化后，经加工再销往其它省份。这些驼道的出现，沟通了南北贸易往来，促进了中原与塞北文化的交流。当时有诗形容其繁荣景象：“李陵台南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这些诗概括了草原丝路在北方草原的盛况。
由于驼道常年累月在大漠、戈壁里奔波，驼工们对路上的每个地方都了如指掌，并且也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进入民国时期，当时的归化城仍有驼队十几支、有房子二十多顶。归绥德厚堂的曹家就有房子五六顶。这些驼队驿站一般都是有水草的地方，他们每到一地休息，一般掌柜子、领房子在帐篷中间，火头军、主要驼工居左，其他驼工居右，一般小驼工只能睡在门旁，因大漠潮湿阴冷，驼工们除了放骆驼、下夜、捡牛粪等杂务外，还必须轮流给帐篷中的火加牛粪。有的驼工怕睡觉误事、就想出各种办法轮流休息，如有的手握香火，一炷香烧完后，将人按时烧醒，也有的用细绳绾住大拇指，一定时间内充血麻木而醒。由于长期的驼工生活，有的人几十年过后，手上仍残留着终身残痕。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老驼道还可以勉强通过。第二年蒙古国封锁了两国边界，绥远的驼队只能改道二里子河驼道。所谓的二里子河驼道的路线是归化城——可可以力更——召河——百灵庙——东公镇——西公镇——东达公旗——阿拉善——额济纳旗。从东达公旗的海彦毛图，又分成两路，一路走二里子河，一路走银更、居延海，这两条路在甘肃省明水汇合，走出明水又分成两条路，一路走天山南的哈密，一路走天山北的巴里坤，最后在古城子（新疆奇台县）又并为一路。在开通二里子河的“艰辛之旅”中，可谓历尽艰辛、九死一生。
1923年归化城“德厚堂”曹家的驼队第一次踏上二里子河驼道，由于道路生疏，驼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骆驼六七天只能喝一次水，十多天吃一次草，在当地蒙古族向导的指引下，驼队终于走出了二里子河，尽管死了八十多峰骆驼，但二里子河驼道终于开辟了。
驼道毁于内忧外患
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动荡不安，匪患成灾，一出归绥，便有当地的土匪骚扰，进入甘肃有马家军的刁难、掠夺，进入新疆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土匪，如此艰苦的驼道，简直难于上青天。如果手下留情的土匪，抢货后还给留一条活路，遇上心狠手辣的匪徒，大都货抢人亡。在当时归绥的驼道里，经常发生货抢人亡的惨剧。
二里子河驼道开通后，归绥城的驼队不断地往返于这条道上，时间长了便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甘肃省税征部门首先在这条驼道上设卡，进行敲诈勒索，驼队每次路过此地，均损失惨重。
1932年，归绥“德厚堂”等12家驼队为了躲避甘肃国民党税收人员的横征暴敛，在绕卡之中误入蒙古国境内，被蒙古国军方扣留骆驼2000峰，货物2000担，被留置驼工200人，蒙古国巡逻兵将驼队押解至蒙古国境内脑因乌勒时，留置了20天后，将驼队押往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12名掌柜多次受到蒙古国保安机关审问后，并一直被关押。后来归绥城的曹家得知消息后，通过关系找到了张家口德华洋行的德国人白比斯，因白比斯长期做中国和蒙古国的生意，与曹家有些生意往来，白比斯听后，愿意到乌兰巴托进行斡旋。于是白比斯去乌兰巴托将情况摸清后，回到绥远与曹家人进行协商。在白比斯第二次去乌兰巴托时，反复向蒙古国交涉，证明该驼队是商人误入蒙古国境内，因当时蒙古国很需要归绥的货物，搞僵后对双方都不利。于是在白比斯第三次去蒙古国的时候，12名掌柜、200名驼工和2000峰骆驼悉数释放，尽管死了150峰骆驼，但又添了150峰小骆驼。
1931年，金树仁任新疆主席，归绥的回民驼队杨福行至新疆哈密，被一群维吾尔强人拦截，他们不由分说将驼队拘押，杨福几次交涉未果，在束手无策之际，杨福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穆斯林，他坚持礼拜，祈求真主襄助，杨福的虔诚精神，引起了维吾尔“毛拉”的注意，“毛拉”主动找到土匪头目说情，经过20天交涉驼队被放，但杨福被拘4个月之久。
1933年，新疆发生政变，盛世才以临时督办的身份独揽新疆大权，五月间人称“尕司令”的马仲英率兵讨伐盛世才，这期间，整个新疆兵荒马乱，匪患遍地。一天杨福因一笔生意留在了驼队后，在快马加鞭行到肃州（今甘肃酒泉）被土匪截住，土匪一边高喊着：“把他做过”，即穆斯林语“宰了”，一边挥舞着刀枪冲了上来，这时一个土匪按着杨福脖子举起了刀，在刀落之际，杨福听懂了这伙土匪也是穆斯林，他便高声念了一句“清真言”，土匪首领听了，急命手下人住手，并问杨福是哪里人？杨福回答是：“绥远人”。于是土匪让他念一段《古兰经》，因杨福从小生长在一个有功修的穆斯林家庭，有足够的伊斯兰文化修养，他站起来念了一段“法蹄哈”。即《古兰经》首章，土匪一看是穆斯林，便将他放了。
抗战爆发后，日寇铁骑踏进归绥市，日本人、特务、蒙古军层层压榨驼队，不少驼队字号被强占，房产也一处处被吞噬，汉奸们经常以借钱为由敲诈勒索，驼工常常被以“通共”被抓，驼队也常被日军征去无偿服务，在列强的横征暴敛下。各家字号苦于应付，再也无力经营驼道。至此，驼道——这一历史上的丝茶之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榨下，走完几百年的历程后，便一蹶不振颓然倒了下来。纵观历史，尽管百余年过去了，驼道消失的无影无踪，但驼道这种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商业活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除了加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也加强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
作者简介：韩国栋，笔名:翁衮山。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阿勒坦汗学会会员，现任土默特左旗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土默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8至1999年曾任《土默特报》《内蒙古青年报》编辑、记者。其中部分作品发表在自治区级媒体。曾主编文史资料《阿勒坦汗》，其中《土默特之恰台吉》由新闻出版社出版。2018年任责任编辑，出版了《土默特历史文化常识读本》。长篇叙事诗《希拉穆仁走笔》发表在《内蒙古日报》，长篇叙事诗《台吉塔拉》发表在《呼和浩特文艺》，组诗《我的草原》被中国作家网、诗歌中国等网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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