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人类文明素质的影响：我看高拱文化的民生思想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对人类文明素质的影响：我看高拱文化的民生思想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生财理财”，为生民兴利提供经济保障高拱以“利”为根本价值取向，就必然重视生财理财之道。其目的就是要为生民兴利创造经济条件，提供经济保障。何谓“生财之道”？在高拱看来，生财之道不是“多取于民”而后积财聚财，更不是榨取民脂民膏，聚敛钱财，而是“开财之源”和“节财之流”，即“开源节流”。唯有广开财源 节用财富 才能为国为民积财聚财。高拱倡导“义者利之和”，计功谋利的公利主义价值观，大力批驳宋明儒家“以名为利”的超功利主义 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彰显“利”对于国计民生的极端重要性。他对“利”的重视和彰显不仅在理论上为其民生思想的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进行了理论论证，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要号召整个社会注重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改善民生，便利民生做些切实的工作。“义为利和”，为国计民生奠基价值基础是高拱最为关注的根本问题。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在以农业为主导，兼业工商的

郑州中极殿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海柱

学界对高拱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嵇文甫先生对高拱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高拱学术“尚通、尚实”，高拱改革开张居正之先，成效卓然，他是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等。据新郑籍学者岳天雷综述统计，自1946年嵇文甫先生发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一文至今，已出版高拱文献资料3部，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近80篇，硕士论文4篇，约有15部明史专著中设有高拱研究的章节或论及到高拱。这些研究在学术思想、政治改革、民生思想、边疆治理、历史地位、著作传记等方面作了拓展和深化。

综合上述大量历史文献、学者著作等史料来看，高拱的民生思想可归纳为:“义为利和”，为国计民生奠基价值基础；“生财理财”，为生民兴利提供经济保障；“恤商惠商”，为解除商困制定优惠政策；厉行改革 为改善民生营造制度环境。当前，我们弘扬“高拱文化”，透过其中的高拱民生思想对我们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诸多的借鉴意义。

“义为利和”，为国计民生奠基价值基础是高拱最为关注的根本问题。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在以农业为主导，兼业工商的中国古代社会，解决民生问题，主要体现在发展生产，理财节用，轻徭薄赋，减轻工商业的负担，等等。

在高拱看来，治理国家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如果“以利为利”，追逐私利，即只顾满足自身物欲需要的个体利益，就必然以牺牲公众利益或整体利益为代价，甚至以损害公众利益或整体利益来满足个体利益，最终导致失了人心而国家不保的严重后果，而这恰恰不是获利。因此，只有“以义为利”，追求公利，甚至牺牲私利，才可能实现公众之利或整体之利。如此才能赢得民心，使国家大治，这才是真正的无穷之利。这种“以义为利”的义利观，强调的重点是私利服从公利，小利服从大利，个体利益服从公众利益。

高拱把义利之辩提升到治国纲领的高度，反对“以利为利”的利己主义义利观，力倡“以义为利”的公利主义义利观。

高拱倡导“义者利之和”，计功谋利的公利主义价值观，大力批驳宋明儒家“以名为利”的超功利主义 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彰显“利”对于国计民生的极端重要性。他对“利”的重视和彰显不仅在理论上为其民生思想的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进行了理论论证，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要号召整个社会注重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改善民生，便利民生做些切实的工作。

“生财理财”，为生民兴利提供经济保障高拱以“利”为根本价值取向，就必然重视生财理财之道。其目的就是要为生民兴利创造经济条件，提供经济保障。何谓“生财之道”？在高拱看来，生财之道不是“多取于民”而后积财聚财，更不是榨取民脂民膏，聚敛钱财，而是“开财之源”和“节财之流”，即“开源节流”。唯有广开财源 节用财富 才能为国为民积财聚财。

如何“开财之源”？高拱根据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思想，提出农业生产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要严禁势豪富户兼并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制止游惰之人抛荒田土。只有使人民通过辛勤的耕作，才能广开财源，创造财富，从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否则，民无可耕之田，游民弃耕息作，那只能是“非力无食”。这就是农兴则国富，农伤则国贫的道理。

基于这种认识，高拱特别强调“生财之道”和“治生之说”。他提出的使耕者有其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强国富民措施。同时，高拱提出理财之道：节用财富，适度储蓄。他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财为命，国家的各级各类官吏都是靠百姓供养的，因而要节财聚财，就必须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坚决裁去冗滥官役，反对奢侈浪费，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

“恤商惠商”，为解除商困制定优惠政策。针对当时财政危机和商民困境，一些有识之士曾提出过“恤商惠商”的建议。但是，真正能站在执政地位，把恤商惠商的见解转变为全国性的实际经济政策的，则是隆庆后期的内阁首辅高拱。隆庆四年(1570)三月，高拱专门上了《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在这篇疏文中，高拱力陈商民的困境，所遭受的敲诈盘剥。高拱不但体恤商民，关心民瘼，能具体而准确地掌握实情，而且他作为现职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高居在当时国家官僚机器的最上端，却能痛揭疮疤，为那些备受欺凌，被压在权力底层的商人呼号。

他能够从明王朝根本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力倡惩贪革弊，解除商困，提出兴革方案。可以说，没有高拱的大力支持，恤商惠商政策就不可能转变为全国性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促进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更不可能将其贯彻执行到万历初期“江陵柄政”的全过程。

厉行改革，为改善民生营造制度环境。嘉隆时期，明王朝已处于内外交困，积弊丛生的困局。针对这一困局，高拱执政后(隆庆四年，1570)，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挽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为实现“民受实惠”的目的营造制度性环境。

高拱有关国计民生的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为国理财。即，生财理财。高拱解决国计民生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为了扭转嘉隆时期国库亏空，民不聊生的经济困境，大力实施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改革。如，加强理财官吏的选用，完善税粮征收措施，力主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丈田均粮运动，实施一条鞭法赋税制度改革，整顿金融货币制度，推行恤商惠商政策，等等。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有效地遏止了当时经济下滑的趋势，实现了国库银两基本收支平衡，而且对便利民生，为民生利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