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没有户籍：从一张民国时期的户口簿说起

民国时期有没有户籍：从一张民国时期的户口簿说起我爸爸的一位族兄当时任村支书，大队要盖房子，听说外公家拆房子拆下一堆木料，罗支书就拿着队里所有的家当650元钱来看木料。在那个猪肉七毛五一斤、一等大米一毛三一斤的年代，650元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到了60年代末，外公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一大家的生活，那时时兴一种借钱的方式：打会。就是叫来十来位和自己关系好的伙计朋友，家里烧上芝麻豆子茶再准备一些茶食，朋友们围成一圈，每人借给主人两块钱，主人用本子记好，排好还钱的顺序，第一个月还两块给张三，第二个月还两块给李四……以此类推，以这种方式度过眼下的难关。全中国解放后，外公思念家乡，就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大儿子回到了湖南老家，街坊邻居里三层外三层地放着万子鞭来看年青漂亮的东北媳妇儿。回到家乡后，外公在搬运社当了搬运工人，外婆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六个孩子，日子虽清贫却也其乐融融。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公曾是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受到了影响，聪慧的大姨和妈妈早早地辍

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娘家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沓叠成豆腐方块的旧纸。打开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气，这是张中华民国长春市的户口簿，大小比两张A4纸还要大一点，上面手写的字迹已晕开模糊，薄脆泛黄的纸页拿在手里，仿佛多用一分力都会让它变成七零八碎的纸片。

外婆是长春人，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个有着久远历史的户口簿倒是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小时候，觉得我的外婆和街头巷尾的其他老太太是不同的。外婆皮肤白皙，眉眼弯弯，银白色短发别在耳后，显得特别文雅，说起话来慢慢柔柔的夹杂着一种别样的口音，听起来很舒服。

她是怎么千里迢迢嫁到这个南方小镇的，这还要从外公当兵说起……

1948年10月19日，外公所在部队起义投诚共产党。外婆参加了解放军的家属培训班，学识字算数，也学唱歌跳舞。

全中国解放后，外公思念家乡，就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大儿子回到了湖南老家，街坊邻居里三层外三层地放着万子鞭来看年青漂亮的东北媳妇儿。

回到家乡后，外公在搬运社当了搬运工人，外婆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六个孩子，日子虽清贫却也其乐融融。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公曾是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受到了影响，聪慧的大姨和妈妈早早地辍了学，外婆在深夜里偷偷把外公在中缅战争里留下的军用水壶和睡袋丢进河里，一个十二个角的盘子因为形似国民党党徽被砸碎了，雕花木床也被砍成柴火烧了……多年后外婆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

到了60年代末，外公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一大家的生活，那时时兴一种借钱的方式：打会。就是叫来十来位和自己关系好的伙计朋友，家里烧上芝麻豆子茶再准备一些茶食，朋友们围成一圈，每人借给主人两块钱，主人用本子记好，排好还钱的顺序，第一个月还两块给张三，第二个月还两块给李四……以此类推，以这种方式度过眼下的难关。

我爸爸的一位族兄当时任村支书，大队要盖房子，听说外公家拆房子拆下一堆木料，罗支书就拿着队里所有的家当650元钱来看木料。在那个猪肉七毛五一斤、一等大米一毛三一斤的年代，650元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

领着美差的罗支书先到面馆里吃了一碗面，又喝了二两小酒，再来外公家看木材，看完之后披着外褂子就伏在桌上打了一个小盹。夜里外婆收拾屋子，发现椅子上搭着一件外褂子，拎在手里沉甸甸的，再一摸内口袋里一叠票子，心头一惊，立刻在屋檐下点上平日里舍不得点的油灯，心想着失主应该会找回来。

到了三更时分，失魂落魄的罗支书踉踉跄跄地寻了过来，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把钱弄丢了，外婆就问他丢了多少钱，再转背细数了一遍，一看数字对得上就还给了他。

从此罗支书视我外婆为救命恩人，物质再匮乏每年也想方设法地搭来一点农产品。到了我爹进城上班的时候，罗支书就介绍他可以去我外婆家歇下脚喝口茶，也算是为我爹妈的相识埋下了伏笔。

当我十几岁稍谙人事的时候，外公外婆已经是六七十岁的垂暮之年，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之间不是其他很多长辈之间那种为了儿女勉强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感觉，就算皱纹爬满了脸颊，我也能感受得到他们那种相互的敬重、彼此的疼惜、不曾磨灭的爱恋，在我的少女时代埋下了最初的婚恋观。

外公外婆已经相继走了一二十年了，我常想每个人都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如果说我们身处的是平缓宽阔波澜不惊的河段，那他们那一代身处的就是暗潮汹涌风高浪急的滩涂，每朵溅起的浪花都是个人命运与历史大背景的对撞，虽然最终都归于平淡、湮没于岁月，也终能让人发出肃然起敬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