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危急秋蝉救秋蚕：蚕茧大战伤蚕农
生死危急秋蝉救秋蚕：蚕茧大战伤蚕农在1987年后的好几年里，每当蚕茧收购季节，乡镇干部全体出动，封锁乡镇范围内的所有路口，阻止农民把家里生产的蚕茧卖到其他地方。农民挑着蚕茧到处跑，像过去打游击那样。作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也自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投入到这场“蚕茧大战”之中，被领导派去不分昼夜地设卡、巡逻，遇到农民挑着茧子就动员他们到当地茧站卖“爱国茧”，如遇到茧贩就将所收的茧子“充公”没收。农民为了将茧子卖个好价而发明了“自烘茧”，就是自砌炉灶将鲜茧烘干，这样一来蚕蛹烘死了，茧子也轻了，时间可放长一点，价格也可上去一点。但土法烘茧很难掌握火候，常常将鲜茧烘焦，成了废品。而烘茧时的气味很大，老远就能闻到，很容易被发现，建设乡就有许多的农民因“自烘茧”被查获，被迫卖给当地茧站，而茧子质量已大打折扣，价格比鲜茧还差，农民苦不堪言。下面是我在参与设卡查茧时所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奉命到嘉兴至海宁公路的顺路
你争我夺抢蚕茧，江浙大地起硝烟。
市场滑坡行情跌，蚕农丝厂苦难言。
从1987年起，嘉兴、湖州、余杭和江苏吴江等县市及其毗邻地区发生了以大幅度哄抬收购茧价的“蚕茧大战”，当时国家规定鲜茧价每市担210～220元，而有的地方擅自将每市担提高到290元高价收茧。开始农民不相信有这等好事，便有人大胆地前去卖了几担，证实是真的，这“喜讯”就一传十，十传百，乡村里就沸腾起来，大量茧子立即滚滚外流。德清、桐乡和乌镇等地收茧，茧子一到即倒入筐内，不验茧质不过磅秤，按筐付款，茧价抬到300元以上，于是嘉兴郊区各茧站紧急将每担一律提价50元，外加缫丝厂向农民返利，国营丝厂纷纷亏本，只得向当地政府求助。政府出于无奈，便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要求下级“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采取设卡堵截、打击茧贩、动员农民到当地茧站卖“爱国茧”等手法进行“自救”。
记得当时郊区一位分管领导下乡指导收茧时说下狠话：如果发现哪个农民将茧子买到外地，就将他家的桑树全部砍光，以示惩罚。而致富心切的农民仍不顾禁令偷偷地将茧子往外运。“蚕茧大战”很快蔓延到各地，价格最高的时候每吨差价达300元。除了价格因素外，农民愿意把蚕茧卖给茧贩还有以下原因：卖给当地茧站，必须自己送上门，因为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所以凌晨三四点就得上路，如茧站没有熟人，卖茧时还要经受工作人员的挑三拣四，看他们的白眼。即便如此，也还不一定能顺利出售，因为碰到下班时间，不管你有多辛苦，茧站工作人员二话不说就停止收购工作。而茧贩则上门收购，一口价成交，服务态度和价格不知比茧站要好多少倍，农民自然十分的乐意。茧贩大多在白天有固定职业，部分还是原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也有卖棒冰的小贩和闲散人员等，嘉兴一带就有几百人。他们有的受几户农民联合委托，抢购自缫生丝所需原料，有的则是现买现卖，跑个腿，赚个价格差。他们晚上带了现钞挨家挨户地向农民收茧或定茧，然后每担加100元卖给茧站，一个晚上就可赚1000多元。也有卖给邻省邻县二道贩子的，最后都归到乡镇丝厂。
在1987年后的好几年里，每当蚕茧收购季节，乡镇干部全体出动，封锁乡镇范围内的所有路口，阻止农民把家里生产的蚕茧卖到其他地方。农民挑着蚕茧到处跑，像过去打游击那样。作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也自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投入到这场“蚕茧大战”之中，被领导派去不分昼夜地设卡、巡逻，遇到农民挑着茧子就动员他们到当地茧站卖“爱国茧”，如遇到茧贩就将所收的茧子“充公”没收。农民为了将茧子卖个好价而发明了“自烘茧”，就是自砌炉灶将鲜茧烘干，这样一来蚕蛹烘死了，茧子也轻了，时间可放长一点，价格也可上去一点。但土法烘茧很难掌握火候，常常将鲜茧烘焦，成了废品。而烘茧时的气味很大，老远就能闻到，很容易被发现，建设乡就有许多的农民因“自烘茧”被查获，被迫卖给当地茧站，而茧子质量已大打折扣，价格比鲜茧还差，农民苦不堪言。
下面是我在参与设卡查茧时所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奉命到嘉兴至海宁公路的顺路塘桥地段设卡捉拿茧贩子。当时乡政府只有一辆昌河囚车作交通工具，领导特向企业抽调了一辆轿车与我们同行。大约十点钟光景，一辆满载货物的半吨货车由北往南驶来，我们两位同志上前示意停车检查，那想司机一看阵势不对，竟加速闯过关卡急驶而去，借助微弱的灯光，我看清了车上的编织袋里装的都是茧子，带队的小陈一声令下：快追！我们急忙上车尾随着追了上去。轿车开得快，一下子就追上了货车，但货车司机非常固执就是不肯停车，我们的轿车因考虑到安全也不敢把他逼到路边停车，只好一路紧追。就这样，在这深夜里，三辆车在通往桐乡方向的公路上赛跑，一直追到屠甸镇上。估计屠甸镇的领导已得知了这件事情，当三辆车行到镇政府路口时，十几个彪形大汉一字排开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联防队长王金海上前亮出证件大喝道：“我们是建设乡联防队的，正在执行公务！”谁知对方竟将证件夺了过去丢在地上：“联防队算个屁，统统扣起来！”带队的小陈上前解释，我们确在抓茧贩子，屠甸方不理不睬，将三辆已靠边的车子钥匙拔下，一干人也被强制赶下车押进了镇政府各办公室，因当时还没有手机，小陈提出要打个电话向乡里领导汇报也被屠甸方拒绝了。幸好开轿车的是企业负责人本人，他急忙用“大哥大”向乡领导作了汇报。但这个问题牵涉到二个县，乡领导只好请示嘉兴市领导协调，而我们一干人也只好被屠甸方软禁在那里等候处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屠甸方带着我和另外一名设卡队员坐进茧贩子的车开进了屠甸茧站，将一车的茧子全部卸了下来。又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乡里才派车将我们接了回来。乡领导站在政府大门口象迎接英雄一样迎接我们，连声安慰道辛苦，并对我们说，这件事虽然错在对方，但我们执行市里的协调结果，就到此为止吧。后来我才知道，桐乡方领导和郊区领导都将事件向嘉兴市领导作了汇报，市里意思，我们设卡是对的，但捉茧贩捉到桐乡地界就有点过分了，战利品还是给桐乡好了。市领导一出口，郊区领导便做了建设乡的工作：就按市里的意思办，不要伤了和气。而建设乡也只好咽下了这口气。
三十年前这场席卷江浙大地的“蚕茧大战”，是因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价格机制碰撞而引发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冲突，从而引发了丝绸市场滑坡、行情下跌、宏观失控，整个茧丝绸行业陷入前所未有困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何稳定巩固蚕桑生产基础，如何维护提高收烘设施完好率，如何完善“组合收茧，缫丝计价”的公正检验制度，如何加强蚕茧收购的市场管理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