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起尘封的回忆，瞭望难忘的记忆
拾起尘封的回忆，瞭望难忘的记忆稿件陆续寄送到编辑部后，我们立即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投入到紧张的编辑工作当中。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给此书取名的问题，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最后定名为《红军女英雄传》。报道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从各地给编辑部来信，述说了他们看到报道后受到的感动和教育。写信的读者几乎都希望《瞭望》周刊能够更详细地介绍这些红军女英雄的事迹和情况，有人还建议将她们的经历和事迹编写成书，以记载历史，启迪后人。看了这些情真意切的来信，我和同事们也深受感动。因杂志毕竟容量有限，要继续详细报道这些红军女英雄的情况，已无可能。于是，我产生了专门为她们编写一本书的想法，觉得只有编一本书，才可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较完整地记载仍健在的红军女英雄的事迹和近况。和同事们商量后，大家很快取得了共识。在不影响杂志日常报道的情况下，我们用了半年时间，抽空组织总社和分社善于写通讯的记者，尽快采写仍健在的女红军的事迹。承
1984年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为了丰富刊物内容，我组织总社和分社的一些记者，对仍然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进行了采访，报道了她们的近况，还特地辟出专栏，刊登了这些红军女战士的简历和近影
报道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从各地给编辑部来信，希望《瞭望》周刊能够更详细地介绍这些红军女英雄的事迹和情况，有人还建议将她们的经历和事迹编写成书，以记载历史，启迪后人
小平同志共写了两竖一横三幅“红军女英雄传”，供我们选用。最后我们选定了一幅竖写的遒劲大字
文 | 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 胡国华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老社长穆青的倡议下，新华社创办了《瞭望》杂志。我也因此由新华社甘肃分社调到北京，参与了创办工作。至今，《瞭望》已创刊四十周年，但创刊初期的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
最初两年多，我们办的是月刊，信息量并不太大。但由于注意提供中南海的信息，解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反映中央政策实施后的真实情况，很快在读者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作为一本政治时事刊物，月刊出版周期过长，时效性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新华社领导又决定，将《瞭望》杂志由月刊改为周刊。
1984年1月，《瞭望》周刊面世。周刊贯彻了“集一周于一日”的方针，时效性大大提高，信息量也明显增加。《瞭望》改周刊后，我担任了政治编辑室的负责人。这一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为了丰富刊物内容，我组织总社和分社的一些记者，对仍然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进行了采访，报道了她们的近况，还特地辟出专栏，刊登了这些红军女战士的简历和近影。
报道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从各地给编辑部来信，述说了他们看到报道后受到的感动和教育。写信的读者几乎都希望《瞭望》周刊能够更详细地介绍这些红军女英雄的事迹和情况，有人还建议将她们的经历和事迹编写成书，以记载历史，启迪后人。看了这些情真意切的来信，我和同事们也深受感动。因杂志毕竟容量有限，要继续详细报道这些红军女英雄的情况，已无可能。于是，我产生了专门为她们编写一本书的想法，觉得只有编一本书，才可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较完整地记载仍健在的红军女英雄的事迹和近况。和同事们商量后，大家很快取得了共识。在不影响杂志日常报道的情况下，我们用了半年时间，抽空组织总社和分社善于写通讯的记者，尽快采写仍健在的女红军的事迹。承担任务的记者都带着真挚的感情、满腔的热忱，投入到采访工作当中，并很快拿出了高质量的稿件。
稿件陆续寄送到编辑部后，我们立即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投入到紧张的编辑工作当中。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给此书取名的问题，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最后定名为《红军女英雄传》。
书名确定后，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觉得应该请一位也参加过长征的德高望重的领导题写书名。一天中午，我和同事朱敏之聊起此事，突然想到她认识邓小平同志，便对她说：“如果有一位在女红军心目中威信很高的领导人题写书名，一定会为这本书增色不少。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你能不能去找一下邓小平同志，请他为此书题写书名？”
《瞭望》创刊初期，一直很注意报道中南海的动态和信息，设有《中南海纪事》专栏。在有关部门批准下，我和朱敏之等记者，因采访需要，常可出入中南海，登门采访住在“海里”的领导人。朱敏之是个办事很干练的人，听了我的话，觉得有道理，立即痛快地说：“我现在就去找小平同志，他应该会答应的。”
朱敏之赶到中南海时，小平同志已吃过饭，正在午休。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接待了她。听说来意，王瑞林看了一下手表，对朱敏之说：“小平同志正在休息，一时半会还醒不了。让你久等也不好。我看这样吧，你先回去工作，等邓小平同志起床后，我再把你们的请求告诉他。”
朱敏之回办公室后，把情况跟我说了，我也没在意。邓小平同志这么忙，有没有时间为一本书题写书名，实在没有把握。谁知过了没几天，《瞭望》周刊的负责人让我去他办公室，他从一个大信封里拿出几张宣纸，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小平同志给你们题写的书名，你拿回去吧。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不报告？总社领导都批评了。”
我不安地说：“我不知道这种事也要报告！”他收起严肃的表情，笑着对我说：“好在你不知道。如果按规矩办，逐级上报，还不一定能办成呢！”
回到办公室，展开那几张宣纸，我发现，小平同志共写了两竖一横三幅“红军女英雄传”，供我们选用。最后我们选定了一幅竖写的遒劲大字。后来，朱敏之从王瑞林那里得知：那天，小平同志午休后，听王瑞林转述了我们的请求，略加思索，立即提笔连写了三幅字，说是让我们有个选择余地。王瑞林告诉朱敏之，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说明小平同志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的重视和关心。
邓小平为《红军女英雄传》题写书名，给了我和同事们很大的激励，也增添了我们的责任感。我们决心要精益求精，编出一本高质量的书，不辜负小平同志对红军女英雄的重视和关心。
每一篇稿件，在定稿前，我们都会让当事人审稿，征求她们的意见，并严格按她们的意见修改。许多当事人，十分谦虚，都希望作者严格把关，不要把她们写得太高大完美，因而，有的稿件，几经修改方能定稿。
当年健在的经历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地位最高的是邓颖超大姐，她当时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工作异常繁忙，很难抽出时间接受采访。分工负责采访她的又恰好是《瞭望》政治编辑室的一位年轻同志，约谈未成，他便根据书刊上已经发表过的材料，编写了一篇邓颖超的小传。稿件送到邓大姐处审查时，一直未有答复，几次催问都没有明确意见。我和同事们都很着急，因为此时绝大多数稿件都已定稿，就差邓大姐这篇了。正揪心时，一天，办公室接到了邓大姐的秘书赵炜的电话，她说邓颖超同志想约《瞭望》周刊的负责人，到她家谈谈稿件的问题。
于是，我和当时《瞭望》周刊的副总编辑王焕斗一起，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的家。赵炜带我们到会客室只等候了片刻，邓大姐就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候，她逐一和我们握手。她十分慈祥，又很幽默，握手时，她问王焕斗叫什么名字，王焕斗报名后，她笑着说：“斗可不能乱换！”问过我的名字，她说了句：“你的名字和全国妇联的胡德华只差一个字。”
一起在沙发坐定后，邓大姐开门见山地说：“早就想和你们《瞭望》的同志谈谈了。你们杂志影响很大，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一定要给读者正面的影响，要对读者负责。你们发的那篇关于我的文章，还配了我和恩来同志的照片，就不是太好。今后要注意。”
虽然她未具体讲哪篇文章，但我知道她指的是半年前《瞭望》《文献与史料》专栏发的《李知凡太太》一文。那是长征以后邓大姐到北平养病期间，与她同院的一个女青年写的回忆文章。此文生动感人，刊发时，编辑部还配发了几张邓大姐当年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和周恩来的合影，邓大姐坐在椅子上，周恩来站在她的身后，双手搭在她的肩上。这本是一张难得的领导人的生活照，但刊发后邓大姐就给编辑部来信，指出了刊发此照的不妥，并认为刊发此类照片，应事先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想不到今天她又重提此事。
她话锋一转，接着又说：“你们最近写长征女战士的文章，又把我写成女英雄。这也不真实。大多数时间，我是躺在担架上行军的，算不上什么英雄。你们这么写，我不同意。所以，这篇文章，还是不发为好。”
我和王焕斗向她解释说，这篇小传，作者虽然没有采访她本人，但也是根据史料改编，有事实依据的。她则说：“我不管你们什么依据，反正我不同意你们把我写成英雄。”我们无论怎么解释，她仍一直坚持认为自己不能算什么英雄。
我们只好说，即便她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她毕竟也经历过了长征。对这点她表示了赞同。告别时，我对邓大姐说，既然她不赞同这篇文章，看来只能另写一篇了。这次她对我的话没有表示反对。
告别邓大姐后，赵炜把我们送到门口。我诚恳地告诉她，邓小平同志已为《红军女英雄传》一书题写了书名，这本书肯定是要出的。如果没有邓大姐的小传，将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我希望她能承担这一任务。我的话打动了赵炜，她答应了我的要求。
几天后，赵炜写出了初稿，内容不错，但“不是英雄的红军战士”这个题目我却接受不了。我打电话给赵炜，讲了我的意见。她听后对我说，这个题目是邓大姐定的，恐怕不太好改。我思考了片刻，对她说：“这个题目含义模糊，改一下为好。希望你征求一下邓大姐的意见，可否将题目改成‘在万里征途中’？”过了几分钟，她回电告诉我，邓大姐同意我的修改意见。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邓颖超的稿件定稿后，新华出版社很快在1986年出版了《红军女英雄传》一书，第一版就印行了25000多册。除平装本外，还出版了一部分精装本。面世后好评如潮。现在重读此书，依然还是那样亲切感人。这些女英雄虽然绝大多数都已作古，她们的音容笑貌，在字里行间仿佛依然能够看见听到。
这是我在《瞭望》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