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古董机械钟：乾隆万两黄金铸成金编钟
乾隆古董机械钟：乾隆万两黄金铸成金编钟编钟，十六枚为一虡（音巨，指悬挂编钟的木架），阴阳各八，外型和尺寸均相同。编钟以钟壁的厚薄来区分音之高低，以应十二本律及四倍律。钟名由低至高依次为：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倍应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倍夷则（重约4703克）壁薄音最低，而应钟（重约14 317克）壁厚音最高。金编钟：1790年乾隆80大寿时，各省督、抚聚敛黄金11439两铸造的寿礼。 乾隆皇帝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这一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他要大办万寿庆典。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乾隆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是由清宫的工部、户部和内务部造办处共同铸造的——首先由画工画出编钟的图样，呈现给乾隆皇帝审阅；审阅以后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后再呈皇帝审阅；皇帝审阅
在故宫的无数珍宝中，今天要说的是在外漂泊了29年才重新回到故宫的16只金编钟，1970年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带着由金编钟所奏响的《东方红》乐曲遨游太空。
然而，这价值连城的金编钟，流出宫外后，却差一点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最终，躲过了日本人的魔爪，回到故宫。
编钟是古代皇家权贵用以“通神明、安万民”的重要乐器与礼器，始现于夏商，盛于清朝。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大清，拥有东起库页岛、西至葱岭的辽阔版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
乾隆皇帝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这一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他要大办万寿庆典。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乾隆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是由清宫的工部、户部和内务部造办处共同铸造的——首先由画工画出编钟的图样，呈现给乾隆皇帝审阅；审阅以后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后再呈皇帝审阅；皇帝审阅以后再铸造成样子，铸造成样子以后再呈皇帝审阅；再开炉铸造；铸造好以后再经过高超的工匠的锉磨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
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 金编钟大小一样，但厚薄、分量不同。每只钟的正中铸有音名，周围盘绕两龙，龙身上下装饰着涌起的海波和飞动的云纹，音律与现代音乐近似，当是绝世之宝。其工艺和文物价值，远远超过黄金本身。平时，16只金编钟放置于太庙中，遇有朝会、宴享、祭祀大典时，才拿出来由玉磬配合秦乐。
金编钟：1790年乾隆80大寿时，各省督、抚聚敛黄金11439两铸造的寿礼。
编钟，十六枚为一虡（音巨，指悬挂编钟的木架），阴阳各八，外型和尺寸均相同。编钟以钟壁的厚薄来区分音之高低，以应十二本律及四倍律。钟名由低至高依次为：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倍应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倍夷则（重约4703克）壁薄音最低，而应钟（重约14 317克）壁厚音最高。
八十大寿之时，乾隆皇帝伴着金编钟古朴悠扬的乐声，接受百官朝见，万国来贺，真是风光无限。此后，金编钟被藏于太庙，每逢重大庆典才被启用，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
在《光绪大婚图》中，还能找到被置于太和殿东檐下的这组金编钟的身影。而它最后一次在故宫盛典中奏响，则是在逊帝溥仪的大婚典礼上。
这样一件国之重器怎么会流落出宫呢？这还得从溥仪那场强弩之末的奢华婚礼说起。
金编钟全家福
【出宫】1908年12月24日，三岁的溥仪登基，当上了宣统皇帝。1912年溥仪六岁时发布诏书宣布退位，大清被推翻。但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这位逊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宫。皇帝的排场不减，1922年，16岁的溥仪到了成婚的年纪。 当年光绪皇帝结婚时，曾命人绘制了一幅记录婚礼场面的《大婚图》，逊帝溥仪的婚礼仍要照此办理。
但是，婚礼需要40万元。国库空虚，无法拨付。
溥仪的岳父荣源与内务大臣绍英、耄龄等，搜集了清代皇宫部分金银珠宝和文物古玩，偷运出宫抵押借钱。款额高达几百万元，仅押给盐业银行的金、玉、瓷器，就达4000余件。1924年5月底，荣源等人与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副经理朱虞生秘密签订合同，以16只金编钟及清朝8个皇太后、5个皇后的几百件金器、玉器和瓷器作为低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80万元，其中金编钟抵押40万元，其它玉器、瓷器抵押40万元。月息一分，期限一年。
1924年，溥仪用借来的钱举办了一个铺张的婚礼。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次大抵押时说：“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在盐业银行与清皇室内务府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可以看到，借款80万元，利息每百元按月给息1元，借期一年，如到期不能偿还，则以抵押品变售作价抵还本利。
合同下方的签章人是代表清室的郑孝胥、绍英、耆龄和溥仪的老丈人荣源；另一方则是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
当时，北京的官办和外资银行很多，为什么清室会选盐业银行这样一家私营银行来做这笔大买卖呢？
盐业银行本是曾任前清天津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所创。由于盐业是官办垄断性行业。历来的盐官没有不发大财的。据说，一个地方的盐运使，一年可收入10万两银子，超过一个县太爷，何况是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
发了财的张镇芳创办了盐业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盐业银行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称“北四行”，并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北四行”之首。后来，张镇芳由于支持张勋复辟而被捕入狱，只得把盐业银行总经理的位子交出来，做了个挂名的董事长。正是由于这层关系，逊清小朝廷与之则更加亲厚。
另一方面，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与当时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关系也非同一般。岳乾斋本是天津庆善金店的二掌柜，从事的就是金银首饰买进卖出的生意。由此，他结识了许多靠变卖家产过活的八旗子弟。据说，他对落魄的王孙贵族极为同情，有人拿东西来抵押，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所以极有人缘。后来，荣源还与岳乾斋合股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名为荣业房地产公司，名字就取了荣源的“荣”字和盐业银行的“业”字。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清室抵押给盐业银行的16只金编钟和玉器、瓷器财宝，合同到期，本息相加，是一大笔款项，清室已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偿还。于是，与盐业银行商定，把抵押品作价，除去本息之外，16只金编钟和其它珠宝，就变成了盐业银竹的资产。盐业银行不敢把金编钟等珍宝放入银行的金库内，就密藏在了认为最保险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保存在那里银行的外商保库里。
陈亦侯
1924年5月，《京报》首次披露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逊清皇室的内务府特地登报辟谣，盐业银行也声明否认。但此事仍然像一阵风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时，典卖国宝的溥仪已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故宫，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去了天津，后来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回来赎金编钟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时局动荡，华北危机。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身为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办事胆大心细，在儿子陈骧龙心目中，是个原则性强，做事认真严谨，又不乏冒险精神的人，“他是温州人，总喜欢有点冒险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头脑。”
陈亦侯接受任务时，不曾想到转移金编钟这件事会几度让他险招杀身之祸。
陈骧龙说：“这种转移是很严密的，不能让外人知道一点消息。我父亲当时就用他自己的一个黑别克汽车，天津、北京来回跑，把这东西（金编钟）从北京运出来。在从北京运出来的时候大半还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车还碰上了一个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时可不能停车。看来当时运这些东西也是很惊险的。”
金编钟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来，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对外开埠较早，天津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许多中资、外资银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里盖起了众多的洋楼，这些银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两侧，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条街。在当时的天津金融界号称“北四行”的大陆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均地处外国租界内，正如郭凤歧所说：“中国的军队管不着它，所以它比较起来相对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位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洋楼，高大气派，营业大厅用大理石铺面，显得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场兴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天津盐业银行旧址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陈骧龙回忆，当时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父亲陈亦侯，主动跟他交朋友，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他做干爹。“日本副领事送来的东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宝烧那种瓶子，还有一些盆景。我父亲跟他说：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把这些东西送到银行去，我家是不收礼物的。不能不应酬日本人，可我父亲认为凡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儿点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会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怀叵测的日本副领事带着他的礼物无功而返了。
为了得到金编钟，日本领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计。
一日，陈亦侯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钟的事，他不说，就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他拿着帽子就走了。”陈亦侯的妻子杨梦莺回忆道。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
事情变得紧急，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派一个银行职员去西安，从西安给身在重庆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拍电报，请示金编钟等物如何处理。
那时，吴鼎昌是贵州省主席，又是蒋介石的文官长，陈亦侯认为理应由吴鼎昌拿主意。然而，“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由香港发往重庆，找到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
“这意味着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陈骧龙不禁后怕。
金编钟面临被外国列强掠夺的危险，而上司的回电只有一个字：“毁”。按照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编钟回炉融化成金条，国宝将不复存在。陈亦侯会执行吗？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从震惊到破口大骂。他说：“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一块都敲得响的，何况金子！拿纯金做成的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敲得响的能敲出乐曲来的。”他拿定主意，金编钟绝对不能毁。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这张电报，他一直保存着，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混帐的一个电报。”陈骧龙说。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风声，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必须转移。此时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夫妇合影（胡宗渊提供）
四行储蓄会跟盐业银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3年，为增强自身的实力，北方四家商业银行——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由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银元，共计100万元银元作为储蓄会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的“基本储金”。
四行储蓄会成立后，充分利用四家银行原有各自营业网点的优势，既提高了银行自身的工作效率，又增加了一份收益，使得北四行业务蒸蒸日上。
胡仲文不但是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还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于公于私，与盐业银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告诉记者，1940年，他们全家随父亲从上海回到天津工作，住在今天成都道附近的永定里，与陈亦侯家是邻居。
一天晚上，陈亦侯找到胡仲文，把金编钟的秘密和盘托出，并提出想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大楼的地库转移到四行储蓄会大楼里。盐业银行大楼高大气派，目标太大，而一条马路之隔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却不怎么起眼儿。
陈亦侯怎么能肯定胡仲文会同意接收金编钟呢？毕竟，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
“胡仲文先生表面文绉绉的，但是特别的本分，做事儿一丁点都不差。过去有这么一类人，特别可靠。”提到父亲的知人之能，陈骧龙解释道。
胡仲文之所以敢承担保护金编钟责任，当然与其扎实稳健的办事作风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他的教育背景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胡宗渊告诉记者，胡仲文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不但同学而且同乡。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曾请这位老同学到西花厅做客。周恩来的进步思想从年轻时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胡仲文家与陈亦侯家前后院，陈骧龙回忆胡仲文与父亲陈亦侯：“他们关系很好。而且胡仲文这个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所以我父亲也非常看重他。”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的位于地下的密室。在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的是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还有一扇小门，打开后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这里无疑正是密藏金编钟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里已经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陈骧龙解释。
多年后，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回忆起那个不平常的夜晚：“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老先生跟我父亲是老朋友，他们过从很密。当我父亲1940年从上海调回来以后，在4月，有一天晚上，陈亦侯先生找到我父亲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陈亦侯来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在那个万籁俱静的晚上，陈亦侯和自己贴身的司机一起，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亲自押车驶进夜幕中。
“那天晚上12点以后，他们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机杨兰波，我父亲就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商量转移了。”胡宗渊说。
那是一辆很大的车，陈骧龙回忆：“父亲用自己坐的汽车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运到四行储蓄会。那个时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讲究的车吧，就把这东西（金编钟）装在我父亲的车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到相邻的英租界的四行储蓄会，大约只有三百米的距离。但一贯办事谨慎的陈亦侯为了掩人耳目，让司机沿着法租界的边缘，绕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开到当时电网外的佟楼，在佟楼那里掉头，再沿马场道回到英租界，这样三百米的距离，就整整绕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开回四行储蓄会。而在四行储蓄会楼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胡仲文带着一个亲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们。
接着，陈亦侯的司机帮忙，一行四人将金编钟放在四行储蓄会后面转楼梯下面的一个小库房里。“放进去这个小库房之后，借口时局不好要储存一些煤。我父亲又是开滦矿务局的董事，所以就跟开滦矿务局要了一批煤。整个把这个库房装进煤去。”陈骧龙认为父亲当时的做法万无一失。“这个事儿办完之后，据我父亲跟我讲，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储蓄会，这个事儿做完以后，两个人拉着手，他跟胡仲文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天津四行储蓄会旧址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成为交战国，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人们传闻：“陈五爷被日本宪兵给抓走啦！”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地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
陈骧龙说：“查了一溜儿够什么也没发现，日本鬼子无功而返。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借口，就把我父亲也就放回来了。”家里人松了口气。
陈骧龙拿着父亲陈亦侯的照片
【“就值一根洋火”】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马上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劫收钱财。孔祥熙，这位晋商出身的国民党财政总长，也盯上了金编钟。孔祥熙就任财政总长，来到天津，立刻就让随行的秘书去拜访陈亦侯。
据陈骧龙回忆，这个秘书，是陈亦侯当初在译学馆的一个同学。“他来看我父亲呢，一个是事先打个招呼，再有一个也就是说也要探听一下金编钟的下落，直截了当地就提到这件事。于是我父亲待他就不客气了。我父亲大怒，拍桌子说：‘你们倒都跑了，你们跑的时候把这些要杀头的东西，都留到这儿。等我要问你们怎么办的时候，吴鼎昌告诉我叫我毁，你们这儿又来问我。’我父亲破口大骂。于是他（孔祥熙秘书）说：‘你怎么还是当初那个老脾气，随便的一句话，随便的一句话。’然后我父亲说，这件事你去问吴鼎昌，因为当时吴鼎昌是蒋介石的红人，是蒋介石的文官长啊。估计他也不会、也不敢去问，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一向嗅觉灵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闻风找到了陈亦侯。 陈亦侯之妻回忆，当时戴笠找到陈亦侯，问他金编钟的下落。陈亦侯说，我没有。戴笠问，你搁在哪儿了？陈亦侯说，你去找去吧，我搁在哪儿。大家都知道陈亦侯把金编钟搁在地窖里。于是戴笠去搜，地窖里并没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来到天津，此时有人递上一封诬告信，称陈亦侯是汉奸，家中藏有金编钟是敌产。这一次戴笠将此信交给了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让他去抓陈亦侯。
李汉元拿了这封信就来找陈亦侯，他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
陈骧龙描述当时的情景：“我父亲拿了这封信一看说，你是知道情况的啦，你说怎么办？李汉元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他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他说，戴笠那儿我交账。”
为什么陈亦侯不把金编钟交给国民政府，而李汉元又肯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原来，在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这批东西里头，有册封皇后用的纯金金册。可这些金册在流转的过程当中，被当时的一些人化成金条了。所以金编钟交出去会不会也难逃化成金条的命运，陈亦侯心里没底。而李汉元，“当初是死抗日的，日本人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的目标太大，你在这儿躲，总也是躲不过去的。那怎么办呢？我想办法把你送走。这样就用银行职员的名义，把李汉元从天津的张贵庄飞机场，买了飞机票，经上海去香港，把他给送走了。送走的时候还用面口袋儿，装了200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这样他就平安地离开了天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成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长，而且他在军统里身份也很高。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说他跟我父亲可以说是非常莫逆的。”陈骧龙解释。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光复后的国民党政府一边继续忙于内战，一边近乎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市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胡宗渊回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到了天津，曾经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可以提取70%的奖金，“我父亲和我们说，如果当时和他一起密藏金编钟的杨兰波司机和徐祥工友举报的话，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父亲说，真正值得钦佩和称赞的，是他们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汉。”
陈骧龙也感慨地说：“他们熟视无睹，对荣华富贵从不动心，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英雄。”
【我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拿着登记着国宝的银行清册，来到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数交给了国家。
由于当时的接收人郭恒久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收到清册后，他是如何上报给国家的。天津史地专家郭凤岐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天津市档案馆看到一份档案中记载着：
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会同天津分行及盐业京津两行负责人，对这批珍宝进行了检查。出席人员有：人行李春荃，董事长张伯驹、陈亦侯，北京行徐宗泽，北京行工会吴经英，天津行颜师鲁、刘鹤荪、徐绪堃、田灼三、王理中，津行工会李文康、母金章。检查后进行了封存。
记者在1953年的一份档案中看到，当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北京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包启恒、文化部谢元璐，前北京盐业银行负责人徐宗泽，故宫博物院张景华、金毓鋆等人来到天津，又一次清点了这批古物。据档案中记载，古物包括“黄金编钟及玉器、瓷器等物计大箱拾箱，小箱捌箱，共计拾捌件。”
9月25日下午，开始办理交接点验手续，28日点验完毕，并于当日夜间，由徐宗泽与谢元璐运赴北京。
至此，在外漂泊二十九年的金编钟终于重回故宫。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插曲。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正在国内，特别是大城市中展开，旧工商界人士和资本家基本都未能幸免地裹挟其中。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进驻到岳乾斋在西堂子胡同的宅院。
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岳家子女分家单”，按图索骥发现了千余件故宫流传出来的珍宝，其中高40厘米的白玉雕山水、青玉枕，古月轩小罐等都属于国宝级文物。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西堂子胡同发现了一张金编钟的照片。经过询问，才知道当年还有一批国宝被运到了天津盐业银行保存。于是，径直开赴天津，把陈亦侯扣留了。可他们不知道，早在1949年，深明大义的陈亦侯和胡仲文就已经把金编钟交还给了国家。
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陈亦侯终于无罪释放。陈骧龙回忆说，直到那时，他也没对家里提起金编钟的事儿。同样，胡仲文之子胡宗渊直到1980年，父亲八十大寿时做的一首诗中，才第一次知道一直行事低调的父亲竟然冒着杀头的危险，做过这样的壮举
金编钟，现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公开展出。
陈骧龙记得，父亲晚年时曾看到有人在政协文史资料里追述过此事，文中有一句话说：“幸亏有陈亦侯保存”。
陈亦侯感慨道：我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
20世纪80年代初，峨媚电影制片厂由金编钟的失而复得为线索拍摄了《瑰宝》电影，详细地叙述了主人公的爱国赤心与金编钟失而复得的曲折故事。
2017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夫人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参观故宫珍品文化展时，走到金编钟展柜前，特朗普还被建议抱了一下纯金的金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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