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思潮的意义：左翼文学研究的当下语境与现实进路

左翼文学思潮的意义：左翼文学研究的当下语境与现实进路　　其次，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革命主体性阐述不够，左翼文学研究固化。一方面受“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影响，研究观念僵化，另一方面则是放弃或是缺少对既有历史材料与文本再度介入性研究的能动性。因此所造成的情况则如张业松所言，“除了在已经惯熟的轨道里增量产出，或尝试偷渡一点‘去-去政治化的政治’，又或以其不学售其新鲜之外，再难以吸纳和承载新的学术信息。”（张业松：《为康凌序》，康凌著《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造成左翼文学研究变得“老衰与沉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则是研究者缺少沉下心来“探听其中声息”的诚恳与敬畏。左翼文艺运动及左翼文学的研究一旦流于浮泛，其浮躁之气和空洞、教条式说辞的毒害性将不亚于“文艺黑线”。所谓“其中的声息”不在别处，正是内在于左翼文艺运动及左翼文学的革命主体性；且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主体性并不是直线型的生成与发展，而是呈现出与政治“漩涡”一般

　　左翼文学与当下文学现场的关联性研究是伴随着1980年代启蒙主义话语的批判，经由1990年代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和论争不断尖锐化的问题，世纪之交的底层文学为这一问题的深入论述提供了多面向的阐释维度。1930年代 左翼文学在日益成熟的研究框架下逐渐溢出了学术研究格局，进入了当下文学批评话语之中。左翼文学研究受到重视的历史时期往往和政治与文学关系受到较高关注有着相对应的现实关联。

　　问题隐藏着左翼文学研究的诸多现实

　　不管是“再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研究出发点，左翼文艺运动及左翼文学都如同一座可以不断掘金的精神富矿。而这些研究中也凸显了一些问题，同时问题存在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左翼文学研究的诸多现实进路。

　　首先，政治与文化（文学）研究的剥离，“有运动而无文学”的观念偏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政治风潮及文化界对“极左”肃清的影响，1930年代左翼文艺被视为“政治的留声机”，“对‘左’字讳莫如深，以为凡‘左’皆错”，认为左翼文艺运动具有“半政党性质、左倾幼稚病、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弊端。（王锡荣：《客观地评价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地位》，《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左翼文学的研究往往被放置在“革命 恋爱”的概念化创作模式中看待，大众化的诗歌、戏剧运动并未得到从革命史与文学史发展的双重视角加以辩证地考察 ，从而忽视了左翼文艺经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时期普罗列塔利亚阶级理论的强调进入到大众化的文艺实践，并开拓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中国书写的独立性价值，以及这一进程当中从理论到实践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复杂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这样评价“左翼十年”：“五四以后的这支文化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历史任何历史时代。”左翼文艺运动与左翼文学是“红色三十年代”最具战斗力与活力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党领导的政治动员，更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新中国”政治想象加持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激情。而这一过程所孕育和表现出来的左翼文学必然地因为其中国化的在地性产生独特的价值，也将深刻影响着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学。

　　其次，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革命主体性阐述不够，左翼文学研究固化。一方面受“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影响，研究观念僵化，另一方面则是放弃或是缺少对既有历史材料与文本再度介入性研究的能动性。因此所造成的情况则如张业松所言，“除了在已经惯熟的轨道里增量产出，或尝试偷渡一点‘去-去政治化的政治’，又或以其不学售其新鲜之外，再难以吸纳和承载新的学术信息。”（张业松：《为康凌序》，康凌著《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造成左翼文学研究变得“老衰与沉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则是研究者缺少沉下心来“探听其中声息”的诚恳与敬畏。左翼文艺运动及左翼文学的研究一旦流于浮泛，其浮躁之气和空洞、教条式说辞的毒害性将不亚于“文艺黑线”。所谓“其中的声息”不在别处，正是内在于左翼文艺运动及左翼文学的革命主体性；且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主体性并不是直线型的生成与发展，而是呈现出与政治“漩涡”一般复杂、交替、变动、矛盾的状态，以至于可以用“主体性悖论”来阐述左翼十年的革命知识分子处境。实际上，从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之初到文艺大众化、抗战文学兴起时的“民族形式”讨论，革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始终以不同话语方式凸显其在场言说，“革命文学”论争之中，郭沫若、茅盾与冯乃超、李初梨等的“当不当留声机”“成为那一种声音”的争论，其中心出发点就是作为革命主体性的普罗列塔利亚阶级意识的获取问题；在“第三种人”的论争当中，钱杏邨的“自我批判”呈现出来的左翼作家的思想独立性与党的路线之间的龃龉和张力；至“两个口号”论争所凸显出来的“鲁迅左翼”与“党的左翼”的内外分离等，这些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问题都深刻牵连着革命主体性，而在更为广阔的文本层面的左翼文学中，这种革命主体性的重新阐释也同样必要。

　　再次，左翼文学文本解读的枯燥，未能提供超越叙事学的新的“再解读”范式，对同时代文本、作家不同文本之间裂隙的发现与阐释不足。新时期之后，较早发现1930年代左翼文学文本价值的应该说是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从社会剖析小说、乡土小说等流派来重新审视左翼文学，为左翼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但是，随着文本研究和阐释的深入，从叙事学层面进行左翼文学研究的路径变得愈发艰难，并显出僵化的趋势。诸如左翼小说的主题、题材、形式的研究，或者基于文学史的左翼文学与现代派文学之间的比照和解读，尽管有着文本诉诸价值观念的差异，类似的研究也在发现文化意蕴之外更为深层的叙事伦理，但依然无法提供超越叙事学层面的新的解读范式。

　　最后，左翼文艺运动及左翼文学研究缺少整体的革命史观，常限于为谈史料而谈史料，为讲文本而讲文本。学术研究的日趋细化使得研究问题的切入口越来越小，并不是说切口小的研究不能发现具有历史启发性的重要规律。诸如2013年日本学者仓重拓对沈从文1929年一篇佚文的考证（岳真：《钱杏邨批评之批评》，《红黑》1929年第2期），问题的切入口极小，考证细节较为详实，这篇佚文是否为沈从文所作不好定论，但是它折射出了左翼作家阵线之外对左联成立之前的普罗文学作家与批评家的评价，或可将左翼内部的自我批评从左联的成立更往前推，也涉及“五四”文化观念向1930年代转捩的潜在线索。而部分1930年代的史料研究仅限于史料的辑佚、例举，甚至在史料的真伪上做文章，并不能从整体的革命史观出发，诸如1962年，沈鹏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鲁迅和创造社交往的两点史实》一文中记述了左联成立大会前夕，“鲁迅郑重其事地邀请冯乃超叙谈”，并向冯征求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意见。关于这一史实真伪的问题，丸山升也提出质疑，后由冯乃超回忆录《鲁迅与创造社》一文澄清“有点写过头了”。而沈鹏年的相关史料文章如《毛泽东会观鲁迅》在1980年初再次引起研究界的注意，陈漱渝为此撰文“史料，不容掺半点假”。（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