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心学精神：内圣外王东哲的精神

王守仁心学精神：内圣外王东哲的精神对此，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大概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明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在中国，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把哲学作为自己关切的领域。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知识与品德的不可分割，生命实践与知性理念的合二为一，让中国的哲学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与地球另一端的先哲苏格拉底遥相呼应。再加上“三纲五常”、“修齐治平”、“义利之辩”、“天理人欲”等等，可以说圣贤的教导，渗透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不幸生在乱世，又或者人生遭遇逆风，也不要紧。儒家这一套行不通了，还有道家可以相伴左右。现实的不堪，可以通过精神的出离，来完成人生的转向与超越。所有这一切，彰显出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特征，它不仅提供了一套认知外在的思想模式，更是可以据此生活的内在规范。

《中西方哲学史》系列之三

引子：哲学与生活

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浸润在生活中。

回首过往，在上千年的历史传统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刚学识字的稚子，拿到的启蒙读物是《三字经》。开篇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道出了孟子哲学的核心。

入学之后，进而要读“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四本儒家的经典。

再加上“三纲五常”、“修齐治平”、“义利之辩”、“天理人欲”等等，可以说圣贤的教导，渗透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不幸生在乱世，又或者人生遭遇逆风，也不要紧。儒家这一套行不通了，还有道家可以相伴左右。现实的不堪，可以通过精神的出离，来完成人生的转向与超越。

所有这一切，彰显出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特征，它不仅提供了一套认知外在的思想模式，更是可以据此生活的内在规范。

知识与品德的不可分割，生命实践与知性理念的合二为一，让中国的哲学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与地球另一端的先哲苏格拉底遥相呼应。

对此，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大概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明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在中国，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把哲学作为自己关切的领域。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

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对客观事物的了解，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使人能够超越眼前的现实世界，进而体验高于世间道德的价值。

换句话说，中国人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并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更进一步，中国人在哲学指导下的生活中，还亲身体验到了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正是与生活的深度融合，让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现世和超越的两重性，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特征。

东哲的精神

实际上，把哲学与生活紧密融合，是颇具挑战性的。

冯友兰先生讲，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性反思。既然是反思，就带有一定的检讨意味，所追寻的对象，不免要有一定的普适性。这一点，与生活本身的无常与多变性，天然地有着内在的矛盾。

我们看到，作为东哲起源的先秦诸子，他们所生活的过往，就既有让孔子羡慕不已的周公治世，又有让百家献策的春秋战国的数百年乱世。

面对多变的外在，中国的哲学家，在反思的原点选择上，很自然地走向了自己的内心。

逐渐地，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与体验出发，成为了东哲儒释道三家共通的原点，并为三家在思想碰撞中走向交融合流奠定了基础。

出世与入世

发端于孔子的儒家，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规范。儒家关注的重点，在于人世间的道德价值，因此对于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无从谈起，也不愿去探讨。

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入世”的哲学。站在入世哲学的立场上，出世的哲学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因而是消极的。

道家与佛家，则换了个角度。释迦牟尼认为，人生就是苦难的根源；老子认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两家的观点，得到了柏拉图的呼应，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所有这些看法都主张人应该从被物质败坏了的世界中解脱出来。

一个圣人要想取得最高的成就，必须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唯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出世”的哲学。

出于儒家的主导地位，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样的看法完全对或完全错。

从表面看，这种看法不能认为就是错的，因为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关注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关心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关心他的来生。

类似的，就表面看，中国哲学所说的圣人是现世中道德完美的人，也和佛家所描述的释迦牟尼或基督教所讲的圣徒，迥然异趣。

实际上，只看到入世的一面，是无法准确完整地理解中国哲学的。举个例子，当身处乱世，经世治国的理想抱负，无法施展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中国哲学出世的一面就展现了。试想，如果没有几分出离的精神，如何能够做到“为而无所求”？又或者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自如地变通？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只有融通了顺境和逆境，才能粹炼出心灵的宁静与平衡。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既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

对此，阳明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有两句诗，描画了中国哲人的努力方向：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

方法的特色

出世与入世的统一，让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首先，中国哲学家的著述，看起来很散乱，内容常不连贯。

这是因为，按照中国传统，人人都应当读经书，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而，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也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

要想了解非专业哲学家的思想，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这些书信的写作时间不一，记录作者言论的人也不是同一个人，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往往十分简短，内容富于暗示。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例如，《老子》全书都是以格言形式写成；而《庄子》书中充满寓言和故事。

即便在中国哲学家中以说理见长的孟子和荀子，把他们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它们仍然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而且，其中的格言、比喻和事例也比西方哲学著作中要多。

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暗示和明述正好相反，有限的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可以是无限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不仅是哲学思想的特色，也是中国诗歌、书法、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所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言有尽而意无穷”往往是一首诗歌的最高评价。慧心的读者，阅读时不仅能从字里行间来理解，还能够从诗句之外去会意。

书法与绘画，有所谓“知黑守白”的说法。文字与画面的部分，与不着墨色的留白部分，同等的重要。

再次，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对中庸之道格外的重视。

以内在心灵为出发原点，自然对多变的外在，不容易执着于一端。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不执着于一端，才让中国哲学能够包容尽可能多的外在。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两个例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庸之道做出合理的诠释。

第一个，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技法。所谓散点透视，是指画作之中，观察的焦点不止一个。

实际上，中国古代绘画历来就没有透视一说，而散点透视这个概念，是由德国人 Otto Fischer 于1943年，在其著作《中国风景画》中首次提出的。

相比西方人实地实景写生的习惯，中国人的写生是游历以后的默画。他们早晨从山脚下开始，中午到山腰，晚上到山顶，作画是一天游走后，在脑中综合的结果。

如此一来，相比西方绘画立足于某个固定的时空，中国画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把处于不同时空中的物象，依照画家的主观感受重新布置，构造出一种画家心目中的时空境界，进而形成自身所独有的审美体系。

这就是中国传统绘画，所强调的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思是，艺术创作不只是对大自然的简单模仿，更要重视艺术家主体的感受与表现。

第二个，是我前两年在耶鲁大学博弈论公开课上，所学到的案例。

在课堂上，老师通过简单的实证，证明了为什么在竞选中，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党，其执政纲领都向中间选民靠拢的现象。

证明的大前提是，选民会根据自己的政见，投票给政见相似度最高的候选人。如果某个候选人，与其他候选人相比，其政见更加偏离中间选民的立场，其所得到的选票就会更少。基于这样的判断，候选人就会自发地调整自己的立场，最终呈现出均向中间选民立场靠拢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候选人的政见，看起来很共和；而共和党候选人的政见，看起来很民主的缘故。

这个案例，也为执政纲领的中庸之道，提供了基于现实的理论基础。

最后，中国哲学家的著述，重点是对直觉概念的表达。

诺斯洛普教授曾提出：概念可分两种，一种来自直觉，一种来自假定。

来自直觉的概念指向某个事物，它的完整的意义可以立即从某个事物领会到。例如：蓝色是人对某种颜色的感觉，它是由直觉得到的概念。

至于由假设得出的概念，它的完整的意义是根据一个假设，用演绎法推演出来，从而认定的。例如，‘蓝色’用来描述电磁波的波长数字时，它是一个假定的概念。

如果按照先天与后天的划分，直觉概念更多的来自先天的觉知，而假设概念则更多的来自后天的思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概念来源的划分，的确抓住了中西哲学的基本不同点。

由假设观念出发的哲学家喜欢明确的东西，而由直觉出发，则需要重视不明确的东西。这导致了希腊哲学家也区别“有”和“无”，但他们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毫无疑问，这会让中国学者惊异不解，因为按中国哲学的看法，应该倒过来才对。

以道家为例，“无”或者“道”的概念，无法言说，只能通过人的体悟来感受。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是浑然一体的，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也是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的原因。

同时，基于体悟的感受，只能通过语言给予提示，而不能通过理性加以清晰地演绎。而提示的最佳方式，大概就是类比了。

就好像指向月亮的手指，它本身指引着月亮的方向，却并非月亮本身。

更进一步，西方哲学从不证自明的“公设概念”开始，而中国哲学则从“直觉概念”出发，导致了方法论层面西方哲学理所当然地由正的方法占据统治地位，而中国哲学则是负的方法成为了核心。

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在道家思想中尤其明显，它始于混沌的大全，又终于混沌的大全。在《老子》和《庄子》两书中，始终没有说“道”到底是什么，只说了“道”不是什么。而一个人如果懂得了“道”不是什么，也就对“道”有所领悟了。

对于现代学人来说，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正的方法的训练，思辨的严谨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以负的方法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就容易流于质朴而显得幼稚。

所以，在学会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人都必须经过使用正的方法的阶段。在达到哲学的单纯之前，需先穿过复杂的哲学思辨丛林。

就好像，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内圣与外王

讲完了理论与方法，我们来看看实践。

当中国哲学把原点选在内心的时候，自然地引发出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做人来说，最高的成就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哲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成为圣人。而成圣的最高成就是：个人和宇宙的合而为一。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哲学同时具有出世与入世两个面向，作为最高成就的圣人概莫能外。在出世的一面，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在入世的一面，他在社会活动中倡导教化，好似君王。

这就是“内圣外王”的含义，而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

听起来，这有点像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国王”理论。柏拉图认为，在一个理想国里，哲学家应当成为国王，或国王应当成为哲学家。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家成为国王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担任国王是强加给他的职务，对他是一种自我牺牲。道家就很认同这一点。而按照儒家思想，圣人并不以处理日常事务为苦，相反地，正是在这些世俗事务之中陶冶性情，才使人培养自己以求得圣人的品格。

就这样，中国哲学通过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将两极对立的出世与入世的精神，像阴阳鱼一样综合在一起。

这一点，和大乘佛法的“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的思想，即通过智慧和慈悲两大法宝来平衡出世与入世，是一致的。

时空的背景

谈完了东哲的精神内涵，我们再跳脱一点，看一看东哲诞生与发展的整体时空背景。

既然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性反思，作为思考者，人就不免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处于特定环境之中，对生活就会有相应的感受。在表述哲学思想时，就不免有些地方予以强调，而又忽略另一些地方。于是乎，哲学思想的特色便出现了。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在中文里，有两个词语常常被用来表达“世界”，一个是“普天之下”，一个是“四海之内”。住在海洋国家的人民，如希腊人，就搞不懂，居住在“四海之内”（比如，在克里特岛上），怎么就成了住在“普天之下”呢？而在中文里，它就是如此，而且是有理由的。

从孔子的时代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们几乎没有海上冒险的经历。对比之下，希腊的哲学家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生在海洋国家，漫游列岛是家常便饭。

作为大陆国家，长期以来农业是中华民族的主要谋生手段。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在全体人口中占75% 至80%。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

对于农业国家来说，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中国的历法，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要目的。男耕女织，最为直接地表现了古代中国的经济特征。因此，在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中，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为是立国之末端。

商品的交换终究要以生产为前提，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里，农产品是主要的产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都重农轻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通常是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种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

读书人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他们一般出身于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

儒家的《易经》，道家的“反者道之动”，无疑受到日月运行和四季嬗替的启发。深入骨髓的周期思维，对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代表性的例子有，居安思危，福祸相依，过犹不及，等等。

在自然节律的直观启发下，不偏激而持守中庸之道，成为了儒家和道家的共同选择。对自然的理想化与尊崇，也让“天人合一”思想成为道家的最高理念。

有趣的是，中国哲学所蕴含的“天道运行不息”的观念，远早于西方近代“演化论”出现的时间，这也让中国人骨子里，对事物的兴替有着本能般的接纳。这也让现代中国，成为了对新技术接纳度最高的国家。不能不说，这些都是有历史渊源的。

农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是无法挪动的。地主阶级出身的读书人也无法离开土地。一个人若没有特殊的才能，他无法离开祖辈生活的这片土地，他的子孙也只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此，同一个家庭的后代，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由此发展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的复杂性和组织性是世界少有的。

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一族人，共同的祖先成为家族的象征。在追溯、敬拜祖先的过程中，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即使是现在，仍然能够发现宗族的祠堂，这便是族人祭祀先祖的地方。

中国的社会制度本质上便是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关系，却也可以看做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在很大程度上，儒家思想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

对中华民族来说，整个社会制度和它的理论表现都是自然而然的。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儒家思想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因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正统的哲学，一直保持到近代欧洲和北美工业化的潮流侵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为止。

未来的意义

科学的发展已经战胜了地理的限制，今日的中国早已不再封闭于“四海之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后，更是以全新的姿态融入了世界的发展。

很自然的，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既然中国哲学产生于过去中国的经济环境之中，它的内容是否只对过去的中国才有意义？

冯友兰先生认为，这个看法，也对，也不对。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总有一些内容只对处于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有用；但是，除此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

从对的一面来看，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与土地逐渐松绑。持续的大范围人口流动，已然冲击了旧的家族制度，而儒家对家族制度所作的理性论证，其社会基础毫无疑问在弱化。

道家认为人类的理想国在于回到原始，在现代人看来也难于接受。无论旅游时多么向往大自然，在旅途结束的时候，还是渴望城市生活的便利，盼望回到城里的家中。现代人更相信历史是进步的，认为人类生活的理想国在于未来的创造，而不是在已经过去的古代。

我们再来看看不对的那一面。

方法的价值

中国哲学的特定之一，是着重对直觉概念的表达。

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西方哲学从不证自明的“公设概念”开始，理所当然地由正的方法占统治地位，而中国哲学则从“直觉概念”出发，特别强调负的方法。

在道家思想中所形成的负的方法，在佛家思想中得到了加强。道家和佛家思想的结合，形成了禅学，正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潜默的哲学。如果一个人领悟到潜默的涵义和它的意味深长，他便对形而上学的对象有所领悟了。

在西方，康德可以说是在形而上学中运用了负的方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探索到“不可知”的“物本体”。对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来说，由于“不可知”的不可知，因此，人对它无话可说。既然如此，最明智的态度便是对形而上学止步不前，而以探究认识论领域为限。

但是对那些惯于以负的方法来思考的人，“不可知”的不可知，乃是理所当然，从而应当对它缄默。形而上学不是要对“不可知”说出一番话来，而是应当说“不可知”是不可知的。人如果懂得“不可知”是不可知的，对它就是有所领悟了。

在各种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里，无论它们采取的方法是负的方法或正的方法，最后都往往戴上了神秘主义的皇冠。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见到了“至善”，并与之融为一体；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里，哲学家面对着“正在对思索进行思索”（thinking on thinking）的上帝；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哲学家发现自己“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眼前的事物”从而享受到“神的智性之爱”。

在这样的时候，除了静默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呢？

这个时候，通过否定的方式，诸如“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完全能够刻画这些哲学家在当时的心态。

因此，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正的方法由于被过分忽略而始终未曾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中国哲学里缺少的是明晰的思考，导致其往往被视为朴素而简单。

另一方面，人们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也看不见负的方法的充分发展。未来的哲学，很有可能将在这两者的结合中发展出来。

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应当从正的方法开始，而以负的方法告终。如果它不从正的方法开始，便缺少了对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明晰思考。它若不以负的方法告终，便不可能登上哲学的高峰。

这正是神秘主义的真正意义，它超越于明晰的思考，而成为超理性的存在。

超越的价值

人的一生，会采取各种行动，构成各种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所谓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将林林种种的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归结为四等：

• 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
• 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
• “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
• 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的人，按照他的本能或社会习俗而生活，对自己所做的事缺乏自觉，并不真正意识到它的意义。功利境界的人，比较有私，时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道德境界的人，懂得世上并不是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社会，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天地境界的人，知道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宇宙，在做每一件事时，都自觉地意识到，这是为全宇宙的好处。

在这四种人生的境界中，前两种都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种是人应有的生命状态；前两个境界可以说是来自天然，后两种境界则是人自己的心灵所创造的。

自然境界的人生不需要对人生有任何理解和自我意识；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需要有一点对人生的理解和自我意识；天地境界需要的人生理解和自我意识则最高。道德境界所讲求的是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所讲求的则是超越道德的价值。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为了帮助人达到后两种人生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

人在道德境界中生活的衡量标准是“贤”，它的含义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里生活，则是追求“成圣”。哲学就是启发人追求“成圣”，而成圣是人所能达到的生命最高点。这便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学”与“道”的区别之中。“学”就是增长正面的知识，而“道”则是指心灵的提高。哲学落在了后一个范畴之中的，正所谓：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里上升到“智性的世界”。哲学家如果是在智性世界中生活，他也就是超越于人间世。在这样的境界里，最高的成就是和宇宙合一，在这种和宇宙的融合中，他也超越了智性。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

中国哲学强调一点：圣人并不需要为当圣人而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圣人所做的事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的理解，这些事对他有一种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寻常人在蒙昧状态（佛家称之为“无明”）中做事，圣人则是在完全自觉（觉而又悟）的状态中做事。

禅僧常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侧身宇宙之中的“觉”而直觉地“悟”到和宇宙融为一体，这便是天地境界。

因此，中国人所说的圣人，既在世界里生活，又不属于世界；中国哲学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宗教的教条和迷信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科学，人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将在未来的哲学中得到满足。这个未来哲学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世界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后记：知识与情感

前不久，我看到基辛格先生在《论中国》中，写下了这么一句感慨：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那一部分，保护得很好。”

学贯中西、洞悉人性的老先生，必定不会虚言。然而，我却不得其要，这是哪一部分中国人呢？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勇敢？

此后，我陆续看到了青年诗人艾青，在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华大地的1938年，所写下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以及，北宋大家张载流传千古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忽然之间，我有所顿悟。每当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正是这份乡土情节所激发的底层情感，以及舍我其谁的使命抱负，让一代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成仁取义，在所不惜。

这里的勇敢，便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看淡了个人的利益乃至生死。这里的不怕，是由于我们的身后，不仅有着千千万万个同胞的支持，更是站着整个民族几千年来的圣贤。

我想，这两位的名句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了中国人完整的精神底色。

这大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中，为何唯有中华一脉，延续至今而不衰败的深层次原因吧。

这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