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为什么是人口专家？少子化杀死创新力

梁建章为什么是人口专家？少子化杀死创新力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现在只有1.3。根据统计和预测，在接下来的短短20年里，中国就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和急速的老龄化。与此同时，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的生育率也已经从1970年的5.49下降到2013年的2.48。最早受到人口剧变影响的国家是日本。在过去的40年里，日本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当前保持在1.4左右。从2005年开始，日本成为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的国家。 人口剧变在梁建章看来，过去10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变化最大的领域之一就是人口。一方面，今天的人们寿命更长——在过去的200年中，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寿命从40岁增加到了80岁，并且还在不断延长；另一方面，人类的家庭规模急剧变小，生育率持续下滑——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4.9，下降到21世纪最初10年的2.

最近一段时间的中兴华为风波，给了中国上下一记响亮的警醒：自主创新才是硬道理。

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促进创新呢？对于这一堪称经济学学科圣杯的问题，携程旅行网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自己的新书中，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丰沛的年轻人口才是驱动创新的最大源动力。

对于这一观点，梁建章在其新书中甚至有着更为坚决强硬的表达——“人口，才是决定创新能够获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具有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取代的地位。”

4月23日，梁建章与另一名人口专家黄文政合著的新书《人口创新力》在北京正式发布，图为梁建章在发布会上发表演讲

人口剧变

在梁建章看来，过去10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变化最大的领域之一就是人口。一方面，今天的人们寿命更长——在过去的200年中，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寿命从40岁增加到了80岁，并且还在不断延长；另一方面，人类的家庭规模急剧变小，生育率持续下滑——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4.9，下降到21世纪最初10年的2.5左右。

在生育率持续下滑的过程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都已经低于或者很快就要低于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为了让每一代人的规模大致相仿，每名妇女平均需要生育2.1个孩子（数字略超过2是因为有少数儿童可能会在成年以前死亡）。具体到眼下的中国，由于男女比例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调，更替生育率还会更高一些。

最早受到人口剧变影响的国家是日本。在过去的40年里，日本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当前保持在1.4左右。从2005年开始，日本成为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的国家。

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现在只有1.3。根据统计和预测，在接下来的短短20年里，中国就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和急速的老龄化。与此同时，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的生育率也已经从1970年的5.49下降到2013年的2.48。

或许统计数据能够更直观地说明问题。

1.5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都将比上一代人减少25%；

在只有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保持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到2100年，非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40%；

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度更低的伊斯兰文明国家在2010年到2050年间，人口会增长70%，到21世纪末，穆斯林人口将会和基督教人口一样多；

2050年时，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将达到46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9岁，中国的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与16至64岁劳动人口之比）将超过40%，是当前中国这一数值的三倍多。

全球范围内生育率的整体下降有着许多原因，比如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上升，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需求降低，现代避孕措施的普及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娱乐和工作）挤压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等。

但比现象和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果和影响。在新的人口形势下，现代社会出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以及经济活力下降等。而梁建章等人认为，这一系列问题中最根本，也最不可弥补的一个弊端，就是生育率下降会导致整个社会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减弱。

少子化杀死创新力

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发现专业化和贸易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100多年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和创业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如今，在政府和政策的引导之下，其他一些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家富裕有着重要作用的因素，正在中等以上收入国家内一一实现，比如稳定的政府、产权保护、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金融体系和贸易开放。只有创新能力，成为横亘于中等收入国家通往高收入国家道路上的最大阻碍。

梁建章等人通过对各种测量创新能力方法的考察发现，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全球创新的速度是稳定和略微加速的，但创新难度却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巨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使得后来者更难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发明家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跨学科的合作也在创新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从人的身体条件来看，二三十岁是身体最健壮、精力最旺盛、感知能力最强的阶段，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角度，都能得出“需要艰苦工作和冒险行为的颠覆性创新活动更适合年轻人”这一结论。

将上述两个因素叠加可以发现，开展颠覆性创新和创业活动的黄金窗口期正在变得越来越短。

那么，影响创新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梁建章认为是人口。

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将自己的企业战略成功五要素应用于国家战略，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要想成功需要具备四个要素：禀赋、需求、零部件产业以及竞争。

在梁建章看来，上述四要素实际上都与人口有关。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即禀赋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场也可以催生更加发达和完整的零部件产业；此外，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科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因此，大量人口似乎是进行创新活动的最重要优势来源。

对于人口如何影响创新，梁建章提出了三种渠道：规模效应、聚集效应、老龄化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作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生产100万件商品的单位成本会远低于生产1000件商品的单位成本，所以，当一个市场非常庞大时，会非常有利于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就算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往往也只能在本地取得成功后，才会拥有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

以中美为例，通常情况下，当美国创新者来到中国市场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因为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此时中国企业已经成长为强大的领先者。

一位杰出的风险投资家曾这样评论：“一家美国互联网企业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它必须要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登陆中国市场。然而，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试图同时占领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往往时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中企在滴滴uber之战中获胜

就算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市场门槛依然存在，但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人员的流动性就要好太多了。这就是梁建章提出的人口对创新起作用的另一条路径，聚集效应。

据梁建章观察，更具创新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布比制造业更加不平衡，比如在美国，大量的创新公司都集中在硅谷。而与传统制造业不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不是相关企业相互靠近的结果，而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果。

在梁建章看来，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出化学反应，“在硅谷的夜晚，餐馆和咖啡厅里坐满了身穿休闲装的工程师，他们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

所以，这就是大城市和产业集聚存在的意义——大城市不仅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一起工作的机会。

而且，集聚效应使一种人才的网络马太效应。如果一个区域称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集聚效应将会趋于自我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会越来越大，优势也越来月明显。

梁建章认为，东京容纳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3700万），但非常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并未使其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良好的城市规划也可以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所谓的“城市病”。所以，如今均拥有2300万人口的北京和上海，作为人口大国的创新中心，居民规模还是太小了。

除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梁建章在书里提到的另外一种人口影响创新的方式则更有意思。

正如传统大公司通常因为是现状的利益既得者所以很难有颠覆性创新，企业中的老年人也会对创新产生阻挡效应。

一个员工获得高级和有影响力职位的概率，取决于相关领域内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很高，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高级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占据了。

同理，在一个国家中，人口的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整体结构趋于年轻的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来获得创业所必需的技能；但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人的晋升机会被老年人挡住了。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的劳动者在组织中占有较低层级的职位，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话语权和政治权利较少，掌握的劳动技能较低，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也有限。所以说，伴随着年轻人数量的减少，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力都会遭到削弱。

目前可以看到的国家中，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总体而言，日本的创新表现并不差，日本大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获得很多专利；但这些发明打多是微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发明。例如，日本公司不断改进数码相机，使其体积更小、质量更好，而且具有更多功能。但是，日本人没有能够产生颠覆性的发明，比如iPhone。

但事实上，日本公司并非一直都是这种表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日本企业非常具有创造力，并产生了诸多革命性的发明，比如随身听、数码相机和游戏机控制台。

就算是遭遇金融危机和美国挤压，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超过10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至今也维持着大额顺差。随着日本经济停滞已经超过25年，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真正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创业精神的缺失。

中国人可以多生！

作为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自2006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不仅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人口、创新、创业和劳动生产力等主题的劳动经济学论文，而且在各大媒体上频频发声，身体力行推动国家政策和人们观念的转变。此前梁建章另一本名为《中国人可以多生！》的书，更是当时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直接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存在不合理的第一本书。

对于鼓励生育，梁建章从来就不乏抓人眼球的观点和表述。比如，他提倡女儿跟妈妈姓，淡化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的世俗观念；他称颂女性能力，认为女性一旦走到企业顶层，投资回报和创造力比男性更高；他曾公开表示可允许女生20岁大学毕业，这样就可以在25岁前生完两个小孩，家庭事业两不耽误；2014年时，携程更是宣布可以为员工提供零利率、最长贷款时限为10年的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贷款。

而在刚刚面世的这本新书中，梁建章在大谈人口与创新的关系之余，也将视角延展至与人口相关的更广泛议题。

《人口创新力》一书作者梁建章、黄文政与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人

在谈及生育观念转变时，梁建章认为，束缚东亚女性越生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国家对于非婚生子女的禁忌。

在谈及女性不愿意结婚的原因时，梁建章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愿嫁给受教育程度不高、欠成熟、经常沉迷于电子游戏的年轻男性；而在信息技术领域，虚拟现实技术的突破可以提供廉价而又真实的性体验，也将进一步削弱人们的结婚意愿。

对于人口增长所需的自然资源，梁建章乐观地认为，由于现代经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很少，所以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于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

而对于公共设施的稀缺，梁建章则以旅游景点为例，认为人潮汹涌只是节假日的个别现象，增加设施对旅游景点来说不会有很好的回报，因为这些设施在大部分时间里供大于求。但实际上，人口众多对旅游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从长远来看，更多需求会带来更多投资，从而建立更多更好的景点。

很多人会认为，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才是推动创新的源动力，但梁建章对教育问题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教育方式对创新可以产生影响，教育知识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一个人能否可以成为一个创新者或者企业家，似乎纯粹是碰运气的事情；所以说，高等教育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即不是教育到位就一定可以提升国家的颠覆性创新能力，但要想促使创新涌现，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一问题上，梁建章还用了中国的篮球建设和足球建设举例。梁建章说，中国的篮球建设要比足球建设成功，但足球和篮球选拔人才是不同的两种方式：对于篮球，政府可以集中资源全力训练那些依据身高被选拔出来的少数者，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不适合足球，因为很难预测到底谁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必须扩大青少年参与训练的范围。

此外，对于低生育率可以减少失业这一论断，梁建章也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这一假设只可能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成立，因为有些工作需要资本投资。但除非存在很严格的监管，否则，就业市场是非常灵活的，它会不断地自我消化调整。当更多人出生时，虽然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力供应，但也创造了更多需求。

而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导致失业这一问题，梁建章的态度则较为谨慎保守。他认为，从长远看，即使大部分日常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未来仍会有许多与创新有关的工作机会属于人类。尤其是有关创新的工作将一直由人类完成，而人类也不会允许人工智能自行进行创新。

山西某饭店的机器人传菜生

前路漫漫

梁建章对促进生育的呼吁也不是没有原因，根据年初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自放开二胎之后，2017年全年中国新生儿数量约为1700万，这比卫计委此前预估的2300万相比少了600万，甚至与政府预估的最低线2000万还有着300万的距离。

而就像梁建章在其4月23日的新书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要想扭转国人对于生育的态度是件很难的事情，中国女性的生育痛苦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机会成本也是最高的，但这件事因为影响太重大了，所以硬着头皮还是必须要做。

对此，梁建章在自己的新书里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政策构想和建议，具体如下：

继续推动城市化建设和大城市化，取消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在教育方面大力学习美国推进自主招生，或缩短学制，比如取消中考，将原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改为包含高中阶段在内的十年制义务教育；

通过多种手段和措施推动移民政策的放宽，积极引入移民；

在生育政策上，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取消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制度；

仿照发达国家，对养育家庭给予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也可按孩子实行累进制，贵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在法律法规上取消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前一段时间，日本《旅行青蛙》大火，曾有消息说，该游戏其实是由日本生育部门联合游戏公司开发，目的是找到潜在的生育意向强的年轻人，如果连续玩这款游戏超过一周，后台会发你一封长信，鼓励你亲自生娃。

事实证明，这条消息是假的，但即便如此，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政府已经切切实实地在采取各种办法鼓励生育了，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未完全放开。

三十多年前，对国富民强有着无限憧憬的中国人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但近些年放开二胎的过程也证明，这一次，中国妇女似乎不会太容易被迅速鼓动。甚至还有人指出，中国的问题不是生完一胎的妇女不生二胎，而是很多妇女连一胎都不愿意生。

无论如何，政府如果真的认为人口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关头，那么，想要彻底扭转现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采写/观察者网 吴娅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