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被中科院停用的影响，知网继续给中科院正常服务

知网被中科院停用的影响，知网继续给中科院正常服务“北大图书馆‘牵头抵制’也没能产生多大反响”用宋河发的话说，真正问题是知网的垄断。4月19日下午，知网发布《说明》。《说明》称，2022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对包括知网数据库在内的国内外部分数据库的采购模式进行了调整，由统一集中采购模式转变为有需求院所组团联合采购模式。经过友好协商，调整知网数据库订购模式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由各院所选择订购内容，计划在近期完成组团工作、签署协议并启动2022年度服务。《说明》称，2021年度协议期满后，为满足科研人员和广大师生的文献获取需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知网商定延长订购服务至3月31日。在4月1日之后的过渡期间，知网延续了各项服务，未出现服务停止或中断的情况。知网也将继续向中科院所属各院所提供正常服务，直至2022年度协议签署并启动服务。“这个平台几乎是学术界使用最多的渠道。”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宋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在知识界与出版界之间纠缠了十余年，至今胜负难分。

关于这场博弈最新的情况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一封落款时间为2022年4月8日的群发邮件截图出现在网上。邮件正文显示，同方知网技术有限公司（CNKI数据库出版商）暂停中科院对CNKI数据库的使用权限，“即日起，CNKI科技类期刊和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无法下载”“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正考虑通过维普期刊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对CNKI数据库形成替代保障”。

对于和知网的谈判进展，截至4月18日晚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暂时不作回应”。

4月19日上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此事来到知网位于北京市东升科技园的办公楼。前台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在与知网公关部门通话后，告诉记者：公关部门拒绝了记者当面采访的请求，请记者将采访函发到指定邮箱，并等待正式答复。

4月19日下午，知网发布《说明》。《说明》称，2022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对包括知网数据库在内的国内外部分数据库的采购模式进行了调整，由统一集中采购模式转变为有需求院所组团联合采购模式。经过友好协商，调整知网数据库订购模式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由各院所选择订购内容，计划在近期完成组团工作、签署协议并启动2022年度服务。

《说明》称，2021年度协议期满后，为满足科研人员和广大师生的文献获取需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知网商定延长订购服务至3月31日。在4月1日之后的过渡期间，知网延续了各项服务，未出现服务停止或中断的情况。知网也将继续向中科院所属各院所提供正常服务，直至2022年度协议签署并启动服务。

“这个平台几乎是学术界使用最多的渠道。”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宋河发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这是目前学术界一直热议的一个问题。”

用宋河发的话说，真正问题是知网的垄断。

“北大图书馆‘牵头抵制’也没能产生多大反响”

即便是国内高校领头羊，也扛不住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涨价幅度。早在2016年3月3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发布通知称，与知网（CNKI）合同期已到，正在全力谈判，并列出了包括维普、万方在内的其他同类型数据库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开放获取的数据库，鼓励师生使用。

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在官网发布暂停知网使用的通知，提到自2000年以来，CNKI对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的报价，每年价格涨幅都超过10%，2012年涨幅高达24.36%，从2010年到2016年的报价涨幅为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

用河南某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话说，知网涨价“确实是个问题”，“北大图书馆‘牵头抵制’也没能产生多大反响”令他深有感触。

2019年12月，陕西省高校图工委年会上，28所高校图书馆馆长现场填答了一份调查问卷。馆长们对知网的产品和技术给予较高评价，对于服务评价一般，对于销售比较不满。对于知网的个刊销售战略，“96%的馆长认为是知网变相涨价”。

那次调查问卷的发起者时任西部某大学图书馆馆长，她注意到，调查问卷还在现场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知网那边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大家的出发点是，希望知网把价格控制在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也不是说不让它涨价，不要涨得太多，不要那么强硬就行。”这位馆长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感慨。

作为国内最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CNKI工程最早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1999年6月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CNKI成为海内外中文学术资源领先的数字图书馆。截至2021年，知网收录北大版核心期刊1970种，约占北大核心期刊总量的98.99%。

在很多高校图书馆馆长看来，这或许就是知网能卡着大家脖子、不断涨价的底气。

某科技大学的资源建设部主任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知网涨价幅度越来越大的趋势，大概是从四五年前开始的，按照这个趋势，“没几年可能就要翻一倍了”。

该校还没有遇到过知网停用的情形，“我们没敢走到那一步”，有时候哪怕是网不好，读者的电话都会打个不停，他们不得不开始试图寻找可以替代的平台。

“用个刊变相涨价，相当于把萝卜拎出来单卖”

2017年，知网与部分期刊出版社分别签署了《学术期刊出版经营战略与业务合作协议》，个刊数字版定价权交给期刊编辑部，知网提供纸质期刊和数字版期刊统一发行服务，要求授予知网“数字出版发行权独家专有”。2018年到2021年，CNKI个刊数量从200种，增加到683种。

按照国家有关网络连续型出版物管理规定，网络首发论文同样被视为正式出版论文，可以加速学术成果交流，对期刊和学者同样具有吸引力。目前，网络首发期刊1367种。其中，独家期刊586种，个刊235种。

独家期刊是“独家授权进行网络传播期刊”的简称。2008年，万方数据库付费2000万买断中华医学会115种医学期刊3年独家网络传播权。这之后，独家期刊被知网发展到超过1370种，其中核心期刊829种，占独家期刊的60%。

用一位高校图书馆负责人的话说，独家期刊奠定了知网的刚需地位，成为用个刊战略变相涨价的底气。

知网提供的看似周到的个刊“套餐”，让许多图书馆感到难以下咽，甚至有被“温水煮青蛙”的感觉。2018年个刊数量200种，2019年355种，2020年558种……数量不断增加。

另外，个刊目录中的期刊并非全部代理纸刊，不断变化的期刊目录也增加了图书馆的管理成本。有的期刊2018年是个刊，2019年又退出了目录。

个刊并非新刊，而是从以往包库中挑出来用量较高的独家期刊。期刊还是那个期刊，换了个地方就身价倍增。从总库挑出来按照40元每种减价，在个刊目录上要价大约340元，涨了8倍多。

这位馆长用买菜来打比方：知网给高校是“一篮子菜”，给一个总价。然而这些年来，在这一篮子菜里，知网把“萝卜”抽出来了，说因为没有“萝卜”了，可以降40元，但却把这个“萝卜”放到“个刊”这个新篮子里，要价涨到了340元。这种操作在不断进行。知网给高校的理由是，“跟上游企业杂志社谈的时候，人家提要求了，签了排他性条款”“期刊社也要生存”等等。实际上“知网利用了它的中间平台地位，把上游的期刊杂志社和下游的图书馆都给卡住了。真可谓一个萝卜两头切。”这位馆长对记者感慨。

据宋河发解释，由于作者要发表论文，期刊出版单位往往会要求作者签订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汇编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在内的所有著作财产权转让协议，而数据平台往往也会同期刊杂志社签订相关著作权财产权的独家授权协议，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同时掌握了上下游。而高校作为大部分学术论文的供稿源头，难免产生一种被中间商赚了差价的无奈感。

“知网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平台？”

类似的“博弈”，也发生在知识界对抗国际出版巨头的时刻。

跨国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目前拥有自由全文库期刊数2255种。2010年9月，包括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内的30多家图书馆代表，联名发表了致读者和出版商的两封公开信，提到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

2012年，英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威廉·提摩西·高尔斯发出号召，抵制爱思唯尔涨价，当时，全球有1.2万多名科学家在网站“知识的代价”上签了名，宣称不在爱思唯尔集团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不担任编辑。201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公开宣布，自己的实验室将不再向《自然》《科学》《细胞》三大顶级期刊递交论文，因为它们“涉及太多科学之外的东西”，比如“出版商的利益”。

据西安某高校图书馆馆长介绍，自2020年以来，不少外文数据商主动降低了数据库涨幅，例如2020年Science Direct数据库的涨幅是10.1%，2021年下降至5.05%，2022年涨幅是6.45%。Springer-Verlag数据库的涨幅从12%降至7%。

令他遗憾的是，知网却继续保持相当高的涨幅，至少8%以上。

“这个平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平台？”宋河发反问。

宋河发认为，知网签订独家授权协议，实际上阻碍了其他平台使用和传播的机会。论文著作权的客体是知识，具有外部性，如果平家授权，看似保护了出版者的利益，但由于互联网平台的竞争性，这种对其他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排除，限制了公平竞争。

在他看来，学术期刊数据库平台，可以参考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文字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仅是知识产权的传播者，也应当是作者和出版者著作权权益维护的平台，相当于作者和出版者将财产性著作权交给这样的一个知识产权信托机构，由该机构按照著作权人的意愿进行知识产权的传播利用，所得收益在平台收取15%～20%的服务费后，主要收益向作者和出版者倾斜。这样可能就不会出现作者利益得不到保障、不断出现知识产权纠纷的情况了。

2019年出台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9-2023年）》，让出版社和图书馆都看到了期望和方向。该方案对285种期刊进行了资助，并建议中国科协以促进科学传播为导向，对以独家或者个刊等形式进行网络传播的期刊，“不予资助或取消资助资格”。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学术界仍在观望，等待这场博弈能彻底结束。

来源：中国青年报