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下的男人小故事：他是哑巴天生残疾
面具下的男人小故事：他是哑巴天生残疾要知道，小时候，这扇门总是被我踹开的。站在原地，兀自翻了个白眼，怪自己怯懦。推门进去，屋里很黑，走几步，是另一扇门。记忆里，这块颜色斑驳的木板背后便是他的房间，把手已经坏了，我把手掌贴在冰冷而油腻的房门上，慢慢往前推，动作小心得像个心虚的贼。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吃到一半，老人家忽然抬头若有所思地看我一会儿，咂咂嘴，说：“鹿，去后面把琪琪喊过来吃饭。”我好不容易戳起来的一块豆腐应声砸在桌上。“琪琪。”我看着远方倒伏的麦田，嘴里跟着念一遍，恍然惊醒，起身朝屋后一片破朽的阴影走去。老旧的两层小楼，院子一角堆了几摞柴，被半个小时前的雨淋得湿透，颜色便显得越发的黑。我站在半掩的门前，弯曲的指节触碰到木质门板的时候抽搐了一下，立马又缩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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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昏倒后，我看到她的诊断报告，才明白这样一个乖巧健全的女孩怎么会早早弃学，还选择和天生残疾的我在一起……
1
中秋那天温度降得厉害，爷爷却坚持要在院子里支起小方桌，吆喝上一家人乘凉吃饭。
吃到一半，老人家忽然抬头若有所思地看我一会儿，咂咂嘴，说：“鹿，去后面把琪琪喊过来吃饭。”我好不容易戳起来的一块豆腐应声砸在桌上。
“琪琪。”我看着远方倒伏的麦田，嘴里跟着念一遍，恍然惊醒，起身朝屋后一片破朽的阴影走去。
老旧的两层小楼，院子一角堆了几摞柴，被半个小时前的雨淋得湿透，颜色便显得越发的黑。我站在半掩的门前，弯曲的指节触碰到木质门板的时候抽搐了一下，立马又缩了回来。
站在原地，兀自翻了个白眼，怪自己怯懦。推门进去，屋里很黑，走几步，是另一扇门。记忆里，这块颜色斑驳的木板背后便是他的房间，把手已经坏了，我把手掌贴在冰冷而油腻的房门上，慢慢往前推，动作小心得像个心虚的贼。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要知道，小时候，这扇门总是被我踹开的。
电灯泡虚弱地荡在掉了漆的天花板下，像只发着光的死老鼠，光线便跟着摇摆不定。
他贴墙坐在床角，膝盖抵着精瘦的胸脯，脑袋顺势垂到两膝之间，硕大的眼睛和半截鼻梁都模糊在手机屏幕刺眼的光线里，双手飞快地打着字，眉眼间隐隐有笑意。
我背抵着门缝透进的微弱光线，轻轻咳嗽一声，没有任何回应的响动，便又往前挪了几步，无措地站着，慢慢读着秒。第七秒，他抬头看我，手指僵直，原本蜷缩成一团的身体蓦然有了古怪的棱角。
时间停滞半秒，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抻直在床上，脑袋快顶到天花板。我把手臂歪向身后，指了指自家的方向，又胡乱做了几个吃饭的动作，持续发出滑稽的音节。
他看着我，很用力地摇摇头，比划着说自己吃过了，局促地笑着。
我也跟着笑一下，没有坚持，回身走出屋子，一道斜长的枯影拉到墙角，像他乌黑斜长的眼。
2
陈琪上一次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吃饭，已经是八年的事，那时我还不叫他陈琪，而是“小哑巴”。
小哑巴的爷爷是我爷爷的双胞胎弟弟，我自小喊他一声“小爷爷”，两个老人在外人看来相像得难以分辨，我却从来没有认错过。他们都瘦，但跟我爷爷比起来，小爷爷要更清秀。这股清秀里却透着一股苦相，像穷秀才，颦笑里都透露出对人世艰难的控诉。
类似的差别同样体现在我那两个奶奶身上，奶奶豁达健壮，小奶奶则刻薄清癯，爱在背地里说人闲话，计较得失，渐渐便塑造出两个同根家庭截然不同的底色和纹理，到我父亲这一代，终于显露出一个触目的结果。
我的堂叔遗传了小爷爷的秀气，眉目间多了几分俊朗。用老家人的形容说，是“看起来眼睛都会说话的”，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个眼睛会说话的俊孩子两岁时被赤脚医生一针青霉素害聋了，耳朵成了摆设，眼睛变得格外清亮，让人看了心痛。
堂叔自少年起便在县城的牡丹园里做工，认识了工人食堂漂亮的哑厨娘，几年后生下一个孩子，男婴遗传了母亲的天生残疾，不会说话，多年来，我堂叔一家靠着残疾证挣来的补助和低保过活。
日子过到绝望，便滋长出人心底的龃龉。小奶奶越发喜欢嚼舌根，并开始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家庭的凋敝。
印象中最深的一幕是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掰豇豆或者撕山芋梗子，一旦看到有熟人到我家串门，就高喊一声那人的名字，再加一句“正烧呢！到这儿吃点吧”。只要对方有一点迟疑，小奶奶就故作了然地摆摆手，狠狠掐下一截豇豆，用很刺耳的声音嘟哝着：“不来算了，嫌弃我家不干净，我知道的……”
而一向温和的堂叔则突然变得暴戾。那段时间，我的爷爷奶奶常在深夜时被屋后的剧烈响动惊醒，披上外套赶到院子里，能看见惨淡月光下堂叔通红扭曲的脸，还有蜷缩在屋角的堂婶。小哑巴蹲在母亲身边，眼里写满了惊恐。
到小哑巴五岁时，一天傍晚，他的母亲穿着万年不变的衬衣，像一道灰白的影子斜过村庄，后腿上是大片被丈夫用钓鱼竿打出的乌紫。
不像村里其他遭遇家庭暴力的女人，总是尖叫着摔门而出，去相熟的邻居家哭天抢地，这个模样清婉的哑妇只是独自在河埂上缓缓走着，嘴角甚至还保持着惯常的弧度，目光静荡荡地飘向两旁的江面和田野，好像那里生长的一圈草木能纾解伤痛。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她又回到那个晦暗的家里，为丈夫和公婆烧煮晚饭。
我从小就感觉堂婶的身上有一种对苦难近乎无限的包容，好像自己生来就是受苦的，从未透露任何抗争的欲念。
当那天傍晚的她经过我家门前，温热的手掌抚过我的脑门，我正给一只被我亲手淹死在花露水里的蜻蜓默哀，神色凄惶地看她一眼，便扭回头，继续沉浸在自己臆造的悲情里。
视野边缘的那片乌紫的皮肤毛茸茸的，被阳光镀上一层金黄，和天边的晚霞一起融化开来。那个傍晚过去，直至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堂婶也没走多远，只是回到了一条护城河之隔的娘家，还有热心的村里人去为我堂叔一家说情，她却铁了心不理会。我那时才体悟到，一个平日里性情柔软的女人若是狠起来定然是决绝的，破釜沉舟式的，骨子里的柔软层层剥落，经年里积聚起来的坚硬的核一旦暴露，便再没有人能够牵制，包括自己的孩子。
之后十余年，没有听说堂婶嫁人，她也没有再露面，渐渐地，人们也就不再提起她。这个巴掌大的村子里，任何人事带来的伤痛都不长久，何况只是一个离开的哑妇。一切就好像霜雪席卷后的麦田，颓丧萎顿一季后便长出新的一茬茬的希望。
堂叔堂婶没有领结婚证，倒也省了离婚手续，只是糊涂地聚了又轻易地散了，后来几年，我的堂叔又和不同的女人重复几次这样潦草的聚散。
我从不愿意将那些女人喊作堂婶，从她们身上，闻不见草木清香，也看不见那种潺潺流水一样的神情和目光。我的堂婶已经走了。唯一能证明她曾和我堂叔相伴过短短几年的证据只有小哑巴。
从小到大，小哑巴似乎从未意识到经受着的不公，就像意识不到自己天生的缺陷，这一点和他的母亲尤为相像。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无比快乐的样子，比起村子里的其他孩子，要更爱笑，也更闹。
小哑巴很黏我。在老家常住的日子里，总是天光还没亮透，我的房门就被敲响，然后是一上午的不得安宁，吃过饭，他被小奶奶拎回去睡午觉，我会得到几个小时的安静。
到晚上六七点的光景，我们家开饭，小哑巴又端一个瘸了腿的小板凳过来，“啪”一声搁到我们中间，一屁股横进来，手里捧一只画了大红福字的碗，咧着嘴呜哇着左右招呼一下就自顾自吃起来，一双油腻腻发黑的木筷专盯着桌上的鱼肉。
这时候，我奶奶总是解下围裙，边往他碗里夹鸡腿，边朝我们递过来一个爽朗的笑：“一点都不客气哦！”
我们一家人性子都是安静的，在那些飘散着肥猪肉油腻香味的傍晚，常会出现很戏剧化的一幕，几个人围坐桌旁，会讲话的闷头吃饭，倒只能听到一个六七岁大的哑孩子发出些动静来。
因为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用耳朵辨别声音分贝，小哑巴喜欢乱喊乱叫，这让他的言行显得极为夸张怪诞，而我从小就是个拒绝任何目光聚焦，也最为讨厌聒噪的人。这导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用电视上学来的“哗众取宠”这个词来精准地定位他，并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个聒噪的小堂弟致以最深的不齿。
比如当他拍着一只破皮球，在院子里喊得房顶都快被掀翻的时候，我像导弹一样轰出去，一脚把球踹到旁边的小池塘里；比如当我看电视，他却在一旁像鸭子一样咿呀的时候，我会拎着他的后脖领将他丢到门外，任凭他怎么踹门都不肯开。
有一次，我和来探亲的小表弟在房间里看电视，一门之隔的堂厅里传来叮叮哐哐的声音，把动画片里的人声扰得支离破碎。这是小哑巴最常用的吸引关注的手段，我早已习惯，便没有搭理。
表弟却忍不住走出房间，过了五分钟，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兴致索然，便也跟出去，刚好看见小哑巴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嘻嘻哈哈地戳着表弟圆滚滚的肚子，表弟则伸出一只手臂，一边后退一边轻轻挥打着树枝。
就是这个细微的、甚至带有一丝亲昵的玩闹性质的动作遽然激起我心底的怒火，我像个被点燃的火药桶子轰隆隆地滚过发烫的泥地，一下把那个挥着树枝的男孩拱翻在地。
我骑在他身上，把树枝撇成两段扔在旁边，一边呵斥，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打他的脖颈和肩膀，直到被从池塘边捧着一盆湿衣服赶回来的奶奶骂骂咧咧地拉起来，我还沉浸在自己“事出有因”的怒火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小哑巴从地上爬起来，领子歪在一边，大嘴一瓢，发出急促而粗滞的哭声。这是他特有的哭声，像被人扼住喉咙，我听惯了的。他嚎了没几声就跑回家去，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喘息，回过头，表弟茫然地看着我，一双澄澈的大眼睛映出我余怒未消的跋扈脸孔。
每一次因为各种原因动手，我都会想，那家伙明天应该不会再来烦我了，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又早早地出现在我的房间外，像只被关在门外的小狗，呜呜哇哇地支着身子用脚爪抓门板，发出杂乱无序的响动，这响动成了我整个童年里挥之不去的背景音，用几个简单的音节渲染出一张黝黑瘦削的男孩的脸。
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小哑巴为什么要在一遍遍哭着逃离之后，又回到自己暴虐的姐姐面前，等待她的下一次欺凌，这种近乎自虐性质的行为是出于怎样一种感情，爱？依恋？崇拜？又或许，在某些被记忆忽略的片段里，我曾给过他一点点温和的善意，一次触碰或一个微笑，支撑他紧紧地拉扯着这份扭曲的姐弟关系。
我读不懂他。但我懂得了另外一件事——生命里有这样一个烂鼻涕般黏在身后，好像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的人是怎样一份盛大的幸运。
不过，这份懂得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突然摆脱他之后。
小学三年级的冬天，我在老家度过童年里最后一个完整的春节。因为爷爷奶奶的大方和善，我们家在村子里的人缘好得令人咋舌，除夕夜，几乎半村的人都挤进我家东面那个摆了两张麻将机的房子。
大人们在里面扯着嗓子吃碰杠胡，我们这些难得被“闲置”的孩子便在冰天雪地里跳蹿游戏。我是一众孩子里年纪最大的，自然成了所有游戏的主导者，这也是我极少数收敛起自己的坏脾气，充当起一个“姐姐”角色的时刻。
我领着他们在一堆火上烤某汇牌火腿肠，吃得满嘴都是鞭炮的灰尘。小哑巴蹲在我身边，抢着帮我加柴，串香肠，看到火势稍微小下去就喊个没停。
我莫名感动于这幅火光里的场景，难得没有甩脸色给他，偶尔扭过头，对上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还会微笑一下。他便越发地高兴，吃一口香肠，扬起手臂惊呼一声，再往我身边靠一点，好像刻意要在这群孩子面前表现我们的亲近，好像这样寻常的亲近是值得骄傲和炫耀的。
吃完沾满了柴灰和雪花瓣的劣质烤肠，我们照例玩起捉迷藏。
第一回合游戏，被选出的“大鬼”闭着眼睛报数，其余孩子紧张兮兮地四处躲藏。我很快找到理想的据点，把自己塞进两面墙之间的夹缝里，身体以一种奇异的姿态扭曲着，好整以暇地朝外面张望。
还在试图躲藏的小哑巴一眼看到我，张牙舞爪地跑来，要跟我挤在一块，我拗不过，无可奈何地白他一眼，一根指头竖在嘴唇前面，示意他不要出声。
游戏开始，接连有小孩被从角落里揪出来，最后只剩下我和他“幸存”，眼看五分钟的限定时间要到了，“大鬼”徘徊到我们附近，小哑巴紧张又兴奋地看着我，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我害怕这声音招来“大鬼”，阴着脸猛地拽起他的衣袖。也许是因为我突然的动作让他的手背擦到身侧粗糙的山墙，他像被火烫了一样哇啦啦喊叫起来，这惊天动地的哭喊让我们彻底暴露，很快便被大家当作最后的战利品揪出来。
回到院子里，小哑巴还在哭喊，我一边揉着自己酸疼的膝盖和手肘，一边指着他歇斯底里地骂，我梗着脖子，面红耳赤地训斥，声音渐渐盖过那阵恼人的喊叫。
响彻了整片村庄的爆竹声里，身边的孩子齐刷刷看过来。
视线被雪光和灯影模糊成一张剪贴画，画面中央灰扑扑的男孩微张着嘴，整个人像被风吹折的小树，身子弯下来，手腕抖抖索索地缩回衣袖，然后转过身走远了。
八年的空白里便只剩下这个漫长的转身，像个形状怪诞的休止符。
除夕过后，我每天都要跟着父母出去访亲，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他的房间漆黑一片；春节过去，父亲工作变动，我跟着转学去了另一座城市，回老家的日子少得可怜，而在这些少得可怜的日子里，我几乎从没见过他，听父亲说，他去县城上学了。
后来再想起来，我回家的日子都是法定假期，他应该都是在家的，只是再不肯出现。
3
端午过后，从老家回到学校，又毫无头绪地忙碌了一阵，转眼到了十二月，要去省城参加考试，站在公交站台的人流里，看着街道两边灰扑扑的梧桐树影，脑海里像突然刮过一阵风一样出现了那个小男孩的背影。
下午三点结束考试，我在微信上问父亲陈琪的电话和学校地址，过了两分钟，父亲回复，结尾嘱咐一句：多买点吃的，身上有闲钱的话可以给他。他很优秀，但过得很苦。
我想说很多话，想问很多问题，最终却只干巴巴地回复了一个“好的”。
陈琪在城南一家特殊学校上高中。
在我们的那个小县城，像他这样的孩子很少有人坚持念完中学的，大多是小学毕业就被家人安排去厂里打工。同一届里，他是唯一收到那所学校录取通知的学生。
公交车上，我问他方不方便出来。
短信发送出去，我在车窗边撑着脑袋看飞逝的街景，心里却忐忑地想，他接到这条消息会不会觉得突兀，或者，可笑。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回复——我已经出来了，你在哪，姐姐。
我忙发消息解释我还在路上，让他回宿舍等着，心里觉得好笑。
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几番辗转，终于找到那个老旧的学校大门，正准备掏出手机，却一眼看到了坐在花坛边的身影。我走过去推推他的肩膀，他抬头看我，又是猛地一窜，以高出我十分钟的个头俯视着，脸上的表情却仍然是孩子气的局促。
我带陈琪去学校附近一条商业街上吃饭，一路都是沉默，沉默铺在脚下，扛在肩头，每走一步都是沉甸甸的重量，他天生的缺陷此时倒变成了一种温厚的体谅，让我得以暂时逃避对自己笨嘴拙舌的厌恶。
必胜客里人声嘈杂，陈琪就着一块披萨小心翼翼地啃，目光却焦躁地斜向桌旁那只闪个不停的老式翻盖手机。这样僵持十几分钟，我伸手拿过手机，递过去，朝他努努嘴，示意他处理这些没完没了的消息。
陈琪不好意思地笑笑，笨拙地摁了几下键盘，又把手机放到一旁，埋头咬一只洋葱圈。
“女朋友？”在短信对话框里打上这几个字，笑眯眯地亮给他看。陈琪菜黄的脸僵住一瞬，五官夸张地胀满整张脸。
旋即他哇啦哇啦地喊起来，双手在胸前高频率的摆动，像一对坏掉的雨刮器，旁边几名餐客惶惑地看过来，我连忙弯着腰向他们递去一个抱歉的眼色，转过头，无比自然地把手指竖着贴住嘴唇——嘘……
他看着我，愣了愣，然后了然地点了点头。
这个手势让我们同时噤了声。
我忽然想起自己上一次对他发出这个飘渺而绵长的音节是在那个遥远的冬夜，挤在黑暗中的墙缝里，我用这一根手指试图制止他紧张的呜咽，现在那样的黑暗重新严丝合缝地笼罩过来，好像在未知的角落，仍有一只“大鬼”在徘徊着寻觅我们的踪迹，要将一切重置归零。
在一片寂静中吃完披萨，我领着陈琪去附近超市买些吃用，付账时装满了两个塑料袋。
整个过程，他除了抽空处理信息，就是寻找一切机会把推车里大大小小的物件往外拿，却都被我眼疾手快地挡开。
他紧拧着眉头，目光不时紧张地扫向我，因为消瘦而异常明显的喉结凸出在薄而粗糙的皮肤下，像一块被卡住的石头，在喉管里毫无规律地挤压着情绪的渣滓。这几乎让我怀疑他下一秒就会喘不过气来。
回到校门口已经是晚上七点，我把塑料袋塞到陈琪手里，他这次没有拒绝。那两个沉重的袋子把他整个人拽弯了几厘米。再抬起头时，我看见他的两只眼睛红得可怕。
我愣在原地，飞快地拍了两下他的肩膀，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掉头就往前冲，过了一条马路再回头看，他还握着手机呆站在原地。
我朝他招招手，拐进巷子里，疾行了几分钟，在经过一面涂鸦墙时，脚步却蹬地被绊住了——我正对的那面墙上画着一对彼此依偎的年轻恋人，在暮色的笼罩下显得过分温柔。
我失神地站住，掉转身，沿着几分钟前的路线，穿越老城区的青石板路，回到巷口。
隔着灰蒙蒙的车流，我看到他仍然站在那里，只是身边多了一个个头娇小的女孩，女孩穿着鹅黄色的毛衣外套，亲昵地挽着他的胳膊，看起来像只暖融融的小鸟。
深秋的街道，凛冽的风穿城而过，我站在香樟树的阴影里傻笑起来。
我再次见到那个女孩是在两个月后。
彼时，我和陈琪已经渐渐能像所有普通的姐弟一样自然地交流。
从南京回校后，我有时会在课上找他聊天，话题自然少得可怜，却也多少能打发过几段四十五分钟的煎熬时间。他每发来一条短信，总会很多此一举地在最后加上两个字：姐姐。
——我考试第一名，姐姐。
——今天学校加餐了，姐姐。
——你给我买的牛奶太多了，我喝不完都要过期了，姐姐……
这两个字总给我一种错觉，好像收到的不是信息，而是一封翻山越岭的信。
他回消息的速度也慢得像是写一封信。
常常是我发了一个问句过去，过小半节课才能收到他的回复，好在这也避免了很多次因为话题单薄而无话可接的尴尬。
我并没有想到这样缓慢的交流竟能如此自然地弥合经年分隔里的鸿沟。
到了一月初，我在吃着饭时突然收到他的一条短信——我想带你见一个人，姐姐。
约定地点是在学校对面那条小巷的涂鸦墙。
初冬的天，温度降得迅猛，我裹着厚厚的毛衣外套和粗针织围脖从公交车上挤下来，每呼一口气，镜片上就结一层白雾，一遍遍地模糊掉整座城市，巷口却那么清晰地映出那两个依偎的影子。
那姑娘应该也是聋哑高中的学生，模样可爱得惹人怜惜。这样想着，我拽了拽自己洗得阔大的袖口，走过去，笑出一脸幼稚的慈祥，下一秒便愣在那个清凌凌的声音里。
“陈鹿姐姐好，我叫叶小蜓。”她轻声说。
4
小蜓不是聋哑人，也不是一名学生，初中毕业她辍学，在父亲开的一家小吃铺里帮忙，十八岁的年纪，做的鸭血粉丝汤和梅花糕已经号称老城南一绝，手艺是跟早逝的母亲学的。这些信息是那天下午，我坐在她家的铺子里连吃两碗鸭血粉丝，疯狂地打着饱嗝得知的。
小蜓在一旁笑得粲然，素净的脸上，细细的眼睛弯成月牙状。
我吃饱喝足，终于想到要去履行一个姐姐的职责，于是揩揩嘴，微笑着摸她垂在脑后的辫子，“小蜓，你和我们家的小哑巴，咳咳，琪琪，怎么认识的？”
小蜓歪过头看一眼身旁的男孩，又笑弯了眼睛。
“那天很冷，下了雨。雨水吧嗒吧嗒地打在店铺门口深紫色的布蓬上，街道上行人少得可怜。整个下午，店里都只有我们三个。”小蜓轻轻缓缓地说着，声音和人一样，暖洋洋的，听着让人忍不住翘起嘴角。
小蜓和陈琪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年多前，那时陈琪刚入学，每个星期六会放半天假。他很少出校门，一是因为无法正常交流，二是因为穷。
在学校一连待了半个月之后，陈琪终于闲不住，一个人来到老门东，在景区游荡几个小时，傍晚时钻进了小蜓家的店，然后，我十七岁的弟弟掏出随身备用的白纸，刷刷刷地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三个梅花糕，一杯水。
招牌上写着，鸭血粉丝汤，八块钱一碗；梅花糕，一块五一个。
小蜓看看那张纸，又看看陈琪，在他惊喜的注目下做了一串手语。
她说，店里正在做活动，买三个梅花糕送一碗鸭血粉丝。
陈琪竟立马信了，并且在之后几个月里，每到星期六就来这家店里吃饭，四块五毛钱，三个梅花糕和一碗鸭血粉丝。不要以为他贪小便宜，他没那么精明，是真的傻。
我弟的傻还在于，他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小蜓跟他一样，也是一名聋哑人。
也许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自己与旁人的差异，长大后的陈琪远没有小时候活泼大方，看人总是怯怯的，单薄的肩膀绷着一线卑微的不安，但在一个笑容开朗的“聋哑女孩”面前，琪琪又表现出“小哑巴”的开朗有趣和城墙拐弯般的厚脸皮。
他总是长时间地耗在店里，一只小小的梅花糕能细细啃半个小时，这样总能等到小蜓休息的间隙，贴上去跟她比划几句。
半年前的一个周六下午，陈琪没有来店里。等到晚上六点钟，小蜓终于坐不住，站到街边张望，看到一大群人围在对街的小巷里，走过去，才发现被围在中间的人正是陈琪。
陈琪面前那幅完成的涂鸦上是个眉眼清秀的女孩，两手各捧着一只热喷喷的梅花糕。他正画到女孩的眼睛，右手握着画笔，小心翼翼地移到鼻梁边，轻轻地描出两道弧线。
后来，那面墙上的画每过半个月就会变一回，主角大都是同一个笑眼弯弯的女孩。
不久前，陈琪终于把小蜓喊到涂鸦墙前。那一天画上破天荒地出现了两个人，男孩和女孩手挽着手，粲然的笑容点亮了整条晦暗的小巷。
然后，他伸出右手食指，指向自己的正胸，接着，左手伸拇指，其余四指握拳置于胸前，右手伸掌，往左手拇指背上轻抚一下，再指向她。那是手语的“我爱你”。
小蜓说到这里已经羞红了脸，顿一顿，柔和的目光里蓦然升起一丝波澜。她笑眯眯地拽拽我的衣袖，说：“墙上的画又更新了。”她转过头，引我往窗外看。我这才注意到清冽的光线下那墙上铺展的画面——人潮汹涌的街边，一个女孩背着大包站在香樟树下招手。
右上角是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姐姐。
5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短。
春节过后，陈琪升入了高三，而我，面临毕业，整日忙于实习和毕业论文，偶尔也会收到他发来的照片，背景总是城南小巷里的一排老屋，两幅依偎的面孔掩映在梧桐的绿影里，澄澈的眼睛像海一样宁静。
他们身上有一种无比契合的特质，脆弱而顽强，沉默又高亢，竟不像是一对年轻的恋人，而是相守多年的夫妻，生命的空隙彼此咬合，密不可解。
拿到第一笔实习工资后，我再次踏上去南京的火车。
周日，阳光很好，陈琪会在十二点左右下课，拥有三个小时的宝贵假期。我到的时候还不到十一点，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人。
家长们手提着大塑料袋和铝质饭盒，勾着脖子往铁门里张望，我不愿意挤入人群中，便转身坐到公交站台的小长凳上，百无聊赖地眯起眼睛打盹。
透过厚重的上下眼皮挤出逼仄的视线，我看见一个人从街对面急匆匆走来。
我一眼就辨认出她。
还是记忆里的样子，素净而单薄，嘴边始终黏着一层温吞的笑意，柔软得像未经世事，只有眼角那几道皱纹暴露出光阴的痕迹。
我双手拽住书包背带，站起身，紧紧盯着她。她穿过车流，目光几度辗转后终于稳稳地停在我身上，带着温柔的不解。
几秒钟后，她愣在原地，那双眼睛倏地一动，脸颊上略微松弛的皮肤也跟着抽动一下，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沁着一层薄汗的毛孔里流淌出来。
迎面扑来一股熟悉的青草香，我还没来得及喊出“堂婶”两个字，双手就被一种久违的粗糙包裹住，成了她掌心里跳动的内核。
我之前从没见过堂婶那样激动的样子，眼里噙泪，嘴唇剧烈地颤动着，好像不是重逢了一个故人，而是一段生命。有一瞬间，我竟然以为她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堂婶把双手交叠成一个窄面，在我身前比划，怪异的音节连续地蹦到柏油路面上。
我并不困难地读懂了她的意思：我走的时候，你才这么高。我笑了笑，回应她一个拥抱。
穿越两条街道，经过一道窄桥，再拐进一个幽深的小巷，一直走到底，就是堂婶租住的屋子，一路都是梅花香。
我坐在狭小却整洁的客厅里，闻着从厨房里飘出的鲫鱼汤的浓郁香气，阳光都成了奶白色。
陈琪推门进屋的时候是十二点半，碎花桌布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盘子，热气氤氲到眼底，便让人红了眼眶。
我曾以为堂婶已与那段人事彻底决裂，现在想来，只觉得自己可笑。母亲两个字背后注定有太多的不可割舍，过去的那些年，她为这个身份所付出的远超出我的想象。
那个下午我才知道，从小学起，陈琪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几乎都来源于堂婶，堂叔一家对此绝口不提。堂婶倔强，这些年来不曾踏回从前的那个村庄半步，却无数次地去学校探看过自己的孩子。
到陈琪离开家，孤身来到南京上高中，堂婶便有了陪读的想法，只是碍于老母亲的身体未能成形。
直到两个月前，送走了老人，她像许多年前一样毅然出走，用大半生的积蓄租下这套五十平米的房子，平日里在附近的小餐馆做洗碗工维持生计，到周末便把陈琪接来小住。时隔经年，母亲，再度成了她生命全部意义。
春天的尘埃浮在桌面上，蜿蜒出阳光的痕迹。
我端起碗，透过种种，看着眼前的这对母子，忽觉得人间冷暖，从来不可臆测。
6
六月里，我选择进入南京玄武区一家医院实习，距离堂婶的小屋不过半小时的车程，从此真正成了它的常客，并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小蜓。
我以为堂婶对这个姑娘的喜爱几乎出于天性。堂婶不只一次手舞足蹈地向我感叹年轻时想生一个这样的女儿，温暖，爱笑，黏人，她要陪着她长大，亲手教她编发折纸，缝补烹饪，用简单的食材做一桌丰盛的家宴，教她倔强与温存，教她千万把自己交付给一个善良的人。
我方才知道，陈琪三岁时，堂婶怀过第二个孩子，只是那个尚未成型的孩子在一天深夜被醉酒的堂叔一拳打出了母亲的身体。她说，那是个女儿，她感觉得到。
堂婶似乎认定了小蜓“儿媳”的身份，每次知道小蜓来，总要起个大早，用半天的时间摆出一桌拿手菜，桌上放一只玻璃杯，插上当季新摘的花束，还要手把手地教她做老家的糕点，乌饭团，茄子饼，桂花糯米团……
小蜓本来就对炊事颇有兴趣和天赋，便能在原本的基础上玩出新花样来，这让堂婶万分欣喜，对她的喜爱更深一层，只恨不能将这个姑娘塞进自己的肚子里，重新分娩哺育一遍。
“妈妈”，小蜓一直这样叫她。她们一起的时光，有一半都被安置在厨房里，我和陈琪便成了最受裨益的两个人，姐弟俩的身体在泛滥的春光里以同样的速度膨胀起来。
等到把能教的都教了，想做的都做了，堂婶突然焦虑起来，眼巴巴问我，姑娘会说话，姑娘那么好，我们怎么配得上？我听着心里一阵泛酸，拉住她的手，说，怎么不配？他们都一样善良，都是好孩子，天生一对。
不久之后我便知道自己对此只解出一半的道理。
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我正缩在沙发一角翻着砖头厚的外科书，焦头烂额之际，忽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一声闷响，随即爆发出堂婶的尖叫。
我忙从沙发上跳下来，赤脚跑去，正看见小蜓蜷缩在灰色的地砖上，在一截砖缝的边缘，她光秃秃的一块头皮从意外滑落的假发套里袒露出来，像一个被剥去了壳的鸡蛋。
灶台上沿的微波炉在窗外昏黄的光影里嗡嗡作响，糯米的香气凝固在她惨白的额头。我听到自己喉咙里呜咽了一声，却说不出一句话。
下午三点，小蜓躺到了省中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向我们交代病情时，她一声不吭，只用力闭紧眼睛，不知是在逃避自己的命运，还是病床边的我们。
堂婶颓然地坐在塑料板凳上，昏茫茫的光线里，她又成了那道深紫色的淤痕。只是这一次，她再也无法从河边生长的草木里寻求慰藉，触目都是生命局囿的苍白。
小蜓的父亲很快从店里赶了过来，处理好各种手续后，他沉默地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抽烟。有好几次，他回头，张张嘴，似乎想说什么，眼角也跟着颤动几下，最终却只是吐出一个烟圈便又回过身去。
我攥着诊断报告，悲哀之下更觉得恍惚，其实早该想到的，不是么？
如果不是身有隐疾，这样一个乖巧健全的女孩怎么会在初中毕业就选择弃学，如果不是留有后招，命运又怎会对逆来顺受的他们赠与那般慷慨的不真实的幸福。
更残忍的领悟酝酿在心底。
我盯着小蜓苍白的指节，心里不停咀嚼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还会爱我的弟弟么？如果命运没有跟你开这样的玩笑，你依然是优秀而幸福的女孩，有美好的憧憬和伸手就能触碰到的未来，你还会奋不顾身地收藏这份残缺么？还会早早把余生托付给一个不健全的男孩么？你的爱是出于真心，还是仅仅是对命运的屈从？
小蜓似乎感觉到什么，睁开眼看着我，声音虚弱地颤抖。“对不起，”她说，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我一时不知该作何回应，眼睛先跟着湿润了。模糊成一片的视线里，有个人影跌跌撞撞地从门口蹿过来，喘着粗气伏倒在病床上。
从这个角度望过去，他的身形竟比平日里高大出许多，将病床上那个单薄的身体完全覆盖住，像是真的能为其遮风蔽雨，但当他稍稍挺直身子，露出半张稚气未脱的脸，我的心就重新抽痛起来。
小蜓终于在恋人的臂弯里抽泣起来，陈琪只将她紧紧搂在怀里，轻拍着她的脊背，像在抚慰一个受了伤的孩子。
他是哑巴天生残疾，女友却不嫌弃，无意发现她假发才知缘由
7
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蜓开始了第二次化疗。
100ml的氮烯咪胺和250ml的阿霉素整整滴一夜，疼痛感拧出满手的汗，揩湿的纸张扔在地上，看上去像是这个麦秆一样的女孩掉了整晚的眼泪。
事实上，小蜓的坚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从上次过后，我再也没有见她哭过，对待这场战争，她好像比谁都要平静，似乎只是生了一场重感冒。
有一回，小蜓低垂着头躺在床上，长时间注视着自己肿胀的手，肩膀微微耸动，我以为她在哭，刚想上前安慰几句，却见她仰起头，扑哧一声笑了，说一句：“真丑啊。”
身体的一些末梢突然地肿大，伴随着其他的部位飞速消瘦下去，胳膊，大腿，脖颈……刚生长出的麦芒一样的头发也在化学药剂的侵蚀里再次剥落。
她的胃口变得很差，疼痛发作的时候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堂婶看着心疼，连夜做了她最爱吃的红枣糯米饭，小蜓输着液，挤出一个惨白的笑容，慢慢吃进去几勺，几分钟后便哇地一声吐了干净，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还要用歉疚的目光瞥一眼堂婶，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周末的时候，我把陈琪带来，然后一个人走到窗边发呆。玻璃窗悄无声息地映出房间里两个人的脸。
他们如今的交流却是连手语都免去，只是静静地看着，好像全世界都藏在对方的眼睛里，这样的状态也悄然感染了身边的人，让我们不再焦躁地思虑往后，眼前人才最重要。
或许是出于感激，小蜓寡言的父亲竟主动承担起为我送餐的任务。快到六月，天已经热起来，他每天中午骑着摩托车把一碗鸭血粉丝和几份精致的糕点送到我公司楼下，浑身已是如水洗过一般。
我说了几次不用麻烦，他跨坐在滚烫的驾驶座上，只笑笑，不说好，也不说不好，第二天中午照旧拎着一个大塑料袋在烈日下等。
到一周后的一天，小蜓的父亲把塑料袋塞到我手上，又露出那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我东拉西扯几句，觉得不安，问怎么了，他低头不语，就在我以为谈话就此终结的时候，这个中年男人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没事，跟你们没关系的，你们都是很好的人。”
我看着那辆摩托呼啸而去，心也跟着一颤。傍晚时候走到堂婶家门口，远远地看见影子一样斜坐在枣红色旧沙发上的两个人，才猛然料到发生了什么。
几天前，小奶奶不知从哪里探知到小蜓和陈琪的事，心里那根权衡世事的天平又猛然跌宕起来，断定人家是无路可走，要把女儿硬塞过来，用她的话说，是“那家人讹诈”！
在家里越想越激动，小奶奶索性拽上小爷爷，到镇上拦一辆大巴车杀来南京，二话不说，先找到小蜓家的店里蛮不讲理地纠闹一番，小蜓的父亲哪里对付得了他们，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红着脸把堂婶叫过来。
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屋子里的三个人明显是刚刚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沙发上的老人神色晦暗，枯柴一样的胳膊横垂在膝盖间，画出两个巨大的叉。堂婶独自在厨房里炒着一锅青菜，眼睛通红，偶尔翻两下锅铲，更多时候是失神地站着。
就在菜快焦糊的时候，小奶奶忽然冲进厨房，眼睛里烧着两簇火，脸颊抽搐着做出凌乱的手势。堂婶还是专注地失神，白茫茫的目光挥散进空气里。
小奶奶得不到回应，一味喘着粗气，激烈地挥舞着胳膊。干瘪的胸膛里像是煮着一锅沸水，在紊乱的呼吸里膨胀起伏。这个瞬间的她好像真的成了一个哑巴，所有最擅长的中伤和控诉都失去力量，捣进软绵绵的沉默，抓了个空。
小奶奶最终选择用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结束了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你养的儿子你自己管，别被人家祸害死！”
我们都愣住，那一刻，我很庆幸堂婶是聋的。
厨房陷入一片死寂，小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门口，手里夹一根烟，一张黧黑的脸在呛鼻的烟雾里模糊不清。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嘟哝一句：都是可怜人，谁又能救得了谁。
“都是可怜人，谁又能辜负了谁。”我盯着那团烟，轻声念。
两个老人当晚就要离开。出了门，走过半条走廊又折返回来，在门口丢下一袋花生，还有红薯，脸上的怨怼还没散，看上去又衰老几分。而那几根青菜，到了第二天仍然绿惨惨地铺在锅底，日子又回归到一种沉重的平静中去。
小蜓的化疗越来越频繁，持续得也更长，这几乎成了一种刻度时间的方式。
第三次化疗，我回到学校答辩，看到学校里面若桃李的学妹，总想起病床上的她；第四次，陈琪毕业，拿毕业证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我陪他到一家大排档喝酒。
凌晨三点的街边，陈琪对着一个垃圾桶，像是要把心肝都呕出来；第五次，小蜓的父亲为凑医疗费，卖掉城南的店，听说买主打算开一家麻辣烫……
疾病铺展开来，疼痛做底，小心翼翼地行笔，细节里偶尔也能抠出一点不同的颜色。陈琪毕业后进入一家聋哑小学做老师，工作稳定，薪酬尚算可观，多少也给了家里老人带去一点安慰，至少没有再上来闹过。
小蜓的父亲终于可以成天守在病床前，全心全意给女儿治病，他说等女儿病好了，要开一家更大的鸭血粉丝店，就在那面涂鸦墙旁。
木讷的人给出的承诺与安慰，有着磅礴的力量，好像一切都能实现。
而我顺利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朝九晚五，独自挣扎。
小蜓做第七次化疗的时候，我接到消息要去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
临走前，我最后一次到医院探望她。她的病情长期来总是起伏不定，那时算是稍有好转，但我们都清楚，好转后又是一轮恶化，告别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
我拉着她的手，说我和陈琪的小时候，说我脾气差总揍他，说那年春节的烤肠和烟花……楼底下传来孩子哭闹的声音，小蜓微笑的眼神忽然定住，哭声停止，她静静地抬头看我，声音轻得像在说梦话。
“姐姐，我还不舍得走，我想给他生一个孩子。”
这句话让我默默消化了许久，我愣坐在原地，脑子里嗡嗡地响着。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她面前哭。
作为一名医生，我清楚地知道以小蜓当时的情况，生养孩子，相当于亲手掐断自己残存的生的希望。
作为那个马上就要远行的人，我的意见并不能左右这件事，在这个当口，我又见证了一个生性柔软的人被命运激发出的力量——我不知道小蜓是怎样说服其他人的，更不知道她为此要承担多少额外的痛苦、非议，和让一切更糟糕的可能。
癌症病人虽然具有妊娠生育能力，但药物的细胞毒性可能会造成胎儿畸形、早产、流产，而妊娠过程也会造成病人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平衡紊乱……
明知这个决定背后是千难万险，但当两个月后，我在北京拥挤的地铁里看到小蜓发过来的那张小腹的照片，还是在角落里兴奋到战栗。
8
又一年冬天到来的时候，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一眼便望见了那个脑袋高蹿出人群的男人。
也许是周围太嘈杂，他双肩紧绷着，神情畏缩，目光终于搜寻到我的时候，咧开嘴露出一个熟悉的笑。他还是像个孩子。大孩子怀抱着一个小孩子。这对父女让我的眼睛滚烫起来。
我拨开人群，推着箱子疾步跑去，到他们身前却忽然被一股力量撅住脚，再迈不出半步。
那个印着粉红色花朵的小包被隔着一段距离横在我的胸前，像一个礼物。
陈琪无声地靠近一步，双臂交叠着缓缓递过来一些，棉被下花瓣一样的小脸便盛开了。她的皮肤雪白，嘴巴小，眼睛细而长，饱满的额头上细细的一圈绒毛好似还蒸腾着从母胎里裹挟的雾气，空气里都是奶香。这个孩子像极了她的母亲，她未及相熟的母亲。
小蜓去世在陈叶出生后的第二十七分钟。
听母亲说，小蜓在那天的耗尽气力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真好。
当我抱着她的孩子，我想告诉她，我也这样觉得。
那年姗姗来迟的冬天在除夕那天显露出威力，温度一降再降，气氛却一如往常热烈，厨房边的小屋里挤满了打麻将和看打麻将的乡亲，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已经再塞不下半条腿。
我艰难地把热水瓶塞到门边的空隙里便慌忙退出来，小院里空无一人，孩子们大都在房间里抱着手机，再没有心思到冰天雪地里玩一场简陋的游戏。
我握着奶瓶到卧室，陈琪坐在床角看电视，孩子在他身边玩着一只玩具熊。电视机里几乎没有声音，我抢过他手里的遥控器，用力把声音开得很响，扭头盯紧叶子，小丫头脑袋一梗，像受了惊吓，眼睛直直地看向电视机屏幕。
陈琪捏了捏女儿的脸，望着我笑了。
爆竹声闷闷地响彻在四周，烟火的颜色透过半开的窗帘映到地板上，昏暗的房间像添了一把火的炉膛，在爆裂声里明明暗暗。
我伸手指指窗外，陈琪立刻明白过来，冲我点点头，帮叶子拉好棉衣的拉链，起身跟我走出去，我们站在门廊下，不知该说什么，更不知该做什么。
冷风一阵阵地冲撞过来，我禁不住在风里打起哆嗦，陈琪看起来也冷，脸色已经有些苍白，叶子倒很乖，静静地伏在爸爸的胸口，乌黑的眼睛滴溜溜地打量河岸上空的焰火。
我使劲跺了跺脚，刚想说太冷了，还是回房间去吧，陈琪却突然转过身，把叶子送进我怀里，脱掉身上的外套，瘦长的身体迅速蹿到院子里，他张着手臂高喊一声，然后开始在院中疯跑。
麻将屋里十几张嘴不停地喧哗，没有人注意到院子里高呼的哑男人，只有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怀里的叶子盯着狂奔的爸爸咯咯笑起来，陈琪便从女儿的笑容里得到了鼓励，跑得更加欢脱，像雪地里一只发狂的兔子。
我分明看见他的脸上是绚丽的笑容，眼睛却一圈圈湿润起来。
“新年快乐！”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跟着爆竹迸裂的噼啪在他身后响起，像即将来临的春天一样响亮。（原标题：《弟弟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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