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为什么修订不了？清史稿为何不叫清史
清史稿为什么修订不了？清史稿为何不叫清史1、民国三年至六年《清史稿》的纂修过程一波三折，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总的来说，第一个时期较为混乱，第二期稍有头绪，第三期较为整齐。如果对清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这三个人一个是清末的总督，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卿，清灭亡后他们都在青岛做寓公。不过于式枚和刘廷深知道袁世凯修清史的目的并不单纯，所以他们拒绝从命。不久北洋政府开清史馆于东华门内，赵尔巽主持清史馆工作长达十余年。开馆之初，首先是商定清史的体例。当时有不少学者在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大体可分为两派主张，少数人认为应该引用新史体裁，多数人则主张仍沿用旧史体例。经过最终的商榷，清史的体裁大体沿用《明史》，排列目录为：本纪十二，志十六，表十，列传十五，其中少数内容稍有变通。
最近有读者私信，询问御史《清史稿》为何不叫《清史》，而且还排在了二十四史之外？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如果细说起来恐怕一天都讲不完。由于篇幅有限，御史只能讲个大概。
《清史稿》之所以有个“稿”字，主要是学界对这部史料存有很大的争议，民国政府也没有正式将其定名为《清史》，官方也没有进行大规模刊印，处于未定型的状态，不过通常情况下都将《清史稿》定义为二十五史。
纂修《清史稿》的历史背景中国历朝历代修史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后代修前代史，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客观实际。而《清史稿》的主修人员都是清代的遗老，换言之这就是本朝人给本朝修史，如此则难免有歌功颂德之嫌疑。
民国三年，北洋政府提议要成立清史馆，着手编纂清史。这个时期比较特殊，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他想借着修清史的机会以网罗前清遗老，获取他们的拥戴。北洋政府所聘请的修史人员也大多是前清遗老，由赵尔巽担任馆长，于式枚、刘廷琛为副馆长。
如果对清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这三个人一个是清末的总督，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卿，清灭亡后他们都在青岛做寓公。不过于式枚和刘廷深知道袁世凯修清史的目的并不单纯，所以他们拒绝从命。不久北洋政府开清史馆于东华门内，赵尔巽主持清史馆工作长达十余年。
开馆之初，首先是商定清史的体例。当时有不少学者在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大体可分为两派主张，少数人认为应该引用新史体裁，多数人则主张仍沿用旧史体例。
经过最终的商榷，清史的体裁大体沿用《明史》，排列目录为：本纪十二，志十六，表十，列传十五，其中少数内容稍有变通。
《清史稿》的纂修过程一波三折，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总的来说，第一个时期较为混乱，第二期稍有头绪，第三期较为整齐。
1、民国三年至六年
赵尔巽是一个纯粹的封建官僚，历任盛京将军、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执政尚可但在史学上并无多大造诣，学术著作也非其所长，尤其不善于组织。因此开馆之初所聘请的人员虽多，身为馆长的他总是千头万绪，始终没有正确的方向。
加上他也没有根据各人所长分配得宜，又不明分类组织之法，缺乏周密的组织和计划，因而各自为战，全无章程条例可言，如一盘散沙。
这个时期的清史馆工作并没有步入正轨，参与编纂的人员又懒于翻书考证，仅是根据国史之传而进行添加删减。虽然历经三年之久，但所纂之稿几成废材。
2、民国六年至十五年
经过了前一阶段的杂乱无章之后，赵尔巽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他从两个方面进行着手整顿：一方面是将一部分人停薪解退；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从总结前一时期的混乱中，整顿组织定下章程，纪、志、表、传分别确立了专人负责。
经过一番整改，清史馆很快走上了正轨，但问题又来了，这一时期经费又出现了问题。张勋复辟时，清史馆闭门数月，后虽恢复，但工作人员的薪水大幅下降，甚至欠薪不发。
这一时期正值军阀混战，东华门时启时闭。所谓盛世修史，显然这一时期政治动荡并不适合修史，清史馆的工作被迫停顿，经费又没有着落，很多馆员纷纷散去，致使全局停顿。
3、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
随着北伐大军占领长江各省，一路挺进，北京岌岌可危。赵尔巽原本打算在花上个三至五年时间才最终定型清史。然而仅仅过了半年，赵尔巽不得不迫于形势，又以“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为由，仓促决定正式刊印清史。
此消息一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很多学者认为清史稿问题很多，主要是：原稿繁杂，颇为费事；引用笔记野史过多，与官方记载多有出入，不少原稿尚需进一步修正重写；书法体例也尚未划一，其他如《食货志》等也需进一步更正。更因没有一人通阅全稿，其中重复、遗漏、抵牾之处更无从得知。
《清史稿》之问世与争议应该说清史的纂修还是比较仓促的，还存在许多的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应该刊印出版的。但是赵尔巽却坚持要刊印，他还说：“吾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不久赵尔巽卧病不起，刊印清史稿之意愈切。是年赵尔巽病故，由柯劭忞代理馆长，袁金铠总理发刊事宜，金梁任校对。然而，柯劭忞与袁、金两人不合，加上金梁又怀有个人目的，对《清史稿》的发刊急不可待，根本就未加详细校对还私自偷改史稿，随印随发。
1927年12月，《清史稿》开始陆续发行，问世后多遭非议。1929年故宫博物院《清史稿》审查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严禁发行，其理由是：反对辛亥革命，蔑视辛亥革命牺牲的先烈，反对汉族等等。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意见，认为《清史稿》虽不完善，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们主张将一些有碍之处进行修改，或主张发行一部分章节。1935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清史稿》关系学术甚大，待正式勘定后再行刊印。本来原定是八年之后完成，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942年，上海联合书店将《清史稿》刊印，对关内本和关外本的主要不同之处，分别有所取舍。1977年，中华书局以关外本、关内本二次本为工作本，参考前一次的刊印本，分段标点排印，并对其中的明显错误，做了校改。
《清史稿》的总体评价《清史稿》的编修者，原本期望将本书修成一部“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与以往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的巨著。然而事与愿违，实际上是未加修正的“未成之书”，只得仿《明史稿》之例，名其书曰《清史稿》。
由于《清史稿》的纂修者，不是承袭历代修史的宗旨，而是出于图报先朝，自命为本朝修史，一反历代修史的成例，尊清室而抑民国，开创了为前朝修史绝无仅有的先例。
开馆之初，赵尔巽、于式枚等，开宗明义就为《清史稿》定下了基本准则，即“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命之臣，固属前代所希有。而武功赫奕，开疆拓土，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记载，足以信今传后。”
这些前清遗老们在纂修《清史稿》的过程中，都怀着报效“故君”的心思，难免在修史的过程中就存在不严谨、不客观的情况，眷眷故君之情流露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