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为什么崛起这么快？泰特超现实主义大展
泰特为什么崛起这么快？泰特超现实主义大展有一段时间，琼斯曾与美国黑人就是音乐家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合住一间公寓，并在《鸟的生活》（Bird Lives）中纪念他。这是一幅1958年绘制的黑色剪影画，从背面可以看到，他弓着背，吹着中音萨克斯。在一部电影中，我们看到琼斯和萨克斯手阿奇·谢普（Archie Shepp），在1969年的泛非州文化节上与图阿雷格部落音乐家一起表演。其他电影则包括新西兰实验电影制作人伦恩·黎（Len Lye）1929运用海洋抽象图案创作的手绘动画——他看上去就像刚刚被创作出来那样新鲜，以及伟大的捷克动画和电影制作人杨·斯凡克梅耶 （Jan Švankmajer）1968年的定格动画和实景动画《公寓》（Byt），作品追踪了一个在狭小的布拉格公寓里惊慌失措来回走动的男人，那座公寓仿佛在密谋以各种暴力和荒谬的方式来反对他。那一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随后被入侵的苏联军队镇压。展厅里充满了个人
文/Adrian Searle 编译/Daisy
超现实主义并不只有达利的“手表”或马格里特“壁炉中的火车”。澎湃新闻获悉，近日，展览“跨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正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举行，通过大量不可思议的作品的并置，展览展现了这一运动在法国之外的发展和影响。女权主义者、爵士音乐家、黑人运动活动家……展览汇集了不同身份和国籍的人们，他们因为超现实主义而联结在一起，时至今日，他们的作品仍然看起来新鲜而让人称奇。
颠覆的、解放的、暴力的、越界的、革命性的，一直以来，超现实主义并不只是融化的手表与一列从壁炉中驶出的火车。1924年，随着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o of Surrealism）的出版，超现实主义运动在巴黎正式开始，它的思想迅速传遍世界，包括大阪、波哥大、墨西哥、马尼拉、开罗和格林威治村。
《凝固的时间》勒内·马格里特
展览“跨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由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策划，充满了不太可能的结合和令人不安的物体，以及弗洛伊德式的梦境、噩梦与幻想。这次展览及其庞大的图录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展示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有多么广阔和多元，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的运动，从战后日韩的艺术、黑人权利运动与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的抗议运动，到1968年5月发生于法国的抗议和罢工，它的影响持续了一个世纪。
通过替代和移位、不可能的并置、碰撞和惊喜，超现实主义仍然与我们同在。它起初是先锋运动，现在已经变得无处不在。简洁而精彩的展览图录将我们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研究局（Bureau of Surrealist Research in Paris）带到土耳其的苏菲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又从巴西来到菲律宾。一路上，我们遇到了爵士音乐家和诗人，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一位巫毒教牧师，超现实主义的旅伴和古怪的独行者，女权主义者和革命者，梦想家和厌女者。肖恩·奥汉隆（Sean O 'Hanlan）在图录中写道:“一种多样的、多重的超现实主义……一种从其起源开始就一直在移动的跨国集合”，这正是本次展览所要呈现的。
《长距离》，泰德·琼斯
展厅里充满了个人和集体作品，一些超乎想象的会面和并置，它们本身几乎就是超现实的。爵士乐号手、诗人、画家、黑人权利活动家泰德·琼斯（Ted Joans）说:“爵士乐是我的宗教，超现实主义是我的观点。”琼斯认识这一运动的每个人，并于1960年在巴黎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第一次见到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琼斯的作品《长距离》（Long Distance）是一幅“优美尸骸”（exquisite corpse，超现实主义者发明的一个游戏，每人依次写下一个词，遮住文字，传给下一位）绘画，创作历时30年，涉及三大洲的132名参与者，总长度达到30多英尺。创作者包括作家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和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艺术家多萝西娅·坦宁（Dorothea Tanning）、大卫·哈蒙斯（David Hammons）、布鲁斯·康纳（Bruce Conner）等其他人。在这幅散漫的集体画中，每个人在档案卡大小的纸上进行各自的创作，有一种无意识集体自发集合的痕迹。
有一段时间，琼斯曾与美国黑人就是音乐家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合住一间公寓，并在《鸟的生活》（Bird Lives）中纪念他。这是一幅1958年绘制的黑色剪影画，从背面可以看到，他弓着背，吹着中音萨克斯。在一部电影中，我们看到琼斯和萨克斯手阿奇·谢普（Archie Shepp），在1969年的泛非州文化节上与图阿雷格部落音乐家一起表演。其他电影则包括新西兰实验电影制作人伦恩·黎（Len Lye）1929运用海洋抽象图案创作的手绘动画——他看上去就像刚刚被创作出来那样新鲜，以及伟大的捷克动画和电影制作人杨·斯凡克梅耶 （Jan Švankmajer）1968年的定格动画和实景动画《公寓》（Byt），作品追踪了一个在狭小的布拉格公寓里惊慌失措来回走动的男人，那座公寓仿佛在密谋以各种暴力和荒谬的方式来反对他。那一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随后被入侵的苏联军队镇压。
《瑞士的掘墓盗尸人》，恩里科·本治
到处都是物件、绘画、照片和影片，几乎你所看到的每一处都有骇人的图画、长满尖刺的生物形态、荒凉广场上的纪念碑、被肢解的躯体，还有恩里科·本治（Enrico Baj）怪兽般的“掘墓盗尸人”正在威胁一处被描绘得庸俗化的瑞士风景。
一路看下去，那些更为人熟知的作品让我们想起了超现实主义令人疲劳的标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电话，把手部分被一只龙虾替代；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壁炉中的火车；毕加索的《三名舞者》（Three Dancers ）以及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模糊不清的绘画，这件作品在这里显得多余。
《龙虾电话》，萨尔瓦多·达利
1962年，在墨西哥城的一个房间里，出生于英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站在用布帘覆盖的家具中间，她本身也被黑色的物体覆盖着，难以辨认，旁边是一根点燃的蜡烛。这张照片由匈牙利艺术家凯蒂·奥尔纳（Kati Horna）拍摄。她的朋友雷梅迪奥斯·瓦罗（Remedios Varo）1961年创作的自传体三联画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霍纳的启发。这幅三联画回忆了瓦罗在西班牙接受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的经历，一群女工匠编织斗篷，以及这位艺术家离开西班牙前往墨西哥的场景。这些绘画多年来首次重聚，这给人一种女性主义与中世纪童话的感觉。
雷梅迪奥斯·瓦罗三联画之一
利奥诺拉·卡林顿自画像
在菲律宾艺术家埃尔南多·R·奥坎波（Hernando R Ocampo）的一幅油画中，十字架的影子落在一个城市广场中间，那里有个巨大的女人头部，同时看向两个方向。这幅画作于1939年，奥坎波将天主教的象征与超现实主义的诡谲相混合。而海地画家兼巫毒教牧师赫克托·伊波利特（Hector Hyppolite）在其绘画中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混合，介于天主教与巫毒教之间，他还长期使用鸡毛作为笔刷。在他的一幅画作中，能同时看到刀和斧子、圣心、扑克牌以及一个挥舞着剑的人。阿尔佩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笼子》（The Cage，1930—31）暗示了另一种暴力，这既是一个精雕细琢的木结构，也是一幅描绘肢解的图像。
《刚果女人》，赫克托·伊波利特
日本超现实主义画家古贺春江在1929年的作品《大海》（The Sea）中画了穿着泳衣的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潜艇、飞艇、热带鱼群、鱿鱼和飞过的海鸥的全视图，饶有趣味。古贺春江利用现成的印刷图像作为素材，以近乎现实主义摄影的绘画技巧，将它们重绘并合并成一幅展现技术进步和愉悦的图像。
《大海》，古贺春江
尽管当时日本批评古贺春江没能反映现代社会的现实，但他所作的其实恰恰相反。你可以称之为超现实主义，也可以称之为波普艺术，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术语，这与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装有电影明星纪念物与无比个人化的小物件的小盒子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兼具超现实主义与波普的感受力。在冈野敏子1953年的摄影拼贴画《呼声》（The Call），一位优雅的日本女士坐在房间里，让周围的一切黯然失色。她看上去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女主角那样不安。房间的外面是汹涌的大海。海浪之间，一匹狼在嚎叫。我知道那种感觉。
《呼声》，冈野敏子
“跨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充满各种发现，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作，汇集了诸多的艺术家、散文家，诸多的线索和界面，但作为一个展览，它有点让人难以消化。我们走得太远，太快，还有太多的边界要跨越。
展览“跨越国界的超现实主义”持续至8月29日。
（本文编译自《卫报》）
责任编辑：钱雪儿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