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漂亮的庐隐：从民国才女庐隐的成名作
民国最漂亮的庐隐：从民国才女庐隐的成名作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然而在《海滨故人》中，女主人公露沙却有这样的怀疑：本文将从知识、婚恋、友谊三个维度，带领读者了解《海滨故人》中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困境。庐隐肖像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崇慕之情日盛，至五四时期更是达到巅峰，宣扬“全盘西化”。陈独秀在《新青年》阵地上所请来的两位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其中一位就是以纯然的知识形态出现的科学（赛先生）。
《海滨故人》是民国才女庐隐的成名作，最初发表于1923年10月版与12月版的《小说月报》。这篇小说，是最早出现的以民国女大学生的婚恋为题材的作品，为我们了解五四新女性的生存状况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
庐隐是在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才女作家，茅盾在《论庐隐》一文中对她有精辟的概括：
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
创作于五四落潮之后的《海滨故人》，既保留了五四的血统，同时又有对五四的反省。因而，这部小说不同于庐隐早期一味鼓吹启蒙、图解社会的“问题小说”，其中所展现的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困境，其时效性不局限于五四，也面向当下社会。更进一步说，当代女性至今也没有走出百年之前的困境。因此，对《海滨故人》中五四新女性命运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社会的反思。
本文将从知识、婚恋、友谊三个维度，带领读者了解《海滨故人》中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困境。
庐隐肖像
知识困境：知识误我？我误知识？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崇慕之情日盛，至五四时期更是达到巅峰，宣扬“全盘西化”。陈独秀在《新青年》阵地上所请来的两位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其中一位就是以纯然的知识形态出现的科学（赛先生）。
然而在《海滨故人》中，女主人公露沙却有这样的怀疑：
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
这种对“知识误我”的怀疑，不局限于露沙，其他人物，诸如云青、宗莹，都曾发出类似的感叹。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在《海滨故人》中借人物之口所表达的“知识误我”观，显然与当时的主流知识观背道而行，但这正表达了作者对清末至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思。
《新青年》杂志封面
1.妇女解放运动下的女性教育
出生于1898年的庐隐，几乎完整地经历了清末民初妇女解放运动下的教育改革。其前半生有幸所受的教育，都是这一改革的结果。
在传统封建社会，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被社会的教育体系排斥在外。只有在官宦之家，为了知书达理、相夫教子的目的，才聘请塾师或是嘱托家内人，教待字闺中的少女认识点字，学点文章。露沙最初所受的教育，就来自于只学了些四女书的姑母。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金发碧眼的传教士开始流入东南沿海城市。在异国的眼光之下，“三寸金莲”和“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再是天经地义之事。这些传教士将中国的妇女问题推入公众舆论领域，并身体力行地成立了“不缠足会”，建立了第一批女校。当然，传教士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掩藏着宗教目的。露沙在被姑母厌弃之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学校。
1907年3月，清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女学堂章程，由此出现了一批为政府所认可的女学堂和女师范学校；在此之前，民办的女校都是“非法存在”的。1917年，教育部公开在全国招收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为此而设置的第一批女子大学。庐隐的整个教育生涯就是女学堂——女师范——女高师，并且，她还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与作者生平相类似，小说中的露沙、云青、宗莹等女性人物，既是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也是在西方的知识狂潮中成长起来的。正因为她们长期地浸没在这种知识氛围中，所以更能看到“知识”的局限所在。她们所喊出的“知识误我”，绝非空穴来风。
民国时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毕业照
2.“知识误我”的具体表现
既然“知识误我”，那么，究竟是怎么个“误”法呢？在小说中，这个“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带来的孤立感；二是男权话语下知识的“欺骗性”。
首先，在五四时期，知识仍然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全国青年女子何其之多，然而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的不过百来人。像露莎及一众好友能进入此等学府，不能不说是一种幸事。然而，正因为她们是那个社会的少数派；她们的思想亦是那个社会的少数派，所以她们便主动或被动地与周围人疏离，乃至陷入孤立的境地。
在小说中，宗莹对这种由知识带来的孤立感就有明确的袒露：
进了学校，人生观完全变了。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什么悲愁，什么无聊，逐渐发明了。
这种孤立的境遇，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熟悉。由于学历眼界的不断开拓，我们与那些曾经聊得来的亲戚朋友逐渐失去了共同语言，陷入一种无人可以畅所欲言的境地。
其次，从有文献记载的奴隶社会开始，中国便是一个父权社会，男性群体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威，这个权威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仍然保留着。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青年导师，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无一不是男性。由他们所传播的知识体系，其实也是一种男性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有时候就会对女性群体带来伤害。
五四时期，“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妇女解放”等口号一时甚嚣尘上。以往被视为大逆不道、有伤风化的“恋爱”，转眼间变成五四新青年的标配，不去谈一场恋爱简直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新派人物。不仅如此，这种“恋爱”风尚也给了那些有妇之夫出轨的借口，大学校园里顿时出现了诸多的婚外恋事件。在小说中，玲玉与宗莹的恋爱，其实就是两宗婚外恋。庐隐敏锐地洞察到此类现象的本质，做了一针见血的评论：
世俗大半以性欲伪充恋爱，以游戏的态度处置恋爱，于是我们时刻可看到因恋爱而不幸的记载。
民国初年，北大学科会议照，清一色男性知识分子
婚恋困境：保守观念的阻拦与个体价值的失落在现代社会，恋爱与结婚无疑是青年男女人生中的重要事项；而在社会体制尚不成熟的20世纪初，婚姻与恋爱更是《海滨故人》中各女大学生的首要事项。对于五四时期女性来说，她们可供选择的工作不仅极为有限，而且不太稳定。譬如庐隐本人，经常变换自己所任职的学校，被戏称为“一学期先生”。相较之下，婚恋更是五四新女性的“终身大事”。
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五四新女性的恋爱与婚姻通常受着新旧两重标准的煎熬，而个体意志的张扬，也使得她们对一度被程式化处理的婚恋情感，有了更深刻的生命体验。但无论是外界目光还是内在体验，无论是喜结连理还是未成佳偶，《海滨故人》中的五四新女性的恋爱与婚姻最终都陷入困境。
民国时期，在课堂的女大学生
1.恋爱的困境：保守观念的阻拦
虽然《诗经》中有不少后人所谓的“爱情诗”；但是传统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的“爱情”，终究与现当人的“爱情”大异其趣。现代以自由为前提的爱情观，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西方的舶来品。这一舶来品的本土化的过程，最终就表现为五四新女性波澜壮阔的抗争史。她们的恋爱困境，主要就来自遗留的保守观念和势力的阻碍。在小说中，云青的恋爱遭遇，正体现了这一困境。
云青作为一名深受五四影响的知识女性，对于恋爱也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憧憬。在小说中，她与蔚然存在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志趣，相互之间也十分倾慕。按理说，她们应当是十分合适的一对，可缔结百年之约。然而，当蔚然向云青的父亲提亲时，却被后者婉拒了，认为自己的女儿还大有前途，可以寻一个更好的归宿。
事实上，如果云青能够像她的好友宗莹那样在父亲为爱情面前据理力争，那么她与蔚然的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然而，她虽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但也还背着因袭的重负，不愿意违抗父亲的意愿。正如她在信中的自白：
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云安忍与抗呼？
家庭保守势力与自身保守观念的共同作用，终究迫使云青放弃了自己的爱情。然而，她的内心却久久不曾平静，对自己的爱情也久久难以忘怀。余暇之时，她甚至还做了一篇小说，塑造了一个专夺人幸福的恶鬼，恶鬼头上的紫金冠写着这么四个字：礼教胜利。在这一段挫折之后，云青便如《红楼梦》中的惜春一样，斩断情丝，一心研读佛典了。
云青的遭遇，在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性，两情相悦的情侣终因父母的异议而劳燕分飞。但即便在今天，此类事件也会不时冒出，而父母们的理由与一百多年前也无甚差异。
民国时期的传统婚礼
2.婚姻的困境：个体价值的丧失
五四时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恋爱与婚姻的两分化，且恋爱的地位高于婚姻。1917年，《新青年》刊登了美国激进派人士高德曼的《结婚与恋爱》。这篇文章措辞之激烈，行文之大胆，实属罕见。以下选摘一二句，令读者略窥其貌：
婚姻与爱情，二者无丝毫关系，其处于绝对不能相容之地位，犹南极之与北极也。
若世人能破除婚姻之陋习，结纯粹之团体，人类之和谐，必皆以爱情之为根源。
高德曼的这篇文章，不仅区别了恋爱与婚姻的不同，还将恋爱崇高化并把婚姻视为陋习。如今看来，高德曼的观点无疑太过偏激，不足为训；但陈独秀却随后写文章附和，虽未提废除婚姻，但也将两者区分开并将恋爱摆在更高的位置。五四的“恋爱至上”正肇始于此。
在“恋爱至上”的耀眼光芒下，被遮蔽的恰恰是婚姻。五四的青年导师们，对婚姻的关注显然不如爱情，更不必说站在女性立场谈论婚姻。因而，婚姻成为了个性自由口号下，最为晦暗的一个角落。女性的婚姻困境，事实上正是婚前所宣扬的个体价值的丧失。在小说中，与心爱人结婚后的宗莹，正表现出这种被家庭所束缚而丧失个体价值的婚姻困境。
在结婚之前，宗莹如同水上的沙鸥，活泼清爽；在结婚之后，宗莹却如同笼中鹦鹉，闷声闷气，只是陪着姑婆妯娌等一众女客说话。宗莹曾经为了自己的爱情与横加干预的父母针锋相对，颇具五四新女性的果敢与决断；但结婚之后，一场大病兼之生儿育女，身上的锐气便大减，蜕变成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
小说中所反映的婚姻困境，不仅是五四一代新女性要面对，也是我们当下的女性所绕不开的。不少女性朋友在结婚之后，全部身心都被工作和家庭所占，曾经张扬的自我不复存在，甚至有放弃工作做一个全职妇女，将个人的价值全部寄托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对于这一婚姻困境，庐隐在后来的一篇题为《今后妇女的出路》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兹摘录于下：
我以为家庭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的 对于家庭的经济 固然应当由男女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 也应当男女共负。除了妇女在生育期中，大家都当就其所长积极服务社会 求得各人经济之独立。男女间只有互助的、共同的生活 而没有依赖的生活。
民国时期的新式婚礼
友谊的困境在封建的父权社会中，友谊始终是男性历史中的神话。“桃园三结义”、“肝胆相照”、“刎颈之交”等成语之下，都是一幅幅男性面孔。在由男性掌权的话语体系中，女性群体的友谊被长期忽略，她们时常被书写成勾心斗角，彼此算计的一群人，既所谓的“最毒妇人心”。
清末民初以来，由于知识女性走出了深闺，有了更广泛的交游，一类记录女性友谊的文字必然会出现在文坛之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庐隐的《海滨故人》便是最早记录女性友谊的的一部作品。然而，这种小说虽然有描述友谊的甜蜜期，但是更多的却是日渐增多的隔阂与疏离。这种友谊的困境，一方面是来自于对方的婚恋，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体经验。
民国时期，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大学生
1. 由婚恋而带来的疏离
小说开篇，展现了暑假期间，露沙、玲玉、云青、宗莹、莲裳这五位少女在海滨无忧无虑地玩耍的图景。彼此的她们，正居于“海滨”的伊甸园之中，没有工作、恋人、学业、家庭的烦忧；她们的友谊亦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题目“海滨故人”，本身也是对友谊的一种怀念。
然而，每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当他/她开始与恋人交往之时，与之前好友的交往自然就稀淡下去。至于成婚之后，有些女性更是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了家庭，与之间的好友几乎断了联系。纵然再聚，味道也不似从前。《海滨故人》就将这种女性情谊的困境完全表达了出来。
因恋爱而疏淡友谊的，可以玲玉邀请露沙接自己的男友为例。当时，玲玉与露沙同在上海；但陷入热恋之中的玲玉与露沙仍“相见若稀”；偶一日，因男友从美国回来，玲玉才想起邀露沙一块去接。然而，这种当“电灯泡”的活计总是寡味的。三人见面之后，露沙并无插话的余地，只是听玲玉男友聊些欧美的风土人情。后来，露沙还是托故离开了。既是旁观无趣，也是为他们提供畅谈的空间。
恋爱尚且将友谊疏离至斯，更不必说将全部身心都投入进去的婚姻。虽然，按情理来说，友人结婚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但是在女性交际圈比较狭窄的五四时期，友人结婚可能意味着一个重要交际版块的缺失。在小说中，作者就借莲裳结婚的情节，表达了露沙、玲玉、云青等友人的这种微妙心理：
仿佛莲裳是胜利者的所有品，现在已被胜利者从他们手中夺去一般，从此以后，往事便不堪回忆！海滨的联袂倩影，现在便少了一个。
恋爱与婚姻对友谊的斫伤，虽不是一个绝对的现象；但因恋爱或婚姻而无意中疏离昔日好友的情况，仍然是比比皆是。对于社交频繁的现代人而言，缺失的友谊可能更容易被新的朋友所填补；但对于社交范围还比较狭窄的五四新女性来说，那可能就是一种难以填补的缺失与空落。
骑自行车的民国少女
2.个体经验带来的疏离
在我们临终之前，每个人都是处于成长变化之中，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这一过程尤为剧烈。因此，对于某个人来说，由于自身之“道”的变化，曾经的“同道中人”不一定永远是自己的同路人。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会因志趣或观念的变化而产生亲疏变化。
小说最初所为我们呈现的海滨图景，其实是露沙、玲玉、宗莹、云青、莲裳这五位少女关系最为亲近的时候。当时，她们正值豆蔻年华，所受的教育与经历大体相似，有着非常近似的人生体验。然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物的个性便越来越凸显，个体体验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多，五人之间必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亲疏远近关系。
在第一节的海滨聚会之后，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她们五人不同的日常生活：
露沙性情较为孤僻，每天在图书馆的一张方桌前坐着，手里拿着一支笔，从来来往往的学生中挑出一二个来进行人物速写。
云青的性情极圆和，在学校里，整天整理讲义、写日记、做简章、抄笔录；在家里，因姊妹众多还组织了个娱乐会。
宗莹最喜欢和同学们谈“情”，每天除上课之外，都要在教室宣扬自己的情感观：人生的乐趣，就是情。玲玉也常和她聚在一起，分析班里谁最有情，谁最无情。她们也由此得了“情迷”的绰号。
莲裳与她们四人不在一个年级，且学的是音乐；每天除了在练琴室弹琴，就是在操场唱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仿佛人间没有烦恼事。
从上述五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多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彼此之间友谊的疏离变化是可以预料的。以露沙为中心，可大略梳理出她与另外四人最终的亲疏关系：云青最亲；宗莹次之；玲玉又次之；莲裳最末。之所以云青最亲近，是因为二人对人情世事看法较为相近，且云青始终是独身，她与露沙的友谊没有受婚恋的影响；而之所以莲裳最疏远，是因为二人的日常交集最少，专业兴趣不同，且莲裳最早步入婚姻殿堂。
事实上，由个体经验的变化而带来友谊关系的变化，这不仅发生在五四新女性的身上，也发生在当代女性的身上，甚至可以说发生在所有现代人的身上。这一现象，所揭示的是人类个体生存的深层困境。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生存经验，从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个体，但这也给个体之间的共情交流设置了严苛的条件，甚至把现代人抛入一种无可摆脱的孤独中。
一起出游的民国摩登女性
余谈创作《海滨故人》时，庐隐已不是在北平街头奔走呐喊的女大学生，而是一个像小说中的露沙那样，挣脱了保守的枷锁、与有妇之夫结婚的新婚少妇。当然，现实不如童话那般美好，从恋爱到婚姻，有着未曾想到的心理落差。正由于此，使她能够以一种反思犹疑的目光来重新审视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境遇，从而呈现出她们在知识、婚恋、友谊上的困境。小说结尾，寄予美好希望的“海滨故人”寓所寂寂无人，百年以后，当代女性或许向它更近了一步，但仍在路上。
《海滨故人》小说封面
文/未名
图/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