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硬核技术论坛带给业界的启示，新挑战新思维企业全球化迈入深水区

一场硬核技术论坛带给业界的启示，新挑战新思维企业全球化迈入深水区在王孝松看来，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实际上在全球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分享了红利，所以也肩负着如何维护全球化和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双重任务。“以前的全球化是以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作为最根本特征，大家都想着如何降低商品要素、人员流动壁垒，让壁垒减少，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是互利共赢的状况。这种格局从二战之后一直到2010年左右发展了五六十年，确实促进了全球资源的配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王孝松说，2016年之后“逆全球化”的动向在不断蔓延、不断发展。这里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发达国家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自己居于不利地位，让发展中国家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政府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影响，采取了很多“逆全球化”的政策，“逆全球化”的动向席卷了全球，最典型的例子如英国脱欧、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等等。李晓川

12月9日下午，在钛媒体集团联合大兴产促中心、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共同主办的2021 T-EDGE 全球创新大会上，钛媒体集团联合创始人、ITValue 发起理事刘湘明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王孝松，Lazada跨境业务副总经理李晓川，英诺森董事长胡益，共同就企业全球化话题展开了深入对话。

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化的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风险与机遇并存。不仅如此，企业出海已经从过去的实体贸易、商品出海的概念，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多元化形式，如资本、技术、商业模式等等。新形势下，这也对企业提出了新挑战。

“全球化本身是不可逆转的，现在全球化开始呈现碎片化、区域化的明显趋势。”王孝松认为，亚太地区是当今最活跃、最重要的区域，中国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区域中的地位，就能重新构建产业链、价值链。中国在全球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因此肩负着维护全球化和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双重任务。

对企业而言，新形势下，企业全球化已经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必答题，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本地化”就是答案。

李晓川认为，企业全球化的困难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对当地文化的理解，这会影响市场领悟和员工管理，第二是要真正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才能避免犯致命错误。做好这两点，全球化的基本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其他如技术、算法、产品解决方案、服务等，中国企业本身就很有优势。

在带领英诺森布局全球业务的探索中，胡益深有感触，他认为尤其对于技术型的公司而言，全球化应该是企业原生的，公司全球化本身不是解决供给问题而是解决需求侧管理问题——怎么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在不同市场运行机制、不同准入规则下，产品怎么触达用户、怎么交付，怎么跟当地市场形成互动……“全球化做到最后就是本地化。”胡益说。

全球化的新挑战

对话开始，钛媒体集团联合创始人、ITValue 发起理事刘湘明提出全球化发生了新的变化，请三位嘉宾从专业角度对全球化的新趋势进行了解读。

“以前的全球化是以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作为最根本特征，大家都想着如何降低商品要素、人员流动壁垒，让壁垒减少，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是互利共赢的状况。这种格局从二战之后一直到2010年左右发展了五六十年，确实促进了全球资源的配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王孝松说，2016年之后“逆全球化”的动向在不断蔓延、不断发展。这里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发达国家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自己居于不利地位，让发展中国家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政府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影响，采取了很多“逆全球化”的政策，“逆全球化”的动向席卷了全球，最典型的例子如英国脱欧、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等等。

在王孝松看来，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实际上在全球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分享了红利，所以也肩负着如何维护全球化和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双重任务。

王孝松说，全球化本身是不可逆转的，现在新动向是整体全球化变得碎片化。超大规模新兴区域贸易协定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像去年刚刚达成、明年马上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今年9月份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TPPP），美国也在主导一些服务贸易协定等等，体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由过去一体化变成了区域化，这一趋势非常明显。亚太地区是当今最活跃、最重要的区域，中国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区域中的地位，就能重新构建产业链、价值链。

他坦言，另一面也有现实困境，比如说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海外投资也开始有门槛。但他强调，中国有新的红利、新的优势，比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过去一段时间，贸易战过程中很多企业因为关税原因迁到越南，但不到半年又回到中国，正是因为他们看到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营商环境这些方面，越南比中国相差太远了。新的全球化里，中国有很多新的优势，这些优势还要继续巩固、继续壮大、继续发展。

Lazada是阿里巴巴东南亚旗舰电商平台，Lazada跨境业务副总经理李晓川一直从事跨境贸易，他介绍说，Lazada自2012年在新加坡成立，就是一家扎根东南亚本土的电商企业。这些年，Lazada跨境业务团队也帮助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家更好的理解当地文化、风俗，从而更好的契合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他观察到，过去十几年间，企业出海完成了从贸易或者商品的进出口模式转到融入海外国家或者中国某些地域多元文化融合的过程。

李晓川说，从汇率、信息透明度、地域、商品需求的多重因素考量之下，过去贸易关系对欧美市场依赖性大一点。但最近几年，开始出现不同的趋势，像小米在东南亚做到第一、第二的水平，中国很多品牌的海外市场占有率也非常领先，阿里集团内部有不同部门和不同板块负责全球不同领域，比如有速卖通负责南美和欧洲，Lazada负责东南亚等，全球化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只跟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是全面全球化的实业或者虚拟产品落地的过程。

他认为，今天对企业来讲，不管寻找什么样的全球化路径，只要找到合适全球化的领域就可以开始全球化的进程。现在对中国企业来讲，出海不再是简简单单商品出海，还包括技术出海、服务出海，现在有很多特别有名的品牌在国外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像小米、OPPO等等，因此不管是跨境贸易还是扎根本土做公司，都要实现一部分本土化。

英诺森董事长胡益介绍说，英诺森是一家中国出发的全球化技术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数字化经营管理综合性解决方案，包括供应链、业务流程自动化、高效提供企业管理和运营效率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英诺森是原生的全球化公司，公司只有几十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加拿大开始注册第一个公司，开始探索技术解决方案怎么为更多用户提供服务，不止为中国用户，也为北美、非洲、中东的客户，后来在更多行业也开始做一些探索。”胡益说，英诺森的管理团队早期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时候从欧美引进了先进的解决方案和最佳业务实践，服务了很多中国的大型、中型、小型的公司，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和经济发展，越来越感觉企业本身以及客户们在很多业务经营、企业管理、数字化发展水平上和全球先进企业在一条起跑线上了，因此催生了全球化的想法——“为什么这家公司不可以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全球化的公司？”

据胡益观察，中国正出现越来越多很早期就开始布局业务全球化的公司。在他看来，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公司的技术能发挥更大价值，将客户的范围扩大至全球；二是利用中国各种各样优势，比如处理复杂业务场景的经验，以及庞大数据资源、丰富的工程师和技术资源以及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所沉淀的业务发展经验。

“全球化怎么做，我们自己总结为一句话：‘全球化最后就是本地化’。”胡益强调，对于技术型公司而言，全球化应该是企业原生的。他认为，对公司全球化发展而言，软件和服务供给不是问题，重点是要解决需求侧问题，比如怎么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市场运行机制情况、不同准入规则的情况下，产品怎么触达用户、怎么交付，怎么跟当地市场形成互动……这一点经验对中国技术公司探索和经验应该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打好“本地化”组合拳

在场嘉宾反复提到了本地化，这也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新挑战，刘湘明认为，全球化和本地化是一体两面，如何打好“本地化运营”的组合拳？他请在场嘉宾分享了他们的经验。

长期从事跨境贸易，李晓川观察到今天全球化中比较大的困难有两个：第一是文化，不仅影响对市场的领悟，还涉及到员工管理；第二是法律法规，如果不能真正理解，有可能会犯致命错误。他认为，这两方面是做全球化最大的障碍，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基本问题就已经搞定一半了。其他技术、算法和市场解决方案、专业人才，这些中国在海外都有优势，也很容易弥补。

英诺森的发展也同样是本地化的过程。胡益分享，几个区域市场有不同特点，在中国英诺森主要客户是石油、电力能源巨头，为他们量身订作一些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专业化供应链的系统。到了非洲，发现这里产业跟中国差不多，慢慢的非洲石油公司和电力公司也变成了客户。但到了北美，经营上开始碰到一些问题，英诺森发现这里的大型公司，一方面本身没有像中国大型公司活力那么足，另外相对来说选择条件比较严格，所以小公司比较难和他们合作。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运作之后，通过在当地发展团队以及扩展市场影响力，也跟很多合作伙伴进行讨论和研究，逐渐发现在欧美中小企业是比较发达的。疫情期间，英诺森调整了市场策略，还做了投资并购，逐步开始在加拿大、美国主攻当地中小型企业市场，一下子打开了很大局面。

这些不同的区域，数字化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

胡益说，中国的数字化是作为国家战略在推动，有较为明确的顶层设计，从大型国有企业或者行业龙头开始发起，逐步普及到各类规模的企业。这种做法也比较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机制。欧美市场，数字化更多是企业行为，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数字化是必不可少的。北美的企业普遍有强烈的需求通过数字化改善效率，增强竞争力或者扩展业务范围。尤其是中小企业，需求更强烈。再看非洲、中东等不太发达的地区，数字化对他们来说更像历史机遇，大力投资建设，以此为抓手实现跨越式发展。总体来说，数字化转型，从市场侧来说需求差异比较大，但从供给侧来看，其支撑技术大同小异。

“今天企业全球化已经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在具体实操中有两点可以结合：第一，借助遍布全球的华人网络，在陌生的区域和市场，有熟人带个路，是很好的一个开始；第二，充分利用中国的技术资源，在企业数字化的应用软件领域，我们有大量的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具有中国经济和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所积累的数字化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经验，以及强烈的创新精神。”胡益总结说，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既有全球化的视野，又有丰富的技术资源，这样就能够做成事情。等市场做大，会有更进一步的布局，比如英诺森在北美一开始做一些产品输出，后来慢慢投资建研发团队，从一两个人到现在几十人，未来有可能扩大到几百人，跟中国形成产品互补，市场需求也解决了。

“今天我们全球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得益于中国这些年来大力发展各种业务、技术、教育，我们借助这么多资源才能走出去。”胡益说。

从国际形势来看，当下中美关系无疑对企业全球化的脚步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孝松认为，“如果看到合则共利、斗则共伤，美国的姿态应该转变。”在他看来，美国很多领域也是依靠中国的合作，解决卡脖子技术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但如果失去中国伙伴，从任何方面来说对美国都是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